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遗产到国家文化公园的大运河价值研究

程青菡 宋桂杰

摘 要：大运河体系包括在用河道、水工设施、城镇及周边环境景观等，其中水工设施支撑着运河航运等基础功能的延续。随着对运河文化逐步深入的研究，水工设施也具有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梳理了大运河功能的演进，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角度出发，探寻大运河扬州段水工设施的价值及保护传承方法。

关键词：文化遗产；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扬州段；水工设施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重点课题“大运河江苏段文化遗产空间调查及其梯度保护策略研究”（DYH19ZD04）、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开放课题“从文化遗产到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扬州段的建设路径研究”研究成果。

水工设施作为运河体系从古至今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建设，随着运河河道的变更而不断废弃与重建，因此大运河的水工遗存占了遗产总数的绝大部分，成为探究我国文化与科学发展历程的重要线索之一，具有一定的文化遗产价值。

一、大运河研究现状

以“大运河”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总库，一共有1.08万篇相关文献，其中学术期刊6 421篇，学位论文664篇。首先，通过对学术期刊数据库的可视化分析发现，对大运河的研究自2005年起总体呈上升趋势，2014年至2016年有短暂下滑，2017年后的论文总量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其次，通过对运河相关学科不同时段的分布分析发现，2005年以前以应用功能为主，2005年至2017年间对运河文化的研究逐步增多，2017年以后更多的是以文旅融合为主导方向。

由此可见，国家对运河保护利用的扩展与深化引领着运河研究的主要方向，对运河的研究也由工程应用类发展到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在此，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探究大運河的功能演进路线。

二、大运河功能演进研究

大运河最初是以军事运输功能为主而存在的河道，之后随着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更迭发展，逐渐演化为了以漕运、航运为主的水上交通要道。时至今日，大运河除运输功能外，也成为象征中华民族治水智慧的文化符号。因此，基于大运河悠久的历史及运河功能的逐步演化，对运河的研究也需追述到有记载之初。在此以历史为轴，将大运河功能演进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一）以运输功能为主导的前期研究

最初关于开挖人工运河的记载大多零散地分布在各类纪传体史书中，例如《史记》的《河渠书》、《宋史》的《河渠志》。记录运河水利的专著在元代已经出现，为当时的水利官员任仁发撰写的《水利集》（《浙西水利议答录》）。到了明清时期，对运河的记载越加详实细致，如《明史》的《河渠志》、《清史稿》的《河渠志》。与此同时，水文水利著作也大量出现，有王琼的《漕河图志》、张国维的《吴中水利全书》、徐庭曾的《邗沟故道历代变迁图说》等。

民国初年，江北运河经历了一定程度的治理。1919年，张景贤发表的《北运河考略》为最早公开发表的研究运河史的论文。随后运河研究因军阀割据、财政匮乏、技术缺失等因素陷入停顿。

1949年后，国家对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视使得运河研究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众多学者对运河的变迁、沿革等方面都做了不同的研究。相关研究著作有史念海的《中国的运河》、岳国芳的《中国大运河》、姚汉源的《京杭运河史》。论文方面有孙寿荫的《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变迁》、钱克金的《明代京杭大运河研究》等。

前期对运河的研究多是围绕运河运输功能展开的。近代以后，运河研究拓展至了运河史、运河对沿岸经济及国家发展的影响，其深度与广度皆在逐步提高，为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保障。

（二）以文化遗产为视角的跨学科研究

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安作璋教授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是我国大运河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在申遗背景下，针对大运河遗产保护的研究有：俞孔坚等的《中国大运河工业遗产廊道构建：设想及原理》、谢青桐的《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中国大运河及其比较研究》、姚迪等的《申遗背景下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反思》等。

这一时期对运河的研究以遗产保护为主导，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运河遗产的等级划分、周边生态环境对运河遗产的影响以及如何建立运河遗产保护体系等，研究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及地域性。

（三）作为文化符号的大运河文化带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2017年提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2019年明确提出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成为这一时段的工作任务。相关论文有唐宁等的《江苏大运河文化记忆场所的建设及其活化传承》、王秀伟等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逻辑遵循与路径探索——文化记忆与空间生产的双重理论视角》、秦宗财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系统性建设的五个维度》。

这一时期运河研究的主题在遗产保护的基础上，更多地围绕如何传承好运河文化，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构建运河文化空间等内容。

通过对运河相关文献从古至今的梳理发现，从最初对运河修筑记录行为，到作为世界遗产的保护研究，再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运河不仅是沟通南北运输的交通要道，更映射着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然而反推当今研究发现，运河文化是基于运河本体功能延伸发展出来的。因此为了更好地阐释运河文化，仍需回归到运河基础功能的研究上，而在这里，就必须重点关注水工设施在运河发展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大运河水工设施的价值研究及主要问题

我国建造水工设施的历史悠久，古代就有建堤挡水、疏通河道等治水方法。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水工设施也逐步发展到了开掘小型沟渠，随后便出现了中型和较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与此同时，人们通过开挖运河的方式连接自然湖泊，缩短船只航程及行船风险。明清以后，水工设施已集灌溉、防洪、航运于一体。民国以后，西方水利技术逐渐传入我国，船只多采用机械过闸的方法，摆脱了依靠人力与畜力牵拉的方式。1949年后，水工设施建设逐步解决了区域间的抽调水问题。因此，我国的水工设施建设是劳动人民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与自然和谐共生所留下的伟大功绩与遗产，具有较高的文化遗产价值。

