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语言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舞与中国古典舞

张怡雯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舞蹈语言学理论分析中国古代舞与古典舞的内在联系，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被遗忘的舞蹈语言”阐释舞蹈语言的含义与重要性；“舞蹈语言学的实际应用”从文化的角度出发，采用舞蹈语言学方法，论证中国舞蹈史上的民间舞蹈、宫廷舞蹈和宗教舞蹈问题；“舞蹈语言学的当代体现”分析中国古典舞尚存的问题；“舞蹈语言学视域下的古今联系”探寻古代舞与古典舞的内在联系，从舞蹈语言学的角度探究中国古典舞语言学体系建立的可能性。

关键词：古典舞  古代舞  舞蹈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3）03-0049－04

语言学由索绪尔于19世纪末期建立，他的理论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代表作，该书阐明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言语是个人行为，语言是社会制度，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舞蹈具有表情达意的功能，按照苏珊·朗格“符号论美学”的观点，作为艺术的舞蹈，其是“一种表现人类情感符号形式的创造”。舞蹈作为具有语言学性质的“非语言”，与语言产生内在关联，使舞蹈语言学的建立成为可能。

一、被遗忘的舞蹈语言

乔托·卡努杜的《第七艺术宣言》首次將电影提升至艺术高度，在此之前的六大艺术分别指的是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和诗（这里的“诗”指的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论述的“诗”，即戏剧）。古希腊时期主张五大艺术论，即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和诗（戏剧）。古希腊时期为何没有将历史悠久的舞蹈视为艺术？舞蹈又是何时具有艺术性质？艺术经过人类创造形成，舞蹈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可以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们并没有将舞蹈视为艺术。舞蹈语言学中的“舞蹈”不是狭义的艺术层面舞蹈，而是广义的文化层面舞蹈。舞蹈因人类“符号语言”的创造而起，舞蹈语言学以舞蹈为“源”进行研究，不是被视为语言学之“流”从属发展。

舞蹈语言学认为舞蹈是人类语言的母体，它早于口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出现。而今，语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制度，成为约定俗成的契约。比如，母亲教孩子认识世界时，会指着一棵树说“树”，久而久之，语言的“树”和实际生活中的树成为约定俗成的契约留在孩子的记忆中，语言的“树”与实际生活中的树成为拥有相同文化人类交流的共同制度。文字是语言系统进化成熟的一大标志，它使文字“树”、语言“树”与人们生活中的树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制度，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要依靠文字来传播，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但他们的文化可以靠身口相传保留至今。“身”是身体层面的传播，舞蹈是“身传”的重要形式；“口”是语言层面的传播，文字可以成为“口传”的一种载体。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舞蹈语言是前语言的现象，人类可以通过舞蹈认识世界。随着语言的出现，舞蹈与语言具有了共时性发展，共同成为文化的传承方式。舞蹈是视觉上的符号，语言是听觉上的符号，文字是视觉上的符号，人类的交流与文化的传承可以看作一个过程：由视觉符号进化为视听符号，再由抽象的视觉符号代替具象的视觉符号，形成全新的视听符号系统。对于没有文字，或者文字符号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来说，舞蹈语言承担的文化意义要远大于文字。基于上述推论，作为前语言系统的舞蹈语言学，可以用来研究没有语言系统前的原始舞蹈相关问题，比如舞蹈起源也同样可以涉及舞蹈根本问题，即身体层面的问题。

学科，即方法论。舞蹈语言学是舞蹈学体系下的分支，学科的建立是为了确立一套完整的“舞理”系统，用来解决舞蹈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舞蹈语言学视域下的舞蹈，本质上是对身体的研究，广义的领域是舞蹈文化，狭义的领域是舞蹈艺术。笔者认为，舞蹈语言学的研究是从个人身体到社会文化逐渐延伸的过程。“返回原点”的载体是人体本身，从身心一元论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对生命的探索。舞蹈语言学是从感性的舞蹈切入，向理性的科学进行探索的一种手段、一种途径。与其他自然科学学科相较，关于“人”的科学是最为复杂的，它必然会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交融，从任何单一的方面入手都有一定的局限意义。所以，从舞蹈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人”，并不能全面解决“身体”与“文化”的所有问题，但它为研究身体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二、舞蹈语言学的实际应用——舞蹈文化

