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SMART评价机制研究

柯培超 钟楚红 方凯彬 包先雨 蔡伊娜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着探索国际区域合作的可行模式，探索共同繁荣、分享发展的有效方式，开拓以开放促改革的制度变迁的创新路径之使命，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湾区将成为中国区域一体化的新增长极和一个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动力发展引擎，它需要营造与之相适应的跨境贸易便利化通关环境及评价机制。文章以海关“三智”倡议为导向，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与实践经验，提出并构建了符合中国特色的SMART（S-安全性、M-可测性、A-精确性、R-时效性、T-可移植性）评价模型，并以前海综合保税区为试点，开展湾区SMART综合指数应用研究，以引领海关改善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SMART评价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3714/j.cnki.1002-3100.2023.09.003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oulders the mission of exploring feasible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gional cooperation， exploring effective ways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shared development， and opening up innovative paths to promote reform through opening up.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bay area will become a new growth pole of china's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a dynamic development engine with grea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t needs to create a suitable cross-border trade facilitation and customs clearance environment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Guided by the "three intelligences" initiative of the custom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is paper proposes and builds a SMART（S-safety， M-measurement， A-accuracy， R-responsiveness， T-transplantability）evaluation model that conforms to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evious gulf bonded port area was pilot， it carried out an application study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bay area development quality to lead the customs to improve the cross-border trad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customs clearance facilitation.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rade facilitation; SMART evaluation mechanism

隨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逐步推进，以粤港澳大湾区（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GBA）（由广州、深圳、珠海等9市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形成的“9+2”城市群）将成为继美国纽约、美国旧金山、日本东京湾区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与此同时，中国海关也在“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倡议的逐步落实中，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海关的关注和积极响应，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的评价机制正成为研究热点。

在国外研究方面，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为代表被广泛采用，它以10个一级指标，涵盖了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情况，每个一级指标分别对应二级指标进行量化。其中跨境贸易中涵盖了8个二级指标对相应国家或地区进行评价，Batista[1]基于理论和经验构建了贸易和运输便利化框架实证了国际物流运输对贸易便利化的实质性绩效影响及可操作性。Park等[2]认为推进贸易便利化的重点在于海关AEO程序效率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货物运输能力提升；Misak[3]分析了全球物流和贸易便利化的改善对国际贸易运输方式选择的影响，特别是物流基础设施的质量影响贸易模式的选择；Ruiz等[4]基于世界银行集团公布关于经商监管的综合指标提出了具有允许补偿合成的营商便利指标的构建；Rogge等[5]通过分析各国2010—2019年期间的“营商便利度”变化趋势量化计算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指数（EDB）。

在国内研究方面，郭永泉[6]基于法律体系和职能管理机制对口岸部门合作进行了分析，鉴于海关对于贸易便利化的关键作用，从海关功能、海关作为、海关定位、海关价值四个角度，结合我国贸易现状，提出应从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职能衔接、灵活管理五个方面进行改革；宋林霖[7]指出中国应深化国际单一窗口建设，对标国际先进，优化通关流程，加速通关便利化，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不断减轻企业负担，并不断加强部门合作，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刘登攀[8]以世界银行跨境贸易便利化框架下北京具体实践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口岸通关协同绩效评价模型，对2014至2016年我国三大经济圈主要口岸的通关协同绩效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口岸改革目标、口岸治理结构、口岸规划布局三方面促进我国口岸通关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王敏等[9]构建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11—2017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2个主要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

综上，目前按照世界银行对跨境贸易的测评维度，交叉集成了进口、出口、时间、成本等8个指标，但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后疫情时代的影响，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的评价要求需要增添更多价值维度来衡量。而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在通关便利化和海关视角的贸易便利化角度，国内的量化研究多基于国际量化指标标准进行碎片化比对分析，缺乏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专业化系统化的跨境贸易营商环境的研究存在空白，对精确性、可测性、可移植性以及时效性方面缺乏专门的系统性研究，尤其在安全性方面未足够重视，在这个包含五个维度安全性、精确性、可测性、可移植性以及时效性上的综合性专业性研究尚无，未形成综合考虑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特色、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特点的评价机制。

1  SMART方案设计

评价指标的建立是衡量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技术手段，其适用性程度直接影响到海关评估决策的效果。参照经合组织（OECD）的贸易便利化指数TFI、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指标体系（CGI）与贸易促进指标体系（ETI）、世界银行的经商便利度指数（DB），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的评估需求，利用多维价值理论对模型进行业务抽象形成通关环境数据初始聚类中心，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特点以及海关“三智”倡议，研究适应全球风险源复杂多变，贸易碎片化加剧，新模式、新业态发展迅猛，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叉的较全面、针对性较强、高效的贸易便利化评价机制，以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贸易便利化的测度实际，选取了5个一级指标，构建了一套具有高鲁棒性的五维评价模型——SMART，具体包括安全性（S-safety）、可测性（M-measurement）、精确性（A-accuracy）、时效性（R-responsiveness）和可移植性（T-transplantability）。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形成促进湾区贸易便利化的SMART综合评价方案。

