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偏正复合词的语义关系

摘  要：以敦煌歌辞中所出现的偏正复合词为研究语料，在语素义和语素义—词义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偏正复合词的语义配合机制。研究显示，偏正复合词中偏语素及正语素的语义配合规律表现为：组合意义＝[表义素]×[类义素]，其下可以细分为3大类23小类。其整体词义的生成可以划分为直接生成式、半直接生成式和非直接生成式。其语义呈现受到人类认知中象似性原则的直接影响。

关键词：偏正复合词；敦煌歌辞；语素义；语素义—词义；语义机制

20世纪50年代以来，偏正复合词便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语义关系更是研究的焦点。就偏正复合词语义关系的整体研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语义分类如何限制主观性、古今汉语如何打通、语义分析如何结合语法、如何探讨语义搭配及其形成机制、描写与分析的限度等。为突破上述瓶颈，本文拟以敦煌歌辞为研究语料，再论偏正复合词的语义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敦煌歌辞正处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阶段，这一语料既便于观察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发展，也便于观察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演变；同时，敦煌歌辞自身的时间跨度较大，语料量较为充足，能够呈现出丰富的来源和复杂的类型，恰能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主要参考了任半塘的《敦煌歌辞总编》[1]，同时还借鉴了黄征、张涌泉、蒋冀骋、曾良、项楚等学者的观点。本文所引敦煌歌辞的例子亦出自《敦煌歌辞总编》。

颜红菊指出，复合词的语义结构具有“二层性”：“一是‘语素义层面，指复合词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即语素义和语素义之间的关系；一是‘语素义—词义层面，指复合词构成成分和复合词整体的语义结构关系，即语素义和复合词词义之间的关系。”[2]（P48）这两层语义结构是复合词语义关系中最为基础的，对它们进行研究也是最为必要的，但关于这两层语义结构背后的复合机制，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其复合机制在词汇学、词汇史上的意义也将会更为重大。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两层语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尝试阐述偏正复合词的语义机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对偏正复合词的语义关系进行系统探讨。

一、偏正复合词的判断标准

回顾以往研究，偏正复合词的意义关系有26类、17类、14类、11类、9类、8类等不同说法。各家分类不一的主要原因，是在于语义分类标准的主观性太强，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考虑，就會产生不同的分类结果。为了使本文的语义分析有所凭依，同时也把敦煌歌辞语料的时代和风格特色考虑进去，我们在立足敦煌歌辞语言实际的基础上，着重参考了程湘清对敦煌变文中偏正复合词内部形式的分类标准[3]（P1）。为降低语义分类的主观性，我们还尝试探寻一定的形式标准，即偏、正语素间的语义释义模式。例如：

【金钗】《凤归云·征夫数载》：枉把金钗卜。[1]（P58）

这里的“金钗”是指妇女插于发髻的金制首饰。正语素“钗”指发钗，偏语素“金”指贵重金属，用以说明正语素“钗”的制作材料。这两个语素仅仅是两个意义支点，因此，还需要一座可以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桥梁。谭景春指出，名、名偏正结构实际上是一种紧缩形式，我们需要根据名1和名2之间的语义联系去启动那个隐含的谓词，只有将这一隐含谓词添加进去之后，两个意义支点便会有所连接，其语义关系才会从隐性变为显性[4]。我们由此认为，“金钗”一词的释义可表现为“用金制成的发钗”。以此类推，凡表示“偏语素表正语素的材料（直接制成材料）”这一语义关系的偏正复合词，其语义释义模式均可表现为“用A制成的B”，其中，“A”对应偏正结构中的前语素，“B”对应偏正结构中的后语素，而“制成”这一隐含谓语，则是由“A”与“B”之间表制作材料的语义关系启动的。再如：

【缓步】《内家娇·长降仙宫》：逶迤缓步出闺门。[1]（P239）

这里的“缓步”是指慢步、徐行。正语素“步”指行走，偏语素“缓”即缓慢，说明正语素“步”所采取的方式或所呈现的状态。那么，应怎么将这两个意义支点结合起来释义呢？我们认为，这里可补充进来一个介词，即利用其组成的介词结构，来说明正语素的运作方式或呈现状态。我们由此认为，“缓步”一词的释义可表现为“以缓慢的方式（状态）行走”。以此类推，凡表示“偏语素表正语素的方式”这一语义关系的偏正复合词，其语义释义模式可表现为“以A的方式B”。

我们认为，利用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判断方法，将会在分析汉语偏正复合词语义及语法研究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首先，这将会指导我们分辨偏正复合词内部两语素间的语义关系。例如，“松树”一词，林汉达将它与“马尾、羊群”归为一类[5]；而同样结构的“柳树”一词，廖庶谦则将它与“煤矿、人类”归为一类[6]（P70）。我们认为，“松树”的“松”是众多树木品种中的一类，其释义模式可表现为“A是B的一种”，因此，它应与“煤矿”等表示“偏语素与正语素具有种属关系”的偏正复合词归为一类，而不应该与“马尾”等表示“偏语素与正语素具有领属关系”的偏正复合词归为一类，后者的释义模式可表现为“A拥有/有/的B”。

