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化之变动趋势

陈宗胜　李瑞

摘要：近些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演进，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加速调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动荡频发，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抬头，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首先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政治、文化及对外关系等多方面对百年变局的特征和内涵进行了分析，说明资本主义文明由盛转衰并逐步被新型文明所替代。这种以世纪为单位测量的体系性、系统性、全球性变化，才是影响整个世界秩序百年变局的实质。其次指出，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了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思潮，使贸易、投资、服务、金融及劳动力的全球化流动受到阻碍，其根源在于西方国家以资本利益导向推动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产业结构空心化、虚拟化以及加剧阶级分化和国际贸易及资本账户失衡，从而深刻揭示出逆全球化的更多特征及深层本质，并指出全球化的方向可能有所调整但其总体变动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最后，据此简约提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追求民族复兴过程中，应当继续扩大开放，促进国内外大循环，在推进自身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的同时惠及全球发展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百年变局全球化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民族复兴

作者简介：陈宗胜，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

李瑞，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财富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纵观当今全球形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快演进，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加速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同时，各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风险和问题加剧。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深刻指出的，“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自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继而近几年蔓延全球的世纪疫情，全球经济进入艰难的再平衡调整期。从各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看，发达经济体增长动力有限，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虽然长期潜力可期，但短期也都面临不同的调整压力。全球经济处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期内，持续低迷的现状和仍不明朗的前景，激发了国际社会一些国家政界和学界对全球化前景的忧虑或质疑。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诞生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各民族国家经济全球化成为历史的必然；资本的增殖逻辑与各民族国家制度体制变革之对立统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驱动。逆全球化浪潮不可能是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本性否定或摒弃而从此走向封闭，更可能是“美國霸权”体制基于竞争性现实需要而对“西方主导型全球化”的战略回归和系统性重建，是一个试图再造包含“软实力”“硬实力”“自然空间”及“共识”的系统性框架的过程（袁堂卫、张志泉，2019）。从本质上看，本轮反全球化的回潮不过是在百年变局的大背景下，一些社会经济议题在政治维度上的表达。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各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利益差异不断深化扩大，从而奠定了反全球化的社会基础，成为反全球化现象回潮的内在根源。因此，在世界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分析探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变动原因，对中国适应国际国内新形势，制定推进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应对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百年变局的内涵与基础根源

近几年，国际国内社会各界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开了广泛研究和讨论，形成了诸多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解读，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一是将个别现象或短期事件解读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有人认为大变局是指特朗普当选前任美国总统后带来的世界变化，或是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社会带来的变化，或认为是近些年美国对全球控制权力的转移，或是美国统治世界由独霸到多元化的变化。二是认为大变局只涉及少数国家的升降变迁。如耶鲁大学保罗·肯尼迪（2006）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认为，统霸世界300年的英美等国家正在走向衰落，而东方世界各国终将崛起；伊恩·莫里斯（2011）在其所著《西方的统治》（《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指出，西方崛起于15世纪，率先实现了地理大发现并从美洲获得了财富资源，但此后就从极端兴盛渐次转向衰落；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9年参加外交使节闭门会议时同样指出，统治世界近300年的“西方霸权正在走向终结”。以上各种研究观点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阐释，总体上是侧重个别重大现象、个别重要国家或短期重大现象。然而，本文研究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进行分析。它绝不是近几年的变动或个别国家的变动，而应是一种可以用世纪为单位来测量的全局性变化、全球性变化，是跨越几百年的体系性变动、系统性转折，是影响整个世界全局秩序若干世纪的大变动。更进一步地讲，应当是人类文明的更替演进，即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或方向发生的大转变（陈宗胜，2021）。 具体地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在经济上推行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政治上实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文化上发起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以及在外部关系上对其他文明推行殖民主义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引导和统治世界两三百年，推动人类社会产生了飞跃式发展，促进人类文明上升到史上更先进发展阶段后，现在正由盛转衰逐步被新型文明所替代。

