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康养产业发展的理论阐释、多元实践与政策协同

李俏,陶莉

(江南大学 法学院,无锡 214122)

伴随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阶段,人们逐渐意识到长寿时代所带来的潜在疾病风险,更加关注健康问题并主动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部分农村地区因其具有优越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正成为农村康养产业发展的蓝海,并在多元社会资本的参与下不断催生出康养小镇、康养综合体等新兴田园康养模式,成为促进城乡资源交流互动的平台和媒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开发农村康养产业项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指出,要推动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梯度配置县乡村公共资源,发展城乡学校共同体、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养老服务联合体。这些政策信号无疑也为康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和新动能。然而,农村康养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形态,其实践类型、效果以及面临困境等还不为人所知。在这个意义上,深入揭示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效果,解决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对助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术界较少使用“康养产业”这一概念,而主要使用“健康产业”加以指代。国外对健康产业的界定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上对应于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业,即经济系统中向患者提供预防、治疗、康复等服务部门的总和[1];广义上对应于我国的大健康产业,包括医疗产业和保健产业。具体到农村地域范围内的康养产业问题,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养老这一现象的讨论上。研究发现,英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许多城市退休老人选择移居到乡村生活[2],这种移居方式不仅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促进了两地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提高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推动了养老目的地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养老目的地的农村为了吸引城市老人长期留在乡村养老,会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完备的基础服务设施、便利的交通等条件[3]。但对于下乡康养的老年人而言,医疗水平是其重点考虑的内容,这将关系到其能否顺利实现安享晚年的心愿[4]。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尤其是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之后,康养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这不仅反映了养老需求新变化,也标志着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5]。“康养”目前多被限定在个人领域,被认为是以养为手段、以康为目的的活动,并使自身趋于最佳状态的行为[6]。康养产业则属于准公共物品,意指健康与养老服务业。学术界多认为农村康养产业是依托乡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健康为核心理念,集养老、养生、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型产业模式。当前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逆城市化条件趋于成熟,已有学者倡导在大城市周边发展田园民居式老年康养社区[7],希望建立一种城乡融合和居家社区机构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

在实践中,农村康养产业多结合地方资源禀赋,并与乡村其他产业进行融合创新,业态十分丰富。一方面,农村康养产业与乡村旅游相融合,通过林旅、农旅、体旅、医旅、文旅融合,打造出森林康养旅游、中医药康养旅游、文化康养旅游等模式[8]。另一方面,农村康养产业与乡村景观游览、农耕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等相融合,导入“康养+”对地区产业进行规划布局[9],发展出田园康养、森林康养、生态康养、体育康养等新兴业态。但当前农村康养产业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康养资源的挖掘和整合力度不够[10],且部分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模式较为粗放,缺乏对康养产业的总体规划和项目设计,不能为各年龄段的游客提供多元化的康养体验[11]。最为重要的是,目前农村土地退出面临如何实施、退出的土地如何优化利用等挑战[12],集体土地征收和专项使用政策还难以适应康养产业发展的需要,亟需在用地政策保障、金融手段、社会资本参与、康养产业人才培育、农村康养品牌建设等方面加强多元支持。

整体来看,虽然农村康养产业发展问题已引起学界关注,但还存在一些有待深化和拓展的空间:一是学界对农村康养产业停留于现象描述,尚没有展开专题性研究;二是虽有研究触及农村康养产业发展动因及实践模式问题,但分析较为笼统,缺乏有力的学理支撑。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动因为何,实践形态如何,又产生了怎样的发展绩效与问题?与单纯关注康养发展的产业视角不同,我们更侧重于从城乡连续体的角度,揭示和解释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机制问题,即城乡作为康养产业实践场域的联动式发展问题。本文通过经验研究提出“城乡互益性养老”的思路,借此从实践层面回答康养在促进城乡交流中的媒介作用。

