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孔子教学观的科学意蕴

刘华南 肖菊梅

摘 要：孔子教学观不仅富含人文底蕴，展现出深切的人性与伦理关怀价值，同样蕴含科学元素，具备科学性，内含科学价值。孔子以“忠恕”之道为旨意，建立开放包容的师生交往；以“四绝”品性为旨趣，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求学态度；以“实践”为旨归，构建科学探索的教学路径。探究孔子教学观的科学意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时代性显现，对于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建立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 “忠恕” “四绝” 文化自信

近年来，在孔子思想研究的文献专著中，对孔子思想（包括教育思想）的科学精神、科学性质、科学内容与价值等方面的探讨逐渐增多。例如，有研究为孔子思想的科学方式、路径正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并没有像人们所说的反对科学，反对探索。反而提倡‘求道、为学、致用”［1］。有研究对孔子的思想中包含的科学精神做出阐释，认为孔子思想中“充满了求真创新的探索精神、知德无神的科学特质、惜生爱物的人文关怀、敬天畏命的规律意识”［2］。还有学者从政治、伦理、教育等多重维度论述孔子思想中的科学、积极因素，思索对当今社会发展的启示。［3］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耀眼的明珠，值得我们重视并予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文明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生机，如何以教育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建立富含历史厚度的中华民族的文明自信，是值得当代教育学人思考的课题。在此基础上，探究、阐明孔子教育思想的科学意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的”这种非历史性的形而上学［4］解释和论断的超越与扬弃，具有重要意义。下文从孔子如何建立科学的师生交往、培养科学的求知心态、确立科学的教学方式路径三个维度，对此展开讨论。

一、以“忠恕”为旨意的开放包容的师生交往

以“忠恕”为核心的对人伦关系的思考，不仅贯穿孔子思想的始末，更构成孔子教学观的重要基础，其原因在于孔子将“忠恕”作为其理论核心“仁”与“礼”的具体体现。“忠恕”是孔子倡导的人己交往的核心旨意，是使抽象的“仁”“礼”概念得以具体化的重要前提，在与曾参的对话中，孔子问，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道”，曾参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当孔子其他的弟子问曾参何为此“道”，曾参答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5］同样的观点还出现在子贡与孔子的对话中，孔子提出，其终身可行之的“道”在于“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从上述对话中能够看出，“忠恕”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价值和关键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明晰“忠恕”的具体含义。孔子及其弟子对“忠恕”的涵义做了基本解释，后世学者对此也有不同见解，基本的共识在于，“忠恕”代表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人际交往态度。如《中庸》对论语“忠恕”进行阐释，“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7］，也就是说，“忠恕”指的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于他人，这是实现“道”的基本要求。程颐从“体”“用”角度展开论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明确指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8］概括上述学者对忠恕的理解，可以将其解读为，“忠”代表坚持自己内心的正直与无私，恕为由己及人、将仁爱之心施与他人，明晓应为与不可为，二者共同构成“道”，即“仁”“礼”的实践。与此类似的还有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的解读，“忠恕”是孔子思想的精华，不仅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还有另一方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作忠恕之道。［9］冯友兰的这种观点也受到杨伯峻等学者的认同。上述学者都认可“忠恕”作为合理的人伦关系建构所依赖的内心道德准则。“忠恕”之道的意义在于，孔子以包容开放的人际交往的心理准备，为建立和谐、友爱、包容的社会制度和人伦关系奠定重要基础，“确立了共同体内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实践方式，不仅为个体修身提供了一条极具操作性的道路，其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反求诸己的道德要求，也有利于营造互利互助、合作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0］。

孔子将“忠恕”思想作为“道”的实践，贯彻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忠恕在孔子教学观中有多种呈现方式，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解读。第一，将心比心，以仁爱生。孔子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的学生，不仅关心自己学生的学业，也关心他们的生活，即使学生走上仕途，孔子依然十分关心学生的个人发展。第二，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见他并没有“圣人”架子，而是以学问为要旨，勤勉治学并耐心教导学生，保持终生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也曾谦虚地表示，自己的学識并不如其弟子颜回。第三，宽容大度，允许争鸣。在孔子的师生交往中，并非总是“愤”而“启”，“悱”而“发”，也时有孔子与弟子关于学术的争论。他提倡“当仁，不让于师”［11］，并不反对、反而鼓励学生与其进行学术争鸣与探讨，其目的最终是达成对“仁”道的探求。