换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具有如此一些重大特征的历史性巨变（陈宗胜，2021）。这一历史巨变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世界局势的多方面联动和激烈变革。其中之一，便是近些年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及保护主义的抬头。然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绝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的滔滔大势，从此走向各经济体封闭，而可能的是改变全球化的某些呈现形式，冲击以往已经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使各种国际争端得到更加正确的处理，各方利益得到更加平衡的照顾，从而重塑全球秩序、理顺国际国内事务，并最终焕发出更强劲的势能，即跃升到更高水平的新型全球化。因此，需要认真而切实地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发根源，厘清影响全球化变动的因素，科学揭示全球化变动的趋势，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为基点，从历史的高度、全球的视野，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变迁给予科学的解释，为世界经济把脉，并提供中国的迎应之策。那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础根源何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深刻指出，内因和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内因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和根本动力；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或环境，亦即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卢之超，1993）。按此道理不难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定也有其变动的内因与外因，即如上文指出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盛转衰逐步被新型人类文明所替代的历史性巨变，同样可以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予以剖析。（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内部原因

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任何人类社会的演变都是由其内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变动所推动，当基本矛盾相互适应时社会就进步就发展，而当矛盾双方不相适应时社会就停滞甚至倒退。按此道理推论不难发现，当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内部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财产占有、交换、分配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构成部分，开始不适应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经济基础开始不稳、动摇甚至垮塌；而政治、文化、外交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基本构成部分，也与其变动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甚至矛盾加剧；再加上其政党更替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内部修复机制日渐失效，致使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演变机制及规则都整体地从极端化开始转向下降。所以，是事物发展的“极致规律”或者叫“物极必反”规律，即事物发展到极端状态后其内部自动生成的走向反面的机制，促使旧机制瘫痪并日益衰落。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规律，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规律的具体体现，因而是资本主义文明走向终结的根本原因（陈宗胜，2021）。这可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主要方面的变动给出具体佐证。

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文明从机器大工业创造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财富发端，20世纪后期却一步步地走向“去工业化”进程，加深了经济的高度金融虚拟化。这使得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也从最初的产品或生产能力过剩转向金融危机，如前若干年发生的涉及全球的次贷危机，且尤以美国国内的表现最甚。即便近些年美国意识到工业回归问题的迫切性并试图采取措施扭转，但事实表明其真实效果有限而不过是政客竞选时的虚假诺言。与此同时，还有经济结构失衡和阶级利益严重分化等等，导致劳动者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中产阶级比重缩小，收入分配格局由类似“橄榄型”塌陷回“金字塔形”（陈宗胜等，2018a），工人阶级绝对和相对贫困化或两极分化再次加剧，即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正由黄金期蜕变为衰退期（皮凯蒂，2014）。

在政治制度方面，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为代表推行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已经从起初凝聚社会大众民心的适当理念，转变为现代极端个人主义和极度自由主义，并最终导致社会分裂、治理失序，其所谓自由选举则集中表现为大资本阶层控制及角逐的游戏，既背离精英阶层本意又导致社会陷入严重混乱局面。如前几年热炒的英国脱欧闹剧、法国反政府“黄马甲”运动，既暴露了政党竞争许诺所导致的极端福利主义弊端，又不得不吞下由收买工会所推动的街头暴动恶果，而美国多年存在的两党恶斗日益加深，更导致政府多次停摆、议长选举连续半月近十多次投票无果的笑柄，两党政争、社会分裂可见一斑（Martin，2014）。这便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长期炫耀的所谓民主自由制度，发展到极端状态抛弃其合理内核后，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这几年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时，普遍表现得合理失序，并大大加剧了此起彼伏的反种族主义抗议游行。这些都充分暴露出其社会治理机制的重大缺陷，其中尤以“民主其表，专横其中”的美国社会制度的加速混乱和衰败为之最。美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中对人民生命和基本人权的践踏，迫使耶鲁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格雷格·贡萨尔维斯在美国《赫芬顿邮报》网站发出这行为“接近于默许的大屠杀”的呼吁；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亦直言抗击疫情失败成为“美国政治腐朽的代价”，使美国政党间的争斗更加极端化，原本可能成为两党展现齐心团结的机会，却进一步极化为各政党争权夺利的契机，其结果是百多万普通民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代价。

