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涉疆恶法：背景、目的及其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摘要]2021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该法基于有预谋的谎言谣言——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是为恶法。涉疆恶法是美国遏制打压中国以维护其世界霸权利益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直接目的主要表現在两个方面：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以阻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打乱新疆发展节奏以制造不稳定因素，最终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利益。其实施结果，既对新疆有阻碍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若利用适当，又能衍生促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针对消极影响，需要从国家、新疆、企业三个层面分别着力，将涉疆恶法消极影响转变为促进新疆大发展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涉疆恶法；“一带一路”；产业链；对口援疆

[中图分类号]D822；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3）02—0080—10

[作者简介]彭银春，男，兵团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校刊编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引言

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2月23日正式签署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所谓“妥协版”1《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The 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该法以防止新疆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为由，限制原产于我国新疆的产品和存在涉疆业务因素的产品对美出口。该法基于有预谋的谎言谣言——新疆存在“强迫劳动”[1]，粗暴干涉我国内政，是为恶法。人们不禁要问，明明是谎言，且经不住推敲，为什么美国还要以此谎言谣言为依据“大义凛然”地出台所谓涉疆恶法呢？出台的背景、目的是什么？对新疆经济发展有什么样的潜在影响？我们如何应对？尤其是在新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推进如火如荼的背景下，如何消除涉疆恶法的不利影响，成为当前热点问题。由此，试着从经济全球化视角、中美关系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等方面分析和回答上述问题。

一、美国涉疆恶法出台的背景及其策略

美国涉疆恶法源于美国对新疆的所谓“人权指责”，是美国对华战略不断演化的结果。事实上，早在二战结束后，因新疆的特殊地缘，美国就介入新疆“斡旋中苏关系、扩大影响与制衡苏联”。[2]新中国成立至1970年代，美国对我国进行的是以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为主的遏制政策，但其主要战略目标是苏联，与苏联进行冷战，争霸世界；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世界霸主，为维护其霸主地位，把俄罗斯树立为新“敌人”，不断推进北约东扩。同时，以接触——合作、竞争为主发展与我国的关系，以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并改造为美国所期望国家为目标，时不时以“民主”“人权”为借口给我国制造麻烦。尤其是近几年，美国出台了300多项反华议案，将900多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种单边制裁清单，在全球范围拼凑打压中国的各类小圈子，遏制中国发展。1

（一）美国涉疆恶法出台的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的对华战略由接触——合作、竞争逐渐演变为遏制——竞争、合作、对抗。在全面遏制战略指导下，美国借助掌握的国际话语权，利用历史遗留、民族宗教、地缘政治等问题，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制造“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谎言，打压中国国际形象。美国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就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即美国涉疆恶法是美国全面遏华战略的产物。具体来说，主要有两方面背景：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新疆存在可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的价值和短板。

1.中国综合实力快速增长，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综合实力、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快速攀升，2010年GDP突破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2016年起，几乎每年一个10万亿台阶，到2020年达到101.6万亿，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52年的196倍，年均增长8%。进出口贸易在疫情的影响下，依然连续5年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连续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16%，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到5%的3.3倍，且中国经济总量直逼美国经济总量（如图1所示）。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国际化、金砖银行、“一带一路”基金、亚洲开发银行等的提出和运作，倡导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世界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逐渐改变，对华战略由合作大于竞争转变为竞争大于合作甚至对抗，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头号竞争对手”“最有力的竞争对手”[3]，在经贸技术、军事外交、供应链、网络安全、价值观、台湾、新疆等多领域对中国施压、制造麻烦，全方位打压遏制中国。较具代表性的是2021年4月2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通过的“2021 年战略竞争法案”。该法案内容十分庞杂，主要谋划在外交战略、人权及价值观、经贸和科技、军事武器等方面如何与中国进行“全面对抗”。[4]它把特朗普政府后期的一些行政命令法律化和之前的多个涉华法案进行了统合与修改，意味着中美关系由合作走向彻底的竞争甚至完全对抗。

2.新疆存在可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的价值或短板。新疆地处欧亚腹心位置，是地缘政治理论——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关注的重点区域之一，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我国而言，“新疆是我国西北的战略屏障，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地区，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运输通道。”[5]是国家新时期应对新常态、“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等而提出并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区域。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疆局势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6]正因为如此，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不遗余力地拿新疆做文章，打压我国关键部位。

