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永嘉学派的承传谱系

陈云昊

关键词 永嘉学派 温州学派 胡适 孙诒让 陈黻宸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５－００３１－０８

晚清民国时期的“永嘉学派”不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于从孙氏家族的孙衣言（１８１５—１８９４）、孙锵鸣（１８１７—１９０１）、孙诒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传至陈虬（１８５１—１９０４）、陈黻宸（１８５９—１９１７）、宋恕（１８６２—１９１０）、林损（１８９０—１９４０）等后进传人的学派谱系缺乏梳理。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在晚年回忆存在于北京大学的该学派传人时使用了“温州学派”的说法，这是后来研究者主要参考的学术史论述。然而，胡适命名的“温州学派”在学术史意义上是一个误解，他割裂了这个学派与在温州地区渊源已久的永嘉学派的关联，给人以永嘉学派传至晚清即断绝了的印象。

南宋的永嘉学派是二程之学的别脉，学统绍自北宋的“永嘉九先生”，与吕祖谦的婺学、陈亮的永康学派共同构成了浙东学派，其代表性人物即“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这个学派在南宋盛极一时，而在异族入主、朝廷鼎革之后渐趋消沉，不过从南宋灭亡到晚清帝制将尽的七百年间，其学统在永嘉（温州）地域并未中断，至晚清民国时期仍有绍继者。孙衣言所编《永嘉学派》将清代学人朱鸿瞻、张超英、徐鮍文、孙希旦、曾镛、方成皀、鲍作雨、冯文蔚八人列为殿军，为晚清重振永嘉学派建构出一个简要的谱系，不过这个松散的勾勒也是学派衰微的表现。具有学派复兴意义的，是从孙氏家族到“东瓯三杰”及其弟子们以永嘉学派自命的文章事业。这两批人及其弟子们构成的晚清民国的“永嘉学派”，他们远承南宋永嘉之学的学统并在时代中推动学术的更新和义理的扩大。为晚清民国时期做学派谱系总结工作，是１９３４年创刊的《瓯风杂志》所完成的。此后，学派传人林尹在台湾撰写《中国学术思想史大纲》，将晚清民国的“永嘉学派”纳入了近三百年来“征实学”的谱系中，同时呼应南宋永嘉之学的学统源流，完成了学术史的定位和论定。

一、胡适对“温州学派”与“永嘉学派”的割裂

遗憾的是，作为宋代永嘉学之传的晚清民国“永嘉学派”尚未得到正名。人们关注到陈黻宸、马叙伦、林损等人具有学派特征，多是源自胡适晚年谈话。浙江乐清人胡颂平记录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出现了多则关于“永嘉学派”“温州学派”的材料，其中涉及大的“温州学派”的材料是：

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

胡适并未将陈黻宸、马叙伦（１８８５—１９７０）、林损等在北京大学形成的“温州学派”视为“永嘉学派”的一脉，他所认可的“永嘉学派”仅仅是截止到孙衣言、孙诒让编《永嘉丛书》、黄群（１８８３—１９４５）编《敬乡楼丛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再版自序》（１９１９年５月３日）中，胡适还将孙诒让列为“过去的学者”中最感谢的四个人之一。 胡适到北京大学就任的时候，陈黻宸已在瑞安逝世一个多月了。

胡适对旧派讲哲学史的印象是：“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在北京大学哲学门，不仅陈汉章是追溯三代的，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也是这样讲的。而冯友兰（１８９５—１９９０）則与胡适的态度相反，对陈黻宸在１９１５年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颇为钦佩，因为陈黻宸批判八股、策论、试帖之学。其中“中国哲学史”课程是陈黻宸讲的，而“宋学”也就是“宋明哲学史”，由其弟子马叙伦教了一学期。冯友兰自称“在北京，在中国文学方面，深受章太炎弟子的影响；在中国哲学方面，深受陈介石的影响”。作为年轻一代学人的冯友兰对老师陈黻宸“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的评价是“当时的教授先生们所有的哲学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胡适甚至对冯友兰将老子移到战国后期去也颇有微词。