相應地，在资本主义文明文化方面也发展到极端状态，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所倡导的“天赋人权”“个性解放”“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已被践踏殆尽，而逐步流行的是所谓暴露主义、虚无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白人至上和极端宗教主义等，体现在社会暴力、犯罪、颓废、堕落、绝望等等其他社会丑恶现象上，并不胜枚举。

在对外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文明则几乎从一开始就奉行对其他文明的殖民掠夺，施行帝国主义侵略恶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是在大量剥夺殖民地人民财富和血汗中完成的。发动战争、准备战争或发出战争威胁，是其以世界警察自居而进行全球治理的常态化看家本领，这在几百年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地区性和世界性军事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在恶性缠斗的乌克兰危机再一次暴露出美国、欧洲、北约的侵略本性和虚伪本质。（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盛转衰的外部原因

从西方文明外部看，其优势地位下降与周围其他文明载体的奋起追赶密切相关，典型的国家如中国、印度等文明国度，在最近100年中都有较佳表现。以中国为例，我们选择的文明发展路径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取得突破，从而推动现代文明发展取得明显进步。

中国所继承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历史文明，其内涵丰富广阔、形式坚韧顽强，在几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合和、包容、融合、勤劳、共同体、天下意识、家国情怀等特点，在传承和发扬中日益成为世界文化领域的中坚力量（陈宗胜，2021）。诚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高度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文明对其他文明主张容合亲善，反对武力与战争，中国从没有侵略或以武力威胁其他国家，所提出的外交原则和相处之道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具有崇高的道德标准。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坚定地选择社会主义制度及相应的体制，通过批判地借鉴苏联集中体制，摒弃其过度集中僵化的糟粕， 并结合自身特征进行优化改造，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就逐步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集中力量办大事、民族自决和区域自治、多党派协商等等为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及“全过程民主”体制，形成了多方面的制度优势。这些优势保障和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独立完整，并形成强大的国防、科技、工业、农业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

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抛弃了原来“一大二公”的僵化单一公有制度，但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陈宗胜、高玉伟，2015），并吸收借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陈宗胜等，2018b），不仅保留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而且充分利用了市场竞争、民营经济、市场配置资源、股份制、金融市场等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几十年中取得高速增长，并在新时代顺利转向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向民富国强、高度现代化的高收入经济体扎实前行（陈宗胜，2020）。其中，特别在代表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一些新时代经济特征方面，比如智能化网络化的经济特征方面，中国经济正表现出一些引领全球潮流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智能化网络化所体现的公共、共同、联系、层级、多节点、统一体等生产力特征，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呈现的民主集中、合和、共同体、包容等优势特征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从而可能成为逐步形成的新型人类文明的载体，形成“新的国际生产力重心”，形成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体。因为人类文明更替发展史所遵循的规律表明，一种新型文明的产生、形成和成熟，必需依赖某种不同于前文明的特色经济的形成，尤其要形成经济方面全新特征的生产力。换句话说，新文明要替代前文明，绝不是直接在前文明的基础上超越其代表性经济体，而通常是通过一种新的生产力文明载体，形成超越前文明的新框架和新结构。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最活跃并最终决定生产关系变革的基本原理，即新文明代替前文明的根本动力来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创新。

综上而言，中国社会中形成的政治制度优势、经济优势，以及几千年历史形成的优秀文化和外交文明等优势，大大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工业化、中国式现代化的速度，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原本处于世界上绝对弱势的落后国家逐渐形成相对弱势地位，并冲击和改变了西方文明长期形成的绝对优势，使其转向相对下降或衰落。而当前中国成功应对世纪疫情并进一步坚定向全球开放的体制政策宣示，正使得中国成为抵制反全球化逆流的中流砥柱，由此更加推动中国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转向相对优势（陈宗胜，2021）。

