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书画鉴藏趣味探究

摘要：文章主要探讨乾隆书画鉴藏趣味表现在哪些方面。之所以选择乾隆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中国古代王朝经历千年的发展，在清乾隆时期，内府的收藏数目达到巅峰，而乾隆作为当朝皇帝，其书画鉴藏的趣味十分值得关注。文章整理乾隆临摹作品的数量、临摹对象的选择，以及乾隆本人的一些评价，初步探寻乾隆书画鉴藏的趣味所在，即在书法鉴藏上追求晋唐书风，在绘画鉴藏上注重展现自身的文人气质及关注绘画的教育功能。

关键词：乾隆；书画鉴藏；鉴藏趣味

中图分类号：K249.3；J2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1-0-04

0 引言

乾隆九年，由于内府中收藏的书画作品太多，因此乾隆便命人编撰了《石渠宝笈》的初编，初编中囊括了他本人32岁到35岁的画作。在初编完成40年后，乾隆皇帝又下令，让王杰等人编纂《石渠宝笈》的续编，续编不计入初编中已经记载的书画作品，续编中收录的乾隆本人的书画作品都是其83岁以前的大部分字画。至嘉庆即位后二十一年，《石渠宝笈》三编的编撰也完成了，将乾隆和其他四位清代先帝的书帖都收录了进去，其中也包括在初编和续编中没有收录的乾隆书画作品。

《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的整体情况相似，但只收录宗教题材的书画作品。在《秘殿珠林》（共三编）和《石渠宝笈》（共三编）中，共收录乾隆书画作品2161件，其中《石渠宝笈初编》收录了151件，《石渠宝笈续编》收录了1078件，《石渠宝笈三编》收录了850件；《秘殿珠林》收录的数量较少，《秘殿珠林初编》收录了36件，《秘殿珠林续编》收录了36件，《秘殿珠林三编》收录了10件［1］。在这总计2161件作品中，乾隆的书画作品总共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临摹和临写类，第二类是自己创作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乾隆朝詞臣的代笔之作，但即便是代笔之作，也需要乾隆本人同意后才能进行创作，依然能反映出乾隆本人的审美趣味。

1 书法直接或间接追求晋唐遗风

在《石渠宝笈》（共三编）和《秘殿珠林》（共三编）中，乾隆帝本人临摹的作品大约占其总作品的三成，临摹对象多选择赵孟頫、董其昌、米芾、苏轼、王羲之。其中临摹赵孟頫的作品共42件，临摹董其昌的作品共59件，临摹米芾的作品共76件，临摹苏轼的作品共85件，临摹次数最多的是王羲之的作品，共111件。

对赵孟頫书法作品的临摹，笔者认为，这是乾隆帝本人对无法收集到自身喜爱的晋唐作品的一种妥协，是一种通过学习赵孟頫的书法来远追晋唐书法的方式。众所周知，赵孟頫的书法师承晋人，加之其存世作品较多，乾隆自然会选择赵孟頫的作品进行临摹。乾隆的词臣梁诗正看到乾隆在三希堂的作品时也发出了感叹：“仰瞻宸翰，笔意冲澹，直入晋人之室。”［2］虽然这样的评价有夸张和奉承之意，但是毫无疑问，“直入晋人之室”是乾隆帝想得到的评价，也从侧面说明了乾隆对晋人书法作品的偏好。得到王珣的《伯远帖》时，乾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唐人真迹已不可多得，况晋人耶！内府所藏右军快雪帖、大令中秋帖，皆希世之珍。今又得王珣此幅，兰纸家风，信堪并美！几余清赏，亦临池一助也。御识。”［3］554对晋人书法作品表达了十足的赞美之情，认为不仅是能在清闲时欣赏的佳作，还是临摹创作的一大助力，乾隆选择赵孟頫的作品进行临摹来远追晋唐风格，本身也是对赵孟頫书风的认可与喜爱，将赵孟頫作为自己的模仿对象，以期实现追求晋唐书风的这种理想。

