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聂大昕
乾隆十三年(1748),皇帝敕谕“会同四译馆”新编一批民族语和汉语、外语和汉语对照的分类字书,即“华夷译语”(丁种本)。监纂工作由傅恒、陈大受、那延泰三位军机大臣负责。其中《弗喇安西雅话》《拉氐诺话》《伊达礼雅话》《播哷都噶礼雅话》《额哷马尼亚话》五种,收词均在2070 条上下,分别记录法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德语,合称“西洋馆华夷译语”。据福华德(Walter Fuchs,1902 —1979)考,现故宫博物院藏版原存方略馆(Fang lüehkuan),①Walter Fuchs, “Remarks on a New ‘Hua-Yi-Yi-Yü’,”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1931 (08), p.91.与乾隆敕谕“所有西天及西洋各书,于咸安宫,就近查办”是吻合的。
除“华夷译语”以外,乾隆还钦定辑校过一批译语字书以“昭同文盛世”,其中包括《钦定同文韵统》(下称《同文韵统》)。傅恒、纳延泰亦为该书监纂。②另两位监纂为允禄(和硕庄亲王)和汪由敦。关于“纳延泰”一名,《钦定同文韵统》(卷一)作“纳延泰”,《清实录》卷324 记作“那延泰”。
《同文韵统》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目的是“建立一套用汉字音译梵文和藏文的规则,以利佛教的普及”。③聂鸿音:《〈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载《满语研究》2014 年第1 期,第5 页。从奏议看,着手编纂《同文韵统》的工作不晚于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十四日,与“乾隆十三年九月上”敕谕着手“华夷译语”的时间几乎一样,而这并非巧合。“西洋馆华夷译语”用字与其他“华夷译语”的用字是有区别的,但与《同文韵统》的梵汉、藏汉对音的用字却是有关联的。
就注音汉字层面,有以下四点关联:第一,遇到汉语的多音字时,均取相同读音,如“墨”均取“莫配切”标注me,“塞”均取“苏则切”标注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