二、百年变局与全球化演变及日益显露的问题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盛转衰所推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可避免要对经济全球化的变动产生影响，因为全球化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资本主义文明从自身优势特点出发，从一开始就追逐资本全球化。资本主义商业时代（1500—1800年），是从掠夺殖民地财富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1800—1990年），是其产业资本向外扩张寻找剩余产品输出市场的时代，继而是大量跨国公司对外寻找投资地，导致其母国制造业萎缩和“产业空心化”的时代；而资本主义金融垄断时代（1990年至今），剩余资本成为西方输出的核心实力，并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空壳化，带来制造业生产全球化、商品和服务贸易全球化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全球化等多个方面。正如《共产党宣言》通过分析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辩证关系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然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内在利益机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阻碍全球化的因素，从而积累了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袁堂卫、张志泉，2019）。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正是在克服已存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因为其发展还处于相对弱势阶段，因此全球化暴露的问题可能还会持续存在一定时期。

（一）经济全球化主体内容的演变

在资本主义文明演变过程中，在以掠夺殖民地财富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对全球化的推动是最具特点的，机器大工业发达国家首先凭借资本优势，进而依靠技术优势和在国际经贸体制中的主導地位，推动世界经济体系由国际贸易网络向全球生产网络转变及向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全球化方向演变。资本追逐利润的动机必然导致其将经济帝国主义的触角伸向全球，其基本的战略措施是通过掌控技术研发创新、关键部件生产和营销、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并构筑起知识产权等各种非关税壁垒，在全球化的价值链体系中占据高端位置。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多数是凭借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禀赋的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成为能源、原材料供应国，或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东道国，从而在全球化价值链中只能处于相对低端位置。经过多年全球化演变，世界经济大致形成了三大板块，即以国内“去工业化”为特征的美英法为主形成的金融控制和产品进口国，以中日韩等“东亚制造国”及德国等为主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国，以俄罗斯、中东、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资源供给国，大致构成了全球化的控制—掠夺、生产贸易、资源供给的全球投资贸易循环的核心链条，处于链条不同环节的各类国家发挥自己的优势，争取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最大利益。

在服务贸易特别是生产性服务贸易方面，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依托其在经济结构调整上的先发优势和知识产权的长期积累，确立了在全球化服务贸易领域的主导地位，强化了对全球服务产业价值链的主导和控制。其中其依靠生产性服务外包需求合同，为全球化链条中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提供了机会，也加强了对这些经济体的控制。当然利用这些机会也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中国等等经济体，通过吸纳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而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成为离岸服务外包第一、第二位的承包国，从而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大发展。

劳动力要素的全球化配置是全球化带动的劳动资源再平衡。经济全球化带来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跨国人口迁徙。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移民总人数达到约243亿人，占全球总人数的33%，其中国际移民占高收入国家人口比重高达136%。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完成城市化，使其国际移民受到严格限制，严格的移民壁垒在较长时间内将不会消除；而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从而成为全球范围内劳动要素优化配置的最主要力量。劳动力就业岗位的跨国配置引致东道国内部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并重塑国家内部的经济版图、产业布局和城市格局，起到优化资源配置、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然而，劳动力跨国自由流动也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领域，实现或延续多年形成的大趋势需要经受多种考验。总体看来，全球化带动了全球经济更快发展，为世界注入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向。这也是后工业化时期生产力发展到现代阶段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有关方面，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发展而进行的调整和变革。但是这样的调整与变革同各国利益的调整密切相关，因此也必然带来一些问题。（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暴露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过去强大的制造业，通过资本输出致使低端技能工作岗位向海外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这不可避免带来其内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严重变化，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比下降（Autor，2015），即出现所谓“去工业化”或“空心化”；而保留和保持的资本金融产业及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则相对和绝对地大幅提高，结果经济结构呈现服务化、信息化、金融化即所谓“虚拟化”趋势，并不断加深。这种就业极化和产业空心化现象，不可避免因结构变化而导致国内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化（胡立君等，2013）、阶层阶级利益严重极端分化的问题。

同时，全球化带来了规模巨大的跨国迁徙人口，移民和难民问题也相伴发生。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截至2014年，美国非法移民人数在1100万人左右，占到移民人口的26%和总人口的35%。非法移民冲击了当地劳动力市场，挤占了公共资源，混杂文化、族群问题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诱因。难民问题涉及到更加复杂的政治伦理，使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难民接受议题上进退失据，陷入义利之争的窠臼之中难以自拔。反映出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持续低迷的生育率、僵化的劳工体制（David，2006），长期困扰经济发展势头，使其从低收入国家吸纳更低成本的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必要性，但其刚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移民政策，也降低了社会经济结构自我调整的能力，导致其面临外来冲击时更加脆弱和敏感及至排斥。

