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舆情恐惧症”才能坚守舆论正能量

【内容提要】正能量信息在实现大流量、大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遭遇质疑的声音、负面的评论，有时甚至会出现舆情危机。面对来自网络舆论场的质疑，“垂头丧气”与“扬眉吐气”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立住了就是正能量，立不住就是“低级红”或是“高级黑”。面对正能量信息产生的舆情，克服“舆情恐惧症”，防止被舆论裹挟，敢于坚持、善于发声，才能够坚守住舆论正能量。本文从《我的县长父亲》舆情事件说开来，阐述如何应对因正能量信息产生的舆情危机。

【关键词】新闻舆论 网络舆论 舆情事件

2022年9月18日，在山东省德州市作家协会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廉洁文化主题文学作品征文”获奖名单中，获一等奖并排名第一的文章标题《我的县长父亲》引发网民关注，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这则获奖名单在首发微信公众号上被自行删除。此后，网民又深挖出文中老县长的事迹，随即舆论认为文章获奖当之无愧，这一“反转”信息又登上了微博热搜。

德州市作协面对汹涌舆情自行删帖等不当处置，折射出当前一些部门应对网络舆情容易惊慌失措、盲目处置的问题。这一舆情事件反映出，在网络舆论场中，只有克服网络“恐惧症”，才能擦亮正能量底色、才能守住舆论正能量。

一、《我的县长父亲》触发惯性思维产生舆情

《我的县长父亲》高居获奖名单榜首的信息在德州市作协微信公众号发出后，随即引发网民关注，第二天即9月19日就登上了热搜。首发在一个地级市作协的微信公众号、一般情况下很难引起受众关注的信息，在网络舆论场中引发大量网民“围观”，引起巨大波澜。

这其中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

一是文章的题目恰是一个“梗”。2015年，开心麻花推出以同名舞台剧改编的电影《夏洛特烦恼》颇受观众喜爱，曾收获较好的票房。而在该影片中，其中一名学生的作文《我的区长父亲》在竞赛中获得一等奖，是这部影片的笑点之一，成为了网上的一个“梗”。而《我的县长父亲》这一获奖文章的标题出现在网络舆论场中，其产生的代入感让人“望题生义”认为“艺术照进了现实”，触动了网民的敏感神经，激发了网民的传播兴趣。

二是触碰了网民的习惯性质疑。在网络舆论场中，现实社会中越是强者在网络世界中就越容易触发不满和反感。当一对强者和弱者的矛盾呈现在网上，在事实尚不非常明朗的情况下，网民会自然而然地去同情弱者。①在这样的网络公众心态下，“仇官”“仇富”心理在网络舆论场中较为盛行。例如在传播实践中，现实社会中的强者，如官员、警察、老板，在网络舆情事件中往往会遭受到更多的质疑和拷问。本次获得一等奖的《我的县长父亲》是在“廉洁文化主题文学作品征文”中获奖，“县长”和“廉洁”之间给人臆想的空间较大，较容易触发网民质疑。于是，不少网民只看到《我的县长父亲》这个题目而并没有读到全文，就采取揶揄、讽刺、调侃、嘲弄等语调断章取义发出质疑，习惯性地认为是“官二代”在歌颂父亲，武断地认为这大概率是一场自吹自擂的闹剧。

三是作协负面舆情加速了传播。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前不久的2022年8月中旬，著名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入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公示名单，加之被指是其创作的雷人诗歌引发广泛争议，并登上微博热搜，形成了极高的关注度。最终，中国作协书记处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后，研究决定不将贾浅浅列入2022年新会员名单。这一事件在网络舆论场有着很高的热度，而德州市作协发布获奖名单的时间，距离中国作协书记处作出不将贾浅浅列入中国作协新会员名单决定的时间距离不到20天，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前期“作协舆情”的影响，为网民提供了“槽点”，进一步拉高了舆情热度。

