由宋代围棋诗词看围棋竞技性与文化性的分野

谢天舒

内容摘要：宋代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峰期，宋代诗词中相关于围棋的描述也相当多，而这些诗词，也就成为了研究中国围棋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宋代的围棋诗词，对胜负的追逐逐渐淡化，对优雅环境、哲人闲思、友人相逢的记述成为了主流，这体现着宋代时期围棋的重要变化，即“文人围棋”的兴起，围棋“竞技性”与“文化性”的分野。

关键词：宋代诗词 围棋诗词 围棋 竞技性 文化性

围棋何时产生，我们已经无法给出确凿清晰的答案，但围棋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为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热门运动”，则是无可置疑的。《孟子》中就记载了一位大棋手的故事，说“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弈秋，也成了在中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围棋棋手。到了汉代，围棋的热度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围棋的著作。东汉大儒马融有《围棋赋》传世，他将围棋比作用兵，“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而在陈述了一系列围棋的落子技巧原则后，马融给出了这样的结论，“深念远虑兮胜乃可必”。通篇来看，马融都将围棋视为缩略版的战场，写的是黑白棋子，蕴含的却都是战阵军事之道。

与马融的《围棋赋》遥相呼应的，还有三国时期曹摅的《围棋赋》和南朝梁时期梁武帝萧衍的《围棋赋》，前者写“于是两敌交行，星罗宿列，云会中区，网布四裔，合围促阵，交相侵伐，六军之际也。张甄设伏，挑敌诱寇，纵败先锋，要胜后复，寻道为扬，频战累斗，夫保角依边，处山营也，隔道相望，夹水兵也”。”后者写“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用忿兵而不顾，亦凭河而必危”。三篇《围棋赋》跨越近四百年，却同样使用着军事语言描述围棋，充分说明着在从东汉到南北朝的漫长时间里，围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恒定的，即军事的浓缩，战争的象征。作为缩略版的战场，围棋原初的属性也就自然而然是追逐胜利的属性，这决定着早期的围棋一定是竞技性的。虽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一些围棋相关的篇章谈到了围棋更广阔的文化属性，如东汉班固《弈旨》写“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将围棋视为天地阴阳，落子比作践行王道，但他在《弈旨》的最后同样也写到，“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俱备”，在将围棋超拔到天地阴阳的高度后，依然指出，围棋包含“五霸之权，战国之事”，这说明，即便有文人士大夫开始试图将围棋从模仿战争的游戏转化为更有高度的文化活动，却依然无法淡化掉围棋模仿战争，争夺胜负的原初属性。

直至唐代，围棋依然时常被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在与围棋相关的诗词中也有着明确的体现，其典例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诗句“治兵期制胜，裂地不要勋。半死围中断，全生节外分。雁行非假翼，阵气本无云。玩此孙吴意，怡神静俗氛”。刘禹锡《观棋歌送儇师西游》中也有类似的表述，“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生动展现着棋局相争的激烈战况。

此时的围棋，虽然一定程度上有着修养身心的功能，譬如上文提到的李世民诗句中，就写“怡神静俗氛”，但其核心的价值在于竞技性，作为模仿战争的游戏，围棋对局时常需要以诈取胜，以诡谋利，也正因此，在很多文人士大夫的眼里，围棋顶多只能是闲暇时娱乐的工具，甚至对于不少文人而言，围棋的传播，意味着诡谋机巧的扩散，这显然是不能令人接受的。由这一点出发，宋代之前，有着许多对围棋竞技性作出批评的著作，如三国时期韦曜在《博弈论》中就写道，“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玩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以变诈为条，则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杀为名，则非仁者之意也。”将围棋与作为文人正途的经术仕宦，与作为儒家信条的仁义忠信对立起来。曹摅在《围棋赋》的最后也写，“思孙吴与白起，世既平而功绝，局告成而巧止。当无为之余日，羞见玩于君子”。唐代皮日休更是在《原弈》中对围棋的发明痛心疾首，“弈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岂曰尧哉！”对于皮日休而言，围棋这样的推崇诡谋机变的游戏，与作为儒家圣王的尧当然是不兼容的，这也呈现着宋代之前文人对于围棋的态度，整体来看，宋代之前的围棋，并没有真正以一项文化活动的身份获得文人士大夫群体的认可，围棋成为一项文化活动，成为文人的一项必备技艺，是宋代之后的事情了。