二、农村康养产业发展的理论阐释

图1 农村康养产业发展示意图

(一)乡村舒适性资源的优势驱动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居民对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逐渐提高,城市空气与噪声污染、交通拥挤等问题也日渐凸显,出现了大批城市居民前往环境较好、自然舒适性较强的郊区和乡村生活的现象。“舒适性”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Ullman于1954年提出,意指一种愉悦的生活条件[13]。而乡村舒适性是指乡村具有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的特征,主要表现如下:在生态环境方面,乡村主要以优质的自然资源为核心,包括田园风光、自然村落、山水地理、开阔的户外空间,以及丰富的耕种、畜牧、采摘资源等,便于开展休闲、游憩、康养、亲近自然之类的活动;在人口方面,乡村有着低密度的人口空间,不会出现交通拥堵与住房紧张的现象;在生活方式方面,乡村具有缓慢的生活节奏、丰富的人文历史与民俗传统,其在审美、居住、休闲、康养等方面的功能,更易吸引以体验乡村生活为目的的城市居民进行短期游憩和长期居住。实际上,乡村的舒适性资源更契合老年人的口味,可以满足他们维持身体健康和亲近自然的双重需求。因此,近年来在京津冀区域市郊、浙江和安徽等部分农村地区,乡村舒适性资源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带动了农村康养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乡村经济多渠道、多功能发展。

(二)后生产主义的乡村价值创新

二战以后,随着人们消费理念的变化及乡村多元功能的开发,乡村中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城市中产阶层因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崇尚自然和安全等,开始由城市向乡村迁移,“乡村绅士化”现象凸显。在此背景下,乡村的生产性功能不断消解,并逐渐向非生产性功能转化,乡村的定位不只是生产农产品的地方,农业也不再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全部,乡村的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开发[14]。后生产主义的乡村价值主要体现在生态价值、生产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四个方面:乡村的生态价值表现为乡村生态环境是村落自然与人工的统一体,如优美的山水田园景观、干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壤,为人们放松身心和陶冶情操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乡村的生产价值表现为乡村是实现产业融合的有效平台,涵盖了农业、手工业、旅游业等多种产业形态;乡村的社会价值表现为乡村既可以满足人们对低碳、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的需求,还具备社会稳定和安全保障作用;乡村的文化价值表现为乡村在传承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址、重塑乡村凝聚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乡村多重价值的展现不仅促使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不断涌现,乡村产业的增值渠道得到扩充,还吸引了部分城市群体到农村居住和生活,满足其在农业生产、生活休闲、观光旅游、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多种需求,达到重塑其精神身心生活的目的。

(三)农村产业融合的开放性探索

产业融合的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早期的产业融合主要侧重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今村奈良臣明确提出了“第六次产业”(1产业+2产业+3产业=6)的概念,农业才正式被纳入产业融合的研究范畴。农村产业融合是指以农业为依托,对资本、技术、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进行产业之间的跨界重组,实现农业产业链延伸、产业范围扩展、农民收入增加等目标的现代产业体系[15]。从农村产业融合的实践形式上看,农村产业融合一般指农业与现代信息产业和现代工业的融合,也包括农业与旅游、休闲、健康、文化、养老等服务业的融合。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通过产业跨界重组、要素跨界配置、主体跨界联合等方式,各地农村不断探索出“农业+”的多元形态,农业所蕴含的粮食生产、经济保障、就业吸纳、教化人心、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不断得到开发利用,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其中,浙江丽水、湖北利川、广西桂林、河南郑州等地农村的休闲经营主体充分利用山水地理、自然风光、气候条件、传统民俗文化等资源优势,自主探索出“乡村+康养”业态,开发出旅居养老产品,吸引了一批观光者到农村消费与居留,而这些观光者极有可能参与和体验当地的农事采摘和文化活动,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注入活力。此外,发展农村康养产业还为城乡交流创造了机会,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要素的重新配置,在城乡间建立起紧密的产业链条,在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达到城乡资源互补的目的。