四是胡乱处置致正能量“翻车”。从后期处置来看，面对网民非理性的情绪化质疑，信息发布单位德州市作协很快就发现了网络舆情。然而德州市作协没有选择主动发声澄清事实、还原真相，而是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把首发微信删除。简单地一删了之导致的结果是，网民认为这一评选“翻车”的事实已经被坐实，推测这一事件已经变成了“低级红”的典型事件，并且前期网民对德州市作协微信的截图仍在舆论场上大量传播，致使网络舆情进一步发酵。

在这一波舆情之后，随着微博大V率先发声、官方微博力挺、机构媒体介入，才终于还原了《我的县长父亲》一文属正能量的本来面目。实现“反转”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一是微博大V率先发声。在德州作协删除微信、“低级红”案例即将被坐实之时，新浪微博“粉丝”超过72万的微博大V“@点子正”（注：前媒体人郑东鸿，微博认证“绿岛舆情研究所所长”）率先在个人微博上贴出《我的县长父亲》文章原文，并表示经过细致阅读，发现这篇文章记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禹城县第一任县长于志明的优秀事迹，他认为这篇散文感情真挚、感人至深，获得德州市作协组织的“廉洁文化主题文学作品征文”征文一等奖实至名归。

在《我的县长父亲》一文中，作者于忠东写道：“在他五十九载的人生旅途中，当过县长，做过饮食员，干过掏粪工，一生几起几落，没给我们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了129本工作日记。”“老爷子写了一辈子，我是最小的女儿，作为他的后人，我觉得应该整理出来。今年我已经60多岁了，下一代可能就没有这么深的情感了，也怕这些东西被毁了，当废纸卖了，就可惜了。”这些真切地表达真实感人，让这位老县长清廉为民、无私奉献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读后对老县长肃然起敬，

同时，“@点子正”还找出此前有关于志明的报道，并且从网上找到于志明留下的91本工作日记中的部分内容，印证了这一廉洁典型的形象。“@点子正”的发布的微博登上了微博热搜。另外，新浪文博粉丝超过30万的“@朱继东”（注：微博认证“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等网络大V也发声力挺《我的县长父亲》一文。看到原文之后，网民评论开始变化，有评论就称：“看了标题想喷，细看内容才深知伟大，致敬！”

二是官方微博强势力挺。在“@点子正”发出微博对此事进行正向评论后，福建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方微博“@看见福建”也贴出全文并发声：“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差点因为网络的草率而蒙污。借這波热搜，郑重推荐此文，赞美好人、夸好干部、讲好故事、传正能量，永远不过时！”

三是机构媒体介入采访。在微博大V和官方微博的正向引导之下，媒体找到文章作者进行采访，还原了事实，又引发多个话题登上热搜，并有两个话题阅读过亿，一个话题有90多家媒体微博介入、另一个话题有60多家媒体微博介入。机构媒体的介入推进了这个话题的热度，也扩展了这个话题的深度。此后，多家中央媒体的新媒体平台也发文支持《我的县长父亲》。历经两次“反转”，这一正能量信息终于回到了正能量的本源。

二、错误应对正能量舆情带来的两重危害

透过《我的县长父亲》舆情事件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面对网络舆论场的质疑，“垂头丧气”与“扬眉吐气”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在这一舆情事件中，若不是微博大V贴出全文发文力挺还原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在德州市作协对原文一删了之之后，这一舆情就已坐实成为了“低级红”的典型案例。

罔顾正能量的事实用一删了之来应对网络舆情危机，对于网络舆论场正能量传播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危害。