传统的舞蹈史研究按照纵向时间和横向地域划分，对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的舞蹈风格及其成因进行分析研究，将舞蹈语言学应用于舞蹈史研究，是对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文化中舞蹈现象的研究，关注舞蹈本体，探索“舞”的内在原因和“舞”的身体表现，进而反映深层的文化成因、特点和转变。舞蹈语言学有利于解决相对于宫廷舞蹈而言的民间舞蹈、相对于娱人舞蹈而言的自娱舞蹈，这类舞蹈鲜少被史书记载，有的通过采风纳入宫廷当中，有的会有只言片语的文字描述。不少舞蹈种类经过多年的演变发展尚存于民间，舞蹈内容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在进行身体层面的研究时，没有语言的描述反而受到相对较少的变化因素干扰，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剖析。将这一研究视角辐射到当下，可以进行民族民间舞蹈的语言层面分析。经过学院派编创后上演于舞台的版本，与实地采风看到群众在自然环境中表演的版本，会出现“两张皮”的现象。舞蹈语言学的目的是通过对以舞蹈为外在表现形式的身体言语研究，抓取本民族的身体语言规律，深层探究身体语言的内在成因，从文化的角度解决与“人”相关的各种问题。身体语言的表达与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生态场域有着密切联系，脱离生态也就脱离了生存之本。舞台上的民间舞蹈虽然提炼了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用丰富多彩的舞蹈言语讲述民族民间故事，但其舞蹈语言受到了根本性破坏。区分舞蹈文化与舞蹈艺术，是对民族民间舞蹈进行分析的首要任务。

舞蹈从自娱到娱人，功能转变，导致舞者和观众两种身份的出现。在君主制王朝中，舞蹈中的舞者大多为地位低下的乐舞奴隶，观众多为君王或者有地位的贵族，阶级差异导致舞蹈性质转变。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舞蹈语言具有社会制度属性，周代的礼乐制度就是舞蹈在社会制度方面的体现。比如明代《泮宫礼乐疏》的仪注就对祭孔仪式中的动作要求有详细记录，不同的环节持有不同的道具，不同的段落表演不同的动作，即便是简单的“跪姿”，在不同唱段后也具有不同的含义，体现了仪式中的制度。在宗教舞蹈中，舞蹈语言具有表意性功能，特定的舞蹈动作具有特定的祭祀意义，换句话说，舞蹈即为祭祀语言的外在形式。比如巫觋盛行时期的求雨舞，舞蹈就是祭祀仪式中与神对话的语言工具。宗教舞蹈的舞蹈语言是社会制度的体现，尤其是在政教合一的国家，舞者娱神与娱乐君王的意义具有相似之处。不论是宫廷舞蹈，还是宗教舞蹈，都有娱乐“他者”的性质存在，与民间舞蹈相比，宫廷舞蹈和宗教舞蹈的语言并不完全是“身体”层面的文化，它们具有社会制度特征，舞蹈语言相对复杂，审美层面和制度层面体现出文化的多种含义。

民间舞蹈、宫廷舞蹈和宗教舞蹈涉及古代舞蹈的大部分内容，通过舞蹈语言层面的分析，为探究中国古代舞蹈的外在政治和社会影响，与内在观念和思想的体现，以及时代文化的反映，提供方法论的指导。语言是可以进化的，舞蹈语言也是如此。作为文化的舞蹈语言可以看为“前语言”现象，作为艺术的舞蹈语言在语言学进步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舞蹈语言学可以研究生活舞蹈的起源与所处文化的特点，也可以探索语言成熟后艺术舞蹈的发展，艺术舞蹈的语言体系建立同样符合舞蹈语言学规律。艺术舞蹈与生活舞蹈是当代人对舞蹈的分类，古代舞蹈中的部分舞蹈是为了取悦君王（观众）而作，舞蹈因为“被看”便成了审美活动中的产物。因为观赏者的出现，区分了演员与观众的不同身份或不同阶级，使舞蹈具有了审美性特征，从而促使生活舞蹈和艺术舞蹈开始分离，标志着艺术舞蹈的诞生。古代舞蹈的转向是社会发展带来的结果，而不是人类主观意识上的刻意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舞蹈语言学的理论进行阐释。古代舞蹈与当代舞蹈都具有艺术舞蹈的本质，这一共通性使古代舞与古典舞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三、舞蹈语言学的当代体现——舞蹈艺术