如图1所示，SMART五维评价涵义如下：

（1）安全性评价指标用来衡量大湾区内对贸易便利化安全性评价影响力水平。该指标还包括了反走私工作成效、国门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知识产权海关保护、贸易安全标准前三难度的安全指标以及非传统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9个三级指标，涵盖3个二级指标。得分越高，代表贸易安全性越高。

（2）可测性评价指标用来衡量大湾区内对综合服务效能覆盖水平。该指标包括了发展潜力、制度透明度、贸易枢纽作用等3个二级指标、下设9个三级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代表综合服务水平越好、对便利程度越高。

（3）精确性评价指标用来衡量大湾区内营商环境基本面的综合质量水平的体现。该指标包括國际化程度、通关成本、硬件设施与功能等3个二级指标、下设13个三级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代表综合营商环境水平越高，越能促进大湾区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

（4）时效性评价指标用来衡量大湾区对海关监管效能的时效力。该指标包括了通关效率、贸易新业态、企业满意度等3个二级指标、下设12个三级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代表海关管控效能越好，海关“三智”治理程度越高。

（5）可移植性评价指标用来衡量评价机制的应用前景和推广度水平。该指标包括了信息化水平、清关手续、口岸监管部门“三互”程度以及制度创新可复制等4个二级指标、下设10个三级指标。该指标得分越高代表应用前景越好，评价机制可复制度越高。（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内涵详见表3）

2  方案实现

2.1  方法选择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具有简洁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优点。

2.1.1  获取判断矩阵。根据贸易便利化领域课题组内部评估意见，对所给出的指标体系通过两两比较，并根据表1反复研讨，得出判断矩阵。

2.1.2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对于每一个成对比较阵计算最大特征根及对应特征向量，利用一致性指标、随机一致性指标和一致性比率做一致性检验。若检验通过，特征向量（归一化后）即为权向量：若不通过，需重新构造成对比较阵。

一致性指标为0时，有完全的一致性；一致性指标越大，不一致越严重。

随机一致性和判断矩阵的阶数有关，一般情况下，矩阵阶数越大，则出现一致性随机偏离的可能性也越大，其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

一般，当一致性比率＜0.1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不一致程度在容许范围以内，满足一致性检验，否则，重新构造判断矩阵[10]。

2.1.3  求各指标近似权重。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且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指标权重。

2.2  指标权重确定

采用AHP法针对2016—2019年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并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确立评估体系的一级指标权重，再结合前海综合保税区实际，生成贸易便利化水平评价的二级、三级指标权重。指标体系设立的各级指标总权重为1，这种设定权重的方法可以有效减少各级指标内部的相关性，从而提升最终结果的科学性。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化水平SMART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3  实验分析与讨论

SMART选择深圳关区前海综合保税区为体系节点展开研究，以2016年至2019年为时间节点，以SMART评价模型进行五维测算，以前海综合保税区实际数据对三级指标进行归一化统计计算得到三级指标数值，加权和得到二级指标数值和一级指标数值，评估得出近三年的湾区SMART综合指数，为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SMART评价机制提供实验分析。

3.1  获取数据

SMART数据主要包含两个来源：前海综合保税区数据和企业调研。其中数据时间跨度为2016至2019年。

3.2  SMART测算结果

3.2.1  二级指标测算。通过数据获取以2016年数据为基期值1，换算三级指标数据得出2017至2019年湾区SMART综合指数（前海综合保税区）三级指标原始数据，并经过权重系数加权和计算得到二级指标得分如表4所示，其直观对比图如图2所示。

3.2.2  一级指标测算。通过计算得出2017至2019年湾区SMART综合指数（前海综合保税区）一级指标得分及总得分如表5所示。

3.2.3  综合指数测算。以前海综合保税区2016年数据为基期，设定2016年各级指标得分为1，基于所得的三级指标相应总指标权重后，结合三级指标规范化后的指标值，利用加权和的方法得出2017年至2019年湾区SMART综合指数（前海综合保税区）如表6所示。

从表6可见，2017年至2019年湾区SMART综合指数（前海综合保税区）逐年提高，且2019年提升十分显著，得分比2017年提高101.44%，从数据的角度反映前海综合保税区2019年经济发展迸发出强大活力。