对董其昌作品的临摹，一方面是因为康熙以学董其昌的书法风格，确立了他的文化“正统”的观念，在当时的朝野中影响很大。雍正、乾隆这两位帝王受康熙的影响，因此“董书”在三个朝代都有很大的发展。乾隆自幼接受严苛的皇家教育，对祖父的书画造诣也相当推崇，所以他在当政时期的书法作品，必然带有家族传承的印记，对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临摹较多。另一方面，乾隆临摹了许多董其昌临摹的晋唐书法作品的内容，如《临董其昌书晋唐人诗册》《临董其昌临王羲之兰亭诗序册》《临董其昌仿欧阳询草书千文册》等，都明确表达了想通过学习董其昌的书法作品来学习晋唐书风的理想。乾隆曾评价董其昌的书风：“董其昌书端庄杂流丽，盖自颜碑中出，张长史所谓叙股屋漏之喻，香光得其三昧，故宜俯视文待诏。”［4］乾隆认为董其昌的书风端庄且流利，是从颜真卿的碑文中学习得到的。“董书初学平原，晚得山阴堂奥，故体兼遒婉。”［5］491董其昌的书法最初学习颜真卿的楷书《多宝塔碑》，后来又学习王羲之的《黄庭经》和钟繇的《宣示表》。乾隆皇帝常有选择地临摹董其昌所存字画，以其中临摹晋、唐的书法作品为主。乾隆自己也主张临摹晋、唐的书体，因此，董其昌的书法在宫里作为仿习对象，自然就成了他的目标，他希望能通过临摹董其昌来学习晋、唐的书体。用《董其昌临柳公权兰亭诗序》与《乾隆帝行书临董其昌仿柳公权书兰亭诗卷》作为比较，不难看出，乾隆不是一味追求完全一致的模仿，更多的是对其神韵的模仿。乾隆本人对董其昌的书法有这样的评价：“怀仁集字，东于规矩，董以神韵贯之，故超上乘。”［5］78董其昌的临摹将神韵贯通其中，比怀仁精于规矩去模仿更加优秀，所以乾隆对董其昌书法的临摹也更多追求神韵上的相似，即在模仿董其昌书法时去远追董学习的晋唐书风，向他人学习晋唐书风的面貌，有助于提高自身对晋唐书风的理解能力。

对米芾和苏轼的模仿，乾隆帝有明显的取法之意。乾隆对米芾书法的评价为：“昔之评芾书者，曰超迈入神，曰沉着痛快，此册殆兼有其美，余固以端庄流丽目之，《石渠宝笈》藏米书多矣，无出此右者。即以米书论，亦当推为后来居上，又岂效颦者所能仿佛哉。斯盖有目共见，虽不署名，何伤？譬之珠玉在前，人皆知而宝之。珠玉固未尝自衔其名耳。甲午仲秋御识。铃宝二乾、隆。”［6］乾隆认为米芾的书法“端庄流丽”，而前代的书家多用“超迈入神”“沉着痛快”来评价米芾书风，乾隆以其自身的理解，对米芾的书法风格进行了取舍，去除了米芾书法中夸张奇丽的风格，转而用更加端正平淡的表现方式来进行学习，以期追求其神似，以及“端庄流丽”的风格。而对苏轼的模仿，与米芾具有共通之处，也许因为米芾和苏轼存在师承关系，所以二者有共通之处。乾隆如此评价苏轼的书法作品：“东坡此书务追险绝，未免貌怪，细体会之无一笔越晋唐人矩镬也，故能流传八百载。书云：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御临并识。”［3］572乾隆认为苏轼的书法追求险绝之风，书风呈现出怪异的相貌，但是乾隆认为苏轼的作品没有一笔超越出晋唐人风格的边距，而乾隆对苏轼作品的模仿，也呈现出端正流丽的风格，没有学习苏轼书法怪异的相貌。总而言之，乾隆对苏轼与米芾的模仿，大多是追求神似，而不是追求形似。