其次，这将会指导我们准确辨别偏正复合词。例如，均属于“名＋动”结构的“地震”与“轮回”，为什么前者是主谓结构而后者是偏正结构呢？我们认为，这同样可以从语义上来寻找线索。“地震”是指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所造成的震动，表示的是一种陈述与被陈述的叙述内容，暗含着一种施事语义关系。“轮回”则是指众生在六道中生死循环交替，像车轮一样旋转不停。其中，“回”指动作，“轮”虽是名词这里却指动作“回”所呈现的循环不停的方式，其释义模式可表现为“以A的状态（方式）B”，因此，它应属于偏正结构中的状中结构。

最后，这将会对词义解释、词典释义提供新的参考角度。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棒针”的解释是：“指一种编织毛线衣物的用具，较粗，多用竹子削制而成。”[7]（P41）我们认为，“棒针”的释义还缺少一些内容，因为“棒”字的语义在词典释义中始终没有体现出来。而《现代汉语词典》“棒”字词条下其他词语的释义，则有所不同。“棒疮”的释义是：“指被棍棒打后皮肤或黏膜发生溃烂的疾病。”“棒槌”的释义是：“指捶打用的木棒（多用来洗衣服）。”“棒（儿）香”的释义是：“指用细的竹棍或木棍做芯子的香。”

“棒喝”的释义是：“指佛教禅宗和尚接待来学的人的时候，常常用棒一击或大声一喝，促其领悟。”[7]（P40）在这些词条中，“棒”或为原因、或为工具、或为材料，均在释义中有所体现。因此，在“棒针”一词中，偏语素“棒”用于说明正语素的形状，这一特点同样需要呈现出来，可以将其释义修改为：“指一种编织毛线衣物的用具，状似棒，较粗，多用竹子削制而成。”

总的来看，利用上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分析思路，将会对偏正复合词的判定、词义的解释、语义关系的说明起到一定的指导和鉴定作用，这也是本文努力探寻形式化判断标准的初衷所在。

二、语素义层面

从语素义层面来看，敦煌歌辞中的偏正复合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定中偏正式，二是状中偏正式。下面，我们就对这两类偏正复合词进行具体分析。

（一）定中偏正式

敦煌歌辞中的偏正复合词绝大部分都属于定中偏正式，共出现1164例。其内部语义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予以划分：一是从偏语素对正语素的作用来划分，二是从偏语素和正语素的相互关系来划分。

1.从偏语素对正语素的作用来划分

第一，偏语素表正语素的数量或次序，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量词）B”。这样的词语有“三毒、四肢、五音、六蕃、七贤”等。例如：

【二鼠】《十二时·劝凡夫》：二鼠四蛇从后至。[1]（P1348）

第二，偏语素表正语素的材料或装饰，其释义模式表现为“用A制成的B”或“用A装饰的B”。这样的词语有“金铃、罗袜、玉佩、柴扉、毡帐”等。例如：

【罗衣】《失调名·冀国夫人歌辞》：误令翻酒污罗衣。[1]（P658）

第三，偏语素表正语素的季节或时间，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时/时候/天）的B”。这样的词语有“今宵、春雨、夏月、秋水、秋思”等。例如：

【曩生】《黄昏戌》：曩生曾早结缘来。[1]（P1649）

第四，偏语素表正语素的状态特征，其释义模式表现为“B处于A的状态”。这样的词语有有“流水、飞鸟、飞雪、浮云、漂蓬”等。例如：

【浮沤】《日南午》：升沉瞥瞥似浮沤。[1]（P1627）

第五，偏語素表正语素的方向或位置，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处（方位词）的B”或“A的B＋合成方位词”。这样的词语有“东夷、西番、南蛮、北地、秦筝”等。例如：

【西戎】《失调名·当身无敌》：扬鞭复压西戎。[1]（P697）

第六，偏语素表正语素的职业或身份，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是B的身份”。这样的词语有“匠人、伶人、戍客、囚徒、魔王”等。例如：

【魔军】《佛说楞伽经禅门悉谈章》：一切魔军自然去。[1]（P942）

第七，偏语素表正语素的用途或功能，其释义模式表现为“用于A的B”。这样的词语有“歌扇、战马、战袍、戎装、剃刀”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型中的A多表现为含有语素A的动宾结构，如“战马”的“战”，在释义时往往表现为“作战”。例如：

【业镜】《抛暗号·调名本意》：冥司业镜分明照。[1]（P1123）

第八，偏语素表正语素的状貌特征，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颜色的B、A（B）状的B（A）、形状像A（B）的B（A）、A样貌的B”等。这样的词语有“翠柳、莲台、珠露、蝉鬓、枯草”等。例如：