另外，新疆存在特殊区情，经济欠发达边疆地区，多宗教多民族共存但单宗教单民族独大使各宗教各民族间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交流不足，基层治理存在短板、有效治理还不牢、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公共资源不足、少数民族受现代教育不足导致思想观念落后等，使村民及信教群众易受宗教极端思想的侵蚀和“三股势力”的影响。同时，也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以制造宗教和民族矛盾，给民族团结制造障碍。

（二）美国应对中国“威胁”的策略

近几年，美国应对中国“威胁”，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打压；由单打独斗发展到“团结”盟友或伙伴国共同打压。重视用新规则把中国拒之门外、用盟友和伙伴合作缩小中国的活动空间。[7]出台《应对中国挑战法案》，在外交、科研、国防、经济、价值观等多条战线上与中国展开竞争。

1.遏制经贸技术发展。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退出中国市场，或将生产设施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方；对生产要素的来源进行多元化，推动供应链多元化，把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出台一系列法案来阻碍或遏制中国经济发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其中之一。通过直接或间接限制高新技术出口、提高关税和“实体清单”等方式对某一产业或地区或企业进行定点打击。如对高新技术产业、华为中兴、新疆的产业等进行限制，专门就《中国制造2025》中包含的高科技领域加征500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关税、对华贸易战、发起“中国行动计划”、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对抗RCEP等，构建一个不包括中国的印太网络，构建所谓“可信赖的供应链”。通过《芯片和科研法案》，利用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国防部“涉军企业清单”、联邦信息委员会试图“禁止中国IT企业在美国发展”等促使科技脱钩，把中国排除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之外。

2.军事外交围堵。在军事外交方面，美国通过强化盟友和伙伴国关系以及多边合作机制来对抗中国。如强化亚洲盟国与北约关系、主导构建“四方合作”机制、强化南海及台海的存在感、加强“五眼联盟”合作、公开表示保护台湾安全等，给中国军事和外交持续施加压力。通过出台“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强化应对“中国威胁”的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承诺，并重申美国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以应对中国在西半球、欧洲、亚洲、非洲、中东、北极和大洋洲构成挑战。提出加强与盟国在军控方面的协调与合作，确保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预算，使其与对华竞争战略“适当匹配”。

3.思想文化领域争夺主动权。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方面，拼命地推销“民主价值观”、宣扬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专制与民主之争。尤其是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与中国竞争的主要领域，欲打造“热爱自由的国家”联盟，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2021年12月9日至10日召开所谓“世界民主峰会”就是一次意识形态意味浓厚的攻势。这是因为中国倡议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包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的真实实践与其宣扬的所谓“民主价值观”的虚伪“馅饼”形成了鲜明对比，让其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

4.强化国际话语权的掌控。一方面，通过国际话语权的控制，妖魔化中国，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另类、威胁者、破坏者、被责难的“他者”1。美国政客指责中国“不遵守规则”“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试图要另立规则，要与美国争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争夺世界领导权，让美国跟随者或影响者对中国正常国际交往行为产生疑虑。另一方面，通过阻断或减少的方式，限制“中国声音”传播。将孔子学院描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情报收集和有政治意义的平台”“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8]而限制、关停等。限制中国媒体在美记者人数，对中国20名驻美记者无限期拒绝发放工作签证，并且在2020年变相驱逐60名中国驻美记者。[9]限制中国驻美外交官活动，要求中国驻美高级外交官访问美国高校和会见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中国驻美使领馆在馆外举办50人以上的文化活动，均需报美国国务院审批。[10]审查中国对美高等教育的投资和赠予行为，以所谓“间谍罪”限制华裔及来自中国的各类访问人员。[11]