语言学的观点认为：如果重建的唯一方法是比较，比较的唯一目的也只是为了重建。将古代舞与古典舞进行比较，是为了探求古典舞能否复建古代舞的舞蹈风貌和舞蹈语言。本文所说的“古代舞”指的是日本雅乐、韩国呈才、印度婆罗多之类的古典舞，针对我国而言，通常以“汉代舞蹈”“唐代舞蹈”代指特定时期的古典舞。本文所说的“古典舞”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并发展至今的“中国古典舞”，虽然学界对此尚存巨大争议，在尚未得出定论之前先以“古典舞”称之。当下中国舞蹈作品的创作以艺术舞蹈为主，古典舞是艺术舞蹈中的重要分支，从舞蹈语言学的角度审视当代艺术舞蹈，可以窥见作品问题，深层剖析现象成因。

中国古典舞是最能代表中国舞蹈特色的舞种之一。古典舞的两大要素在于“古”和“典”。“古”即为时间长、历史久，“典”即为经典的、典范的。一个舞种之所以能称之为古典舞，是因为它经过时间的大浪淘沙，形成稳定的程式化范式。国家、民族、地域的差异都将造成古典舞风格差异。欧洲的古典舞是芭蕾，日韩的古典舞是雅乐，印度的古典舞有卡塔克、婆罗多等，这些舞蹈大多起源于宫廷，或从宗教中发展而来。想要成为经典舞蹈，大多需要在王权或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统治中推广，宫廷的庇护对舞蹈的传播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古典舞也是从宫廷中演变发展，或在王权的庇护下逐渐流行的。

当代的古典舞从何而来？什么样的舞蹈是中国古典舞？古典舞的语言体系具有怎样的特征和规律？带着这样的疑问观看近两届“荷花奖”古典舞比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源于舞俑文物或壁画舞姿，或者是史书文献上明确记载的舞蹈。舞俑从墓葬中出土，乐舞被官署管理，这些作品具有历史之源，可以称之为古典舞。当代创编的古典舞并不是沿着时间的脉络活态传承下来，而是在历史的某一时间点，由当时的人们根据古籍文物臆想出来的，这与古典舞所秉持的“连续不断”要求相悖。

第二类戏曲舞蹈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大剧种。中国古典舞建立之初就脱胎于戏曲舞蹈，近年来，昆曲舞蹈、南音舞蹈、川剧舞蹈等地方剧种中的舞蹈元素为中国古典舞的创作提供素材。相较于第一类古代舞蹈，戏曲艺术在清代花雅之争后百花齐放，与当代舞蹈联系密切。

第三类是古典文化舞蹈。这类作品通常取材于古代的诗词歌赋、书画作品，或者是塑造古代人物形象。将书画诗词或历史人物以舞蹈的形式呈现，体现了艺术再创造的过程。这类作品在当代的古典舞创作中数量可观，其舞蹈语言是今人对于古典舞理解后的重新创造，而非从古代舞蹈中继承发展而来，准确地说是一种当代的舞蹈言语现象，究其根本难以与古代舞产生联系。

第四类是古典意蕴舞蹈。这类作品旨在通过舞蹈的形式表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象、意蕴和意境，或者体现人生哲理与思想观念，可以看作对文化和思想的评论。这类作品评论带有主观性，评论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舞蹈就是评论的手段与形式，同样带有主体的主观想象。虽然舞蹈内容体现了对文化的深层思考，但舞蹈语言并不能体现身体或文化层面的意义。

第五类是现实题材的古典舞。“现实”与“古典”原本是相对立的词语，这类作品利用古典舞的舞蹈语言，讲述发生在近现代的故事。这一现象引发另一问题思考：当代舞蹈应当按照舞种风格进行划分，还是按照主题内容进行划分？这对于当代作品舞蹈语言的分析影响颇大，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就无法对作品进行类别划分，概念不清晰同样会使得分类不严谨，这是学理研究的基础问题。

四、舞蹈语言学视阈下的“古”“今”联系

前文所述的五类中国古典舞涵盖了当下大部分创作内容，前两类与古代舞蹈有一定的联系，在舞蹈语言的编排方面受到舞俑形象、壁画舞姿和文献描述的影响，使当代舞蹈创作与古代舞蹈姿态造型产生文化关联性。从舞蹈语言层面来看，第三、四类古典舞与古代舞的联系甚微，这类古典舞的舞蹈语言反映当代人对于“古典”的理解，是当代人身体文化与审美风格的体现。第五类作品成为近年来古典舞比赛的“新宠儿”，一方面与内容和立意相关，一方面与时代的文艺政策和创作思潮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涌现出大量芭蕾舞剧和古典舞剧，鲜少听说有民族舞剧和现代舞剧。民族舞剧和现代舞剧并不是用民族民间舞蹈作为主要舞蹈语言，或者用现代舞作为主要舞蹈语言进行表演，这里的“民族”和“现代”的含义大多是从题材与内容上进行区分的。芭蕾舞和古典舞因为可以形成训练体系和相对独立的舞蹈语言系统，所以被冠以“舞剧”之名。古典舞的舞蹈语言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它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语言系统。