【紫塞】《失调名·恩赐西庭》：优诏宣流紫塞。[1]（P699）

第九，偏语素表正语素的性质特征，其释义模式表现为“B具有A的特点”或“B具有像A一样的特点”。这样的词语有“宝座、祥云、长寿、残年、衷肠”等。例如：

【良臣】《凤归云·鲁女坚贞》：佐国良臣。[1]（P103）

2.从偏语素和正语素的相互关系来划分

第一，偏语素和正语素具有领属关系，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拥有/有/的）B”或“B（拥有/有/的）A”。这样的词语有“林梢、月影、皇泽、鸟巢、帝德”等。例如：

【隋珠】《高兴歌酒赋》：轻弃隋珠召玉环。[1]（P1766）

第二，偏语素和正语素具有种属关系，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是B的一种”或“B是A的一种”。这样的词语有“蟒蛇、色尘、孝道、石壁、车辇”等。例如：

【龙马】《歌乐还乡·调名本意》：龙马岁岁长缰。[1]（P480）

（二）状中偏正式

在敦煌歌辞的偏正复合词中，状中偏正式数量较少，仅出现78例。其内部语义关系如下：

第一，偏语素表正语素的方式或状态，其释义模式表现为“以A的方式（状态）B”。这样的词语有“孤眠、独守、哀鸣、怅望、苦吟”等。例如：

【端坐】《望月婆罗门》：端坐宝花楼。[1]（P824）

第二，偏语素表正语素所表行为的程度，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程度）地B”。这样的词语有“殊胜、枉费、徒劳、虚度”等。例如：

【沉醉】《南歌子·风流婿》：夜夜归来沉醉。[1]（P353）

第三，偏语素表正语素所涉及的地域范围，其释义模式表现为“在/向A处B”。这样的词语有“远行、遥指、遥闻、遥看”等。例如：

【远眺】《苏莫遮》：远眺遐方情思悦。[1]（P1733）

第四，偏语素表正语素所表动作的时间，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B的时候”或“A时（进行/做）B”。例如：

【临终】《隅中巳》：临终又如眠相睡。[1]（P1619）

第五，偏语素表正语素所表行为出现的原因，其释义模式表现为“A是B的原因”。例如：

【病卧】《十二时·劝凡夫》：三日病卧死临头。[1]（P1348）

按照上文的分析，我们对敦煌歌辞偏正复合词的内部语义分类结果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1、表2所示：

从表1、表2可以看出，敦煌歌辞偏正复合词的内部语义关系体现出丰富多样而不平衡的特点。其中，定中偏正式的语义关系类型有11种；状中偏正式的语义关系类型有5种。状中偏正式的语义关系较定中偏正式更为简单，这与状中偏正式成词较晚、数量较少、语义关系受限不无关系。同时，在定中偏正式语义类型中，偏语素表正语素的性质特征、状貌特征的属于优势结构；在状中偏正式语义类型中，偏语素

表正语素的方式或状态的属于优势结构。董秀芳曾指出，在现代汉语中，定中式复合词的强式语义模式可以概括为“提示特征＋事物类”，动词性复合词的一个优势语义模式可以概括为“方式或途径＋行为或结果”[8]（P133-138）。这一结论和我们所得到的结论相一致，由此可见，偏正结构中主导语义类型的承继性。

三、语素义—词义层面

从语素义—词义层面来看，敦煌歌辞中的偏正复合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等质型，即语素义与词义具有直接联系；二是异质型，即语素义与词义具有间接联系。下面，我们就对这两类偏正复合词进行具体分析。

（一）语素义与词义具有直接联系

这类偏正复合词的各语素义和整体词义能够直接建立联系，其语素义和整体词义的关系比较明显，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

1.詞义是语素义的加合。这类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和各语素义的关系最为简单直观，语素义直接地完全地表示词义。其语义结构关系可表现为：YA＋YB＝YC。其中，YA表示偏正复合词中的前语素义，YB表示偏正复合词中的后语素义，YC表示整体词义。例如：

【春光】春天的光景。

【皇泽】皇帝的恩泽。

【谛听】认真地听、仔细听。

2.词义是语素义的增补。这类偏正复合词的语素义直接地且部分地表示词义，其整体词义往往是以各语素义为基础，并从词义内涵或词义外延上对语素义进行增补，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全面的新的词义。其语义结构关系可表现为：YA＋YB＜YC。

从词义内涵来看，有些偏正复合词的词义内涵比语素义组合所呈现的内涵更为丰富，其整体词义背后隐藏着各语素义所不能呈现的形制、内容、方式、工具、目的、主体、对象等暗含信息。例如：

