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区熊家婆故事的艺术形象研究

邓茗凯

【摘要】 熊家婆类型故事历来多与外国狼外婆类型故事进行比较，而本文同是对熊家婆故事的研究，但聚焦在同一地区（重庆）的不同内容的熊家婆故事。重庆地区熊家婆故事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传统的熊家婆进家门，孩子们自救的故事，还有许多变体，如孩子们的婆婆受到熊家婆威胁，在众人帮助下成功脱险的故事，以及熊家婆之女嫁人的故事等等。不同的故事内容中有着不同的艺术形象以及思想情感，本文通过对这些故事中角色与命运入手进行分析，简要对比。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研究重庆地区的民族心理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熊家婆故事；重庆；艺术形象；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3-005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3.016

“熊家婆”的“熊”指的是动物熊；而“家婆”则是一个方言词汇，在广西、广东等地是对于丈夫母亲的称呼，而在四川、重庆等地则概念更加泛化，指称年长的女性，当然，在某些地方也专指外婆。重庆地区以熊家婆为主要人物的故事非常多，而且各个地区在情节、人物、表达思想上都有所不同。

一、重庆各地区熊家婆故事一览

本文以《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重庆巴县[7]、荣昌[8]、合川[9]、北碚[10]和大渡口[11]这五个地区的熊家婆故事为研究对象、参考基础，现将相关故事统计如下：

可见，六个地区的熊家婆故事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中第一类是典型的333C型老虎外婆的故事①，但是其中的情节又是不一样的，在同样的对付熊家婆的情节中，最经典，也是最常见的是孩子门爬上树对付熊家婆，但是这六个地区的故事多是在家中进行的，只是使用道具有所不同，有的故事是用爆竹，有的则是利用板栗的爆炸，还有的是用酒醋瓶摔碎的声音来模拟打雷声。这些都体现出民间文学极具变异性的特点，即便在同一地区，在不同的人口中的故事也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些故事中的情节又是来源于生活的，如爆竹历来就被视为可以驱散魔物的东西，而板栗爆炸和酒醋瓶的破碎也与之相似。可以说是不同中又有着相同点，说明讲述故事的人们都有着某些共同的集体记忆。

同时，第二类与第三类故事已经脱离了333C型的故事模式，而采用了其他的故事模式，如《熊家婆嫁女》的故事与59*型故事更类似②。这两类故事中都出现了熊家婆这一个“食人魔”形象，而这个食人魔受到各种打压。这类故事更像是“同人创作”，反映出该地区人们对于熊家婆的痛恨。

总体而言，这11个故事充满了幻想，原本不会说话的熊被拟人化了。同时又具有对现实的写照，故事中很多对于生活的描写都具有时代色彩，如“尿壶”，“煤油灯”等等，语言也使用四川话，地域色彩鲜明，生动活泼，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

二、角色及命运

通过总结，可以将上述三类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分为四类：反派、帮助者、受害者和“母亲”。

“熊家婆”这一角色始终是作为反派的形象出现的，因为其本身就是一个单一形象——贪婪的食人魔。“熊家婆”是一只会说话的母熊，是贯穿这类故事的核心人物。在不同地区的故事中，熊家婆有不同的命运，如在湘江地区的故事中，熊家婆最后化身成了蚊子和蚂蝗两种昆虫不断影响人们的生活，而在重庆地区的故事当中熊家婆的命运大多不好的，甚至被消灭的，如猴子们捉弄了熊家婆，或者熊家婆失去了一节尾巴，又或者它被开水烫死。有些故事也具有连贯性，如《熊家婆钻灶烘》和《熊家婆之死》，两个故事中熊家婆從失去一只眼睛到失去生命，食人魔最终得到了惩罚。湘江地区和重庆地区的故事都是同一题材的，具有相似性，熊家婆是神秘的，违反自然科学的存在，有学者指出“狼外婆型的动、植物精怪故事在多民族的普遍存在”[1] 。显然，熊家婆也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反映，是对于大自然的拟人化。但是结局的不同又显示出了两个地区人民对于自然不同的认识，湘江地区流传的无法被消灭的结局，是与“土家族崇拜自然、信鬼尚巫和敬奉祖先”、苗族先民创造的苗族巫文化特点鲜明，即多神崇拜和信鬼好巫，只要是自然界的事物，不论动物、植物，还是天象，莫不尊之。[2]相符合的，说明这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对于自然事物的敬畏。重庆地区的故事则更侧重于相信人类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可以克服自然中的不利因素，熊家婆最后被人类消灭，其完成了从核心人物到次要人物的转变，作为陪衬，突显出人类的力量。如果追溯过去，重庆地区的祖先巴人在巫术的使用上更偏向于命令式，“竭尽所能地想去控制自然和未知”[3]，其产生了开拓进取的人生观，两者是相符合的。同时，作恶的熊家婆在绝大部分故事中都受到了惩罚，也充分体现了民间对于“恶有恶报”观念的推崇。

