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感转译到话语构建： 《狙击手》对红色记忆的新主流银幕抒写

连正

新主流电影是将主流价值观与大众审美相融合的艺术形式。创作者将主旋律表达与商业电影相结合，实现了市场性与艺术性的有機统一。电影《狙击手》（2022）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框架，由“非明星演员”饰演主人公，采用“三一律”①结构，着重描述一场小规模战斗，呈现了普通战士为革命胜利做出的牺牲，传递出“为国而战”的红色革命价值观，构建了大题材与小人物有机融合的叙事范式。

中国新主流电影与红色文学在叙事方面具有鲜明的主题特定指向性。以“三红一创”（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及“青山保林”（小说《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为代表的中国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充分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兵群众抗击外来侵略、寻求民族解放的国家历史记忆。国产新主流电影正是传承了中国革命文学与文化的“红色基因”，形成了独有的电影艺术形态和具有时代精神风貌的叙事风格。

《狙击手》是由张艺谋、张末执导，陈永胜、章宇等人主演的战争影片。该片以抗美援朝历史中的“冷枪冷炮运动”②为背景，讲述了“冷枪五班”与美国狙击手小队殊死搏斗的英雄故事。该片利用相对有限的叙事时空，铺陈叙事主线，不断升级矛盾冲突，在原生态的叙事画面中用真实故事唤醒真实记忆，在契合现代传播语境的同时探索新主流电影的价值表达范式与叙事策略。

一、主流价值观的情感转译

电影《狙击手》在遵循主旋律电影创作规律的基础上，采用具有控制力的组合镜头，以较高的叙事完成度在相对封闭的叙事空间中呈现出新主流电影的叙事风格。

（一）人物塑造强化情感表现

电影评论家赵卫防认为：“新主流电影应以类型创作、主流价值为创作根基，对主流价值观进行多元化的深度书写，集中体现人本性和中国性。”③新主流电影通过采用新的家国叙事表达手法，在提高主旋律电影观赏性的同时，使主流价值观的表现方式不再公式化、概念化。[1]电影《狙击手》的叙事重点是“人”，其将方言运用到台词中，以群像塑造的方式刻画出真实可感的志愿军战士形象，还原了英雄的“人本”属性。该片将叙事冲突、情感共鸣与影像奇观相融合，不断强化人物的心理矛盾与情感冲突，重点展现集体主义下的个人情怀，使个人成长与民族精神成长相吻合。在影片结尾，当大部队迎接亮亮及朝鲜族儿童柱元时，用集体点名答到、人物归队的叙事场景隐喻了永续不断的革命精神，也使个人最终融入集体，实现了从个体叙事到集体叙事的全面升华。

（二）新颖叙事视角推动价值表达

法国电影理论家丁·欧达尔提出了“缝合系统”理论，他认为：“电影是为了完成某个叙事，通过一定的方式将本来没有关系的画面组成一个个能单独完成叙事或表意功能的场景段落，并融合观众的心理认知作用，从而产生一定关系。”①新主流电影多以想象性融合的叙事手法和更自觉的人文追求，将个人价值发现与整体价值达成进行融合，从而实现叙事内容与主题表达的有机结合。[2]在主题表达上，《狙击手》作为新主流电影，遵循了“类型片逻辑统领、主旋律表达调整”的创作样态，将受众“缝合”进整体视听想象之中，借助“平凡人物”到“英雄”的蜕变历程，使成长主题贯穿全片。片中，主人公大永有着较高学历，是五班唯一的幸存者，也是五班精神的传承者，其象征着集体主义英雄精神的传承与永续。导演借助台词“又哭了，把手套戴起”讲述大永“爱哭鼻子”的性格弱点，到他在战场上学习狙击技巧，最终击毙敌人、完成任务，成长为合格的狙击英雄，完成其成长蜕变的过程。该片以营救我方重要情报人员亮亮为切入点，呈现志愿军战士从“不敌对手”的战场逆境到“英勇完成任务”的胜利转折，完成影片对“革命精神永存”主旨的生动表达。