5.利用中国历史或现实问题，进行邪恶或夸张引导，制造矛盾。通过设立基金支持的方式，雇佣研究机构或学者甚至与恐怖组织有关系的人，按照其意图发表观点或结论。如发布涉疆虚假报告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由美国国务院、北约及一些军火商共同资助；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和哈德逊研究所、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娜·肯尼迪中心等多次发布涉疆虚假报告，其报告的参与者被曝接受美国政府大额资助，有的与恐怖组织有联系。[12]利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条件，误导舆论、欺骗世界大众，为其插手中国内政、分离中国、制造矛盾等不可告人的目的做理论和舆论准备。用虚假的编造“事实”“证据”“谎言”污名化中国或作为打压遏制中国的借口。比较典型的就是出台涉疆恶法，以民族、宗教及边远地区固有的发展问题为现实材料，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无视“三股势力”暴恐的反人性和反人类性，无视兵团在新疆作出的伟大贡献和全国人民对口支援新疆及新疆安全稳定发展局面，把培训技能提升就业能力的技培中心污称为“集中营”，把少数民族群众进厂就业、收获自己劳动成果污称为“强迫劳动”，并据此设立并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

二、美国涉疆恶法出台的目的

通过对上文涉疆恶法出台背景及其行为不难发现，涉疆恶法是美国遏制打压中国以维护其世界霸权利益的重要措施之一。其直接目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以阻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打乱新疆发展节奏以制造不稳定因素，最终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利益。

（一）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以阻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使沿线国家享受到了更多的获得感，加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合作，增强了政治互信，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影响越来越大。“一带一路”不仅联通亚太和欧洲经济圈，还穿越非洲、环连亚欧，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最具潜力的合作带，成为当今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截至2022年3月，中国已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13]2013年至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11万亿美元[14]，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平台。2021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15]；沿線国家在华新设企业累计超过2.7万家，实际投资累计超过600亿美元，创造了一种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16]世界银行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研究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收入增长1.2%—3.4%，全球实际收入增长0.7%—2.9%，使参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加4.1%，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增加4.97%，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4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17]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并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我国应对逆全球化、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败。因此，出台涉疆恶法，就是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试图破坏或阻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使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失去实践和物质支撑，阻断中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使我国大力推进的经济全球化、向西开放及陆海统筹战略失去平台，遏制和围堵中国发展。

（二）打乱新疆发展节奏以制造不稳定因素

实际上，涉疆恶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签署发布前，美国已经专门对新疆出台了所谓法案和实施歧视性政策。包括出台2020年6月生效的《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20年7月31日，美国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列入SDN（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名单；2021年1月，美国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棉花以及番茄，以及所有使用这些材料生产的产品；2021年6月，美国滥用实体清单打击新疆光伏产业。打着“人权”“自由”的所谓价值观，涉疆恶法把上述实施的歧视性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常态化和“合理化”。该法全面收紧了对于原产于中国新疆的产品和存在涉疆业务因素的产品对美出口的限制，并授予美国政府对相关主体施加进一步限制措施的权力。[18]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根据此法，列出清单包括已经列入暂扣令的棉花、番茄、多晶硅在内的可能采取管控措施的19类企业相关产品范围，要求出口企业、生产企业提供未涉及强迫劳动的证据。[19]棉花、番茄、多晶硅是新疆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限制这些产品，就是打压新疆产业发展。该法的实施，不但使新疆出产的产品不能出口美国，而且也限制使用新疆原产地产品作原料的企业产品；不但压缩新疆产品市场空间，还增加了新疆招商引资障碍，试图从经济发展方面阻碍新疆进一步发展。这不是“预防强迫劳动”，这是要让新疆的经济回到解放前。自2010年以来，国家组织19个省市及央企全方位对口支援新疆发展，经过10多年的发展，新疆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稳定，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小康。2014年至2020年，新疆劳动就业总人数从1135.24万人增加到1356万人，增长19.4%；全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7.9万户、308.9万人全部脱贫，3666个贫困村（连）全部退出，35个贫困县（团）全部摘帽；新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4838元和14056元，分别比2010年的13644元和4643元增长了2.55倍和3.03倍。10多年来，新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为9.83%和11.71%，分别高出全国2.21个和0.5个百分点。1对口援疆致力于民生及产业援疆，有效地改善了新疆各民族生产生活条件，培育发展出新疆优势、特色产业，为新疆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美国涉疆恶法以“强迫劳动”为由专门打压新疆产品及新疆有关的企业产品，搞强迫失业、强迫贫困，搞不公平竞争[20]，目的就是打压新疆地区产业发展，为新疆各族人民享受发展成果制造障碍，使其收入稳定性持续性得不到保障，妄图把新疆发展的良性互动破坏掉，使新疆处于或返回封闭落后的贫困状态，进而在新疆制造民族矛盾和混乱，以便利用民族、宗教等议题扰乱中国良好的发展秩序。