在胡适眼中，陈黻宸一类的“哲学史”是不自觉的、不科学的，而宋恕、孙诒让则可以视为现代学科的先驱。因此，胡适并没有将陈黻宸与宋恕、孙诒让等人放在同一个地域性学派里加以认识。胡适对于其讲述的“温州学派”多有批评，甚至以直接否定态度说“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但对于“温州学派”以外的宋恕，胡适又不吝赞美之辞，称他读过永嘉学派的书，谈及晚清传人黄体芳、黄绍箕、孙诒让时用的词也都是“了不起”。

由此可以看到，胡适贬损陈黻宸、马叙伦、林损构成的北大“温州学派”的同时，对以叶适为代表的南宋永嘉学派以及其晚清时候的学派传人黄体芳、黄绍箕、孙诒让（孙诒让与其父孙衣言编《永嘉丛书》）、黄群（编印《敬乡楼丛书》）表示了赞许。他在中国公学教“中国最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课程时还提及宋恕，说起伦明的时候也夸赞其“藏书很富”，没有意识到宋恕和陈虬、陈黻宸并称“东瓯三杰”，伦明又是陈黻宸的学生——他们同属晚清以来被瑞安孙衣言、孙诒让重振的永嘉学派一脉。通览陈黻宸、陈虬、宋恕、林损的集子，并没有看到他们以“温州学派”自称，相反，他们都自觉地以“永嘉之学”承继者自任。胡适的讲述，其实是对１９１７年前后北大内部本有的学术派别的一种认定，而不可视“温州学派”为固有的命名。被胡适认定为褒贬两截的“永嘉学派”和“温州学派”，理应视为同一学统。当代研究者倚赖胡适的说法，将北大“温州学派”之名视为天然之物，在立名上并不可靠。毋宁说，胡适对“温州学派”的讲述，证明了温州地域性学派在北京大学具有较大影响，形成了与新文化派的对峙之势。这个地域性学派即“永嘉学派”。

二、学派的复苏：从诒善祠塾到求志社

胡适在孙诒让、陈黻宸之间切断的学术史关联，置于永嘉之学的地方学派脉络中，恰恰是先导和后进的关系。正是陈黻宸将孙氏父子整理《永嘉丛书》所注目的永嘉之学，传播到了岭南、京都，才发展成民国时期永嘉学派从地方向全国传播的关键一脉（另一脉以刘景晨、刘绍宽、陈谧、梅冷生等为代表，主要活动在温州地域）。孙衣言写定的《瓯海轶闻》分四集，其中甲集为“永嘉学术”，因为“以黄梨洲、全谢山《宋元学案》，于永嘉诸儒尚未赅备，而永嘉之学实于安定胡氏为一家言，乃补辑之，以明其源流，存其遗说，表其遗行”。孙氏家族补辑学派的学术史、整理校勘前贤遗书，正是重振学派的基础性工作。后来，陈黻宸、陈怀、林损、林尹也都撰写过永嘉学派学术史。

１８７５年，孙衣言在瑞安城建立支祠诒善祠，同时办诒善祠塾。黄绍箕（仲韬）与孙诒让（仲容）并称“二仲”，曾联手于１８９６年创办瑞安学计馆。永嘉之学嵌入温州士绅重建社会的事功之中。特别是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在乡里振兴永嘉之学，形成了上绍乾淳诸儒之学，下启乡里后进之风的教化事业。在经历过戊戌维新的学生辈的记叙中，此事之于端学术、厚风俗、正人心关系甚大。孙锵鸣的学生王岳崧为同乡洪炳文《花信楼文集》作序，认为“永嘉学术之遗绪，或能赖以不坠”，正在于后辈能继承前人的志向。