（三）“三一律”手法升华叙事价值

“三一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戏剧家琴提奥提出，后经法国古典主义理论丰富完善所形成的戏剧结构理论。其要求戏剧创作需保持地点、时间及情节三者一致，即讲述的故事内容需要在一天之内、一个地点来完成一个主题。法国文学理论家尼古拉·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一书中对“三一律”进行总结：“在一天、一地完成一件事，一直把饱满的戏维持到底。”②电影《狙击手》编剧陈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片是对“三一律”的创作复现。③影片采用连贯叙事线索，在单一场景中设计出一系列扣人心弦的故事冲突。影片的主要人物基本没有前情交代，从一开篇就直奔主题，进入狙击战斗，用铺垫的叙事方式将人物身份、故事脉络及关键信息融入其中，进而在故事悬念和不可控的情节中推动叙事发展。影片结尾，亮亮及五班战士用生命守护的情报使美军的行动计划破产，双方又重新坐回谈判桌前，全面升华了“拯救亮亮”任务的叙事价值。

二、红色记忆的纪实再现

（一）跨越时空的对话激发情感认同

电影艺术凭借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特征，以“记忆过滤器”的形式成为记录民族成长、彰显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影像的传播过程中，红色记忆与受众心理经过整合，在建构集体记忆的同时清晰地展现了“民族意识”。[3]电影《狙击手》使用黑白影片《上甘岭》（1956）来交代叙事背景，将真实历史融入艺术画面，塑造出壮烈的美学场景，进而突破了叙事内容的时空限制，唤醒了大众的红色记忆。片尾动人、伤感的配乐《回家》响起，“天上星星排成行，目送孩子们回家乡”的歌词既是主人公刘文武、胖墩等五班战士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也是对残酷战争的反思，更是对尊重生命和对英雄的礼赞与叙事补充。抒情的曲调以自然、柔和的方式激发了观众对主流意识的认同，实现了历史记忆与现实图景的交融。片中，当班长说道：“我把你们从老家带出来，现在不能带你们回家了”——令人潸然泪下的台词给予观众从低点到高潮的情感代入感，唤醒了观众对“英雄情怀”的情感认同。

（二）红色记忆与悲壮美学

新主流电影要充分利用各类叙事符号在合理的艺术想象中唤醒观众的红色记忆，促进叙事内容与观众之间建立精神认同。[4]电影《狙击手》重点刻画了“冷枪五班”的英雄群体，既让观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之后的“冷枪冷炮运动”历史形成认知，也以影视艺术的方式重现鲜活的红色记忆。该片敬畏历史，注重讲述真实历史，并没有采用奇观叙事，也没有刻意渲染狙击手的神勇，而是以悲壮的叙事美学风格一一讲述了“冷枪五班”战士的牺牲，彰显出革命先烈“视死如归”的英雄境界，还原了特殊历史的红色记忆。片中，班长刘文武、小徐等三人为了唤醒亮亮，一齐高唱志愿军战歌——用承载民族精神的独特方式唱响属于英雄的历史赞歌。

（三）民族记忆与青春美学风格的交织

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认为，将影像按照一定的规则组织构建起来，使镜头转化为语言，便具备了符号意义，这就是美学的第二个层次。①新主流电影在保持历史元素真实性的基础上，用更加时代化、年轻化的叙事策略，将民族记忆与青春美学风格进行嫁接，实现了精准叙事与情感共鸣的有机融合。[5]电影《狙击手》在叙事中不再局限于对射击技巧、血腥战争场面的视觉呈现，而是采用人性化的叙事方式描绘真实人物，对红色记忆进行阐释。另外，影片以青春美学风格为叙事指引，塑造出年轻的志愿军战士英雄群体，唤醒了观众对“最可爱的人”的红色记忆。

三、新主流电影叙事美学风格的新建构

新主流电影用彰显时代、对话现实的叙事策略，构建出具有艺术原创力、精神感染力的美学空间。电影《狙击手》在传承经典叙事内容的同时，有效规避了叙事内容单一、匮乏等问题，打破了叙事同质化、模式化的创作藩篱，赋予了观众全新的视听体验。