三、美国涉疆恶法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及应对策略

（一）美国涉疆恶法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

显然，美国涉疆恶法对新疆经济发展是有影响的。根据新疆及全国的实际情况，其影响在短期内不是很明显，因为近几年新疆每年对美国进出口的商品总额仅占新疆总进出口的2%左右。但是，潜在影响是比较大的。因为该法不仅仅专门针对新疆出口到美國的商品，还包括“存在涉疆业务因素的产品”，相当于直接使出口美国的企业与新疆断绝经济联系。事实上，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前期对新疆及兵团相关产品列入暂扣令，冲击硅、铝、钢材、纺织品、PVC等大宗工业品价格开始回落，已经成为纺织业发展的重要不利因素。由于订单减少，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80%、棉纺织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7.7%、皮棉销售率仅为62%等。涉疆恶法出台，对新疆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等方面。

1.企业“合规”成本高、履约风险增大。我国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比较紧密，存在一些以美国市场为主的涉疆企业，甚至是在我国设立的美国企业，客观上要求这些企业适应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管控措施。美国对于所谓强迫劳动货物的管控措施，是对进口商品供应链上游的全面溯源审查，要求企业对所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不涉及强迫劳动进行举证，该合规要求和证明要求非常苛刻。不仅需要对直接进行交易的直接供应商进行相应的尽职调查，更需要绘制供应链图，涉及出口产品的各生产环节。企业建立负责识别、评估以及解决与使用强迫劳动有关的风险的流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增大了企业成本。关键是强迫劳动政治操弄意味浓，其标准不清晰、证明资料不明确，执法单位自由裁量权大，企业难以把控风险边界和遵循标准。[21]同时，因产品被调查，被滞留海关，或暂停进口、暂行扣押，或直接没收，将直接影响合同履行，并产生连锁反应和系列违约（延误）责任与罚款，使企业履约风险增大。若直接没收或销毁，可能直接导致企业财务困难，增大财务风险，影响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或增加融资成本。另外，企业还可能面临美国长臂管辖权的风险和其盟友仿效美国的连锁反应风险。

2.新疆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受阻。当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所列清单包括新疆地区的棉花、番茄、多晶硅产品等产业，是新疆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支柱产业，为解决新疆各族群众就业、增加收入起到决定性作用。2020年，新疆耕地面积5242.29千公顷，棉花种植面积2501.9千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7.73%，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8.9%；新疆棉花产量达到516.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7.5%，占世界棉花产量的20.76%，是新疆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新疆是我国最大的番茄生产基地，番茄是新疆特色农作物，番茄制品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其中番茄酱高达200万吨/年，占全国产量的80%，全世界每4瓶番茄酱就有一瓶来自新疆。[22]按照中国光伏协会的数据，2020年新疆多晶硅占全国57%，全球太阳能级多晶硅供应量大约45%是由四家新疆制造商（合盛硅业（鄯善）有限公司、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新疆协鑫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23]美国涉疆恶法有针对性地打压新疆优势特色产业，使相关产业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针对新疆出产的棉花制品、番茄制成品、硅基产品、电子产品等，频繁推出暂扣令，共扣留、没收总价值约4.85亿美元的货物，[24]使相关公司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相关企业设备生产能力利用率严重不足，相关企业产品价格下降趋势明显，严重影响威胁新疆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发展壮大，严重威胁新疆各类产业数十万工人最基本的劳动权利。

3.新疆招商引资增加了难度。全国对口援疆以来，新疆经济发展基础、营商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强化，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新疆发展前景，新疆企业法人由2015年的129581个增加到2020年239092个，年均增长13.1%。从2010年至2020年，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外国投资总体情况是上升的，企业数由499个增加到754个，增加了255个，年均增长4.2%（如表1所示）。但美国在疆企业数由2009年的16个，经过2017年达到37个的高峰，之后受美国政策影响回到10年前17个的数量（如图2所示），也使得整个在疆外企数整体回落。