在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全球化和投资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两大引擎，因此必然涉及各国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的变动。在产业资本持续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过程中，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包括中国）、主要石油输出国长期保持经常账户盈余，并伴随国际资本流入，形成庞大的外汇储备；美国等主要产品进口消费国经常账户赤字迅速增长，积累了巨大的外部债务。经常账户失衡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且资本由收益率高的新兴经济体流入收益率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形成资本账户失衡，即所谓“卢卡斯悖论（Lucas Paradox）”。这都为反全球化埋下了隐患。

换言之，贸易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带来了经常账户失衡和资本账户失衡，形成全球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资本由收益率高的新兴经济体流入收益率低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储蓄率不断降低，新兴经济体储蓄率持续走高，全球总体储蓄率和利率水平长期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为主的产品进口消费国经常账户赤字迅速增长，积累了巨大的外部债务，这促使美国实行长年宽松货币政策和过度金融自由化，并催生了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导致金融资产过度供给；欧洲商业银行和美国金融市场间形成了“短贷长投”型的流动性错配的隐患（Brunnermeier，2009），吸引“美—欧”流动性循环不断强化，直至流动性无法再支持资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引发资产泡沫破裂的“明斯基时刻”（Minsky Moment）。21世纪初以来由美国为主引发的金融危机及其他相关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发生的（Maria，2013）。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道路上载浮载沉，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不断地加深、扩展，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而走向终结（舒展，2019）。几百年资本逻辑关系的野蛮扩张，终至沦落到欧美资本主义自身社会结构都无法容忍的地步。然而，逆全球化只是对西式全球化形式上的否定，实际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旨归，以一些国家的空间回缩为表征，以政治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至军事单边主义和生态孤立主义为主导的“帝国”利益单向构建，实质是意欲重建对西方有利的“有选择的全球化”（袁堂卫、张志泉，2019）。例如，当下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使美国在货币政策制定上，总是可能据势优先考虑本国利益，从而促使其在货币、汇率政策上以邻为壑，引发所谓一茬又一茬“收割他国羊毛”的道德风险。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和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之间，存在着难以兼顾的所谓“特里芬两难”矛盾。这一矛盾在不断削弱美元的信用基础，从而成为全球经济金融局势恶化与动荡的根源（王道平、范小云，2011）。然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领头羊，凭借其美元独一无二的全球主导货币地位，独享庞大的国际铸币税收益（陈雨露等，2005），进一步加剧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经济体间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等性。

就是说，全球化导致的阶级阶层利益分化，与欧盟整体僵化的资本主义文明治理体系产生矛盾，便引发英国最终“脱欧”，并隐藏其他国家新一轮“脱欧”的危机。欧盟的僵化体制缺乏主权国家所具有的健全政治框架和坚实社会根基，成员国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社会经济结构异质性高，缺乏有效的治理能力（Tony，2015）。加之“欧债危机”后欧盟协调机构对成员国的政治决策和经济干预空前加剧，不可避免地加重了与成员国间并不完善的民主政治的冲突，从而更加凸显其低下治理能力引发的功能合法性危机（金玲，2016）。英国“脱欧”的诉求，旨在摆脱共同财政转移支付的负担，排斥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冲击，试图跳出欧盟框架而寻求更大的贸易自由度，纠正前期让渡部分经济主权导致的路径偏差。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文明进入衰落阶段的证明，表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总之，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个别前期推行全球化的发达国家掀起了反全球化的浪潮。经济全球化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近些年蔓延全球的世纪疫情和突发的乌克兰危机，都大大恶化了整个世界的秩序，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受到严重干扰，阻滞了全球化推进的步伐。