一.宋代围棋诗词及其“文人围棋”特征

相对于唐代诗词中对围棋的表述，宋代诗词中，有着更多的与围棋有关的内容。但值得注意的是，由唐至宋，诗词中相关围棋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将围棋与军事、战争结合的少了，将围棋与闲情雅趣结合的多了，更是有了许多消弭围棋本身竞技性，淡化围棋胜负属性的诗句，其中不乏我们耳熟能详的名篇。这些诗句在载入文学史的同时，也向我们展露着宋代时期，围棋发生的一项重大变化，即围棋与文人的真正“鱼水相逢”。自宋而起，探索围棋文化性的“文人围棋”和追求围棋竞技性的“竞技围棋”开始分野，围棋也就由一项模仿战争的游戏，逐渐演变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琴棋书画”文人四艺之一。

宋代诗词中与围棋相关的诗句，最突出的特点表现为对围棋胜负的淡化。早在南唐时期，诗句中对围棋胜负淡化的思想就开始出现，徐铉的“本图忘物我，何必计输赢”，就表达着对于围棋胜负的豁达态度，下围棋本来就是为了愉悦，又何必在乎输赢呢？这样的对局态度，在宋代逐渐被发扬光大。王安石与人对弈，“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局曰：本图适兴忘虑，反至若思劳神，不如其已”。王安石对待棋局的随性态度，与徐铉显然一脉相承，在诗句中，王安石也将这一态度彰显的淋漓尽致，“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围棋不过是“戏事”，尽兴则可，胜负并不重要。苏轼在围棋上的态度则更为豁达，“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无论胜负，下棋都是让人快乐的事情。曹彦約则直接质疑了围棋的原初本质，“诸君误作机关说，老子初无胜负心”。这样的对待围棋的态度，与此前的文人是不同的，《晋书》记载，阮籍下棋时母亲病逝，“籍母终，正余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在阮籍心中，围棋并不是可以如王安石般随心叫停的，而是需要倾力而为，“决赌”取胜。唐代杜荀鹤《观棋》写“有事逢敌手，对局到深更”，能因为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而对局彻夜，其目的显然也不是“图忘我”，而是“计输赢”。文人对于围棋胜负态度的变化，在诗句里留下了清晰的证明。而在将围棋的胜负属性淡化之后，此前文人群体所担忧的，围棋“害诈争伪”的问题，也就得到了妥善解决。既然下棋不是为了竞技，也就当然不需要以诡谋机变来获得棋局的胜利，围棋与儒家学说之间的对立也就不复存在。围棋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与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兼容，逐渐从方寸之间的小小游戏登入大雅之堂，“文人围棋”也就此逐渐成为了中国古代围棋的主流。

而如果说宋代时期的文人群体还只是在诗文之中不自觉的表现出“文人围棋”的一些特点，明清时期的文人群体们，就更直接的展露着他们对于“文人围棋”的认识。明代李东阳评价苏轼，“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用是知不工于弈者，乃得弈之乐为深。人之达于是者，可与言弈也”[1]。不工于弈，却可以得弈之乐，这其实就是对“文人围棋”的生动描述，对于“文人围棋”而言，胜负并不重要，“得弈之乐”才是真实的目的。“弈之乐”是什么？当然就是从围棋之中获得的文人雅趣，在围棋中窥探到的天地阴阳，宇宙玄机。围棋也就就此升格，从游戏、技艺的行列中超脱而出，元代虞集说，“夫棋之制也，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云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世道之升降，人事之盛衰，莫不寓是……又乌可以寻常他艺忽之哉！”[2]如果说宋代之前，围棋还只是“寻常他艺”的一种，宋代之后，在文人眼中，围棋与其他游戏、技艺，已经不在同一档次了。

