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历程及启示

王学斌 江珂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光辉奋斗历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完成了从初步结合、深相结合到有机结合的升华。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启示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两者结合的根本依循，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持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需要从更高层面与更深层次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3）02-0028-11

［收稿日期］2023-02-16

［作者简介］王学斌（1981—），男，山东潍坊人，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江珂（1986—），女，河北邯郸人，博士，首都绿色文化碑林管理处干部，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項目编号：CXGC@2022JY11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部分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P16并具体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P18这些重要论断深化了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键。“这是对党的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开创了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这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未来理论发展的正确引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新的觉悟、新的认识高度，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强烈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2]溯源才能浚流，守正方可出新。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第二个结合”的具体论述，我们更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原点出发，悉心梳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之探索历程与经验启示，深入把握该理论命题之所以于党的百年华诞之际提出的理论与实践逻辑，从而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间轴线上锚定目标，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纵深发展。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已走过了百年历程，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初步结合，到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P41再到2021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自“初步结合”“深相结合”至“有机结合”，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领悟愈来愈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把握越来越准，“第二个结合”愈益彰显出理论的光芒与文化的底蕴，二者必将走向更为深刻的融合之境。

倘若说“融合”是面向未来的长远目标，“结合”是回顾百年的成功路径，那毫无疑问“契合”则意味着彼此互通的内在可能。当然，百年的结合历程已用无可争议的诸多伟大创造与天才创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深深相契且道理相合的。故立足新的历史起点与征程，我们重返原点，去探寻二者的“可能性”，则不再只是追问“是否可能”，而是总结“因何可能”，进而更好地为今后“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1]P18积累可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故而具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与内在的现代性。与之不同，中华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正肇因于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故二者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属于一种“有选择性的亲和”，并非一一对应的机械复制粘贴，亦非此消彼长的互相竞争替代。这势必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善于进行“传统的发现”，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契合处，为科学理论深深扎根中国筑牢基石，又当善于进行“传统的发明”，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长存华夏文明之内的文化基因，为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弘扬创造条件。尚需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属于两大思想文化体系的相通互容，并非简单理念上之一一对应，更无“照方抓药”式的模板可供依循。该伟大创举是在波澜壮阔的百余年历程中通过无数次的实践探索而达致从无到有、终蔚为大观的，从而“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P18。因此，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所强调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我们可以确定，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实现了三次升华。

进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到升华的过程。党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问题，以及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推动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对这一历程的考察，亦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契合缘何必要、结合何以生成与融合为何必然的深层次机理。

一、从初步结合到“深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次升华

简要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彼此互动、相得益彰的过程。它涵盖两个方面：其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等诸阶段的具体实际（包括历史文化实际）当中，从而剖析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5]P534；其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立场观点方法，提炼概括并深化为中国社会实际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伟大实践的宝贵经验，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孕育的新思想、新理论，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内涵与形式，也就是“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6]P40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毫无疑问是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厚沃土，也是型塑其独特中国形态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职是之故，“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P534，更“要追求一个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7]P820。如此通过经年累月的不舍探索，在与中华文化的深切交融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蕴和表达形式便被赋予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面貌自此一新。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世之真理，同时也有意识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的视角，立足中国传统和国情来审视与思考问题。恰如李大钊所指出的，“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8]P197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践行者与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对中华文明其中精髓要义的提炼与发掘，并将之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生良好的关联。坦率而言，在党的创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第二个结合”的探索，至多處于自发的程度，尚不够深入，可称之为“初步结合”阶段。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站在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前沿，并进而通过其诸多天才式的思路与路径赋予科学真理以民族形式和中华文化品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鲜明提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9]P651也正是在此时期，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既批判又继承的态度，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相结合”。毛泽东一再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5]P707-708众所周知，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感情与极高造诣，他不止一次强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5]P534且其主张：“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10]P419因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非常自觉且注重承继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怀着炽烈的问题意识，根据不同的时代和局势需要，善于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结合，这在《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体现得至为突出。

（一）《实践论》《矛盾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

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反对、批判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背景下，毛泽东撰写了一系列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理论著作，对思想路线作了多方面、多维度的阐释和发挥，《实践论》和《矛盾论》（下简称“两论”）就是这些思想杰作中最具典范意义的代表作。