(四)城乡地域共同体的功能再造

地域是从事生产和生活的人类活动的场所,是在经济、社会和自然方面具有一定自律性、完整性和充满人性的地理空间[16]。但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城乡交流却进入一个冲突、倾斜、被规划的阶段,表现为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农村不断被损蚀,如何建立起顺畅的城乡交流机制已成为一个充满困难和挑战的问题[17]。城乡地域共同体便在此背景下被提出来,强调城市与农村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功能,主张基于自然互惠关系将两者结合,相互补充和相互完善,构建城乡地域范围内人们之间的一种休戚相关、生死相关、疾病相扶的关系[18]。具体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佛立丘的未来城市理论、施密特的“产业-生活田园城市”理论,都认为城市如果能与自然和农村结合便会焕发生机,强调要将城市与农村纳入同一视野来进行整体规划设计,形成功能互补的城乡建设格局。费孝通也认为“乡村和都市本是相关的一体”,指出乡村和城市尽管在经济、社会及制度意义上存在着分野,但两者之间亦不缺乏某种文化上的连续性和相关依赖性的存在[19]。近些年国家政策也一再强调,要以县域为资源统筹的范围进行功能区布局规划,强化对小城镇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农村地区的产业配套与服务功能,增强其对企业和城市居民的吸引力。而发展农村康养产业便是城乡地域共同体功能再造的重要表现,以健康、养老、旅游等为媒介带动城乡合作经营、资源共享、人群交流,促进城乡融合和共同发展。

(五)健康养老的政策推进与市场拉动

由于发展康养产业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并有效填补社会养老服务缺口,自2013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频繁出台支持康养产业发展的利好政策(表1),尤其是伴随健康中国行动、老年健康促进行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启动,康养产业建设已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相关支持包括体系建设、设施布局、产业规划等。在产业形式上,从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促进多种行业深度融合发展到创新康养市场;在康养归属地上,强调逐渐放开农村市场,鼓励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为农村康养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在市场方面,近年来我国健康养老的消费需求持续攀升,老龄健康产业规模不断扩大,预计到2030年我国健康产业和养老产业规模将分别达到16万亿元和22万亿元(1)参见黄鑫,《2030年我国养老产业规模将达22万亿元 发展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培育新动能》,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1/04/t20180104_27553441.shtml。。农村地区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正在成为发展康养产业的首选之地,吸引众多企业、社会组织、个体农户投资创业,康养地产、康养旅游、康养科技等新业态越来越丰富,休闲、运动、度假、农耕、养老、养生、医疗、康复、教育等多种功能日趋完善,消费群体也逐渐从老年人扩大到各年龄段群体,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表1 我国康养产业政策支持

三、农村康养产业发展的多元实践与成效问题

(一)农村康养产业的实践形态

根据《2020年中国康养产业发展报告》,按照实现康养效果的方式和场景,可将旅居康养划分为田园旅居、疗养旅居、文化体验旅居,以及依托长寿自然资源或其他特色资源旅居;按照康养目的地资源开发利用类别,可划分为气候型康养目的地、森林康养目的地、温泉康养目的地、中医药康养目的地和特色农业康养目的地(2)参见《2020年中国康养产业发展报告》,https://www.health.net.cn/medical/202106832.html。。借鉴这两种分类思路,课题组结合对浙江省丽水市平田村、吊坛村、李坑村以及江苏省无锡市马山镇等的实地调研资料,从农村康养产业资源和场景的角度,将农村康养产业划分为田园康养、文化康养、医疗康养和森林康养四种形态(表2)。

