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轮回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或在地理上很遥远，或在精神上很切近。反之亦然。地理的故乡是我们出发的地方，而精神上的故乡才是我们内心的栖居地。

每个人的故乡都有各自的底色。

秦祖成笔下的故乡呈现的是地理与精神上的离开与回归，迷失与轮回。他的笔触对准一处名叫浪溪村的山乡，一点一滴地進行“工笔加素描”，勾画出山村人物的失落与喜乐，迷茫与哀愁。邮票一样大小的山村处处透露出作者试图表现的他眼中和内心的现实。“绣故乡”，可以说是本书使用的“笔法”。

表现眼前的现实很难，因为小说的抱负在深入人性的幽暗，看似在讲述每个人的故事，实则是要“绣出”人性的花色，太近的现实，往往流于故事的琐碎。

在现代化突飞猛进高速发展的时代，一切都在被打破，新的东西在取代旧的东西，我们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一个乡村也不例外。旧的在瓦解，新的还在变幻中，人心在动荡，人性在凸显，城乡在巨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不管是书写故乡，还是书写城市，都需要沉静的审视。有一句诗：仅我腐朽的一面，就足够你度过今生。辉煌中的腐朽，是小说必须抵达的深度。

小说从19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远离乡村，涌进城市，寻求发财致富的路子写起，那种背井离乡的场面，充满兴奋、迷茫和未知。如小说中的丁大壮和黄梅们，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是城市工业化的生力军，干的大多是重体力活，等到年老体衰，他们又回到了老家，成为留守老人，回到最本质的农民生活状态。浪溪村有祖辈们留下的传统，他们在回归的时候，也改变很大。如赵之然返回乡村，基本上已脱胎换骨，他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积累了一些财富，就想以此改变村里的面貌，哪怕从乡村的脏乱差开始改变。他兴建了一处星级的公厕，希望以此教化浪溪村村民。但是除了一个曾离开过浪溪而受过伤害的老光棍黑柱进去外，其他的村民根本不进去使用，并且还遭受到村民的嘲笑。赵之然的“操之过急”，自然起不到良好的效果。贫困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山乡生活贫穷而简朴；随意，本真，也充满了愚昧与狭隘。

尽管大多数人离开了乡村，但总有返回乡村的人。而苏云儿和马晓雪是从外地“被哄骗”嫁到浪溪，成为浪溪村村民的。苏云儿的故事是小说中一根重要的线索，她的“好看”和素养，与浪溪的贫困形成了一种反差。但是她安心于浪溪，成为留守的年轻媳妇，她与赵之然、黑柱微妙关系的刻画，给小说增添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浪溪走出去的，有发迹的成功人士，有落魄的，也有做官的。他们在大时代里被淬炼，各自有各自的命运，他们心态复杂，快乐和痛苦，孤独与失望，都体现在一个个细节里。

小说更多写了一种坚守，不管是留守的，还是发迹返乡的，对浪溪的那份眷恋，是一种对故土的骨子里的爱恨。他们恨过去的贫困，恨浪溪的愚昧甚至丑陋，这样的恨，又出自于爱。爱恨交替的内心冲突，是小说试图制造的巨大反差。他们如丁小豪、吴大根即便发达了，也依然眷念这片土地。他们一心想改变乡村，但这谈何容易，除了投入大量资金，还需要克服山乡先天的陋习和世俗的阻碍。比如，一个要拆除老屋，盖豪华的别墅；一个要保留老屋，拯救修复老屋，给子孙后代留下“乡愁的味道”。

现实中，我们已经有过改造乡村的种种范例。许多改造后的乡村，的确成为城里人休闲和观光的景点。也有离开本土特色，一味追求奢华，被改造得面貌全非而令人反味的例子也不少。乡村吸引人们的眼光，在某种意义上，就在于激发一种古老的乡愁。现代化的进程的确是太快了，人们在快速摒弃一些世俗，换来某种“好处”。信息时代的农村，自然也被新的价值观念所左右。他们没有选择，摆脱贫困天经地义。而这个过程是得到也是失去，是迷失也是轮回。浪溪村走过了一条自我革新的脱胎换骨之路，走上有尊严的致富之路，实属难得。