从“舞蹈身体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当下“中國古典舞”的本质问题在于“能指”和“所指”不对应，或者说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对应。试想，如果跳出概念矛盾，而从中国古典舞的存在现象来看，是否进行舞蹈语言学层面的分析？芭蕾舞是欧洲的古代舞，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程式化、标准化的语言体系，成为欧洲的古典舞。芭蕾舞发展至今，经历了现代芭蕾和当代芭蕾阶段，有的作品脱去了足尖鞋，出现了许多与“开、绷、直、立”相悖的舞蹈动作。很多作品看似是芭蕾舞蹈，但与法国宫廷芭蕾呈现出的感觉完全不同。由于没有影像手段记录，也缺少相对完备的舞谱系统，当代的芭蕾编导也不曾见过路易十四时期芭蕾舞蹈的真貌。当代许多芭蕾作品是在芭蕾训练体系下（也就是稳定的舞蹈语言体系中），结合时代的审美特点而创作的作品。从这样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古典舞创作，也就没有必要抱着特别苛刻的态度了。从芭蕾舞到现代舞，再到后现代舞，可以从舞蹈身体“体现”中对比分析其变异现象，从中国古代舞到中国古典舞，也可按照前文的类别一一对应，进行舞蹈语言的现象比较与分析。当下中国古典舞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功利性的影响，当代政治政策的引导会影响舞蹈的主题选择，国家比赛标准的倡导会影响舞蹈的内容风格，这些原因导致中国古典舞并不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达到“文化选择”的发展目的。中国古典舞已存在七十载，经过历史的钩沉再来看现在的中国古典舞创作，或许也是这个时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后的产物。

古代舞蹈在当代人的视野下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风格特点，但这种风格的形成在当时也受到统治阶级审美趣味的影响而转变，而这种转变直接体现在舞蹈内容与舞姿形态的表现中。在这样的情形下，古代舞和古典舞可以进行舞蹈语言层面的分析研究。以古代舞俑为例，同一时期大量出土的舞俑造型可以体现出这一时期的舞姿共性，这种舞蹈言语上的共性就是这一时期舞蹈语言的体现，而这种舞蹈语言的形成与当时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当代中国古典舞创作可以复现舞俑的舞姿，可以呈现舞姿的动律特点，以及舞蹈动作的内在驱动力，这可能与古代舞不同，但它一定能体现出当下中国古典舞的舞蹈语言特点。中国历史悠久，朝代繁多，风格迥异的古代舞蹈更是琳琅满目，这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也为舞蹈语言把握和分析设置了种种困难。不同朝代的舞蹈拥有不同的舞蹈语言，人们现在对于古代舞与古典舞的舞蹈语言学研究只能停留在一一对应的阶段，即古典舞与其创作来源的古代舞相对应，这种繁多的对应关系使中国古典舞的舞蹈语言系统建立成为难以实现的任务。

笔者认同中国古典舞“名”“实”与“真”“伪”之间的矛盾存在，同意中国古典舞是“当代创造论”的观点，对古代舞蹈的“复现”持有中立态度。中国古典舞的根本问题在于概念，作为基石的概念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后搭建的每一块砖石都可能导致“舞理”体系的崩塌，这是中国古典舞的舞蹈语言系统难以建立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古典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本质是当代创作的古代题材舞蹈或是古风风格舞蹈，但还要用“古典舞”标榜？为什么古典舞早已不是一脉相承的古代舞蹈延续，却还要从舞俑、壁画、文献中呈现和描述的舞姿中找寻编创素材？这是文化归属感心理带来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文化寻根现象。古代舞蹈的复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谓的复现包含了当代人的主观情感，体现的是当代人渴望寻根的历史认同感。试想，如果不纠结于中国古典舞的概念问题，而把已经存在的作品看作現象，那么对于当代古典舞的舞蹈语言研究是否也能体现出当代人对于身体的认识，体现出当代的审美风格，甚至体现出当代兼容并蓄的文化样貌？如果古典舞的任务不是复现古代舞，而是通过古典舞让人们关注古代舞蹈，那么舞蹈语言学将成为重要的方法论，为舞蹈历史和当代舞蹈创作之间搭建一个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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