（一）正能量得不到广泛传播

事物总有两面性，舆论也是一样。对于一个正面事件，我们总希望它能得到广泛而深远的传播，但当它真正成为舆论的焦点之后，则必然会有不同的评价和评论，甚至是诋毁和抹黑。应该认识到，我们在宣传工作中，不可能只享受大流量传播带来的正面效应，而不去承受大传播之后夹杂着的负面评论。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舆论场中，当一个事件成为了舆论场的焦点，必然要面临公众对这一事件全方位、无死角的检视，其中就不排除会有断章取义的解读、蹭流量的抹黑，甚至恶意的攻击。例如，2022年7月25日，“衣戈猜想”发布的视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B站（哔哩哔哩）爆红之后，网络舆论场就经历了从一开始的大量网民感动，到网络上出现质疑，再到各路媒体现场探访，进而遭到各种“技术流”深入扒皮的过程。纵观近年来的许多舆情事件，都存在不断“反转”的过程，这是已是网络舆论场的常态。

而当信息发布机构面对正面宣传中的夹杂的负面评论而不敢坚持、不敢回应、不敢澄清，甚至简单地一删了之的时候，这个信息传播的正面效应基本上也就终止了，并且大概率还会引发公众猜测、质疑乃至进一步的攻击，从而助推负面评论的大量滋长。

（二）被舆论误判为坐实“低级红”

原本的正能量信息，如果不加解释说明地一删了之，相当于信息发布机构默认自身存在问题，必然会对涉事单位的公信力造成伤害。对于公众来说，则会认为该事件已被“坐实”为“低级红”或是“高级黑”，网络舆论场则增加了一个正面信息“翻车”的案例。

这样的一删了之，形同掩耳盗铃，高热度的事件即便删除原贴，而截图仍会在社交群组传播，这样既会对相关单位的公信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也是对涉事当事人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做舆论工作不能叶公好龙，既想有“大流量”，又不想出现质疑声音、负面评价。

正能量的传播成与败其实往往近在咫尺。在众声喧哗中，把稳了事实、顶住了压力、扛住了舆情，立住了就是“正能量”，反之就是“负能量”。

三、错误处置致正能量“翻车”的三大原因

移动互联网极大地便利了大众表达意见，在当前的网络舆论场中，发声主体多样、思想观念多元、信息传播快捷，让网络舆情的形成十分便捷、形成过程更加复杂，应对和处置难度更大。在这种舆论环境下，一些单位存在“舆情恐惧症”，面对正能量信息产生的舆情不敢坚持、不愿坚持、不会坚持，是造成正能量信息遗憾地“翻车”成为“低级红”的重要原因。

（一）“恐惧症”严重，不敢坚持

相比以前长期存在的“网络麻木症”来说，当前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更普遍地存在“舆情恐惧症”。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网络舆情的应对和处置，并作为评价相关单位意识形态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准，其初衷的本来是要引导基层单位重视社情民意，更好服务群众。但在这样的压力下，有的单位则视舆情为洪水猛兽，不加分辨、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网上有质疑、有负面评论就是负面事件，从而如临大敌、惊慌失措。

面对网上突如其来的庞杂信息，不少单位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错误地认为删了就可以平息事态了，所以抓紧对引发舆情的信息进行删除，而不去认真探究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

如此以来，像《我的县长父亲》文章获奖这样的信息在舆论聚焦之时被删除，就不可避免引发了更大的猜疑：是不是有关部门“做贼心虚”？是不是“低级红”已经被做实？从结果来看，若不是后期“@点子正”等网络大V找出原文发声力挺，若不是新闻媒体介入澄清事实，本来的正能量的信息则很可能变成“低级红”的又一典型案例。

（二）缺乏斗争底气，不愿坚持

一个事件一旦被网络舆论的聚焦，就会让事件变得非常透明。近年来的诸多舆情事件都呈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在舆情危机出现后往往紧接着就是对当事人和涉及单位的“人肉搜索”。例如《我的县长父亲》作者于忠东在这一事件中就遭遇了“人肉搜索”，最后被搜出了其父亲的感人事迹。当一个单位或个人成为网络舆情热点之后，在网民持续围观带来的“人肉”搜索下，埋藏在网络的信息很容易就会被挖掘“出土”，并在网络上聚合，从而集中、整体呈现，全方位接受公众检视。②一些单位自身原本就存在一些不敢向公众公开的问题，因此在要千方百计要避免成为网络热点、舆论焦点，试图在网上保持最小限度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与本单位有关的事件被网络舆论聚焦，本应澄清事实、还原真相，但又担心会遭遇更大的舆情反攻，生怕回应后被网民扒出更多问题，宁愿放弃原则，放弃发声权，缄口不言做埋头鸵鸟任由网民评论。