“两论”写作的最深刻理论动机和实践动机，是从哲学上反思、批判和破除党内存在的严重主观主义错误。毛泽东在撰写“两论”前，认真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11]P69，较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特点即“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且趋于走向通俗化、普及化，犹如暴风雨般，“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12]P66。毛泽东同志恰恰敏感抓住了时代思潮的微妙脉动，在“两论”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哲学论证，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之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提出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与相对之相互关系问题，是关于“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重要的、著名的哲学论断，并以极其鲜明、科学严谨的理论态度和哲学语调，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3]P320。

毛泽东同志熟谙中国历代传统思想流派的学术观点，尤其涉及辩证法思想的内容，对其影响甚大。源自中国的思想文化精髓，经过他的批判、改造、提炼、加工后，创造性地融入到“两论”的叙事风格和观点论断之中。这促使“两论”在遣词造句、表达方式、用典举例等方面处处体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可以说，“两论”从哲学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皆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之先河。在“两论”中，毛泽东恰到好处地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知行”“实事求是”来表达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从而来彰显和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精髓所在，同时亦以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赋予传统哲学范畴以新的科学意蕴，可谓浑然天成，两者形成了一种形式与灵魂的高度融合。《实践论》虽没有刻意征引中国古代思想学派的观点，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它批判地继承了古代“知行学说”的痕迹。《矛盾论》最根本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开创了一个以矛盾法则为核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是结合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是一种原创性的理论贡献，这意味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14]P70。

要之，《实践论》《矛盾论》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提出和创造了一些至为重要的哲学原理与指导思想，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创造性地将其阐释而转换成一个有着巨大思想内涵、深刻历史内容和鲜明时代特点的科学论断，并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思想路线。更具有范式意义的是，“两论”为如何把西方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加以有效的中国化、融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质资源，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初经验。

（二）《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如果说“两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科学意蕴，那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则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结合，建构了具备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提供了一套原创性的范本。

《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系统阐释，实际上也为现代中国话语的创新性发展奠定了基本的发展路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辩证对待传统文化与古代话语，即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通过发展民族新文化为提高民族自信提供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必须树立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即坚持辩证的历史观，尊重而不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5]P708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扎根于人民大众的文化，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必须摒弃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两种极端倾向，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以表达，这毫无疑问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遵循的原则。“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5]P707毛泽东有意凸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时代主题。进而这种民族性又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封闭主义主张，而是倡导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进步文化互学互鉴之中，彼此择取对方精华，达到共同进步繁荣的目的。换言之，国外的大量进步文化，是熔铸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宝贵原料，但并非须臾不可离的根脉。

（三）《论十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化

新中國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15]P22-23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问题摸索中，毛泽东立足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审时度势，回顾历史，遵循理论，直面现实，提出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6]P9。《论十大关系》无疑是“第二次结合”中的代表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17]P205在以《论十大关系》为主要代表的文献和讲话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有进一步论述，“我们要学习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18]P42。并且在结合态度上，持非常开放包容又理性务实的立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8]P41党的八大也将“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19]P346写入决议，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坚定态度。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方针，指出文艺界各种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应该自由发展，这一方针正是他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借用中国古典思想创造性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文学艺术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要有独立的思考，产生自己的理论，“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要产生自己的理论”[20]P204。

总而言之，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既继承了它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又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与思想升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21]P114。

二、“深相结合”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次升华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文明根基和创新宝藏。

（一）邓小平理论继承和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思想资源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解决实践问题和理论创新的依据，辩证地继承和改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思想资源。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特色”概念，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有中国特色，“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22]P391。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3]P3之后，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3]P6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结合起来，强调普遍规律和民族特点的有机统一，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目的就是推进当代中国各项事业的快速稳步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创造，莫过于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理論。众所周知，出自《诗经》的“小康”概念，原本只表示相对安宁之意。其在后世绵延演进中被赋予了丰富多元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内涵。几千载岁月积淀与先贤凝炼，“小康”逐渐融入中国文明进程之内，化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愿景。邓小平同志运用唯物史观，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紧密地将“国情”“世情”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不同视角赋予这一概念多重崭新的意涵。“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既有着对传统小康思想的扬弃、吸纳和创造性转化，同时更是一种整体性超越和创新性发展，将这一概念上升为现代中国的重要符号与国家话语。可以说，邓小平借用“小康”定位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极其高明地将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中国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属于一种睿智创造。这意味着，“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个本来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概念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标准。这就使现代化的目标既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又便于与世界各国作比照，还能根据各种情况适时作出新的调整，从而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目标。”[24]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新思路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世界发展的根本趋势，着眼于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里的先进文化，既包括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即知识形态的文化，更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的意识形态即观念形态的文化，而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观念形态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25]P270这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对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新思路。如提出的“与时俱进”，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的“三个代表”中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丰富和发展了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于一体的“为人民服务论”；提出的“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挖掘并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战略，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6]P17-18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意识指出：“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25]P419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论格局和文化情怀。