3.3  讨论分析

3.3.1  科学性。前海综合保税区为试点，从S、M、A、R、T五个维度，将业务过程数据综合生成指标数值，评估得出近三年的湾区SMART综合指数，为粤港澳大湾区贸易便利发展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实证。SMART设立的一级、二级、三级指标及其原始数据来源于前海综合保税区数据和企业调研，数据来源全面、客观。其次SMART各级指标不仅侧重了“量”的评价，也侧重“质”的评价，因此SMART设立的指标和数据有较好的科学性。

3.3.2  吻合度。从湾区SMART综合指数（前海综合保税区）来看，2019年较2017、2018年有十分显著的提升，与前海综合保税区整体发展趋势相符。2019年，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总值1 285.52亿元（来源于海关总署网站统计月报），同比增长49.37%；入库税款162.2亿元，增长48.3%；前海综合保税区占深圳经济特区进出口外贸总值比重从2017年的1.46%提升至4.32%，单位面积进出口总值从2017年的109.9亿元/平方公里增长至346.5亿元/平方公里。

其次，具体到二级指标得分来看，计算结果也与前海综合保税区实际发展情况相吻合，比如2019年6月份开展出口跨境电商业务以来，全年新业态贸易额迅猛增长至120.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6.16%，当年贸易新业态指标得分显著提高。另外“离港空运服务中心”项目发展迅猛，更多贸易国/地区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前海综合保税区，进出区货物/商品种类、进出口贸易伙伴国/地区数量明显增多，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因此2019年的贸易枢纽作用指标得分大幅提升，成为最大亮点。

可见无论是从前海综合保税区的整体贸易还是局部业务发展状况，SMART评估体系的总体和具体指标计算结果都贴合实际发展情况。

3.3.3  可复制性。SMART评价机制可用于测算多个年度综合指数，通过SMART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计算区域内特殊监管区某年度湾区SMART综合指数；也可以将区域内其他特殊监管区域作为基期值与自身比较得出对标结果，因此本评估体系具有可复制推广性。

本文选取的评估指标项在各个特殊监管区域中均具有普适性；利用AHP 法合理设置权重分配，得出计算结果与前海综合保税区近四年发展水平一致，计算结果科学有效。SMART评估体系既可用于纵向评估某一特殊监管区域近几年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又可横向对比全国范围内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便利化发展水平排名，具备向湾区各个区域内特殊监管区域推广复制的理论研究基础和实际应用参考价值。

4  结  论

综上所述，SMART贸易便利化评价机制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具有实际意义，通过湾区SMART综合指数应用到前海综合保税区的评价研究，可见下一步该区域内改善跨境贸易营商环境仍是需要关注的方向。区域监管主体可从“以打私加知识产权保护为切入口，加强口岸综合治理力度”、“立足非传统安全要素，加大湾区安全监管信息化保障”、“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产业集聚”、“强化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新业态发展”、“围绕湾区三互建设，推进湾区一体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入手；海关监督主体可从“整合海关科技资源，为湾区三智海关科创聚力”、“夯实海关数据安全管理，探索粤港澳海关数据服务机制”、“不断优化AEO高级认证，摸索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机制”、“创新数治监管思路，构建新型监管机制”、“加強国际合作，促进贸易便利化”方面着力，双管齐下共同提升湾区贸易便利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LUCIANO BATISTA. Translating trade and transport facilitation into strategic operations performance objectives[J].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2，17（2）：124-137.

[2]  JUNG-HEE PARK， SEOK-BEOM CHOI.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EO in Korea for trade facilitation[J]. The Journal of Korea Research Society for Customs， 2013，14（1）：111-132.

[3]  AVETISYAN MISAK， HERTEL THOMAS. Impacts of trade facilitation on mod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J]. Economics of Transportation， 2021，28：100236.

[4]  FRANCISCO RUIZ， JOS？魪 M CABELLO， BLANCA P？魪REZ-GLADISH. Building Ease-of-Doing-Business synthetic indicators using a double reference point approach[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8，131：130-140.

[5]  NICKY ROGGE， GEOFFREY ARCHER. Measuring and analyzing country change in establishing ease of doing business using a revised version of World Bank's ease of doing business index[J].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2020，290（1）：373-385.

[6] 郭永泉. 中国海关促进贸易便利化的现状和对策[J]. 海关与经贸研究，2017，38（1）：39-48.

[7] 宋林霖，何成祥.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8（4）：29-33，36.

[8] 刘登攀. 世界银行跨境贸易便利化框架下的北京实践[J]. 中国流通经济，2019，33（1）：72-81.

[9] 王敏，吳晓芬，邓建高，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便利化水平测度[J]. 统计与决策，2021，37（5）：104-107.

[10] 杜萌，方虹，马博飞，等. 基于AHP的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地区）贸易便利化的比较研究[J]. 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5，45（10）：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