以“忠恕”为旨意的师生观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对传统等级制度对人的思想禁锢的超越，是对师生尊卑存在的巨大张力的消解。虽然这种科学的师生关系思想未必空前绝后，但的确超越了不少学者，是对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关系的挑战和冲击。尊师重道的一个极端例子便是无条件地尊师、盲目尊师，以“纲常”之道取代一切真理。教师绝对高于学生，学生要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言传身教。在此情境下，原本无可非议的对教师权威的尊重却被异化，导致产生“绝对尊师”“师尊生卑”等思想。以荀子为例，他虽然对教师提出较高的要求，倡导教师应注重自身德性、学识等方面的发展，但同时也将教师置于和天一样的崇高地位，要求学生对教师无条件地尊敬和服从。再例如董仲舒提出的“性三品”之说，学生中尚且分出等级，更遑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地位的落差。有学者指出，上述思想家受古代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董仲舒思想中包含的某些阴阳家的特质。阴阳家提倡界限清楚，尊卑等级分明，而这种思想也投射到了教育领域、教学环节中。［12］与之相比，孔子提出基于“忠恕”之道的师生观，在其所处的时代十分难能可贵，至今仍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孔子倡导对话式的师生交流方式，并且提倡平等包容的师生关系，并将其作为科学育人旨趣与路径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要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精粹，避免专制、教师权威主导的师生关系，构建平等、互爱的师生关系。“一是要对尊卑、上下之类的阴阳家观念，彻底摆脱；免得反反复复，误人子弟。二是要让长幼之情，师生之谊，水乳交融，无阻无碍；由此改进教育，造福后辈。”［13］

二、以“四绝”为旨趣的科学的求知精神

上文探讨了以“忠恕”为基础构建的师生关系这一维度，它为孔子开展教学活动营造了开放包容的环境。在此基础上思考，孔子如何以“忠恕”为核心的科学的师生关系，来达成良好的教学效果，完成“教书育人”的教育目的和师者使命。孔子将“忠恕”的思想融会贯通，引入求学之道中。从“做人”的“忠恕”，转换为“做学问”的“忠恕”，是对孔子“忠恕”之道在教育思想上的进一步升华。孔子希望培养、锻造学生这样的学者品性和求知精神，其旨趣可以集中概括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4］（下文簡称“四绝”）。这句话指出做学问需要规避的四点错误，即主观臆测、片面断言、固执己见、自以为是。

孔子提出“四绝”的科学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四绝”蕴含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是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循最起码的原则。因为科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5］。尊重客观事实与规律，避免主观判断，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孔子对客观规律的遵循，尤其体现在其自身的言行实践中。以孔子的历史观为例，虽然孔子并不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在编纂历史古籍时，对具体的历史事件仍旧坚持述而不作，避免杜撰史实与主观臆测。再如他的“因材施教”思想，正是他基于尊重每个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个体差异等客观规律实施差异化、个性化教学方式的体现。第二，“四绝”包含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求知态度。不懂装懂、固执己见，是科学研究的大忌，这点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基本前提，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人文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后者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等方式，获得直观、可验证的结论，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主体和对象是人，其结果具有多种可能性和不同的解释。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社科的研究就不需要科学态度，求真也不必追求唯一确定的结论。而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时，更应该小心求证、仔细论证，更重要的是避免与世隔绝和闭门造车，虚心接纳不同的意见或者建议，保持谦虚踏实的求知态度。第三，“四绝”包含着整体、辩证的科学研究思路。科学的研究除了应具备目的、内容和过程等客观性，还需要从整体去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需要辩证性的思维方式，需要对学问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坚持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从整体对所研究的事物进行全面审慎的观察和思考，避免先入为主的预设和判断，而保持中立审慎的态度。可以说，“四绝”培养旨趣是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客观态度、全面思维的人，这种教育思想显然具有超越其所处时代的价值。