而对王羲之作品的模仿，在楷书的临摹上大多以王羲之的《乐毅论》为取法对象，乾隆喜好王羲之端正清雅、雄浑圆润的风格。乾隆曾在《游目帖》中题跋道：“草法圆劲入神，如游龙夭矫，非钩摹家所能彷佛。”［7］可见乾隆对王羲之笔法的推崇。在乾隆较为擅长的行书的学习中，乾隆共四次临摹王羲之的《圣教序》，而后六次临摹《兰亭诗序》，其中近半数都是在重要节日临摹的，足见乾隆对王羲之作品的推崇。临摹次数最多的也是王羲之的作品，共有111件，对王羲之作品的临写不像对米芾、苏轼等人的追求神似，对于王羲之的作品，乾隆帝更多是追求形似，比如《乾隆临兰亭诗序》，力求在字形上与王羲之本人的作品完全一致，追求字形的工整、风格的端庄。

总而言之，乾隆选择赵孟頫、董其昌、米芾、苏轼、王羲之作为主要的临写对象，其主要原因还是乾隆对晋唐书风的喜好，“赵董米苏”四人的书风都取法自晋唐，乾隆自然是希望通过临摹他们的作品从而远追晋唐风尚。

2 绘画作品表现出文人倾向与教育意义

乾隆的绘画作品中以花鸟占多数，其次为山水、人物、佛像等，乾隆本人的绘画水平不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绘画创作体现出了乾隆个人的喜好。乾隆在作品中提款道：“忆余己酉岁偶习绘事，而独爱写花鸟，因博览所载画册，如林椿、边鸾、黄荃、徐熙诸名家得意之作，无不规模殆遍，然惟形肖，于气韵何有？后乃悟大块文章，即目可寻，正不在效颦前人也，于是出以己意，任笔所之，不拘于规矩法律，每于春淡风清之际，桃李盛开，或夏荫浓深，秋英潇洒，以至岁寒松柏，或薰蕋亚盆，稽古之暇，抚景兴怀，抒情思而消永日，良可会心。”［3］701乾隆从19岁开始学画，刚开始时临摹宫中各种各样名家之作，后来发现临摹作品，外形能做到惟妙惟肖，可是得不到其内在气韵，之后才理解要师法自然，借景抒情才能绘制出由心而发的作品。事实上，乾隆本人也是这样做的。

乾隆在《仿李迪鸡雏待饲图卷》的题跋中写道：“待饲摹李画，吾心重念之。设如歉岁值，谁救小民饥。独我诚深惧，诸臣愿共思。子舆举稷语，应各慎攸司。偶咏宋人名流集藻画册中李迪《鸡雏待饲图》，恻然有怀于灾壤饥民之无救也。因摹其画，即用题迪画韵成什，命泐石以示为父母之官。题李诗并书于左：双雏如仰望，其母竟何之。未解率场啄，谁怜空腹饥。展图一絜矩，触目切深思。灾壤民待哺，慎哉群有司。戊申仲秋上浣御笔。”［8］乾隆在偶然间看到李迪的《鸡雏待饲图》，心生怜悯之情，将嗷嗷待哺的雏鸡形象仿绘了一番，而后题诗一首，劝诫所有大臣，在粮食歉收的年岁，更应爱民如子，做好“父母官”，寄寓了对民瘼待舒的殷切情感。乾隆的绘画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像这幅作品这样的教育意义，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对百姓或者对后辈的教育之意。

乾隆帝注重画家的文化修养，看重诗歌与绘画的关系，特别是对文人的高洁品质和高雅艺术风格的表达，即乾隆所说的逸品。在乾隆仿绘的作品中，倪瓒的作品出现了很多次，仿绘了倪瓒的作品共20幅，特别是倪瓒的《狮子林图》。他曾在乾隆三十七年长春园狮子林园建成之时，临摹倪瓒的《狮子林图》，并在题跋中指出：“真迹狮林弆石渠，不能移置以成书。因之数典吴中彼，再与传神此日予。五百年前溯清閟，三千里外忆姑胥。云烟过眼夫何系，所系民情实恳如。壬午南巡再游狮子林，携云林卷以往，因仿其景题诗装弆吴中并书识倪卷。兹御园规构狮子林落成，复仿倪迂意成卷并题一律，藏之清閟阁。展图静对，狮林景象宛然如觌，而吴民亲爱之忱尤恍遇心目间，余之缱情固在彼而不在此。狮子林八景并附