（三）科学发展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汲取与创新

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扬了这一传统。从内容上看，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被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中来，如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到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等基本要求，从“和谐社会”到“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都体现了党的理论政策创新中强烈的传统文化色彩；从形式上看，更多理论创新采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形式，也更贴近人民群众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由表入深，更加注重从精神层面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27]P540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28]。愈加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的主体身份与主导地位。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使命，科学发展观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汲取和创新，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都是既破除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理解，又抵制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错误主张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些理论创新，既没有丢掉老祖宗，又讲出了当今时代、当今中国的新话，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版本”。[15]P75同时，在此时期，党中央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在思想文化建设领域具有重大理论创新价值的成果。对该科学命题，党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涵盖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29]P661可谓彼时“第二个结合”的最新成果。

三、从“深相结合”到“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三次升华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命题。同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坚持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时，把“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正式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理论创造形成的深刻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这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深入发展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2022年5月27日，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30]。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31]P335。在這里，“历史文化传统”被单独提出，并与“本国实际”并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新时代愈发凸显。

（一）在面向实践、面向未来、面向复兴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的实践与探索，最大的成就即切实做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在面向实践、面向未来、面向复兴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两者相结合。

首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两者结合的根本遵循。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立足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而诞生，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同时，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现代文明高度批判的基础之上，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精华。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势必决定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两者结合的根本遵循。

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体必须是且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31]P83这实际上指明，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秉持着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态度，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本开新、与时偕行，从而在新时代焕发出愈发夺目的文明之光。

再次，坚持实事求是，不断发展与丰富马克思主义。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毕竟是来自西方传统的思想学说，初入中国时，缺乏本土底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其民族气度和形式，注入其中华文明的品格与特质，让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大众耳熟能详的方式浸润心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5]P38其中关键因素即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善于挖掘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更利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恰恰说明，任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化的倾向都将极大地削弱马克思主义的魅力。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向了新的高度、开拓到新的宽度、挖掘至新的深度，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坚定文化自信，确立了二者在新时代结合的根本依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提出文化自信，并作出深刻论述：“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5]P54。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具有悠长深厚的积淀和底蕴，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于现实实践中不断进行文化创新与发展。坚定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这毫无疑问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立足点和着力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文化方面的总纲领。

坚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指明了二者在新时代结合的重要方针。“本来”是根本、传统和历史，更是本色、底蕴与根基。不忘本来，意味着不能遗忘中华民族的立足之本、精神之源，就必须通过继承创新、推陈出新和守正创新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来”是世界一切的优秀文明成果。吸收外来，就必须秉持以我为主、辩证取舍和洋为中用的方针，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持续保持中华文化活力。“未来”是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面向未来，就必须实现中华文明的高度发达、实现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结合。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二者在新时代结合的基本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该论断首先明确了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即其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从而破解长期困扰文化建设的一大难题。而切入点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次，巩固了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既有成就。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百年来的对传统文化的因革损益、去粗取精，既体现了文化的继承性和传承性，又体现了文化的发展性和变革性，实际上也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再次，揭示了二者结合的实践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源头活水，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

四、“守正”与“创新”：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启示

悉心梳理与回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百年实践历程，诚可谓逐层深入，终结硕果。放眼未来，这两大思想文化体系，当继续沿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在回应时代问题的探索中，达致一种更高层次和意义上的“结合”，即创造性的“融合”。大致而言，有两点经验启示值得继续坚持与深化。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正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