孔子的科学学术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很多学者。例如荀子在孔子“忠恕”和“四绝”的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兼术”作为自己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 ，夫是谓之兼术”［16］。荀子的“兼术”和孔子思想一脉相承，是对孔子“忠恕”的一种发展和综合：发展在于继承了孔子的“忠恕”的核心，即提出人伦关系构建的基本态度；综合则在于融合了孔子思想体系中其他方面的内容，将求知的态度也纳入“兼术”考虑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智者之所以成为智者，至少需要有包容、开放的学习心态。再例如韩愈也明确指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其依据的是所闻之“道”，即为人处世与科学研究之“道”。

三、以“实践”为旨归的科学探索的教学路径

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客观态度、全面思维的人，需要建构、设计科学化的教学路径，科学地扩展教学内容，开展丰富多样的教学课程，这是孔子科学观从理论到实践的呈现。孔子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始终贯彻着“实践”至上的理念，秉持科学探索的“实践”精神，这构成了他教学活动的根本宗旨。孔子晚年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整理、删述而成“六经”，包括《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并提倡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和“数”六门技能的课程训练。不论是“六经”还是“六艺”，都体现出孔子对于学习内容、课程设置的多样化思路。《论语·八侑篇》中指出：“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17］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有，那一定是射礼上的“争”。孔子十分重视射箭这一中国古代传统的体育活动，并且提出体育比赛精神，即比赛应当尽力，但要尊重对手。这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文化品格的体育教育，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再比如，孔子提倡“诗”和“乐”的结合，以文学教育培养人的品性，以艺术教育陶冶人的心情，在此基础上，将二者结合起来颐养人的性情，形成文学教育和艺术教育的巧妙融合，这种精巧运思对当下学校审美教育的探索也有重要意义。尤其在社会现代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和工具理性等对学校的审美教育提出了挑战。我们需要探索将美育融入教育科学全过程的合理路径，积极探索美育的新内容、新方式。我们可以从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如孔子的艺术课程、艺术教学的过程中汲取灵感，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今的美育课程设置、美学艺术教育提供科学的新思路。

孔子科学观的形成与其“躬行”的实践态度和做法密不可分。孔子的实践对象和方式是多样的，甚至包括对自然科学的探索、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孔子）记载了大量天文现象、解析了春秋寒暑、推演了农时历法，还记录了大量古代动物植物、山川河泽、气象水文以及各种地质灾害现象，甚至提出了大衍之数的万物运演假说、阴阳合气的生命起源假说、顺时养生的天道性命假说……孔子在科学上的理论探索与深入思考，是中国古代科学原创时期的重要成果，也为多个学科‘经世之用的自然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18］当然以现在的科学发展水平来看，孔子的这种对于自然的探索是朴素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重技术而轻科学等问题，例如对于天文演绎的推断，以及对耕读间联系的否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生产力与科学技术仍不发达的春秋社会，孔子能够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探索的精神、求真的态度对世间万事万物展开研究，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四、结语

孔子教学观的科学性远不止于此。例如孔子的教学方法，“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在现代社会依然被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着，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科学教学方法。从孔子构建教育观的整体思路上，从教育观的前提、教育的理念目标以及教育路径的设计规划中，都能够感受到，孔子基于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观同时具有科学性、科学价值。作为“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是丰富的，不囿于政治态度、教育理念、道德教化等方面，还包括一定的朴素的自然认识，更有超出传统人文性的科学意蕴。可以说，孔子教育观是基于人文主义教育立场、同时包含科学性特征取向的教育观。其知识的积累和眼界的形成，其智慧的培育和德行的修养是相辅相成的，为孔子科学教学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深入挖掘孔子的科学教学观，或可成为推动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思路，这不仅是对经典的守护与传承，更是建立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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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邱敏.孔子的科学思想探析［D］.武汉：武汉科技大学，2020.

基金项目：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课题“1921—1949年党的教育理论发展、实践及历史影响研究”（JYBZFS201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