表2 农村康养产业的实践形态

1.农村田园康养。农村田园康养是一种以乡村田园为生活空间,以农家、农事、农活为生活内容,以体验回归自然、修身养性、休闲旅游、颐养天年为生活方式的实践形态,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融合的需求。如丽水市平田村,2013年被列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点;2014年该村老书记联合村内返乡创业的年轻人,租赁村内28处老房子进行修缮改造,再由县政府邀请知名建筑团队进行规划设计,打造出一个集住宿、餐饮、休闲、农耕于一体的乡村慢生活体验区。在田园生态养身方面,该村围绕保存完整的“山水田园村落”格局做文章,举办休闲观光活动,成立“大荒田合作社”为康养者提供农耕体验、餐饮制作体验等服务;在田园文化养心方面,深度挖掘独有的传统染布手艺、农耕历史文化,结合市场需求及现代生活方式,运用艺术手段营造出利于“养心”的建筑场景,如云缬坊手工作坊、农耕博物馆等;在田园旅居养生方面,与康养度假相结合,将农民闲置的农房改造成艺术家工作室、民宿和写生基地宿舍,配有完备的康养设施,为旅居人士提供较全面的康养服务。再如攀枝花市昔格达村,该村采取“公司+合作社”的方式,与多家公司合作,租用当地96套农房进行集中改造,将自然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建成集康养居住、康养服务、康养配套于一体的田园旅居康养村落。目前田园康养产业的服务对象主要为偏爱农家生活、追求田园气息和享受乡村慢生活节奏的人群,一般居住时间比较长,且很少受到季节性的约束,这是其发展的主要优势之一。但农村田园康养如何统筹多方利益、建立共享机制成为发展关键。

在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的过程中，需要在不同的领域进行架构，由于不同领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对架构形成了极大的挑战。例如在农业的海量数据中，包含大量的农业基本资源如耕地、田地等，农业生产方面如育种、施肥等。在对农业中海量数据进行挖掘与处理时，面临灾害风险预测、粮食安全等多方面问题。与此同时，在构建农业云计算平台时，需要获得计算机技术的相关支持，还需要大量的农业经验与农业知识，地方政府也要提供相应的支持，为农业的云计算平台构建形成较大难度与挑战。

2.农村文化康养。农村文化康养是将传统养生、国学或者佛教、道教等文化资源融入乡村生产、生活、生态,通过开发系列文化产品,将静态的康养文化打造成动态可体验的文化主题活动、康养活动等实践形态。以无锡市马山镇的“禅意小镇·拈花湾”为例,该项目位于灵山脚下,由灵山集团开发,规划面积1600亩,以“五瓣佛莲”为总平面,以“五谷”“一街”“一堂”为功能分区总布局,功能定位是为灵山景区提供休闲养生配套。该项目将佛教文化中的“禅”喻义与简单、快乐、健康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打造出“佛文化+度假=禅意生活方式+心灵度假”目的地,营造出较好的文化康养氛围[20]。同时,拈花湾通过对当地传统佛教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将禅元素提取出来,让文化内涵真正落实到可以体验的动态文化活动和文创产品中,如设置拈花湾非遗主题文化创意集市、非遗传承体验室,开发非遗主题的饮食类、传统民俗类的活动,举办个性化非遗主题创意定制活动等。再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江县高脚村,在村“两委”的带动下,依托传统瑶族村寨和瑶族养生文化发展康养产业,争取到财政扶持项目资金,改造了瑶族药浴间48间,覆盖本村36户贫困户;同时,通过扶贫项目支持、单位帮扶、贫困户入股等方式,带动农户抱团发展,投资43万元建立了瑶药文化体验馆,打造出“康养+文化体验”的旅游品牌。但这一实践形态高度依赖于地方文化特色,要求康养产业开发必须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深挖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避免同质化竞争。