尤其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出台，让一些主要以美国市场为主或涉及美国市场业务的企业开始转移投资区域，为有意投资新疆的企业增加不确定性预期，延缓了投资建设步伐。

上文主要列出了一些消极影响，实际上也有可能产生积极影响。若措施适当有力，对相关企业、产业及招商引资有促进作用。对企业而言，可进一步促进其合规生产、高质量高效率生产，开拓新市场；对产业发展而言，可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产品质量，比如棉花借此提升棉花品质，调整种植结构；对招商引资而言，通过广泛宣传，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激励和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新疆及兵团。

（二）应对美国涉疆恶法的对策

应对涉疆恶法，需要从国家、新疆、企业三个层面进行。

1.在国家层面，综合运用外交、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及发挥国际组织作用最大程度消除恶法影响。一方面，在外交国际舞台上揭露美国谎言，揭露美国打着人权的旗号破坏人权、打着规则的旗号破坏规则、披着法律的外衣践踏法治，根本目的是维护美式霸权的图谋，[25]用事实讲新疆故事讲中国故事。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使更多的国家实现政策相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物质基础，进一步筑牢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实际上，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达到30%，已经超过美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而且，中美之间经济已经深度融合，且是多层次、多方位的，美国政府单方面脱钩，把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之外，会面临很大的障碍。实践证明，政府要脱钩，企业、学校、个人难以完全脱钩；美国政府推动脱钩，其他国家并非会如此选择，美国的长臂管辖难以一直有效。不要说其他国家不认同及美国要忍受“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阵痛，单是美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对中国经济深度依赖的公司集团，也不会任由政府或政客胡来而放弃最有潜力的世界级大市场。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2年度《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中国仍然是美国企业的首选市场，83%的企业表示没有将制造或采购转移出中国的打算，并且会员企业认为，中美经济“脱钩”不符合双方的经济利益。[26]所以，在遏制打压中国的同时，美国总统拜登在外交场合多次作“四不一无意”1承诺，国务卿布林肯更进一步作出“六不一致力”2承诺，虽然可能又是谎言，但反映出美国政府没有想撕破脸与中国成为敌人，斗而不破将长期存在是中美关系现实写照。因此，要有战略定力，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与美斗争中合作，尤其是在经济和科技方面要强化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在文化领域强化自信交流，坚持友好交往；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斗争，坚持绝不退让，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解构西方话语体系，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逐渐使美国的所谓“事实”“证据”“谎言”失去市场。

另一方面，统筹国内资源，主要运用法制手段应对此类恶法对中国经济实体的伤害。制定类似《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法规，协调财政、税收等资源手段对相关实体进行经济补偿。同时，具体化、明确化相关清单或措施，鼓励地方在产业政策、贷款贴息、人才引进、物流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确保相关法规发挥最大效用。鼓励相关企业采取例外措施互助渡过难关，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关经济实体利益，规避风险。对以此为噱头扰乱正常经济秩序的企業、组织进行惩戒，保护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继续加大对新疆的支持政策，确保新疆发展稳定，尤其是棉花、番茄等特色优质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市场价格稳定，强化国内市场循环。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西亚段建设，助力中西亚高水平交通网络建设，打通南疆与中亚、西亚、南亚的铁路、公路、管路，为新疆特色产品“走出去”提供更多可能。另外，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同印度、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甚至美国经济联系，鼓励针对美国市场进口这些国家原材料生产以专门满足美国市场，并梳理企业清单，用现代数字信息网络技术精准配置资源，规避特殊市场障碍。

2.在新疆层面，要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用更开放的姿态开拓更广泛的国内外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27]当前，新疆面临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需要加快融入全国新发展格局，使新疆发展格局成为全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市场在外的发展格局。新疆加快融入全国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打破美国以涉疆恶法为代表编织的对新疆产品的歧视网，加快形成高端装备、现代农业、新能源、文化旅游等现代产业格局。首先，通过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为快速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通过改革创新，一方面，依法治疆，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推进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另一方面，抓住国家向西开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机遇，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打造内陆开放和沿边开放高地。致力于“一港、两区、五大中心、口岸经济带”建设，把“新疆从相对封闭的内陆变成对外开放的前沿”“把新疆的区域性开放战略纳入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要“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28]具体而言，针对美国涉疆恶法，积极开拓中西亚及非洲市场，尤其是能源粮食生产领域，能够为新疆产品及产业链拓展新的市场和空间。