诒善祠塾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学人，其代表是以“东瓯三杰”为核心的一批“求志社”同人。被胡适放在“中国最近三百年来的几个思想家”中讲的宋恕，便称许过“求志社”的救世之志与弘毅学行。宋恕在其《陈介石五十寿诗序》（１９０９年８月２５日）中勾勒了两代人的传递。从孙衣言创办诒善祠塾，到许启畴、金晦、陈国桢、陈虬兄弟与陈黻宸共同结为求志社（平阳宋恕与瑞安求志社关系紧密，而非社中人），正是永嘉之学承传的表征：“孙太仆归田，提倡乡哲薛、郑、陈、叶之学，设诒善祠塾以馆英少。其后瑞人才所处，苟非诒善祠塾，则必求志社，求志社闻天下。”这段求志社的经历，也被陈黻宸弟子高谊记载在《陈介石先生五十寿序》中，该文将宋恕视为求志社同道。而后，更年轻的林损在二舅父陈黻宸去世后代表兄撰写《陈先生行述》，化用宋恕之文，勾勒了求志社社员当时的声名：“瑞安谈文学、数人才者，必推诒善祠塾。而求志社一旦遽出掩其上，名闻于天下。”

宋恕并非求志社社员，求志社是以“东瓯三杰”的另外两位陈虬、陈黻宸为核心的。据陈虬的《求志社记》（１８９２）记载，社員还包括许拙学、林香史、王小云、金韬甫、池次榜、何志石、陈仲舫、陈叔和。在同为社员的池志贗的记载中，名单稍有出入。清代永嘉学派在礼学研究上成果卓著，孙希旦有《礼记集解》，孙诒让有《周礼正义》。在乡贤前辈的基础上，求志社同人试图将处在没落中的礼法秩序在个人生活秩序中重构出来。他们仿造古代礼法，以二十五家为一社，推举社长一人，“便约束，为定冠、婚、丧、葬四礼”，然而后来“中更世故，事未果行”，社事遂散。

求志社的核心人物陈虬的《治平通议》有恢复永嘉经制之学以治世之志，其《序》（１９８３）致意了七百年前的“永嘉先生”。陈虬推崇的“经制之学”是注重事功的。治“经制之学”首先要破除的是名障和文障：“名障不去，则成败毁誉之见太重，必不足以肩巨任；文障不去，则义例藻饰之功过深，必不足以明至计。”1880年其《过耶稣堂》有诗句“西学原征实，缘何异教雅”，认为东西方政教学术在“征实”（实事求是）的目标上是一致的。那么，如何从永嘉学派重新开出新命，如何在“征实”的西学风气中重新激活周孔之道，在知识性基础上恢复伦理性，便成为永嘉传人所思考的问题。而永嘉学派所具有的破除门户之见的学理气质，使其具有开阔的门径取向。陈虬在1880年的诗《行路难》第七首中，道出了永嘉学派（诗中的“东瓯学派”）所面对的调和汉宋之争的学术使命：

汉宋之学何龂龂，共明圣道伤何主。

思量梁木已千年，何不随人坐两庑。

一俟书成得传人，东瓯学派斯焉取。

陈虬诗中的“东瓯学派”，有时也说成“吾乡经制之学”，表明了其绍继学派的自觉担当。陈虬因为私人恩怨，对孙诒让家族有些微词；不过，他所认识到的“东瓯学派”可以对治“汉宋之学何龂龂”，正是遵循了孙衣言所设计的思想史框架：“欲救今汉学、宋学之弊者，其永嘉乎！”因此，在勾勒晚清永嘉学派时，核心是孙氏兄弟父子（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与东瓯三杰—求志社两代之间的接替。

三、谱系的建构：从《新世界学报》到《瓯风杂志》

晚清民国永嘉学派形成了两份具有学派特征的刊物：晚清有１９０２年９月陈黻宸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新世界学报馆主编的《新世界学报》（停刊于１９０３年５月，半月刊，共发行１５期）；民国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陈谧（陈怀之子，即陈黻宸的侄孙）在瑞安主编的《瓯风杂志》（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其中前者更多体现了学派引领风气、经世致用的一面，后者更具有学派总结、文献整理的意义。这两份杂志可以勾勒出晚清民国“永嘉学派”的核心人员构成的嬗变，而《〈瓯风杂志〉发刊词》尤可视为人员谱系的总结。