【浮桥】在并列的船、筏、浮箱或绳索上面铺木板而造成的桥。

【彩楼】用彩色绸帛结扎的棚架，一般用于祝贺节日盛典喜庆之事。

【春幡】即春旗，旧俗于立春日或挂春幡于树梢，或剪缯绢成小幡，连缀簪之于首，以示迎春之意。

从词义外延来看，有些偏正复合词的词义外延与各语素组合义的外延相比，或有扩大，或有缩小，这种外延表现上的差异同样是通过增补相关语义内容表现出来的。例如：

【锦帐】锦制的帷帐，泛指华美的帷帐。

【胡骑】胡人的骑兵，亦泛指胡人军队。

【塞北】指长城以北，亦泛指我国北边地区。

3.词义是语素义的亏损。这类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基本上是由其中一个语素的意义直接凸显出来，而另一个语素的意义相对亏损，仅仅起补充说明和强化作用。其语义结构关系可以表现为：YA＋YB＝YA/YB＝YC。例如：

【龙马】指骏马。

【车辇】泛指各种车辆。

在“龙马”中，“龙”自身即可指称骏马，“马”是“龙”的大类别，其整体词义由种语素“龙”凸显。在“车辇”中，“车”自身便可指称陆地上有轮子的交通运输工具，“辇”则特指人拉的车，其整体词义由属语素“车”凸显。

（二）语素义与词义具有间接联系

这类偏正复合词的各语素义和整体词义的关系较为迂曲。其整体词义虽然不能直接从各语素义的提示中得到解码，但彼此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间接联系。或者说，这类复合词的各语素义为词义的探求提供了一个支点、一丝线索。其关系可如下所示：

YA＋YB→YA＋B

↓

YC

这类偏正复合词的两个语素义YA和YB组合后，将会形成一个组合义，即YA＋B，这个组合义将为整体词义YC提供暗示信息。此类偏正复合词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词义是语素义的借代、词义是语素义的比喻、语素义揭示文化词源。

1.词义是语素义的借代。这类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是通过其语素义的借代用法表现出来的，其认知基础来源于全人类所共有的转喻思维，即利用各语素和现实现象之间所存在的相关性而进行借代指称。它又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偏语素代表借体。如“龙墀”，该词在敦煌歌辞中借指皇帝，其成词之时的意义却是指皇帝殿前红色的石阶，又称“丹墀”。“龙”本为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异动物，在封建时代常用作皇帝的象征，或用于指称与皇帝相关的东西。敦煌歌辞中还有“龙庭、龙楼、龙城、龙颜”等词。其偏语素都用于表示借代对象，均起借指作用。

二是正语素代表借体。如“金枝”，该词在敦煌歌辞中是指饰金的灯。《文选·颜延之·宋郊祀歌》：“金枝中树，广乐四陈。”吕向注：“金枝，谓灯以金饰之。”[9]（P863）南朝齐谢超宗《昭夏乐》：“载虚玉鬯，载受金枝。”[10]（P124）在这一偏正复合词中，正语素“枝”由灯杆这一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借代指称整体“灯”。

三是语素组合代表借体。如“五两”，亦作“五緉”，是古代的一种测风器。“五两”本来是这种测风器所用鸡毛的重量，这是利用重量特点来借代指称相关事物。

2.词义是语素义的比喻。这类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是通过其语素义的比喻用法表现出来的，其认知基础来源于全人类所共有的隐喻思维，即利用各语素与现实现象之间所存在的相似性而进行比喻指称。它又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偏语素代表喻体。如“柳眉”，偏语素“柳”是正语素“眉”的喻体，用以形容女子眉毛之细长；“蝉鬓”，偏语素“蝉”是正语素“鬓”的喻体，用以形容妇女两鬓之美丽动人。

二是正语素代表喻体。如“云峰”，正语素“峰”是偏语素“云”的喻体，用以形容云朵之厚重；“法水”，正语素“水”是偏语素“法”的喻体，用以形容佛法之涤荡人心。

三是语素组合代表喻体。如“塞雁”，偏语素“塞”指边塞，正语素“雁”指大雁，语素组合后比喻远行的人；“浮沤”，偏语素“浮”指漂浮，正语素“沤”指泡沫，语素组合后比喻无常的世事。

3.语素义揭示文化词源。敦煌歌辞偏正复合词中还存在一些从古代文化典故中凝结而来的词语，这些词语有着字面以外的深层含义，我们虽然不能依据各语素表面所呈现的语义关系来推求其内在意义，但这些语素义并不是随机选择和简单组合的，而是揭示了相应文化词源中的某些内容。其整体词义和各语素义具有间接联系，只不过这种间接联系也是相对迂曲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典故词语在形成之初往往是运用借代或比喻的修辞方式，来表示某种特定含义，不过，随着它们的流传和词义的发展，这些典故词语本身所具有的特定词义也逐渐发展为一般泛指词义。相比于词义是语素义的借代、词义是语素义的比喻来说，对这些典故词语的意义探寻无疑更为复杂。因为无论是借代用法还是比喻用法，其内部语素义均可以提供一个联想的跳板，而这些典故词语的语素义却不具备这种功能，仅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其背后的文化內涵，因此，这里将其单列一类。