3.农村医疗康养。农村医疗康养是依托中医药资源,以中医养生为主,开发药养、食疗、气疗等中药体验产品,将中医药理念融入康养生活的实践形态。不同于现代医学,中医药诊疗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四季时令的变更,调整生活作息和运动习惯以达到健康养生的目的,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恰与康养理念中“治未病”的思想不谋而合。典型如丽水市吊坛村,村里长寿老人多,中医药资源丰富,现存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百年南方红豆杉17株,其中450年和500年南方红豆杉各1株,2014年成功入选全国第三批传统村落。2017年,该村与意大利华侨合作,采取整村保护性开发的思路,长期承租村内30栋闲置房屋,投资8000多万元打造中医药养生度假村。建设内容包括:一是打造39间康养民宿,房间采用禅隐风的装修风格,为游客带来东方禅意的静与悟的体验;二是建立艾灸理疗馆,内设4个理疗室,聘请专业艾灸理疗师为康养老人提供艾灸理疗服务;三是建立吊坛村中医药馆,由专业中医师坐诊,提供中医诊疗、养生保健、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治疗等医疗服务;四是建立膳食山养餐厅,秉承传统药食同源理念,为康养老人提供药膳中医食疗康养服务。该村2021年接待康养游客21170余人,其中接待艾灸服务人数达5200余人,带动周边100位村民增收,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再如泰州市大泗镇,该镇依托悠久的中医文化、中药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中医药资源,以中药科技园为核心,大力推进“医药养游”融合发展,打造“1+3+N”的发展体系。其中,“1”是指以中药科技园为核心,“3”分别对应于休闲娱乐、中药养生、医疗器械产业,“N”则泛指养老、生态农业、电子商务等配套产业。目前该镇已建成中药科技园养生体验馆、中药材种植景观区、中药材加工体验区以及完善的养生养老配备服务区,可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养消费需求。但农村医疗康养本身对目的地医药资源的依赖性较高,因而具有一定特殊性。

4.农村森林康养。农村森林康养是指依托森林生态优势,通过景观提升、产业链延伸、林上和林下经济发展等,达到促进身心健康和延缓生命衰老目的的实践形态。森林中含有的大量负离子和绿色植物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肺呼吸功能,调节老年人的心理状态,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典型如丽水市李坑村,该村位于箬寮原始林内,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2000年8月,松阳县长运有限公司选择此地开发了箬寮森林原始景区;2001年10月,该景区正式对外开放;2021年,该景区被评为“箬寮森林康养基地”。在森林康养体验项目上,该景区建有1所占地面积为4000多平方米的箬寮山庄、20栋特色养生小木屋、26家村民自建的民宿,供康养消费者居住;借助林区本土生态食材优势,推出独具农家风味的健康养生菜肴和养生保健药酒。在森林健体项目上,修复森林古道20余里,建设5公里平地型和台阶型康养步道,定期开展森林冥想、森林太极等宜静宜动的康养活动。在森林教育项目上,充分利用原始森林资源的多样性,多次举办乐研、乐学等森林教育活动;依托李坑村独有的古法手工造纸技术,开设古法造纸体验坊,发展造纸体验、造纸术科普学习等研学产业。同时,该村将通过建设保健体检中心和中医馆,不断完善其健康管理服务和森林疗养服务功能。再如四川省洪雅·峨眉半山七里坪森林康养旅游度假项目,该项目以康养和文旅产业为核心,以大健康产业为主导,结合“医、养、游、居、文、农、林”等七个板块,形成健康养生全产业链[21],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发展动力。但由于这一实践形态对森林资源有特殊性要求,因此大都集中在我国的四川、湖南、陕西等植被覆盖率较大的地区,具有一定特殊性,同时其服务功能也较为单一,大多仍停留于吃、住、看等休闲旅游层面,对森林的生态、景观、食药和文化等资源开发利用不够,医养融合也不足。

