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社区”治理困境反思

李雪宜

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转型不断深入，围绕商品房产生的社区成为可能，城市居民社会关系也由此发生了改变。在城市化進程中，“陌生人社区”模式被大众所接受，其中缺乏信任基础与秩序逻辑也带来了众多社会问题。本文从“陌生人社区”生成路径与特性出发，针对集体行动引起的矛盾冲突与疫情背景下社区团结模式进行反思，在典型的基层治理模式下以实例来探讨“陌生人社区”内基于人际特性相应的治理困境。

关键词：“陌生人社区”；基层治理；人际信任；制度信任

如今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的熟人社会模式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加深，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尤其是自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社会转型带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为现代社会秩序重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城乡一体化发展则使得人员的流动越来越自由频繁，成为“陌生人社区” 产生的现实基础。总结国内外对于社区的研究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经验较少，基于本土化城市社区参与、邻里关系、社区互动以及建立城市社区共同体是否可能等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于单位制解体后城市“陌生人社区” 的形式研究较少。如果说传统乡土社会依靠的是人情维系，无论人际交往或是依附于血缘地缘关系的宗族形式，那么陌生人社会中社区治理的机制则是依靠理性建立的规章制度。

2022年3月8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河北省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 规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 规划，对于夯实基层基础，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宏观层面的社会共同体是社会，微观层面的则是社区（郑杭生，200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社区考察，要求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努力建设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社区是社会的微观表现形式，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和谐社区的基础，学界对于社区的关注从未消减。社区是城市化背景下特殊的地域性产物，伴随着城市建设政策的推进，制度设计和社会资源都涌向社区。[1]

一、“陌生人社区”

（一）城市商品房社区到“陌生人社区”

“社区” 由英文“community” 翻译而来，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伴随西方现代社会学的研究逐步引入我国。“社区” 是依靠人的理性权衡和一定的血缘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建立起来的人群集合，并通过权力、制度、法律等维持运转。[2]社区形态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浪潮深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依靠国家统筹的福利性住房转型过渡至商品房是“社区” 形成的主要标志，城市居民由“单位人” 变为“社会人”，住宅商品化与大规模城镇化进程同步推进构建了城市社区的形态。

“熟人社会” 与“陌生人社会” 对应到社区的社会性质可以划分为“熟人社区” 与“陌生人社区”，如果说国家福利制单位集资房社区属于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0），那么完全市场化的住房对应的社区就是陌生人社会场景。要了解其场景在我国的发展还必须要了解与之相对应的乡土熟人社区，商品房社区中的陌生人交往形态和传统乡镇村落的熟人社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国学者对熟人社区的构建中附带和内化了对这种社会生活场景的期冀，该希望出自古人对田园诗话的向往。从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熟人社区的想象建立在以农耕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之上，人们的社会关系如石头投掷于水中掀起圈圈波澜，受血缘地缘业缘关系联结，频繁的社会交往与强烈的群体归属感造就了我国早期的熟人社区。中国本土化的相关理论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乡村社会。民间一直广泛流传着“远亲不如近邻” 的俗语，但“陌生人社区” 的现状是成员们因为空间距离产生联结，共享社区的各类资源。毫无地缘、业缘等关系，但被动建立起来的人际交往的空间基础，又因为缺乏建立信任的机会在陌生人交往中表现出紧张、冷漠等。

（二）特性

熟悉或陌生指人际关系的亲近或疏远，传统“熟人社会” 依靠文化与价值准则相互约束，宗法道德是维系社会准则的途径。传统中国社会生活场景下的群体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可以始终确保界限分明，中国依赖以自我为中心的私人关系搭建成为稳固的社交网络。当现代化的进程削弱了“差序格局” 中家族的观念，由原始乡土村落的紧密联系，逐步迁移到城市变成较为淡漠的邻里关系。在缺少血缘联结的“陌生人社区” 中，少数异乡人找寻归属感会继续通过地缘关系的攀附，缺少这种能力的个体则被迫成为“外群体”。[3]日趋多元且包容的现代社会中，由信守不同准则的陌生人组成的“外群体” 日益壮大，彼此互不熟悉，且具有相对自由的思想价值标准。差序格局背景下代际间的紧密联系构筑了熟人之间信任的力量，熟悉是形成人际信任继而进行人际交往行为的一个重要来源（卢曼，2005），而“陌生人社区” 中彼此碎片化的认知对应的是极大的不确定性。