小说是贴着人物讲述的，刻画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我觉得形象最鲜明的是黑柱这个人物，起初看起来，他是憨傻的，连话也说不清，雇他干体力活，有一种被外人看得起自己的尊严感；在后来，他又显出憨厚、狡黠，身上具有多重而复杂的乡愿成分。在小说中，他无处不在，好像他是一条主线，串起了各种人物与事件。在小说的最后所写的红白喜事，场面极尽渲染。此时的黑柱是个会吹会唱的能手。全面看这个人物十分丰富，有血有肉，但仔细一琢磨，又显得欠真实。作者对他着墨太多，反而使这个形象显得用力过度，对整个小说而言，又显得头重脚轻。小说里说“黑柱没有故事，也没有苦恼”，其实，他的故事是最世俗也最真实。仔细想来，他的确没有什么苦恼，而他的快乐也不值一提。或许他也没有能力体验什么是快乐。

我想问题出在，这个小说的整体框架，是集散似的，有用单个篇章汇集的痕迹，因此长篇的结构显得松散。

有些情节令人印象深刻，是小说触动了人性隐秘的痛楚。比如，写到丁大壮和黄梅老两口晚年的分家（各自分开，随着两个儿子生活），是一种宿命，小说用丝丝缕缕的细节，表现了世俗根深蒂固的陋习，读者在阅读中会感受强烈的酸楚。这些章节也是整个小说最结实的地方。

这个小说写的是乡村小人物，世俗化的描写，语言干干净净，节奏不紧不慢，以小见大。作者的叙述调性也很符合刻画普通的小人物。

“每一个往返于城市与故乡的人，走不出故乡，也到不了远方”。浪溪人也大多宿命般回到了家乡，这是小说的主旨。振兴乡村自然成为浪溪人发家致富最可靠的实践。小说的正能量自然也体现在这里。瞩目整个乡村现实，也的确走在这条道上。也许小说里的现实，太接近现实的缘故，使得整个小说，还缺乏更深厚的力量。

每个人的乡村都在沦陷。这是一种有些极端的反思。实际上，沦陷的是传统价值与世俗伦理，还有人心的散失。地理上的故土，的确发生了大的变化，但人们的内心和坚守的传统是否在随之离散，丢失？小说在某些情节里有所涉猎，但对人心的灰暗和价值判断，还缺乏足够的真实。

另外有些遗憾的是，一部书写当代乡村变迁的长篇小说，对留守儿童没有半点的涉猎，显得有些遗憾。老人与儿童，是乡村的“人气”，也是乡村的重要底色。我们眼前的现实也的确如此。现在乡村改变了，返乡的人多了，也多少增加了人气。但是城镇化的进程，与乡村的改造进程是同步的，也是矛盾的，一方面要求农民进城，一方面要求乡贤回归农村。这里就有一个巨大的值得书写的空间。

小说的开口很小，作为一部长篇，作者“绣出”的我们的浪溪村，是一种希望，一种理想，是作者内心所感所依，也呈现出作者的野心。

作者秦祖成，是十堰市近些年冒出来的少有的具有虚构潜质、并取得一定创作实绩的作者。他一手公文，一手小说，在两者之间切换，心里想必暗藏着无法言说的无奈。用公文混饭，用小说打通精神的通道，只是文体上的切换并不如想象中的自由自在。他是低调到连说话都小声的人，言谈中透着对小说的敬畏和谦卑，我喜欢他这种沉潜的气质，一声不响地筑构自己的文学梦想。我相信他的努力会给予他更加深厚的虚构力量。

潘能军，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曾在《人民文学》《诗刊》《上海文学》《小说选刊》等刊发表作品，出版诗歌、小说、散文作品多部。现为湖北省十堰市文联《武当风》杂志执行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