其次，通过推进兵地融合发展，确保新疆区域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其本质就是要打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梗阻，使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和兵团考察时强调，要坚持兵地一盘棋，重大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全面推进兵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干部人才等方面的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29]这也为新疆区域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兵地之间尤其要协调优势产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领域，要充分利用兵团规模化、机械化和科技水平高的优势，在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条件下，鼓励支持兵团农业经营企业规模化经营农村集体土地，统筹棉花、番茄等农产品生产，进一步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在工业产品生产领域，依托新疆能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以光伏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统筹规划兵地光伏产业发展链条，依据兵地已有发展基础，协同打造多晶硅（硅料）、硅片、太阳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等产品制造基地及运维服务基地，增强配套能力，巩固和发展新疆光伏产业优势，打造世界级光伏产业集群。一方面，大力发展光伏产业，可以增加新疆市场对硅料、硅片、太阳电池、光伏组件等产品的需求，进而进一步促进光伏产业集群的形成；另一方面，新疆戈壁沙漠地区的年均日照小时数为 3200～3400小时，每年接收的太阳辐射量相当于4×103亿吨标准煤，大部分属于I类太阳能资源区，适宜建设大型、超大型并网和离网光伏电站，以及光伏综合应用示范基地。[30]利用丰富光热资源、戈壁沙漠资源发电，形成规模效益，降低用电成本形成能源“洼地”，进一步带动整个地区用电成本下降，提升新疆地区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相关產业发展。同时，消除电等资源同地不同价、资源流转、产品流通障碍，构建统一大市场，确保区域内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第三，通过创新对口援疆模式，确保新疆资源产品融入国内超大市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有着14亿多人口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每年进口商品和服务约2.5万亿美元，消费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巨大，[31]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提升，中国市场将不断扩充和充满活力。对口援疆是全国支援新疆发展的一种方式，为新疆融入全国大市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载体和途径。创新对口援疆模式就是要将无偿付出模式转化为互利共赢模式，在新疆对口援助地区建立“飞地园区”，利用新疆本地的特色资源及区位优势和援疆省市产业及资源要素特点，统筹配置受援双方资源要素，把对口援疆省市的产业链延伸到飞地园区，实现互利共赢、增强援疆综合效益的同时，强化新疆与内地市场联系。同时，建立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大力宣传新疆优质特色产品，借助援疆省市市场渠道把新疆特色产品尤其是优质农产品送到全国消费者手上。

3.在企业层面，加强企业风险管控，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进行。企业应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企业要遵守和积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中国法律法规保护自己权益。《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相关要求明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所称的“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根据该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国家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32]因此，企业不得为了规避涉疆恶法歧视新疆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在遵守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尤其是涉美市场的企业，要充分研究美国海关和边防局相关要求，证明产品不是所谓的“强迫劳动”制造。结合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如《公司法》《工会法》等关于劳动法律对于员工权益保护的规定，建立企业内部合规体系。加强以劳动者权益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形成相关制度，如合规行为准则基本制度、供应链管理机制、企业日常合规行为抽查流程以及侵权申诉机制和举报途径等，在保护企业职工权益不受侵犯的同时，应对涉外项目的合规要求。完善全面的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可以作为企业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不存在“强迫劳动”的证据，可能使美国海关和边防局扣押的企业产品得以放行1，尽可能减少企业产品出口风险。或者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调整企业业务战略，对美国恶意长臂管辖而导致风险大的美国市场进行业务收缩，或对供应链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确保企业受相关影响风险降低。但是，企业要坚信，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割断联系几无可能。美国试图通过打造不包括中国的高科技网络和供应链，尽管这会对中国造成不利的影响，但美国本身也会受到损害，毕竟当代世界无论是科技还是供应链都离不开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虽然重创全球经济，但中美贸易额却逆势上扬。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值4.0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2021年中美贸易额达到4.8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2%；2022年前5个月，中美贸易额为2万亿元人民币，仍保持两位数增长。而且，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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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昌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