社会关系个人化与住房改革市场化的特性，伴随着大规模城市化变迁的结构，改变了城市住房的基本类型，“陌生人社区” 的特性并不只停留在人际关系的亲近与疏远，其高流动性的特点也与乡土社会截然相反。商品房的出现使得户籍制度的管理放宽，在经济水平向好的总体趋势下，房屋交易得以更加频繁。因社区陌生化所衍生的流动人口多、人员陌生化、外来人员融入难等社会问题也不在少数，和谐的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城市社区面临的社会问题繁杂琐碎，集中体现在由人际交往环境导致的信任基础缺失，以及重构陌生人间秩序带来的基层治理难题。脱离熟人社会中身份桎梏后，弱关系下如何建立起场共同体，继而剥离出非物质层面的归属感与认同感。面对社会分化加剧、人际关系疏远，畸形的社会形态，建立起“陌生人社区” 间新的连接和整合是治理的最大困境。[4]

二、“陌生人社区”治理重心与难题

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命题最早来自于迪尔凯姆，他用社会团结的概念来称谓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的基本含义是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间联结，社区内产生的团结正是建立于一种依存關系上，而社区整合与治理正是为了加强以公共道德层面为基础的社会联结。迪尔凯姆认为机械团结是以宗教取向为纽带，当宗教等情感意识层面联结产生强力的“集体意识”，人们被统一规范抽象地联系在一起，意志的支配缺乏个性化与个人能力的依赖。而有机团结是以社会分工和社会专业化造成彼此间不可超越的依赖关系，可以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强调个性化提升整体社会活力，社会由个体之间高度不可分割的功能依赖关系被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获得有机团结。[5]

（一）实例分析1：矛盾冲突

对城市社区而言，整合与团结的基础在于个体根据社区生活需要发挥功能，维持社区存在与发展（吴开松，2006）。陌生人的人际属性赋予其中结构紧张的特性，集体意识作为感性概念具有模糊与不确定性，而本身社区内成员互动较少，集体意识层面的缺失成为必然，难以建立认同感与归属感，是提升社区整合的现实难题。除道德层面约束外，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性不高，参与方式与内容单一都是现阶段社区治理的中心问题。[6]

社会冲突论的视角认为，冲突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由心理层面落实到现实行动的过程需要卷入冲突的个体接收到情感的唤醒，切实感受到利益的剥夺，继而反向质疑系统的合理性（郭景萍，2006）。陌生人场域的特殊性导致的空间冲突问题，也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挑战，物理性质上的空间来自于生活场域的共享如关于社区内部停车位之争、老旧小区电梯改造问题等；社会学视野下空间主要指不同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交错的人员构成组成的整体社区环境，由其导致的现实问题如生活方式间的冲突、老年人广场舞与青年人体育运动的空间场争夺、小区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等。因此，如何建构一种基于制度的、恰当解决冲突的整合机制，把摩擦细化并归纳入制度化途径的治理值得我们思考与关注。

（二）实例分析2：危机之下的社区高度整合

“陌生人社区” 内矛盾冲突的常态也会因为突发性事件被打破，集中与团结鲜有发生。团结不仅仅是居民间的团结，更多需要居民与社区管理者等整体层面的整合。2022年4月，上海为防控疫情而进入全域静态管理状态。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常规渠道的物资供应成为困难，社区团购成为获取生活物资的重要手段，各行各业的普通居民自发成为“团长”，为缓解生活物资短缺压力尽职尽责。其实早在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的武汉，由小区业主积极联络、自发组织的社区团购活动就已经出现。社区团购本是通过线上电商运营为社区成员提供便利的盈利方式，但在疫情物资短缺的特殊情况下，非职业的团长与公益服务为目的团购形式刷新了社区内邻里关系的认知。由于疫情时期的特殊防控要求，这种互助模式的现实基础是高度现代性的信息技术与通信媒体，利用流动爱心站分享食物，物资不减反增；在弱势群体生活不便等特殊情况下邻里温情互助等，让原本由冷漠的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区变得充满人情味。