在《新世界学报》（１９０２—１９０３）上出现的作者：第一期为核心作者群，有瑞安陈黻宸（介石）、仁和马叙伦（夷初）、上虞杜士珍（杰峰）、永嘉黄群（旭初）、钱塘汤调鼎（尔和）；第三期有瑞安陈侠（醉石）、瑞安孙任（季秡）、瑞安陈怀（孟聪）、永嘉王毓英（俊卿）；第四期有乐清黄式苏（仲荃）、瑞安陈葆善（栗庵）；第八期有乐清吴熙周、周因；第十期有乐清高步云；第十一期有吴县徐景清（叔廉）、东瓯黄钺（柄斧）；第十二期有巨君、仁和马世杰（轶群）；第十四期有逸名、乐清朱鹏。该报作者主要是以主编陈黻宸为核心的同道（如陈葆善与其同办过利济医学堂、心兰书社，孙季秡即孙诒蒶，是孙诒让从弟、宋恕妻弟）、亲族（如陈侠是其弟，陈怀是其侄子）、学生（如马叙伦、杜士珍、黄群、汤尔和、黄式苏）、同乡（乐清、永嘉、瑞安、东瓯皆属温州，仁和属杭州）。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和相近的学术取向，大多可以视为永嘉学派中人。

创刊同年，这份杂志即引起梁启超的注意，他在《新民丛报》（１９０２年第１８期）的“绍介新著”栏目称许《新世界学报》：“实可为我报界进步之征，且可为我思想界文界变迁之徵，其中类多能文之人，其文皆纵横排？，锐利透达，条理整然。其间虽非无一二词胜于理者，且间有影响之言，不合论理者，然大端完善，不可诬也。”梁启超看到了这份报纸可以作为“变迁”之徵，不过并未看到这种“变迁”背后所依赖的地方性思想学统。新民丛报社记者论及《新世界学报》“似多得力于浏阳谭先生之学”，则属于误解。陈黻宸之学承自地域性的永嘉之学，其学自南宋之时便致力于破除朱陆门户，主张经世实用，自不可以附于某人某党以自限，否则容易陷入学术专制之弊。况且，如附于谭嗣同之学，又“反似古人皆无学，今人独有学；他人皆无学，我辈独有学”，所以，陈黻宸笔锋一转论道，“或亦论理家之一病欤”！其实，并不是陈黻宸得力于谭嗣同之学，而是谭嗣同亦得力于南宋永嘉之学。谭嗣同将南宋永嘉之学视为其仁学建构的一环，他在其《仁学》一书中认为唯有墨学能调燮联融于孔与耶之间，而汉代党锢、宋代永嘉可以视为墨家中的“任侠”之“仁”，秦之《吕览》、汉之《淮南》可以视为墨家中的“格致”之“学”。谭嗣同在《致唐才常》（１８９７年４月１５日）一信更是直接称道：

来书盛称永嘉，以为可资经世，善哉言乎。往者嗣同请业蔚庐，勉以尽性知天之学，而于永嘉则讥其浅中弱植，用是遂束阁焉。后以遭逢世患，深知揖让不可以退蚚苻，空言不可以弭祸乱，则于师训窃有疑焉。夫浙东诸儒，伤社稷阽危，蒸民涂炭，乃蹶然而起，不顾瞀儒曲士之訾短，极言空谈道德性命无补于事，而以崇功利为天下倡。揆其意，盖欲外御胡虏，内除？政耳。使其道行，则偏安之宋，庶有豸乎。今之时势，不变法则必步宋之后尘，故嗣同于来书之盛称永嘉，深为叹服，亦见足下与我同心也。