(二)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成效及问题

1.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成效。考虑到城乡作为康养产业实践场域的联动式发展问题,下面将从农村康养产业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城乡居民、城市和农村)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由于老年群体的个体性差异较大,其养老服务需求的层次与内容也不尽相同,而现有的居家、社区、机构服务体系尚不能较好地满足其个性化的养老需求。而农村康养产业所提供的多样化的服务内容与多元化的服务方式,恰可以为那些在城市原居住地不适合安度晚年的老年人提供多元化的服务渠道,满足其对住房、养老养生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的需求[7]。如昔格达村,在发展田园康养产业时将日本先进的“两代居”理念融入房屋开发设计,建造一批老年人与家庭同住的康养旅居住宅,打造出代际和谐生活圈。同时,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不仅为探索新型养老服务模式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提供了新方法。如吊坛中医药康养度假村,通过建设艾灸理疗馆、中医药馆、山养餐厅等方式强化服务供给,充分照顾到不同老年人群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第二,建立互益性城乡交流渠道。在工业主义和城市主义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现实背景下,城乡之间的交流多是单向的,尚没有形成“对流”式的交流与互动[17],而农村康养产业可以为城乡交流机制的建立提供可能渠道。如平田村通过开展农耕体验和餐饮制作等活动,在使旅居老人享受到田园生活带来的充实感同时,也帮助本地老人凭借着自身丰富的耕种技术获得相应的收入。再如吊坛村的康养产业项目开发者,最初是在城市运营禧灸堂中医艾灸养生项目的,后来到吊坛村发展农村医疗康养产业,带动了城市人才、技术和资本下乡,实现了城乡资源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康养产业通过对乡村特有资源的挖掘利用,使被动式的外部资源输入逐渐转变为主体性的乡村内生式发展,使日渐衰落的农村在社会关联中重焕生机。

第三,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社区建设。发展农村康养产业不仅迎合了部分城市居民的健康养老需求,为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居民投资和从事康养服务业提供机会,还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吸引外出农民回流,形成农村产业和人才发展的良性循环。2017年以前,吊坛村常住人口不足40人,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足万元;在发展康养产业之后,村内85%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到流转土地、委托种植、协助销售中医药材等过程中,实现了村民和村集体的双增收。除此,发展农村康养产业还可以促进乡村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改善,带动道路、交通、通讯、网络等配套设施建设,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养老服务的外溢效应,为当地农村老年人提供更加适老化的居住环境和养老服务,为在农村探索整合型养老服务模式提供了更多可能。如平田村的康养项目还面向农村留守老人开展了一些公益服务,如理发、生活用品维修等。

2.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问题。当前农村康养产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还不成熟,在政策、资本、人才和技术层面还面临诸多问题。

第一,统筹规划力度不足。一方面,存在系统性政策缺位且落地难的问题。目前尚未出台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的农村康养产业发展政策,导致康养产业涉及的民政、卫健、医保、文旅等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晰,出现了条块化管理现象,增加了康养产业项目开发者在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的难度。同时,尽管国家在土地供应、资金补助、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了一些优惠措施,但由于政策上的碎片化,再加上相关部门间缺乏有效衔接,投资者很难享受到优惠待遇,没有充分发挥对产业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缺乏精细的康养产业发展布局规划。相较于传统产业,农村康养产业链条长且关联度较高,依靠单一业态很难生存,需要上下游行业的共同努力才能形成完整的农村康养产业链条,发挥出产业的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然而,由于政策规划上对产业发展的长远性、系统性思考不足,对农村基础配套设施支持也较少,产业集群效应尚未形成。

第二,业态短板比较突出。首先,当前很多项目开发者对农村康养产业的认知还不够清晰,有的直接将康养产业定义为乡村旅游,将旅游当作康养发展的噱头,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偏离产业主题。其次,外来资本对项目开发地的村庄特色资源不熟悉、挖掘深度不够,往往易忽视产品和服务所内含的文化底蕴,导致所提供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不能与当地的特色资源有效结合,同质化问题严重。如目前开发的森林康养产业在发展形式上与普通的森林观光景区无异,对森林在保健、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挖掘不够,难以真正留住旅居老人。最后,外来资本与当地居民间的矛盾也不容忽视。调研发现,在项目发展初期个别企业与村民在土地租金方面没有达成一致,后来各种纠纷不断。更有甚者,在开发过程中还出现了超出农村环境的承载能力而引发环境污染与恶化等负外部性问题,对村民的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良影响。