三、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动力及发展趋势

从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生百年变局的过程中，全球化趋势发生变动甚至出现反全球化的浪潮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它表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以往趋势碰到挫折，可能预示着新型文明的出现，比如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正在茁壮成长；其中全球化的以往方向和重点也可能需要调整及改革，需要向更加平衡更加包容的方向推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近些年涌现的各种反全球化现象均属短期现象。因为每一阶段的危机和反全球化沖击，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前期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矛盾和缺陷；且每一次危机都可能孕育或催生新的动力源泉，成为推进下一阶段全球化深化和前进的关键因素。就近期而言，代表新文明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其正在带动技术、资本、劳动力、制度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流动而实现再配置、再整合，从而已经成为驱动全球化更加深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一）全球化进一步深化的动力因素

21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深度融入并影响了经济全球化的走向，不断重塑世界经济版图，新兴经济体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动力。比较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实力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向亚洲，特别是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日渐清晰。经济全球化进入动力源泉切换的新阶段，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机遇。

在全球治理体系方面，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崛起的群像正在重塑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为稳定当前局势注入新力量，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进一步呈现为美国、欧洲、新兴经济体三足鼎立的局面。二十国集团（G20）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日益上升的世界经济地位及在国际事务中逐步扩大的话语权，有利于促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格局。G20杭州峰会上，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设置了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四大议题，为推进全球化提供了全面的战略蓝图和行动纲领。新时期，全球化的深化离不开各国通过内外改革，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让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所有群体将是下一阶段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够有力改善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其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起为沿线国家提供资金、项目、基础设施为载体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满足沿线国家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将极大地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为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提供新的动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投资合作为主轴，与沿线国家签订双边自贸协定（FTAs）和双边投资协定（BITs），倡导补充和整合沿线国家现有的多边、双边、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将一些因地缘、技术等方面不利因素而长期无缘全球化进程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纳入了全球价值链，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一个十亿级的市场。

中国大规模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大规模吸纳全球技术资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基础设施、工业体系的日趋完善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改变了中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结构，并显著改变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出口结构。中国正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向高端位置跃迁。中国的崛起带动了国际贸易版图的重构和全球价值链区域化的兴起，并将东南亚国家吸入价值链体系，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价值链（鞠建东、余心玎，2016）。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力图通过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全球产业转型期和产业革命爆发前实现“弯道超车”，持续加大对智能制造、物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并以《中国制造2025》为蓝图，力图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跃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进一步看，各个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内部的城市化进程，包括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劳动要素优化配置的最主要途径。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跨国迁移，劳动就业岗位的跨国配置会引致东道国内部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塑造国家内部的经济版图、产业分布和城市格局。主权国家内部人口迁徙政策具有较大的调整弹性和改革空间，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作用。另外，2016年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迈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基于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所能提供的强大偿付能力，人民币国际化对稳定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范小云等，2014）。可以看到，所有上述因素，都在发挥着推动全球化深化的积极作用，是全球化深化的基本动力源。（二）经济全球化的可能发展趋势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走向下降甚至衰落的过程中，出现反全球化的现象也并非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实际上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每当全球经济进入周期性下行阶段都会出现反全球化的现象。当然本次反全球化浪潮似乎与以往有一些不同特点，其程度更深更强烈，影响也可能更广更持久。从而使各有关主要国家考虑经由广泛政治参与和法律程序的表达，直接影响国家最高政治决策和基本国策的制定，这便使其更可能裹挟其他政治议题，进一步向民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极端思潮转变，从而恶化国际经济政治基本关系和基本格局（陈宗胜、康健，2017）。从本质上看，西方国家的就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实际都是资本主义文明及其相应制度的内在矛盾起作用的结果（陈宗胜、李瑞，2022），他们推行贸易保护等反全球化政策，不过是无法有效改变失业、消除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的反向反映。然而，反全球化浪潮可能给经济全球化带来挑战，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加剧，但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将在曲折中前进。

