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与实施路径

许龙　周嘉怡　刘兵

【摘要】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受制于技术匮乏、 路径模糊等因素， 大量企业的数字化探索以失败告终。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相关研究， 基于“资源—能力—结果”框架描述数字技术、 数字化资源与数字化能力的协作效应及其对转型结果的影响机制； 结合生命周期理论构建包含技术融入、 数字变革和智能生态三阶段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 刻画不同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环境要素、 管理实践、 效果及结果等。在此基础上， 从概念内涵、 内部协同、 外部共生、 治理防治、 情景嵌入等角度讨论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资源；数字化能力；生命周期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0-0146-7

一、 引言

“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是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政策利好与数字原生企业的迅猛冲击， 大量传统企业陷入因转型能力弱不会转、 因资金不充足不愿转、 因转型成效滞后不敢转的现实困境（刘多，2022）， 面临着“转不好找死， 不转型等死”的两难境地（姚小涛等，2022）。

识别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 明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 已成为管理学界与实践领域普遍关注的焦点。当前研究或基于实证范式检验单一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吴江等，2021）， 或基于案例研究范式描述单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高会生和王成敏，2020）。此类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认知， 但仍需从全局视角构建全要素联动的研究框架及全生命周期式的实施路径， 以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认知（朱秀梅和林晓玥，2022）。

为此， 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系统梳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文献， 基于“资源—能力—结果”框架剖析数字化资源、 能力与结果的关联机制与协作模式， 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框架， 立足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刻画了包含技术融入、 数字变革与智能生态三阶段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路径， 以期形成全景、 全生命周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 为管理领域开展后续研究提供清晰脉络的同时， 也为我国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参考。

二、 文献搜集与编码

（一）文献搜集

为全面搜集相关文献， 本文遵循以下流程： 首先， 明确文献来源包括CSCI与CSSCI中的管理、 组织、 信息系统、 商业等领域， 时间跨度设定为2010年至2022年6月。其次， 以“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数字化”“数字经济”及“digital transformation”“digital”等关键词在知网、 万方、 维普等中文数据库中初步检索获得相关文献413篇。再次， 剔除书评、 论坛、 报告等文章后， 通过阅读题目、 摘要、 关键词筛选出320篇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最后， 精读全文， 留存199篇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及转型路径的文献。

（二）编码与提炼

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最终文献的文本进行分类并挖掘本质： 第一步， 细读文献提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 过程、 结果等并开展一级编码工作， 形成初级编码。第二步， 将初级编码归纳到资源、 能力、 结果三个类别后进行概括、 归类处理形成聚焦编码。第三步， 进一步将聚焦编码进行子类别归类以形成研究主题。

基于以上流程， 本文最终得到110个初级编码、 19個聚焦编码和7个研究主题（见表1）。其中， 7个研究主题分别为数字化资源A（包括物质资源A1、资金资源A2、人力资源A3和技术资源A4）、 数字化管理能力B、 数字化组织能力C、 数字化运营能力D、 商业模式E、 产品创新F和财务绩效G。

三、 基于“资源—能力—结果”框架的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重构自身价值创造系统的过程， 本质仍属于战略决策， 实施效果取决于数字化资源与数字化能力及二者间的协同效应（见图1）。

（一）数字技术对资源与能力的数字化（A-BCD）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技术的融入使企业内部资源具备数字潜能， 企业通过构建数字化能力进一步释放资源价值（陈春花，2019）。

1. 技术资源赋能企业资源数字化（A4-A1、A2、A3）。就物质资源而言， 融入数字技术的前提是企业具备与之适应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体系。前者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提供转型、 融合、 升级等功能的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周嘉和马世龙，2022）。后者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 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通信、 协作、 计算等辅助服务的数字技术系统， 包括数字组件、 数字平台和数字制品（张培和张苗苗，2021）。

就资金资源而言， 数字技术的融入一方面导致企业因增加了数字化相关投资（包括数字化转型预算、 数字化转型投资项目等）而成本上升， 另一方面也通过构建基于数字技术的资金管理制度和流程， 提高了资本效率、 实现了“降本增效”目标（何帆和刘红霞，2019）。

就人力资源而言， 数字技术的融入要求企业拥有具备数字化才能的领导与员工（如首席数字官）， 也要求企业通过培训、 “干中学”等确保现有人力资源习得数字技能。一方面， 具备数字化才能的领导者以数字技术为媒介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沟通、 数字化社交、 数字化变革等活动， 促使员工在态度、 行为、 绩效维度接纳并信任数字技术。鉴于工作环境、 任务特征的数字化变革， 员工学习数字相关知识、 实践数字技能， 最终提高数字化素质。另一方面， 企业内部领导与员工的某些特质或经历等在数字化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从而激发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在这一维度上， 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开展研究。基于高管经历， 学者探索了CEO复合职能背景（毛聚等，2022）、 高管学术经历（阳镇等，2022）、 董事长研发背景（刘冀徽等，2022）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基于高管行为， 学者识别了变革型领导行为（王永伟等，2022）、 管理者短视行为（王新光，2022）、 高管联结（陈庆江和王彦萌，2022）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内部异质性， 学者讨论了企业控制人（韩忠雪和张玲，2022）、 机构投资者（李华民等，2021）、 高管团队（汤萱等，2022）等异质属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2. 数字化资源催生数字化管理能力（A-B）。数字化管理能力， 指组织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重构管理制度、 流程与实践， 提升管理效能与效率（黄群慧等，2019）， 包括管理适应性变革、 管理制度重构和管理流程重塑等。