（三）缺乏应对本领，不会坚持

还有一些地方和单位，面对网络舆情，主观上本想澄清事实、说明真相、以正视听，但在客观上缺乏因对的本领，或摆事实、讲道理的能力不足，或缺乏发声技巧，或缺乏发声渠道，最终导致有理说不清、有话说不出、有声无人信，也无法在舆论场站稳脚跟。

四、舆情危机中坚守正能量的三个策略

（一）坚持实事求是，避免被网络情绪裹挟

在突发舆情面前，涉事单位需要保持定力，防范被舆论绑架。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回应关切，客观真实还原真相是应对舆情的正确做法。特别是当一个正能量事件遭遇质疑成为网络事件之时，更应客观审慎对待，进一步就是正能量“大流量”，退一步就是“翻车”。做大正能量宣传，也要求我们在进行信息发布之时，必须恪守真实性原则，把住基本事实准确这个根本，不夸大其词、不过分拔高、不无脑吹捧。

同时，在信息发布之前，也应做好舆情研判，预判发布的信息是否会引发网民质疑、舆论反弹，并防患于未然。《我的县长父亲》这样撞“梗”的文章标题，说明作者对当前网络比较陌生，这也是作者的年纪使然。但德州市作协的相关人员应该要研判背后的舆情风险，例如可以在获奖名单后面附带作品的链接或简介，让人一点开就可以查阅到这篇感情真挚的原文，而不是简单的发一个获奖名单。又比如，如果这个作品但凡把文章标题换成《我和我的父辈》《父亲的日记本》，或者用作者的原标题《逝去的背影》，作者就遭受到这么多非议，也可以规避舆情。但也应认识到，用平稳平实的标题，势必难以实现当前如此大流量的传播，“鱼”与“熊掌”难以兼得。

（二）增强斗争精神，敢于坚持为事实背书

每一个单位都要重视应对网络舆情，但应注意的是，网络舆情反映的只能够部分呈现公众意见，而并不能反映公众意见的全貌，网络上还有“沉默的大多数”。网络舆情并非洪水猛兽，是非曲直，自有公断。在遭遇舆情危机时，不能被舆情“牵着鼻子走”，不能被裹挟而随大流罔顾事实，需要全面梳理基本事实、客观分析网民评论、精准研判舆情走向，从而找出问题所在、找到站稳脚跟的支点和突破口。在尊重基本事实，有错要认、有错就改的前提下，如果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网民误解，也应该理直气壮为事实背书，站稳正确的立场，为正能量事实撑腰。

（三）提高發声本领，掌握化危为机的方法

大流量的传播总是伴随着质疑的，能形成话题的事件才能够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从这个层面来说，网民的不同观点，正是正能量形成大流量、好声音变成最强音的基础。在一个舆情事件中，在基本事实立得住的前提下，网络舆情的出现正是扩大正能量传播、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的良好契机，可以积极发声，通过阐述事实、提供佐证、公布细节等方式引发更广泛的关注，利用网络舆情转“危”为“机”，放大正能量在舆论场的传播力、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单位要有掌握回应的方法、技巧、渠道，既达到澄清事实站稳立场的目的，又要尽最大可能避免产生次生舆情。

【本文系202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南沿边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助力民族团结进步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BXW03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②李斌，肖潇.试论网络舆论场舆情传播特点与应对[J].新闻论坛，2019（1）：80-83.

作者简介：李斌，柳州日报社总编辑、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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