美英等国作为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代表，前期为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推行资本霸权和全球控制，极力推动资本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但一旦全球化引起他们国内矛盾激化，其自身发展遇到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进而致使经济政治社会失序时，便从本身利益出发毫不犹豫地揭掉伪善的面纱，赤裸裸地否定由其主导制定的框架、协议甚至国际组织，摇身一变扮演起反全球化的小丑，祭起反全球化的大旗，掀起反全球化的浪潮。美国多年来就是这样施为的。而从特朗普当政时起，美国通过边境修墙、控制移民等措施设置障碍，甚至干脆毫不掩饰地“开战”，开始对中国大打贸易战，逐渐推动所谓“脱钩”之论；至拜登政府则愈演愈烈，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实施更加严厉的“筑墙设垒”“脱钩断链”，使“黑天鹅”事件频发。欧洲各国，从欧债危机到英国脱欧也是典型的例证。这些国家公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张端，2019）。《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以来G20成员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创历史新高，达到5560项之多。 美国政策内顾的倾向尤其强烈，单方面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伊朗核协议、巴黎协定、聯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中国作为借助全球化而受益较多的经济体，一直是坚决反对并反击的。然而，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及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经空前脆弱。美国政府说一套、做一套，比如先后发布多项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不断升级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封锁和打压。这些无疑都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世界经济恢复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在人类文明发生百年变局的背景下，要通过推动全球化达成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目标，一定需要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努力及合作，需要在认清各国间结构性差异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国内结构性改革（Jeffrey，1995）。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深化进程中，各国政府应当立足于本国国情，选择正确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表明，伴随着各经济体利益分化的加大，愈发突显出平等参与、充分协商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全球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创新以适应当下的新变化。

比如在跨境资本流动越来越频繁地呈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提高全球金融治理的有效性，特别是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就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贯穿欧亚大陆，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涵盖50多个国家、44亿人口，沿线国家绝大多数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并被互联互通模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下一阶段经济全球化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在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带动下，世界经济将加速复苏，经济全球化也将继续深化。作为经济危机的副产物，反全球化现象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逐步消退，全球化将在对反全球化的包容和消解中不断深化与前进，其长期深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即，过去强调推行的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化可能走向终结，但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世界各国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未来发展具有多样的可能性。在21世纪的今天，伴随中国、印度、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崛起，西方国家对世界体系的控制力大幅衰减（袁堂卫、张志泉，2019），进而探索社会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构建社会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超越（舒展，2019）。

总体而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化变动趋势主要表现在：第一，当下及不远的未来，全球经济仍将继续处于深度调整阶段，但新技术、新行业、新市场孕育新机遇、新动能，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改革正在积聚新能量，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第二，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滑的影响，以美国为首在全球范围挑起的孤立主义、强行“脱钩”、单边主义的政策主张，英国“脱欧”事件带来的冲击，都将带来严重不确定性，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改革重构中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也一定能够促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新格局。第三，百年变局带动世界进入全球化深化与反全球化的十字路口，但在中国等代表新文明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及引领之下，世界经济定能够在全球化深化中找到前进方向，并继续向前发展。

四、百年变局背景下中国推动全球化之应对策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大变局正在推动社会主义制度新文明冲破20世纪末前后的低沉期，转而开始加速发展和上升，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中国在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些年积极顺应人类历史巨变的潮流，以几千年历史积淀的“和合多赢”文明特质和文化传统，抑制并正在替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中统治世界几百年的霸权、霸凌、霸道主义，推动形成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而建设性地参与到人类共同事务和各种国际组织中。同时，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的，中国坚持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以中国化、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形成和创造各种制度优势，从而积极应对大变局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的极大挑战， 实施“内外双循环”战略，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姿态和战略，克服西方文明在颓势中对中国施加的各种限制、制约和攻击，在后疫情时代及今后长期发展中持之以恒地加速追赶、开拓、创新，从而一定能够在人类发展中继续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的相对优势地位。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旧的资本主义文明代表的美国，已经把中国视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对其进行挑战的大国，因此中国的国际竞争环境由此发生了巨变。然而，变动的新形势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并正在带来机遇，并且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角度观察，总体上还是机遇大于挑战。因此中国正在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中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持更加开放的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世界各国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培育全球化发展的新动能。