比如，“布鼓”一词形容浅陋，与高手对比相差悬殊。典出《汉书·王尊传》：“毋持布鼓过雷门。”颜师古注：“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布鼓，谓以布为鼓，故无声。”[11]（P884）再如，“帘衣”一词指帘幕。典出《南史·夏侯亶传》：“（亶）性俭率，居处服用，充足而已，不事华侈。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也。”[12]（P240）

综上所述，我们将敦煌歌辞偏正复合词内部语素义和整体词义关系共分为两大类、六小类，具体可如图1所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敦煌歌辞偏正复合词内部语素义和整体词义的关系丰富多样，但其内部语素义均与整体词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中，等质型偏正复合词的语义内容较为明晰，偏、正两个语素间的修饰与限制的语义关系较为直接，语义很容易根据其语素义被识别。相比而言，异质型偏正复合词的语义内容则较为复杂，甚至有些语素仅仅为词义的揭示提供一丝线索，其语义识别主要是依赖于人们头脑中所储备的生活常识、语言经验、文化知识等。

下面，将在这一基础上继续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偏正复合词中有些词语的整体词义透明，其整体词义基本等同于各语素义的直接加合。这种语义呈现情况似乎与我们以往判断一个形式是词还是短语上所依据的意义凝结度标准有些冲突。但语言实际是，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些形式归属于词的身份。李晋霞曾考察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单位词表及《现代汉语词典》词表中33095个词的语义透明度情况，作者指出，有9488个词的词义是完全透明的，约占总数的28.67%，可见，这类语义透明的词语数量并不占少数[13]。落实到具体的偏正复合词身上，可以看出，这些词义透明的偏正复合词虽然确实是属于词语，但仍带有某些短语特征，处于词语这一原型范畴的边缘地带。通过本文的考察，我们发现，偏正复合词语素义和整体词义之间的关系越弱，越能取得词汇这一原型范畴的典型身份。如前所述，异质型偏正复合词的词汇性质便比等质型偏正复合词的词汇性质更加鲜明。同为等质型偏正复合词，词义表现为语素义的增补或亏损的便比语素义直接加合的更具有词汇特征。同为异质型偏正复合词，词义表现为揭示文化词源的要比词义是语素义借代或比喻的更具有词汇特征。

第二，吕叔湘曾针对“马路、马车、马鞭、马夫、马医、马脸”等词语的意义分析，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相同的定语在一致的语法关系（偏正结构）和语义关系（修饰或限制）中，如果和不同的中心语结合，可能会呈现不同的语义内容[14]（P69）。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语义上的变化？这些语义变化都表现在哪些方面？符淮青根据语素在不同的词语中的意义差别，将语素划分为“语素共义（词典所归纳的义项的意义）”和“语素变义（语素在词语中的具体意义）”，它们之间存在着关联、种类、借代、比喻关系[15]。王艾录、孟宪良则将语素入词后所发生的意义偏移现象分为7类，分别是入词而生比喻义、入词而生色彩义、入词而生蜕变义等[16]。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相对灵活的语素变义呢？袁毓林曾引用Collins & Loftus的观点来予以解答：“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意义的心智表达（mental representation）是概念网络。调用（即启动）一个词项的意义可以触发（trigger）知识网中相关的语义节点，这就是语义的扩散性启动（spreading activation）。”[17]我们认为，这种“语义的扩散启动”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义素变体灵活出现的问题。由于词典归纳的义项是一种概括抽象的产物，因此，其释义仅呈现出一般性的特征。当这些语素进入到具体的偏正复合词中，它们便会提供一个相对具体的语义环境或者说是一个大的概念背景，正是在这一特定环境和背景之下，这些语素所舍弃掉的一些特征便会通过实际的语言情况而有倾向地呈现出来。

四、偏正复合词语义机制探析

在上文分析的基础上，这里将深入内部，进一步探讨偏、正语素的语义配合规律与偏、正两语素结合的深层原因。我们将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偏、正语素的语义配合规律，主要目的是在于从现有的实际语义呈现状态出发，探讨偏、正语素的语义组合规律和词义呈现情况；第二，偏、正语素结合的认知基础，主要目的是在于从人类认知和概念生成的角度，探讨偏、正两语素为什么能够组合，以何种方式组合。

（一）语义编码——[表义素]×[类义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对偏正复合词中偏语素和正语素是如何组合表达词义的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话，那么，首先必须对它们之间的编码模式予以分析。