帮助者的形象则是成年人，这常出现在333C型的变体故事之中。在重庆五个地区中的六个故事中仅有一个故事中出现了“盗贼”的角色，虽然盗贼的目的不是帮助小女孩脱离危险，但是却恰好帮助了女孩，两个盗贼显然是白忙一场，这个命运结尾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新的教育意义而加入的，即不要做偷盗的事情。同时也从反面再次突显了小女孩的机智，一夜之中从熊家婆和盗贼的危险当中脱离。在其他的变体故事中都出现了帮助者，在动物故事中的帮助者是为了惩罚熊家婆的恶行，而熊家婆与人类的故事中大部分帮助者的形象都是普通、善良的人，如“挑盐人”“担豌豆的人”和“卖螃蟹的人”等等，这些人为了保护孩子都采取了智斗的方式与熊家婆展开斗争，与此相反，西方的《小红帽》故事中帮助小红帽脱离食人魔的是代表人类力量、超群技艺的“猎人”[4]，可见，重庆地区熊家婆故事反映出的集体观念更偏向于用智力，而非武力去征服自然，与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不同，重庆地区对于自然的观念还是有更多受到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和束缚。

受害者的形象是熊家婆的食物——人类孩童组成的。熊家婆作为一个食人魔形象，其实更准确地说是食小孩魔，对于成年人，即使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老年人，熊家婆也是不感兴趣的（参考杨仲良讲述的《熊家婆》）。人类孩童一方面因为弱小，另一方面可能是童话的故事目的本身——为了劝诫小孩子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造成的。在人类孩童形象中，一般都是一大一小，其中较小的一个通常因为害怕而给熊家婆开门，而且，在大部分故事中也是因为较小的一个被吃掉，较大的一个发现，然后急中生智，成功逃脱。这两种形象其实是各有隐喻的，较小的孩子代表容易受到诱惑，较大的孩子则代表机智、能经受诱惑，两者命运的对比也显示出故事本身想要传达的教育目的。同时，年龄的差距带来的不同命运也和某种仪式观念有关[5]。年长的孩子通过一定的考验最终活了下来，这也是民间成年礼仪中的规范之一，要求参加仪式的人通过考验从而获得特定社会群体中的认可，相反，没有达到年龄标准的儿童是不能参加的、不被认可的。

“母亲”角色在熊家婆类故事中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因为在大部分故事中母亲只有开头部分出现一次，因为她在家中的缺席所以才让熊家婆有机可乘，而且大部分故事中都没有父亲，说明故事的发生多在单亲家庭。对于母亲的命运，有学者认为母亲出门在部分地区的故事中还有遇害情节，是古代“父为女纲、夫为妻纲、子为母纲”的封建观念的反映[6]，诚然，但在重庆这五个地区流传的故事对于母亲的命运并没有交代，在有母亲出现的故事当中，故事都是以孩子惩罚熊家婆或者被熊家婆吃掉作为结局，母亲的命运似乎是缺失、模糊的。但其实通过孩子的表现也透露出了母亲的命运，或失掉孩子，或全家团圆。这样的命运正体现出“子为母纲”的传统伦理，因为父亲的缺失意味着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母亲的话语相当于家庭当中最高的伦理规范，而刚开始母亲已经有过“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的忠告，所以当孩子违背了这种忠告后也面临被夸张化的悲惨后果。

四种不同的角色，也就是四种不同的艺术形象，其中充分体现了民间故事的娱乐、教育、艺术和文化资料价值。在实际的讲演环境下，长辈通过讲故事的娱乐形式，将“不能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和“恶有恶报”的道理传授给了后代，同时其中蕴含的原始信仰观念和伦理观念也是当时百姓的思维的反映。

三、总结

熊家婆类的故事作为民间经典的一类故事，在传承和传播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异，但其中蕴含的两种主体思想并没有改变，也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而且在这种过程中，重庆地区的熊家婆故事也逐渐成为一个系列，开始出现连续的故事，这样对于故事中角色的塑造也更加丰满，其中的警示意义也更加突出。四种角色与对应的不同命运让这个系列的故事内容远比文本所要表达的更加丰富，还有更多价值值得探讨。

注释：

①丁乃通、孟慧英：《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春風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②丁乃通、孟慧英：《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参考文献：

[1]刘守华.中国民间童话概论[M].成都：四川民族文化出版社，1995.

[2]熊晓辉，向东.湘西历史与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3]张永清.巴人信仰文化及其观念解读[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7，27（03）：41-44.

[4]胡显斌，金晶.“熊娘噶婆”与“狼外婆”的艺术形象比较研究[J].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0（03）：87-89.

[5][6]王琨.浅论“狼外婆”型故事中的伦理规范[J].文化学刊，2013，（03）：37-41.

[7]重庆市巴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巴县卷）[M].重庆：巴县冬笋印刷厂，1989.

[8]荣昌县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荣昌县卷）[M].重庆：隆昌县印刷厂，1989.

[9]合川县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合川县卷）[M].重庆：合川县人民印刷厂，1989.

[10]重庆市北碚区编委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北碚区卷）[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劳动服务公司印刷厂，1989.

[11]重庆市大渡口区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重庆市大渡口区卷）[M].重庆：重庆印制第六厂，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