三、“陌生人社区”基层治理反思—身份信任到制度信任的提升

人与人交往的前提是身份信任与制度信任，依据个人特质、伦理发展起来，基于情感、血缘和群体基础之上的身份信任不容易建立，此时依靠制度权威约束建立起的制度信任显得更加可靠。[7]“熟人社会” 稳固的社交网络无形中构筑了信任基础，而陌生人个体之间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使他们持续戒防。空间开放性与人员流动性构筑的“陌生人社区” 中人际交往的不确定性因素是无基础的信任危机，公共道德整合困难是面临的现状。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中，信任建立于虚空，同时信任颠覆的风险随时可能会发生，吉登斯也指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信任和安全、风险和危险以种种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方式而相互共存。”[8]社区内信任对成员的可靠性和义务承担能力拥有信心，是对人们认同并遵守的制度、规则充分的信任，如疫情暴发时人民群众对国家颁布的应急管理的信任，对社会体制的信任。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和日益健全的法规强制约束下，“陌生人社区” 内基于自由的制度信任具有显著底线伦理特点，制度信任关系的建立直接关系到整合治理的根基。人际交往行为背后我们要探讨的是信任基础的建立，如何重拾社区居民之间甚至是管理阶层与居民之间的人际信任，促进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的良性互动，进而探索“陌生人社区” 基层治理的有效方针。

社会学家贝克笔下的风险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可能面临的各种突发性危机的概括，伴随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进程加快，除疫情这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外，随时需要应对风险来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此时构建起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团结归根结底需要依靠人际交往行为，无论是城市社区内居民间互助还是社会组织对接城市社区的救援模式，整合治理的有效性都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毫无疑问，“陌生人社区” 中人际交往行为本就复杂，一边是自由与信任，一边是道德与责任。[9]集体意识在内部凝聚着社会团结，契约与法律则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权威力量，形塑着社会团结的边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个人能力弱化迫使依赖其他社会成员，群体整合维系依靠迪尔凯姆口中的“集体良心”，陌生人间人际交往行为正是基于“道德共同体” 中的信任和责任。建立起责任行为的基础后，陌生人间才能对各自行为有预期，继而充分意识所处社会关系及自身的利益需求。

四、结束语

“陌生人社区” 已经成为城市中无法回避的生活场景，同时与风险社会随时要应对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交织。中国传统情理社会的根基无法动摇，但“陌生人社区” 内交往的未来趋势昭示着社区治理的灵活性与发展的必要性，风险危机中的秩序构建应该由基层治理单位推广到社工、志愿者，再由此细化连接起千家万户。在治理层面更应化风险为机遇，将危机中“陌生人社区” 治理经验模式更好地运用到今后的基层治理中去。为加强社会团结提供范例，构筑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能为今后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参考文献：

[1] 闵学勤.社区的社会如何可能：基于中国五城市社区的再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4，（6）：14-23.

[2] 刘晓佳.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下社区疫情防控问题及对策研究[D].湘潭：湘潭大学，2021：14.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9-40.

[4] 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从社会学视角看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J].学习与实践，2008，（7）：5-12+1.

[5]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1-54.

[6] 何绍辉.“陌生人社区”：整合与治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51-73.

[7] 陈肖妤.论组织中的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D].桂林：广西大学，2020：19-21.

[8]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21

[9] 龚长宇，郑杭生.陌生人社会秩序的价值基础[J].科学社会主义，2011，（1）：10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