1.古汉语单音词语义编码的启示

王宁曾根据中国传统训诂学对词义内部结构的分析和描写，确立了3种不同作用的义素：类义素、表义素和核义素。其中，类义素用于指称单义项中表示义类的意义元素；核义素亦称为“源义素”，用以指称同源词所含的相同核心特点；表义素是除上述两种义素之外的其他语义特征。作者由此出发，进一步归纳出汉语词义结构公式：类义素＋核义素＝词源意义；类义素＋表义素＝表层意义[18]。这一分析主要是针对古代汉语单音节词语的词义而言的。与这种观点类似的，还有蒋绍愚等学者。蒋绍愚指出，词义内容包含限制性义素和中心义素两个部分[19]（P60）。徐通锵指出，汉语词语的语义编码格式表现为：“1个字义＝1个义类×1个义象（或语义特征）”。其中，“象”既表征实体本身的特征，也表征实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这些关系来确定实体的性质[20]、[21]。张联荣认为，古汉语词的词义成分包括区别性义素和指称义素两个部分[22]（P186）。叶文曦认为，汉语单字格局的语义编码模式表现为：“一个字义＝一个语义特征×一个语义类”[23]（P57）。

可以说，上述观点已逐渐触及到古代汉语单字格局中词语的表义实质和语义编码情况。这对我们研究汉语双音词的词义内涵和编码模式具有很大启发。我们认为，虽然汉语词汇的一个发展趋势是从单音到双音，但是其内在的表意属性并没有改变，只是经历了从综合到分析、从隐含到呈现等词义外显化的过程。正如徐通锵所言：“随着语言的发展，双字编码格局代替单字格局而成为一种主流的编码方式，类、象相互依存的结构原理虽然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但原理本身没有什么变化”，“这是语言现象的易变性和结构格局的稳固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语辞范围内的具体表现，是始终支配着语言系统的运转和结构格局调整的杠杆。”[20]就此而言，古代汉语单音词丰富的词义内涵是凝结在以一个字为形式载体的词语中，而当汉语词语突破单音局限向双音发展时，这种内在的语义编码模式其实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在词语的外在形式上发生了些许变化，即其内部的语义特征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直观呈现的语素。就偏正复合词来说，我们认为，它的语义编码模式可以表现为：组合意义＝[表义素]×[类义素]。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语义公式与王宁所提出的语义公式有所不同。第一，由于偏正复合词属于典型的向心结构复合词，其语义重心在后并直接用于提示义类信息，而与其搭配的前字则是可以从多个方面对这个语义重心进行修饰和限制，因此，我们认为，在偏正复合词的词义结构中，[表义素]应该在前，[类义素]应该在后。第二，我们认为，词义的呈现并非完全是两个义素的简单直接相加，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需要两个义素的相互作用而融合表达，因此，我们的语义编码模式使用了“×”。

在这一编码模式中，[类义素]代表正语素所属的意义类别，[表义素]则代表能够对正语素进行修饰和限制的语义特征，它与[类义素]密切相连，既可以用于直接代表正语素所具有的特征，又可以暗示它与正语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符淮青指出，表名物的词的意义分析，主要看它所表示的事物的所属类别和所表事物所具有的特征；表动作的词的意义分析，不仅需要关注它所表示的动作行为，还需要关注其特定的行为主体、关系对象，及相关内容的种种限制[24]（P1-25）。因此，无论是表示名物、还是表示动作行为，甚至是表示状态的偏正复合词，均可以从语义特征和语义类别两方面入手去分析词义。那么，落實到更细微的语义要素上，便表现为[表义素]×[类义素]。例如：

男人：男性的成年人。

女人：女性的成年人。

两词的语义成分分析呈现如下：

男人：[人][男性][成年]

女人：[人][女性][成年]

按照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人]是“男人”与“女人”两词所共有的语义特征，它直接指称正语素所属的意义类别，即偏正复合词的[类义素]。[男性]

[成年]与[女性][成年]是“男人”与“女人”两词的限制性修饰特征，用于直接表明正语素所具有的身份特点，即表现为此偏正复合词的[表义素]。再如：

自转：天体绕着自己的轴心而转动。

公转：一个天体绕着另一个天体转动叫作公转。

两词的语义成分分析呈现如下：

自转：[天体][转动][围绕自己的轴心]

公转：[天体][转动][围绕另一个天体]

按照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转动]即[动作]分别表示“自转”与“公转”正语素所属的意义类别，即偏正复合词的[类义素]。[天体]这一义素表示的是这两个词语运动的主体。[围绕自己的轴心]与[围绕另一个天体]是“自转”与“公转”的本质区别特征，而这一区别特征恰恰体现了两种天体运动的不同运转方式，暗示了它们与正语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表现为此偏正复合词的[表义素]。

综上所述，敦煌歌辞偏正复合词内部的语义编码原理，与古汉语单音词的语义编码原理具有某些相通性。这种相通性的原理暗示着，无论是在古代汉语，还是在近代汉语乃至现代汉语中，人们都会灵活运用综合与分析的思维方式去表情达意。其中，偏正复合词的语义编码模式便是这种应用的典型代表，它具体表现为：组合意义＝[表义素]×[类义素]。