在此后三十多年创刊的《瓯风杂志》完成了学派谱系的建构，它是民国时期“永嘉学派”承前启后的枢纽性学术刊物。它创办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停刊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作为月刊每月２０日出版，共发行２４期，由设在瑞安杨衙街５号的上海仿古印书局瑞安分局铅字排印，每期７０页。《瓯风杂志》在凡例中标明其宗旨所主：“本志欲以阐扬先贤遗著，昌明固有永嘉学术，正俗解蔽而止于至善为职志。”《瓯风杂志》总编辑瑞安陈谧（字穆庵，又字木厂，谱名守谦）是陈怀长子，而陈怀（字孟聪，或作孟？，号辛白）早年丧父，由叔父陈黻宸（字介石）教育长大，陈怀之于林损是亦师亦兄（从伯兄）。《瓯风杂志》社名“瓯风社”，载“本社特约撰述”有平阳刘厚庄（绍宽）、乐清黄胥庵（迂）、乐清高储庼（谊）、瑞安池卧庐（志澂）、瑞安林公铎（损）、平阳王志澄（理孚）；编辑有瑞安宋慈抱（墨庵）、瑞安孙延钊（孟晋）、瑞安李翘（孟楚）、永嘉梅雨清（冷生）、永嘉夏承焘（瞿禅）、永嘉陈闳慧（仲陶）；总理事瑞安林庆云（志甄）是陈怀女婿，承担了杂志一切费用；副理事有瑞安陈准（绳甫）、瑞安张扬（宋庼）。刊出时，长辈如特约撰述者，以字称，下属名；而编辑多为平辈，以名称，下属字号。

如果说《瓯风杂志凡例》标举了其地方学术渊源，即“阐扬先贤遗著，昌明固有永嘉学术”，那么《瓯风杂志发刊词》更是一份晚清民国永嘉学派的总结性宣言，节录如下：“瓯海固东南文物旧邦也，户诵程吕之书，人挟叶陈之策，出则弥纶以通世变，处则兢省以御物欲。代有英杰，偻指难穷。最近百年以来，逊学以文章名世（引按：孙衣言有《逊学斋诗文钞》），籀以经术成家（引按：孙诒让有《周礼正义》），蛰庐有冯校遗风（引按：冯桂芬有《校庐抗议》，陈虬有《治平通议》），介石与章实斋媲美（引按：陈黻宸曾掌京师大学堂史学总教习），燕生卑议深念兵刑（引按：宋恕有《六斋卑议》），鲜庵清声尤精金石（引按：黄绍箕为‘瀚林四谏之一，清流领袖）。并皀璋之重器，为轩辕所宜陈；虽长篇之著述已彰，而短什之沉埋不尠。斯编体例，意在表征文献既详。复分六目……右列六目，名曰‘瓯风杂志。驽辔负重，时有真蹶之虞；蠡管陈诚，冀动高明之听。大雅宏达，盍兴乎来！”

观其辞气，这篇发刊词大约出自总编辑陈谧之手。陈谧在《籀公楼记》（１９３４）中再次简略地勾勒了晚清民国永嘉学派的学术谱系。他所谓“白衣宗”的说法借用了章太炎《瑞安孙先生哀辞》（１９０８）对孙诒让的敬辞。无论是发刊词还是《籀公楼记》，两文都将“永嘉经制之学”的重振溯源自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他们整理《永嘉丛书》有启牖来学之功；而闻风而起的学派“后进”代表则指向“东瓯三杰”陈虬、陈黻宸、宋恕。

四、论定的框架：“黎明运动”或“再生时代”

从孙衣言、孙锵鸣、孙詒让、黄绍箕到“东瓯三杰”陈虬、陈黻宸、宋恕，正是帝制中国转向共和中国的梁启超所谓“过渡时期”的两代学人。两代学人都处在钱玄同所谓“黎明运动”视野之内，两代学人的关联与差异都可以在这个背景下考察。而胡适、梁启超等人的“再生时代”框架则会遮蔽永嘉学派参与“黎明运动”的学术史意义。