围棋胜负属性的淡化，围棋从游戏、技艺行列中的超脱而出，让围棋逐渐成为了一种修身养性的工具，一种文人间社交的手段，一种天地阴阳之道的载体，相较于胜负局势，人们更注重的，是下棋时的环境、人员。从唐代开始，诗句中对于围棋环境、人员的描述就开始逐渐增多，王维就有“当窗对棋弈，四面芙蓉开”的名句，白居易也写过“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到宋代，围棋诗词中几乎句句不离优雅环境、哲人闲思、友人相逢，对于棋局本身的描述倒是难以得见。李逸民《七绝》写“忘憂清乐在枰棋，坐隐吴图悟道机。乌鹭悠闲飞河洛，木狐藏野烂柯溪”，通篇写棋，却通篇不写棋局纷争。寇准《闲夜围棋作》写“且共江人约，松轩雪夜棋”，同样是棋局只字未写，只留松轩雪夜，对弈剪影。曹彦约《弈棋戏作》写“收拾定应全局在，清风明月照书林”，全诗不提棋局胜负，只说终局之时的清风明月。陆游《夏日北榭赋诗弈棋欣然有作》写“悠然笑对山僧说，又得浮生一局棋”，同样不写棋局，只写笑对山僧，悠然心境。围棋从“游戏”向文人雅艺的转变，在诗词中可以窥得变迁痕迹。“文人围棋”不重胜负，诗句之中当然也就不会提及棋局厮杀，对弈的环境、心情，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文人围棋”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竞技围棋”的消失，相反，“竞技围棋”依然存在，并逐渐转变为部分高水平专职棋手的竞技游戏，唐宋都有官职“棋待诏”，这些专职棋手的本职工作，就是探求棋艺，争夺胜负。围棋也就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上并行发展，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而“文人围棋”与“竞技围棋”的分野，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自然在于文人群体试图将围棋与儒家学说相兼容的尝试，另一方面，也在于文人与职业棋手之间棋艺水平差距的变大，蔡中民指出，“随着围棋活动普及棋艺水平的提高，必然要出现专业围棋和业余围棋的分化，而这种分化又必然要造成专业棋手和业余棋手在思想观念和行为动机上截然区别，即棋工棋和士大夫棋的区别”[3]。相较于两汉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们还能成为围棋界有数的高手，宋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在围棋界显然已经无法与真正出色的棋手们相抗衡。南朝宋时，羊玄保“善弈棋，品第三，文帝亦好弈，与赌郡，玄保戏胜，以补宣城太守”，南朝梁时，柳恽更是能主持棋品评定，并名列天下第二。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们能够与“棋待诏”们抗衡的，就再未听闻了。除此之外，唐代之后门阀制度的逐渐取消和科举制度的逐渐建立也应当是原因之一。南北朝时期，门阀中人仅凭家世就可以做官， 相对而言，也就更容易在业余爱好上付出精力，这就让彼时文人士大夫与棋手的身份极易合二为一。而到宋代时期，科举制度已经完善，想要做官，就只能苦读经史，修炼围棋技艺，对于文人群体而言，是一件回报寥寥的事情，这也就让文人群体中难以诞生出色的棋手，文人与棋手的身份也就逐渐分离，如果说南北朝时期的羊玄保、柳恽都是身兼棋手与文人的双重身份，宋代时期的大国手，如祝不疑，刘仲甫，都很难称得上是文人，只是单纯的棋手了。

二.围棋“竞技性”与“文化性”分野的现实意义

时至今日，对围棋“竞技性”、“文化性”分野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反思中国围棋的现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今的中国围棋，对于“竞技性”的挖掘远远超出了对于“文化性”的探索，人们眼中的围棋，也逐渐从一种文化活动收窄为一种单纯的体育竞技。这样的现状，对于围棋的传承与发展是不利的。当我们将围棋与“琴棋书画”文人四艺中的其余三项，即古琴、书法、国画进行对比时，就能够清晰的发现，围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三项。在非专业的社会大众中，琴、书、画都还能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而具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而围棋的影响力，则渐渐被局限在了极小的从业者圈子内。在相关的学术探讨上，围棋也远远落后于其他三项，对知网文献进行检索可以发现，2022年1月至4月，关于“书法”相关的文献有超过1000篇，“国画”相关的文献，也有超过300篇，“古琴”相关的文献有近百篇，而“围棋”相关的文献，只有不到40篇。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围棋，却正在离现代文化越来越远。

中国现代围棋，事实上是“竞技围棋”的极致发展。棋童学棋的目的是定段，定段的目的是参与比赛竞争冠军，围棋的参与者，也就基本等同于围棋的从业者。围棋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爱好，一种社交工具的属性，在“竞技围棋”的发展之中逐渐消弭，而当人工智能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围棋的竞技意义，围棋就必须在文化的维度上探求新的生机。当前，不少社会大众乃至围棋从业者在探讨围棋的发展与传播时认为，围棋是一项“冷门运动”，而当我们由围棋发展的漫长历史观照如今，也就会首先产生这样的疑问，围棋是一项“运动”吗？从围棋的本质属性来讲，这一定义显然是不全面的。

作为运动的围棋，事实上只包括了围棋“竞技性”的部分，而从历史上来看，自宋以来，“竞技围棋”从来都只是围棋的一小部分——当对棋艺的探求达到一定水平后，竞技围棋就一定只属于少数的围棋高手，而不可能属于社会大众，因此，竞技围棋也就必然是冷门的。真正热门的，真正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从来都是彰显围棋“文化性”的“文人围棋”。唐宋大国手，如顾师言、刘仲甫，恐怕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极为陌生，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则对于大众而言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句名篇。因此，当我们在探索围棋文化未来的传承与发展路径时，对围棋的“竞技性”与“文化性”进行重新思索，大力发展围棋的文化属性，是我们重新挖掘现代围棋价值，探索现代围棋产业发展时应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陈伉编注：围棋文化史料大全，书海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2]虞集：《玄玄棋经·序》，[元]晏天章，严德甫：《玄玄棋经》，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3页。

[3]蔡中民.古代围棋诗词刍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01）：51-57。

（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