（一）以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为主导的研究

在国外运河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和谐共生”局面是遗产地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例如加拿大的里多运河，具体功能已由当初军事用途转变为旅游休闲场所。美国的遗产廊道理念则是针对具有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制定的区域性保护方案，拥有经济、旅游、环境改善等多种功能。

因此，水工遗存的保护与展示是相互依存的：以遗存为主要展示体，改造其周边环境景观，使老旧建筑再利用的同时亦可加强文化传播及促进经济发展。

（二）遗产价值阐释及利用传承模式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水工设施是人类在农耕时代利用土、石、砖等基础材料，依靠人力和畜力，在不断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创造的成果。在遗产保护课题下，水工遗存的保护逐步得到了重视，相关论文有刘建刚等的《大运河遗产水利专项规划的保护与利用策略》、李云鹏等的《中国大运河水利遗产现状调查及保护策略探讨》等。

在保护传承的过程中，因理论与实践尚未完全同步，仍存在着众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作为与运河同生同长城市的扬州，水工遗存的保护传承现状不佳。

四、大运河扬州段水工设施的价值及保护研究

大运河修筑的历史之悠久、里程之长，是罕见的，且不同运河河段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大运河扬州段的主要特征是水工设施的发展演变，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一）运河遗产本体为主的历史价值研究

大运河扬州段是我国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最早的运河河道，因此也是较早有水工设施的河段，水工遗存相对较多，针对扬州段水工遗存的研究有：杨俊等的《申遗背景下运河水利工程遗产的真实性探讨——以中国大运河扬州段为例》、刘怀玉等的《扬州运河闸时空演变及其功能拓展研究》等。

学者们通过对扬州段水工遗存真实性的考察和论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梳理了扬州段水工设施的功能演变情况，建立了水工遗存的价值、等级、评价标准，为日后水工设施的相关拓展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水工设施演进的科学价值阐释

大运河扬州段的水工设施集结了我国其他地区的水工建筑建造方法，相关水工遗存有刘堡减水闸、界首小闸、邵伯老船闸等。其中邵伯船闸的发展史较为典型，几乎涵盖了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船闸类型。《邵伯船闸志》一书系统而详细地叙述了公元385年至公元2017年间邵伯船闸的演变历史，反映出了不同时代水工建筑形制与地理空间结合的独特性，体现了应用科技的与时俱进，是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人民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出的宝贵成果。但是扬州段现存水工遗存未能更好地展示水利的科技与发展。

（三）以国家文化公园为背景的艺术价值展示

水工建筑物是水工设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水工建筑的视觉效果得到了一定的关注，设计类学科在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使得越来越多的水工建筑与旅游景点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针对大运河扬州段水文化景观、国家公园建设的研究也相继出现，例如陈思昊的《梯度理论指导下的大运河扬州段水文化景观设计研究》、侯兵等的《空间生产视角下大运河文化遗产重生的过程与机制——以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为例》等，但是针对扬州段水工遗存艺术展示的专项研究仍然较少。

综上所述，部分水工设施在发展更新的过程中失去了原有功能成为遗存。挖掘其历史，剖析其科学原理的目的是还原建造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以更好地体验运河文化。但是目前大运河扬州段水工建筑与景观的结合度不高。

五、总结与展望

大运河为扬州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文化，水工设施也随着河道的变迁而呈现出时间上的悠久性和空间上的续存性。在此，对水工设施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提出部分看法和建议。

（一）水工设施历史价值的挖掘及保护

在古代，众多自然地理因素阻碍了水上运输航道的通畅，统治者们需通过不断修筑水工设施来保证航运畅通。可以说水工设施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对大运河扬州段现存水工设施的整体性历史价值研究較多，专项研究较少。因此需加强对大运河扬州段水工设施的专项历史挖掘、整理，以为日后的建设、展示提供真实丰富的历史资料。

（二）水工设施科学价值的阐释及保护

由于大运河扬州段部分水工设施遗存缺失，缺少实体资料，大众的实际体验感较弱。因此需在对水工遗存应用方式研究的基础上，与设计学科相结合，以便形成体验感较强的实体展示空间，有利于更详实地理解古代水工智慧。

（三）水工设施艺术价值的展示及保护

大运河扬州段水工设施展示与文化景观建设结合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现存水工建筑与景观节点之间也相对独立。需加强对设计类学科的应用，将文化与美学结合起来，形成多层次的展示空间，丰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内容。

针对大运河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富集之地，在沿线的多个地区城市中，扬州体现的是运河开凿、水工科技变迁、城河共生等。但是目前大运河扬州段水工设施的保护层次参差不齐，部分河段的生态环境形式依旧严峻。要加强对水工设施人文价值与应用功能的挖掘整理，构建人—水和谐的生态景观，将“无意识保护”贯彻融入日常生活，唤醒古老水利工程的现代文化空间属性。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的运河[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2]岳国芳.中国大运河[M].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

[3]姚汉源.京杭运河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4]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5]刘庆余.国外著名运河遗产保护与利用经验借鉴[J].运河学研究，2018（2）：183-195.

[6]刘波.水利工程建筑景观艺术设计：评《水工建筑物设计与水利工程管理》[J].人民黄河，2020（3）：170.

作者简介：

程青菡，扬州大学美术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艺术设计、风景园林遗产保护。

宋桂杰（通讯作者），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及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传统建筑及文化、建筑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