（一）成长叙事：彰显人文精神，诠释成长力量

俄国电影之父谢尔盖·爱森斯坦在《蒙太奇论》中提出：“演员通过随意的、可控制的和有意识的手段而能够表现出那种‘不受指挥而只能去唤起的真实生动感情，这种感情是自然发生的。”②演员表演作为电影蒙太奇的重要环节，其中焕发的真实、生动的情感以独特的艺术质感赋予观众特殊体验。[6]电影《狙击手》以“类史诗”风格为叙事基调，以牺牲、战争、成长为叙事主题，描绘了特殊场景下英雄人物的成长历程。与以往战争题材电影通常表现正面战场的“血与火”不同，该片从旁白者“大永”的视角入手，采用回忆的方式重点展现了在宏大的战争背景下，普通战士群体的人物命运与英雄形象。在类型策略上，该片糅合了成长、悬疑等类型要素，将亮亮身上的情报作为“隐藏内容”，使整个营救过程充满悬念。与此同时，高强度的叙事节奏、精巧的战斗细节等也细致地再现了志愿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英雄精神。

（二）对比叙事：组合情感段落，唤起崇敬情感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并非单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阐释者与创造者。①新主流电影应坚持“走向观众”的叙事策略，打通现实与历史的隔閡。[7]电影《狙击手》将战友之间的情义、思念家人的亲情以及不畏强敌的英雄精神等情感段落进行组合、拼贴，在恢宏悲壮的叙事场景中，用人民史观还原真实故事。该片从五班战士大永的人物视角出发，目睹战友的牺牲过程，将亲情、友情等丰富情感融入其中，唤醒了观众对志愿军神枪手群体的崇敬情感。例如片中的“铁勺”作为重要的叙事符号，具有特殊的隐喻意义——由于战士们只有一副望远镜，而没有其他先进装备，于是在作战过程中，铁勺就被用来充当镜子观察敌人的动向，而与铁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狙击手所使用的步话机、高倍望远镜等先进装备。影片通过渲染对战双方巨大的装备反差，增强了观众的紧张情绪，实现了情绪感染。

（三）战争叙事：彰显英雄的无畏精神

法国电影理论家让·米特里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基础，认为以影像手段记录现实，是美学的第一个层次。②电影《狙击手》选取原生态的全雪景环境来营造叙事氛围——皑皑白雪、萧瑟荒山，既精准把握了朝鲜战争中狙击手特殊的作战环境，也为观众带来了悲凉的战争临场体验。该片主要讲述了一场小规模战斗，用空中俯拍、场面仰拍等多种镜头呈现追逐场景，同时充分、详细地介绍狙击战术，凸出了“以战术胜战力”的战斗技巧，诠释了战争取得胜利不能仅依赖单一武力，更需要集体智慧与协同配合。片中，主人公大永是“抗美援朝精神”的个体载体，也是从普通战士成长为英雄的人物象征，影片完整地书写了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与精神谱系。

结语

电影《狙击手》将故事集中局限于一场狙击战斗，用细微视角详细讲述了八连五班在斗智斗勇中“猎杀”对手，成功完成任务的英雄故事。该片将悲壮的美学理念与崇高的英雄精神有机融合，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使观众体会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时代内涵，并探索了新主流电影的叙事范式。

近年来，以《狙击手》《长津湖之水门桥》等为代表的中国新主流电影通过“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个体映射群体的叙事手法讴歌了中国军人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人物形象鲜活，日常性浓厚，从多个角度为观众构建了立体而丰满的“英雄形象”，从而促进了普罗大众对主流电影的艺术接受与精神认同。总之，带有红色记忆的新主流电影不仅是当今表现家国情怀，宣扬集体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重要艺术载体，而且也是时代语境下电影故事文本创新的重要突破。

参考文献：

[1]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07）：82-87.

[2]马立新，何源堃.从套层结构、身份变换到复合叙事——论当代电影叙事美学的视野转向[ J ].艺术百家，2019（04）：141-147，189.

[3]王宇明.新时代中国主旋律纪录片的创作转型与路径探索[ J ].当代电视，2020（08）：59-62.

[4]林琳.电影创作展现中华美学精神的路径与方法研究——以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为例[ J ].艺术评论，2020（02）：90-100.

[5]李梦雅.新时代中国军事题材电影的叙事美学[ J ].文艺评论，2021（04）：120-128.

[6]华敏.从《风声》到《悬崖之上》：国产谍战电影的类型表达与叙事创新[ J ].电影评介，2021（14）：26-29.

[7]朱怡.精神内核在广播剧人物、叙事、主题上的彰显——《苗疆的早晨》案例解析[ 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2（02）：11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