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首须明确之关键问题，即两者结合的基本原则为何？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为两者结合的根本依循，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惟其如此，才能守住指导思想之正，弘扬文明根性之正。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理论武器，为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这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历史和实践以毋庸置疑的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意识形态不是脱离社会存在的虚悬之物，而是为特定阶级服务的思想理论。很长一段时期，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古代占据着意识形态的枢纽，集中反映了彼时一定阶级的利益，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5]P43。职是之故，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越巩固，就意味着越能鉴别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越能抵制和驳斥诸如“指导思想多元论”“文化复古主义”“儒化中国共产党”“儒化中国”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一种以“重新评价”为名，否定中华文明和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歪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现阶段，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通过学术著述、文学作品、影视文艺作品，借助新媒体技术等在中国社会广泛散布。在政治目的上，其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即颠覆过去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基本历史定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在认识论上，其以唯心史观为圭臬，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外衣，以支流否定主流，以现象否定本质；在方法论上，其从对具体历史事实的选择性虚无扩大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虚无；在立场上，其站在党、政府和人民对立面，美化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表现形式上，其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等名目下，作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在传播途径上，其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网络、新媒体等多种传播介质；在国际背景上，其与境外反动势力相策应，与国际政治斗争形势紧密联系在一起。面临如上挑战，单单依靠中国历史与文化是不足以正本清源、纠偏匡谬的，必须要在正确的科学理论体系引领下来辩证回击、拨云见日，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意义始终无可替代。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文化精髓和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30]这是党中央首次从四个方面对中华文明给予概括，既体现了一直以来的基本观点，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内涵。“独特的精神标识”意在凸显中华文明的象征意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形塑了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构筑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贵在强调中华文明本源作用。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还是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皆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其所深蕴的文化传统，早已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屹立不倒之本。“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重在体现中华文明的深沉影响。它属于根植在全球华人彼此内心深处共同的精神财富，好比是“根”和“魂”一般，也是血脉相连、心灵契合的文化基因，可谓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在倡扬中华文明的永恒活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国度里进行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所当然要重视汲取采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只有这样，我们方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涵养马克思主义，使之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中，使那些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點和方法相结合，打破“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之“迷思”，得以“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30]，这样就可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进而生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理论和价值遵循。

（二）在更高层面与更深层次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或可以这样判断，创造性转化注重继承，创新性发展侧重创新，创新毫无疑问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申言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脉相承、不离正轨的理论立足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前后相继、相互促进的贯通点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置身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无论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还是持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皆需要从更高层面与更深层次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启示我们要更加精准地把握“两创”与“第二个结合”的关系。

首先，“两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发展创造的基本路径。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2]P1382014年9月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地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7]P313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31]P228从中华传统美德到中华文化再到中华文明，“两创”不仅应用于具体的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而且适用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议题，逐渐升格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路径，须久久坚持，不断拓展。

其次，“第二个结合”为“两创”走向深入提供了明确的推进方向与理论基础。随着新时代十年伟大文化变革的推进，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力度、广度和深度亦愈益加大，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便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循此逻辑，我们可以判断，“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涵括于“两创”之中，是“两创”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第二个结合”又突破了“两创”的预设范畴，“两创”经由“第二个结合”势必扩展到道路、理论、制度等方面，不再局限于文化一域。换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内容，“第二个结合”反过来又为“两创”提供了正确的推进方向和理论基础。把握住此点启示，我们就能有意识地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战略高度，即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更高更深更宏大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从而拓展了“两创”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逻辑。

再次，由“第二个结合”引领驱动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秉持人民立场，注重推广践行。“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1]P19这要求我们今后在进行具体结合探索时首要务必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同时要通过民族形式、日常话语将最新理论转化为广大人民日用不觉且喜闻乐见的内容加以呈现，就如同我们党对“矛盾”“小康”“与时俱进”“和谐发展”等词汇的返本开新式诠释一样，当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足功夫，实现最大的宣传效果。

复次，“两创”与“第二个结合”共同为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助力与理论活力。在2023年2月7日举行的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并且“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33]。中国共产党所成功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来自于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之上，也不单是180多年的中华民族抗争史，更与绵延深厚的五千多载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是历史中国的延续与发展。正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殚精竭虑地用科学真理来诊释、转化、融汇、熔铸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几经结合后，中国式现代化方破土而出、持续深化。同时，这也提示我们仍需秉持立人达人的态度，通过良性的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世界各国充分挖掘各自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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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人民日报.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ruggle over the past century，the CPC has realized three leaps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It also implie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fundamentals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sublimated three times，i.e.，initial combination，deep combination，and organic combination.It inspires u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we must treat the fundamentals of Marxism as the basic guide for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and creatively transform and innovatively develop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undamentals of Marxism；for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to a new level and produce new glory of socialist culture，we need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from a deeper layer and at a higher level.

Key words：

fundamentals of Marxism；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dapt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our times

（责任编辑：朱文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