１９３７年３月３１日，钱玄同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提出了“黎明运动”的概念。他将１８８４年以来的五十余年分为“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两期，第一期（１８８４—１９１７）即是所谓的“黎明运动”，第二期（１９１７—１９３７）的学术思想之革新深受新学术、新方法、新文化的影响，溢出了前期的框架。“黎明运动”涉及了三十余年的学术思想之革新运动，其中，在钱氏看来最为卓特的有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炳麟、孙诒让、蔡元培、刘光汉、王国维、崔适：“虽趋向有殊，持论多异，有一志于学术之研究者，亦有怀抱经世之志愿而兼从事于政治之活动者，然皆能发抒心得，故创获极多。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皆甲坼，方面广播，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

十二人中有宋衡（即宋恕）与孙诒让两人是永嘉学派传人。其他如章太炎、谭嗣同、蔡元培、刘师培等人，都与晚清永嘉学派有着密切的学术交谊。不过，钱玄同所做的是时代先驱的群像概要，还不算学术谱系的认定。对此作出学术谱系认定的是胡适、梁启超，而他们的误认已被钱基博纠正。

胡适以欧洲文艺复兴为参照，认为中国不能辜负这个既有“古学昌明”，又有“西洋学术思想输入”的时代。在东西学术会同大势的判断下，胡适将“孙诒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的“最近世”，视为清代学术“古学再生”之势的延续。在胡适之后写作《清代学术史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梁启超，将乾嘉汉学视为现代科学精神的先驱。研究者已经看到，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胡适理解清代学术所谓的“再生时代”如出一辙，连参照系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学术史思路何尝不是一种重造现代前史的发明，因为，宋学或理学的方面在此被否定掉了。刘巍看到，“由于胡适认为科玄论战是历史上‘理学与反理学思想斗争的现代版，所以在他看来戴震等人正是科学派的先驱者；他所续列的自有渊源自成系统的‘反理学的谱系恰恰是理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道统的反模拟，而且直接延伸运用到现代思想界的论战”。处在理学影响下的清代学术“征实”思想，被梁启超、胡适建构成了“反理学”的谱系。那么，处在洙泗濂洛的理学道统中，而又在朱陆二家以外别立的“永嘉学派”，又怎么能在后设的“反理学”谱系中获得认同？

“黎明运动”中的永嘉学派，只有其延续乾嘉汉学的部分得到了新文化派认可，这部分也可以纳入胡适的“再生时代”的学术史框架之中。但是，永嘉学派传人的学派全貌以及核心的宋学指向（即知识性论述中的伦理性指向）却被遮蔽了。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被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评述为“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墨子间诂》被胡适推崇；然而，孙诒让救世的《周礼政要》以及更年轻一代学人的著述，如陈虬《治平通议》、宋恕《六斋卑议》、陈黻宸《中国哲学史》、陈怀《中国文学概论》、马叙伦《庄子天下篇校释》、林损《政理古微》、徐英《诗法通微》等本身所具有的学派一贯性就被人们忽视了。从学派整体的嬗变来看，进入民国时期的永嘉學派更加侧重史学、义理、诗文的方面，而且代有转益，更多视朴学为理解义理的手段。在孙诒让和陈黻宸之间，不过是同一个地方学派“每转益进”的关联，而不是断裂的关系。

１９３３年，钱基博在《后东塾读书杂志》中直接批评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孙诒让的学术谱系的误断：“不知孙诒让之父衣言，初衍永嘉经制之学；而以诒让志在穷经，乃授以《周官经》。诒让正义《周官》，间诂《墨子》，虽用汉学疏证之法，而意趣所寄，乃在经世。读《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两序，可证。其学实渊源家学，而远承宋学之永嘉经制一脉，与章学诚、邵晋涵为同门异户；而梁氏遂以考证家目之，亦不免皮相之见也。”钱基博的纠正可谓准确，不过其吉光片羽散见于报刊，不太受人重视。同年，章太炎在《孙太仆年谱序》中，准确地将孙衣言、孙诒让家族视为“永嘉经制”之学的晚清传人。