第三,专业康养人才匮乏。康养产业需要具备健康、养生、养老等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我国在相关政策上没有制定统一的康养人才培养标准,在培养理念上还未形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体系,导致在专业性康养人才供需上存在较大缺口。同时,由于农村康养目的地大多处于农村地域,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条件比不上城市,难以吸引专业性康养人才的加入,从业人员多为当地村民。由于接受相关培训的机会并不多,从业人员在提供康养产品和服务方面普遍存在专业知识缺乏、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服务内容较多停留在简单的身体护理层面,无法满足人们深层次、多样化的康养需求。此外,受到职业归属感弱、收入待遇低、职业风险高等因素影响,相关专业人员一般不愿意从事农村康养行业,从业人员的稳定性差、流动性强,难以有效满足我国农村康养产业的发展需要。

第四,数字化技术融入较少。当前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较为薄弱,医疗设施短缺、医生严重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广泛存在,尚难以满足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高层次需求,导致许多城市老年人不愿意长时间居住在农村地区。进入数字化时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全面应用,要求养老服务向数据联动、综合管理、安全监护、健康管理、生活服务、精神慰藉等方向发展,让老年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摆脱时间和地理环境的束缚,居家过上高质量、高享受的生活。同时,远程医疗更应该在农村发挥作用,解决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医的问题。调研发现,受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信息技术设施建设不健全、农村地区服务半径长、服务递送成本高等因素影响,当前智慧康养实践在农村推广难度较大,个性化健康管理、互联网+护理服务、互联网+健康咨询、互联网+健康科普等智慧康养的服务内容十分缺乏,严重影响到农村康养的吸引力。

四、农村康养产业发展的政策协同路径

政策协同是政府为解决复杂、跨界的公共问题,通过发挥政策组合优势,促进各类政策相互兼容协调、有机配合,提高治理效能的整体性治理方式[22]。鉴于农村康养产业覆盖面广,具有跨产业、多业态、复合性的特征,针对政策、资本、人才、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从要素协同的角度构建政策协同的路径(图2)。

图2 农村康养产业协同发展路径图

(一)主体协同:加强顶层设计,发展产业集群

农村康养产业具有关系民生、关联性强等特点,政府应站在统筹者的角度进行顶层设计和协调推进。一是应出台全国性的农村康养产业发展政策,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加强各部门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协调与合作,确保产业体系运行顺畅,引导康养产业有序发展。同时,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管理,确保相关政策补贴能够有效落实,切实保障项目开发者的利益。二是建议以省为单位成立农村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织编制区域内农村康养产业发展规划和空间布局,强化产业体系的支撑功能,满足康养人群在“医、养、游、居、文”等方面的需求,全方位打造宜居农村康养生活圈,留住康养人群。如四川省洪雅·峨眉半山七里坪森林康养旅游度假项目由实力雄厚的资本进行开发运作,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康养产业链,但该模式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还需要政府以城乡地域共同体的思想进行功能布局规划。一方面,要根据地方发展实际,加大对农村道路交通、医疗卫生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打破城乡资源分散割裂的困境,鼓励引导资本下乡参与农村养老、医疗、餐饮、旅游、文化、保险、地产、家政等产业建设,发挥产业集群效应,打造宜居农村康养综合体。

(二)资本协同:突出康养特色,强化利益联结

首先,加强项目开发者对农村康养产业的正确认知,跳出传统产业发展框架,使其认识到农村康养产业是依托于乡村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提供健康、养生、养老等服务于一体的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类型。其次,重视对村庄资源的开发利用,因为资源的活化和动态开发调整才是资源变为资产、资产转化为财富收入并藏富于民的重要保障[23]。可以采取与村集体合作的方式,规避资本外来性的弊端,在对乡村现有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准方向,结合当地的资源禀赋,以康养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出具有品牌效应的康养基地。同时,将当地的中医药、森林和温泉等康养资源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打造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的康养项目。再次,注入康养文化要素。加强对后生产主义乡村文化价值的开发,充分结合当地的农耕文化、中医药文化、膳食文化等做文章。最后,鼓励村民和村集体以土地或资金入股的方式加入农村康养产业项目建设,构建多元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和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从而提升本地居民的主体地位,激活乡村自身造血功能,助力农村康养产业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约束产业不合理行为的目的,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