2.偏正复合词语义编码模式细类

通过语素义层面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偏正复合词的语义编码模式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多的小类，即其[表义素]和[类义素]均可以表现在多个方面。现将[表义素]设为[X]，以[类义素]为分类标准，分别陈列如下：

1）组合意义＝[X]×[事物]

[数量]×[事物]（九陌）

[时间]×[事物]（今朝）

[状态]×[事物]（飞雪）

[特性]×[事物]（纤手）

[功用]×[事物]（剃刀）

[方位]×[事物]（东阙）

[材料]×[事物]（罗衣）

[颜色]×[事物]（绿窗）

[形状]×[事物]（珠泪）

[领有者]×[事物]（树叶）

[隶属物]×[事物]（竹院）

[种事物]×[事物]（蟒蛇）

[属事物]×[事物]（车辇）

2）组合意义＝[X]×[人]

[数量]×[人]（三皇）

[时间]×[人]（故人）

[身份]×[人]（医王）

[品性]×[人]（良臣）

[方位]×[人]（西戎）

3）组合意义＝[X]×[动作]

[方式]×[动作]（端坐）

[原因]×[动作]（病卧）

[程度]×[动作]（沉醉）

[地域]×[动作]（遥知）

[时间]×[动作]（临行）

3.语义编码模式与整体词义的关系①

通过上文语素义—词义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偏正复合词的各语素义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对整体词义的揭示提供了一些暗示性的信息。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与这一编码模式的关系。

我们认为，通过[表义素]和[类义素]所译码出来的词义只是一个组合词义，或者说，只是词义的表层意义、一个大致轮廓。而其整体词义内部中所携带的感情色彩、风格色彩、文化背景、使用习惯等相关内容，往往会超出[表义素]和[类义素]的表义范围。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把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的生成情况划分为三类。一是直接生成式：整体词义＝[表义素]×[类义素]；二是半直接生成式：整体词义≈[表义素]×[类义素]；三是非直接生成式：整体词义＜--[表义素]×[类义素]。

其中，“直接生成式”直接对应于词义是语素义的加合类偏正复合词，如“皇泽、悲鸣”等词语。“半直接生成式”则直接对应于词义是语素义的增补、词义是语素义的亏损类偏正复合词，如“春幡、彩楼”等词语，其整体词义中添加了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形制作用等内容。“非直接生成式”主要是指一些语义关系更为复杂迂曲的典故词、借代词、比喻词，可直接对应于语素义和词义具有间接联系类偏正复合词，如“竹叶、东邻、帘衣”等词语。

（二）认知基础——象似性原则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的规则归根结蒂都是现实规则的投射[25]，那么，偏正复合词中偏、正两语素的组合编码，实际上便反映了人们对客观现实合理性的认知，即“是一种‘比类取象的过程，每一种‘象都同某一类实体相联系，既表征实体本身的特征，也表征实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关系来确定实体的性质。”[25]其内部偏、正两语素的前后组合顺序，也恰恰体现了人们对外界实际形式认知的概念次序或事物次序，这是符合认知语言学中的象似性原则的。

首先，从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发展趋势来看，偏正复合词的语义组合和词语呈现体现了数量象似性和距离象似性原则。张敏曾引述Rosch的观点说：“概念系统中存在着一个基本感知范畴的层面，它在心理上有着特别显著的地位。比如，处于种（species）层面的生命形式在概念上比处于属（genera）层面的要更复杂；前者通常被感知为后者的次类。感知领域的这一区别以象似的方式反映在语言范畴里：在大量语言中，属的概念是由单纯词表达的，而种的概念是由包含一个属名以及一个区别性特征的复合词表达的。”[26]（P188）可以说，这种概念领域中属种名称表现的差异，正体现出汉语词汇双音化的某些趋势以及偏正复合词的语义组合规律。

例如，“人”最初是对高等动物的一个统称，代表一个属概念。《列子·黄帝》：“有七尺之骸，手足之异，戴发含齿，倚而趣者，谓之人。”这时“人”的词义内涵最为简约，能够提供的信息量较少，其义域也是最为宽广的。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可以特指某人、某种人或某类人。《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適也，政不足间也。”孙奭疏：“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能事君，不足適责之也，所行政教亦不足间非也。”此处的“人”是特指小人。《荀子·儒效》：“成王冠，成人。”此处的“人”则特指成年人。可见，“人”的词义内涵在语言交际中不断地丰盈、充实，它所携带的信息量也逐步增加。同时，这种丰盈的词义状态负载在单音词“人”身上，便会给日常交流带来些许不便，也由此促进了与“人”相关的双音词的产生。语言系统试图从不同方面对“人”的词义进行分化，在敦煌歌辞偏正复合词中，就有世人、故人、伶人、匠人、道人、征人、旅人、佳人等32个词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数量象似性原则，即当语义内涵所表达的信息量少的时候，可以用单音词“人”进行指称；而当其语义内涵所表达的信息量逐渐增多时，语言系统便会突破单音而向双音发展，通过采用相对复杂的语言形式，来表现其丰富的语义内涵。此外，敦煌歌辞中所出现的对“人”进行分化的偏正复合词，其偏语素或凸显其质量特征、或凸显其样貌特点、或凸显其身份特征、或凸显其生活状态。这都是与“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也恰恰体现了距离象似性原则。