其后，以清代学术史的视角在孙陈两代学人之间做出整合的，是永嘉学派传人林尹。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大纲》中，无论是从皖系经学一系下来的孙诒让，还是从浙东史学一系下来的陈黻宸、林损，都处于“清代之征实学”的正脉之中。而“清代之征实学”的根基如林尹所言，已经在顾炎武、颜元、王夫之、黄宗羲等清初学者那里奠定。征实之学，才能推导出致用。

在这种“或征于实事，或征于古籍”的“征实”精神统摄中，历来注重事功、经制，反对空言心性的永嘉学派成为汇聚晚清时期永嘉士人的一面旗帜。晚清国粹派的邓实，特别区分“君学”与“国学”，并将“永嘉经制之学”视为有用之“国学”。在他看来，学术不依赖君主而能影响于社会正是泰西国势强盛的一大关键，而本国古学并不是没有真学术：“而观我国，则历代虽有一二巨儒，精研覃思，自成宗派，其学术非无统系之可言，而空山讲学，所与倡和者，惟其门徒及二三知己耳，而全社会不知尊仰，后人不闻表彰。”此前，邓实撰写的《永嘉学派述》正是昌明古学，使其有用的努力：“黄梨洲所谓永嘉之学，言之必可行，足以开物而成务者。岂不然哉！”晚清国粹派重视永嘉之学，正是以粹化国学的方式应对世变的反应。于是，永嘉之学和“明末三先生”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学说共同成了反拨专制的“君学”的思想资源。这是无法被纳入胡适“再生时代”框架的内容——“永嘉之学”深刻地参与了钱玄同描述的“黎明运动”，其致用的伦理性被后来的学术史框架遮蔽了。

五、结论

胡适其实是将“温州学派”视为一时一地之学，将它排除出“科学”进化的学术史谱系。早年，梁启超也将陈黻宸等人误认为是谭嗣同之传的影响，为陈黻宸撰文所纠正；后来，梁启超顺着胡适的“再生时代”的框架将孙诒让视为汉学一脉，同样为钱基博纠正。孙诒让所属的地域性永嘉学派并不能仅仅视为汉学考据。这种广为流传的学术史框架使人们长期不能以他们及其继起者本属的名称“永嘉学派”来进行整体认知。经过前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将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黄绍箕、陈虬、陈黻宸、宋恕、马叙伦、陈怀、黄群、高谊、林损、徐英、林尹、陈谧等一大批人物置于其本有的地方性学派脉络里加以考察。

宋代“永嘉经制之学”，在邓实眼中是言之必可行于当世的国粹资源，侧重对古学之昌明；而在晚清民国“永嘉学派”看来，它已经过清代征实学的灌注，成为“兼宗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应对世变之亟的不二选择——这意味着，在心性与事功两端，“永嘉学派”后进有责任将先辈的学术见诸行事。林损在《永嘉学派述》开篇就表明了此用世之旨：“本师陈先生（介石）尝言：学不可不讲，而学不可措之于事，施之于世者，不必讲。”这种精神在晚清重振之初便嵌入了其内在生命，两江总督李雨亭制府为孙衣言《寿序》认可钱泰吉之言：“吾浙之学，犹有永嘉，真脉乃在瑞安。”从瑞安孙氏家族到陈黻宸及其弟子们都将“永嘉学派”视为在国学陵夷之世中更新传统的统合性力量。由此，学术界理应恢复原本贯通的学派脉络，恢复该学派本来的命名。那么，“永嘉学派”不只是国故家眼中的史料，还是活跃于晚清民国，并深度介入晚清改良运动、诸子学复兴、国粹派崛起、北京大学“新旧之争”等历史现场的一支地方学术力量。晚清民国时期作为地域性学术流派的“永嘉学派”一旦点亮，将会为该时期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诸多领域带来更深入的理解。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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