(三)人才协同:创新职业培训,培育康养人才

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农村康养产业发展需要,制定人才支持政策,多渠道、多形式、有针对性地引进专业康养人才。创新并落实人才激励政策,可借鉴四川省成立“县康养产业发展局”和出台“柔性引进”政策的做法,大力实施“人才回引”工程,鼓励人才返乡就业创业,共同发展农村康养产业。其次,加强康养服务从业人员岗位培训。积极搭建教育培训平台,可以采用政府牵头、社会资本参与的方式,推进康养领域产教融合,发展一批产教融合型康养示范企业,支持高校和优质机构共建合办康养服务实训基地,探索将康养服务场所发展成实训网点,不断完善现行培训机制。再次,制定统一的康养人才培养标准,建立健全市、区、康养服务机构分级分层培训体系,实行康养服务人才分类培训制度,持续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结合康养市场需求,不断创新康养理念,把健康、保健、预防、养生等意识融入培养过程,树立正确的康养服务理念,全力打造专业化、综合性、高素质康养服务人才。最后,逐步提高康养服务从业人员的收入待遇与职业成就感。加强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提升民众对康养产业的认知,营造有利于康养人才成长的社会氛围,增强康养职业的吸引力。

(四)技术协同:推进科技创新,赋能智慧康养

技术是康养产业发展的新动力,农村康养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势必要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深度融合,构建智慧康养体系,打破距离和农村人力资源的限制,打通城乡医疗服务渠道,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共享。首先,借助数字乡村建设平台,不断补齐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短板,逐步建立智慧康养服务系统,加强城乡老年人康养数据库建设。其次,采取“互联网+养老”的方式,完善智慧康养服务信息查询等服务功能,建立线上养老服务顾问体系,为下乡康养老人提供智能化远程医疗服务,实现城乡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和利用,缓解农村医疗资源匮乏和服务水平不高的难题,减少下乡康养老人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再次,以老年人为中心,不断优化康养管理设施和产品设计,对其进行合理的适老化改造,便于老年人操作使用,体现智能技术应用中的人文关怀。最后,加强对老年人信息化技能培训,减轻老年人在接受智能化产品和服务时所产生的抗拒心理,可引入“代际共融”的价值主张,鼓励青年人和志愿者帮助老年人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网络使用问题,增强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能力。

五、结语:城乡融合与康养产业的共演

本文尝试以“农村康养产业”为媒介,通过对我国农村康养产业发展动因、实践形态与成效问题的经验分析,来回答城乡养老之间的可能联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经验,一般会经历集中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当城市化率达到70%时,便会迎来逆城市化的发展契机[24]。当前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和部分省市的城市化率已接近70%,虽然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逆城市化浪潮,但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西方退休迁移、舒适性移民的发展动向,农村康养产业发展便是一个典型的风向标。目前农村康养产业发展还处于“实践先行”的状态,学术界对农村康养产业的实践过程与作用效果还关注较少,在后续的研究当中,亟待加强对农村康养产业这一新兴业态的学理解释与经验总结。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11月颁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推动老龄事业与产业、基本公共服务与多样化服务协调发展”的要求,农村康养显然属于产业和多样化服务的范畴,但对于如何发展还需要在政策上对农村康养产业给予明确的功能定位。同时,围绕农村康养产业发展,还应加强对城乡互益性养老服务模式的研究,通过乡村康养产业开发、志愿服务开展等形式,探讨建立衔接有序、功能互补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的可能路径,将外部资源嵌入乡村养老服务发展的过程,实现城乡“对流”发展。此外,在实践层面还要建立具有创新性的组织体制与服务机制,尤其要注重引入和发挥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发展力量,形成城乡地域养老共同体,促进城乡养老空间的重塑和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