录后。”［9］59-62

与此同时，乾隆帝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展开图卷对景观画，虽然看到的是眼前的狮子林美景，但是心里却装着吴地民情，感慨自己在意的事情在吴地，而不是眼前这片狮子林，展现了一个爱民如子、勤政为民的明君形象。同时，作诗8首来描绘狮子林的前八景。乾隆帝共为倪瓒的《狮子林图》及自己仿绘的作品作诗48首，除了描绘狮子林景色和赞赏倪瓒的绘画水平之外，都表达了自己观园赏画的最终目的不是休闲游乐，而是将民间疾苦时刻记在心中，借景抒情，提醒自己时刻为民着想，表现了他身为帝王时时忧国忧民、体恤民情的情怀。例如，“狮林图迹创云林，一卷精神直注今。却以墨绳为肖筑，宛如粉本此重临。烟容水态万古调，楚尾吴头千里心。瞻就尔时民意切，不忘方寸托清吟”［9］59-62。“上元前后有余闲，况复园中昭尺间。未可泛舟沿冻浦，己欣入画对春山。盆梅几朵吐芳意，檐雀一声叩静关。雅是云林习禅处，却予缱念在民艰。”［9］59-62

乾隆帝对倪瓒绘画的喜爱更多的是由于倪瓒本人的文人气十分符合乾隆想要追求的文人形象，倪瓒在明末清初被视为一位风流倜傥的隐逸文人，受到世人的敬仰。乾隆帝也很欣赏倪瓒的风流倜傥，常在诗词文章中称他为“高士”。此外，倪瓒的水墨山水画也被看作清丽脱俗的典范。王原祁、王鉴等清初山水名家，都以各种方式与倪瓒的作品有过接触，并对他的绘画风格有所借鉴。因其与清宫画院的关系，他们从倪瓒那里学来的绘画风格，也间接地影响了乾隆时期的宫廷山水画。文官、院派画家对倪瓒本人、倪瓒山水画的推崇，不免对乾隆的审美情趣、绘画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乾隆对董其昌的绘画作品也极为推崇，选择很多董其昌的作品进行临摹，特别是董其昌的《书画合璧》册，乾隆曾多次临仿，同时题跋道：“元四大家非不规矩合度，然所谓山水画耳。惟米、董以书掩画，神意高超，从心不逾，乃所谓画山水也。必知此而后可以仿米、董。”［5］144乾隆认为只有米、董这二人是以书入画，作品充满神韵，是真正的山水画作品，要知道这一点，才能对米、董的作品进行仿绘。董其昌的很多作品被乾隆定位为逸品，即乾隆认为神韵最佳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绘画技巧不一定最高，但其传神度一定是最佳的，乾隆帝所追求的文人气质是最鲜明的。对于以文人画为主的其他南宗绘画，乾隆也较为欣赏，乾隆曾临摹过很多南宗画家的绘画作品，比如《临沈周风雨归舟图卷》《临文徵明兰花卷》《仿唐寅事茗图卷》等作品，可以看出乾隆对文人绘画的喜爱。

3 结语

乾隆的书法鉴藏兴趣点在于对晋唐风格书法作品的追求，乾隆通过直接临摹晋唐人作品以及其他学习晋唐人书法风格的名家作品，不难看出乾隆对晋唐书风的喜好，多选赵孟頫、董其昌、米芾、苏轼这四人的作品作为取法对象，首先是对此四人书风的欣赏与认可，其次是为了学习其内在的晋唐书风。在绘画作品方面，乾隆选择文人画为主的南宗画家的绘画作品作为主要的临摹对象，是因为乾隆喜爱文人画的气韵，以及对文人身份的向往。除此之外，乾隆在绘画仿绘时也没有忘记自己君王的身份，多次在绘画作品中表达自己勤政为民、爱民如子的情感，格外注重绘画作品的教育意义，以及对自身明君形象的塑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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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英和，等.石渠宝笈三编·避暑山庄藏［M］//续修四库全书：10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62.

作者简介：支森立（1998—），男，江苏镇江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艺术品鉴藏与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