第一，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参与的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初已經生效，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2020年底，中国与欧盟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宣告结束。目前欧洲经济因乌克兰危机受到巨大冲击，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重启中欧投资协定。2021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与国际接轨的决心。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证明，越是开放的经济体，其经济发展水平会越高，从而越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应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相应地，中国在最近十多年来，在国内也进行了大量区域发展体制的改革、试验及创新。比如，中国到目前已经设立了一大批自由贸易试验区。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另外，加快构建能够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城市发展群，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等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区域，本身便是从全球化、从外循环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未来发展中应当继续加大以外循环为主、以全球化为主的发展战略，并由其带动形成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经济带、城市群，引领中国参与下一波全球化浪潮（郑永年，2022）。

第二，进一步改革不合时宜的经济体制。在应对大变局的冲击并有效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在体制和机制上需要进一步解放，要真正贯彻落实国家关于“两个毫不动摇”的大政方针，即如党的二十大反复重申的，“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应采用竞争中性的市场机制，用中性立场看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政府而言，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是经济体的有机构成，而不能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国企或者民企，即应秉持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的中立观点。从分工的角度看，国有资本应主导关键的经济领域，民营资本应布局大多数民生经济领域。在特定的领域，国有资本可以采用“官督商办”模式。即无论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都应实现均衡的分工，按市场方式来运营，如此才能继续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目前的几个主要经济城市群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中大多是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其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的支点，完全可能在进一步开放中成为引领下一波全球化的先锋。长江三角洲地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致各占一半，京津冀则多以国有企业为主。在今后开放进程中，仍然要共同发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各自的优势。让民营企业成为通过贸易开放“走出去”的领头羊；而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起到引导作用。

第三，畅通国内市场大循环。在加强对外循环的过程中，也必须着力国内大市场的畅通循环，需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优先推进区域协作，建立开放型区域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实际上就是要为企业塑造健康发展的环境，特别是要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完善的金融工具。本文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及金融结构还大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因为资金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往往不能将资本有效地输送到真正需要者手中。中国金融业基本是国有银行为主体，主要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迫切需要的金融服务（陈宗胜、李瑞，2021）。尽管各大国有银行也设置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机构，但动力不足，机制不全。当然，发展得好的大型民营企业也是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但往往导致一些民营企业不自觉地走向政策寻租，从而弱化竞争力，直至最后被淘汰。因此，应该组建一批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型银行（陈宗胜、李瑞，2021）。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使美国经济复苏的不是华尔街，也不是大型银行，而是社区型中小型银行。大型银行仅起到稳定作用，真正发挥经济复苏作用的是与民生经济真正相关的中小型银行。有三条调整路径，一是要推动专为中小微民营企业服务的民间金融发展。二是设立大量的中小型国有银行，专门服务于中小型和微型企业，而其考核和监管标准应当与大型国有银行不同。三是引导量化宽松资金进入这些与民生经济、创新创业有关的中小银行。近些年，国家反复要求银行把资金导向中小型和微型企业，但绝大部分银行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资金提供给国企或者大型民营企业。这样的金融结构如果得不到调整，中国的中小型企业贷款紧缺问题就无法解决，也无从发展经济推动民族复兴（郑永年，2022）。

第四，积极推进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的主题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号召全国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研发能力，通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打造新的社会核心生产力，加速推进中国从相对劣势转向相对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从而推进全球化向深化方向发展，将人类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应当清楚看到党的二十大的号召是以中国近些年来的大发展为基础的。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做大经济蛋糕，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济建设取得新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为内涵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中心论”“本国国情论”“文明协调论”“和平发展论”为内核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霸权主导的现代化及全球化，不同于其通过霸权全球化而实现的现代化，亦即中國式现代化对世界现代化及全球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超越了西方全球化发展理论中宣扬的发展中国家依附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教条，从而必然对人类今后的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发展带来新风尚。因此，中国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应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传播好中国故事，形成同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塑造全球化的主流。

最后，在百年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在实现本国既定改革发展及民族复兴目标的同时，通过扩大开放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在参与中提倡中国特色的全球化，改造改革西式霸权式全球化的本质，扬弃资本逻辑的非理性内核，创新出以各国人民为中心的资本全球运作、全球流动，为人类提供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范式，即新型的“包容性全球化”。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实现提供安全支持、发展支持和文化支持。具体而言，在国际安全维度，为经济全球化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全球经济维度，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构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健康的发展良方；在世界政治维度，通过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引领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明确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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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