其次，从偏正复合词中偏、正两语素的组合顺序来看，它还体现了顺序象似性和隐喻象似性原则。

就偏正复合词所体现的时间顺序而言，张敏指出：“时间顺序的观念是人类认知结构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观念之一。在外在物质世界和人类概念世界里，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之间第一性的关系就是在发生的时间或被感知的時间上的前后连续的关系。”[26]（P159）在敦煌歌辞中，有些偏正复合词体现出动作行为在发生顺序上的时间先后关系，例如：

【回顾】回头看。

【病卧】因病而卧。

有些偏正复合词体现出动作行为在被感知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例如：

【缓步】犹徐步，慢行。

【哀鸣】悲痛哀伤地鸣叫。

有些偏正复合词则体现出客观事物在被感知的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例如：

【寒风】秋冬寒冷的风。

【明月】明朗的月亮。

就偏正复合词所体现的空间顺序而言，戴浩一曾提出了时间范围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cope，简称“PTSC”），并指出：“PTSC要求时距小的成分排在时距大的成分之后。其实，这在汉语中是一条更加普遍的原则，即不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大范围成分总是先于小范围成分。”[27]由此推知，这一空间顺序原则在汉语中可以细分为时间上的大小范围、空间上的大小范围、整体和部分、包容者和被包容者等多个方面。在敦煌歌辞中，有些偏正复合词体现出时间上大范围成分先于小范围成分被认知，例如：

【昔日】往日，从前。

【今朝】指目前，现今。

有些偏正复合词体现出空间上大范围成分先于小范围成分被认知，例如：

【南浦】南面的水边，后常用称送别之地。

【天宫】指上帝、神仙居住的宫殿，天上的宫廷。

有些偏正复合词体现出空间上整体的内容先于部分的内容被认知，例如：

【花蕊】花朵中心细须的部分。

【鱼鳞】鱼身上的鳞片。

有些偏正复合词则体现出空间上包容者成分先于被包容者成分被认知，例如：

【碑记】碑上所刻的记事文章。

【骨髓】骨头空腔中柔软像胶的物质。

就偏正复合词所体现的隐喻象似而言，这种隐喻象似主要是通过相似性的联想，将表征物与对象之间建立起联系，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从造词的角度来看，这类词语则属于比喻构词。在敦煌歌辞中，有些偏正复合词体现出表征物与对象之间外在形式上的象似性，例如：

【柳眉】形容女子的眉毛细如柳叶。

【蝉鬓】古代妇女的一种发式，两鬓薄如蝉翼。

有些偏正复合词则体现出表征物与对象之间性质特点上的象似性，例如：

【法水】谓佛法能消除心中烦恼，犹如水能洗涤污垢。

【浮沤】水面上的泡沫。因其易生易灭，常喻指变化无常的世事和短暂的生命。

众所周知，任何语言学理论都不是尽善尽美的，都会有数量不等的例外。如“东邻、越溪、帘衣、潘郎、萧寺、萧娘”等由创造性用典而形成的词语，其最初的语义组合有的是可以分析的，有的则显得较为随意。对于这些词语的探求，就需要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具体语境。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关注到语言的象似性，同时也要承认语言的任意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偏正复合词语义机制的探索，主要是着眼于这一规律的系统性、普遍性与公理性。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偏、正语素的语义配合规律和更深层次的认知基础，能够适用于敦煌歌辞中的绝大多数偏正复合词，而这样的分析，也势必会进一步深化对偏正复合词语义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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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e Semantic Relationship of Compound Words

——Take Dunhuang Songs as an Example

Wang Yuan

（Beijing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Based on morpheme meaning and morpheme meaning-word meaning，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semantic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the biased compound words in Dunhuang lyric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mantic coordination rule of the positive morpheme and the partial morpheme in the compound words is： combinatorial meaning＝[eponymous]×[sememe-like]， which can be subdivided into 3 major categories and 23 minor categories. Its whole meaning can be divided into direct generation， semi-direct generation and indirect generation， and its semantic presentation is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iconicity principle in human cognition.

Key words：orthographic compound；Dunhuang songs；morpheme meaning；morpheme meaning-word meaning；semantic mechanism

基金項目：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成果“敦煌歌辞偏正复合词语义关系研究”（20YCX004）

作者简介：王远，女，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

①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直接生成式”“半直接生成式”“非直接生成式”借用了王宁的理论术语，不过，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王宁先生有所不同。具体可参看：王宁《当代理论训诂学与汉语双音合成词构词研究》，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16—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