管理适应性变革有助于企业突破工业经济时代的路径依赖， 适应数字经济时代资源、 信息和管理对象等新的数字属性（肖静华，2020）。一方面， 依托数字技术的管理理念、 制度与实践透明化财务、 内控等管理过程， 降低委托人监督成本及管理层代理成本（李唐等， 2020）。另一方面， 数字技术与平台可连通企业内部“数据孤岛”， 形成数据归集、 分析与决策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决策有效性（王开科等， 2020）。韩丽和程云喜（2021）研究发现， 以企业微信为数字化平台， 相宜本草融通办公系统、 营销费用系统、 BI系统后审批效率提高了55%； 软通动力打通管理、 供应链资金收付考核、 决策制定等后办公效率提升了18%。

然而， 数字技术并非必然促进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与管理效率的提升。数字技术的引入也可能导致管理费用增加、 人为抵制等问题， 使企业整体管理失調、 管理难度增加（Liu等，2011）。数字化软件的普及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领导角色与功能， 领导者必须自我重构才可适应数字化环境（韩丽和程云喜，2021）。

3. 数字化资源依赖数字化组织能力（A-C）。企业借助数字技术重构传统僵化的组织结构， 形成数字化组织能力， 包括组织结构适应性与组织学习。组织结构适应性是数字技术融入后组织边界、 结构及生产模式等适应性增强的结果（胡青，2020）， 表现为企业通过组织授权（刘政等，2020）、 组织柔性（余菲菲等，2021）、 权利配置（罗仲伟等，2017）、 能力升级（Li等，2018）等促进组织结构向去中心化和去中介化网格制（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 BAT平台模式（李辉和梁丹丹，2020）等结构演进， 权力结构由集权向分权演化（丁蕖，2021）。

组织学习指企业面向数字技术和自动化流程开展的学习组织与文化构建等实践。作为一项系统变革工程， 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不局限于技术、 设施融入， 仍需花时间、 精力开展文化重构， 呈现协同共生（陈春花，2019）、 差错包容（Gregory，2019）、 实验探索（刘洋等，2020）、 知识分享和分权决策（Lokuge等，2019）等特征。构建学习型组织需形成开放式学习氛围， 促进全员参与数字知识、 技术等的学习与实践， 实现数字技术在人力层面的普及、 认可与推进（钱晶晶和何筠，2021）。

4. 数字化运营能力释放数字化资源价值（A-D）。数字化运营能力指企业通过对数据的汇集、 分析并实现决策有效性以增强组织能力， 涉及需求预测、 产品设计、 定价与库存管理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

数字技术能使企业获取交易数据、 用户偏好及个性化需求等海量数据， 通过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结合， 企业能更精准地定位并预测顾客需求（陈剑等，2020）。数字仿真、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展， 一方面使企业精确地将物理参数模拟至虚拟空间， 可视化呈现产品设计、 性能等差异并为消费者提供定制化产品与服务， 另一方面也通过动态定价（Cohen等，2018）、 细分市场并结合用户历史数据实施差异化定价、 “一人一价”等价格优化策略。

数字技术也进一步增强了内部生产、 运营、 供应链等的协同运作。数字技术在生产环节可用于监控生产流程， 及时识别设备损耗和能耗异常。在销售环节， 得益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平台， 企业可进一步扩大销售范围， 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渠道销售模式。对供应链集成过程， 数字技术极大程度地提升了沟通效率、 信息获取效率等（李琦等，2021）。数字技术的引入亦改变了企业风险管控模式， 可通过对内部数据、 个人数据、 政府数据、 第三方数据等多源数据的综合评价全面识别、 预警并管控供应链上下游风险。

（二）数字化能力的后效影响（BCD-EFG）

数字化管理、 组织与运营能力的提升最终重塑企业价值创造模式， 带来商业模式创新、 产品创新增加和财务绩效提升。

1. 数字化能力与商业模式（BCD-E）。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用技术手段构建连接企业、 客户、 供应商等的共享平台， 从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 价值共创与价值链升级等。

首先， 数字化能力的培育有助于企业产品实现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 逐步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企业通过改变供应链模式实现由间接价值提供者向直接价值贡献者的转变， 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大价值（董晓松等，2021）。

其次， 数字平台的建设可协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 实现价值共创商业模式的转变。海尔集团“平台+小微创客”是典型的价值共创模式， 其将产品设计、 生产、 销售等全链条以数字平台为基础实现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作（宋立丰等，2019）， 并以模块、 打包方式提供人力、 财务及其他服务（Tronvoll等，2020）。

最后， 数字技术资源的应用可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 网络结构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谷方杰和张文锋（2020）研究发现， 西贝餐饮集团以新兴技术为依托构建了基于“线上会员制”与“全链条智慧供应系统”的价值链模型推动价值链攀升。

2. 数字化能力与产品创新（BCD-F）。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品创新的影响通过数字技术将产品的设计、 生产和销售等流程数字化， 提高创新效率、 降低创新成本等。数字技术或数字化资源的引入与重组， 有助于加快产品迭代速度、 提升产品性能与服务质量、 提高研发投入产出效率（温湖炜和王圣云，2021）。同时， 数字技术可促进企业产品开发、 产品营销及供应链等的模块化与分布化， 在加速创新进程的同时有利于缩减创新成本。此外， 数字技术对时空限制的突破会降低信息获取成本、 加速创新资源流动， 实现产品附加值、 创新绩效的提升（余菲菲等，2021）。

3. 數字化能力与财务绩效（BCD-G）。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效果， 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方面， 数字技术通过增强数字化运营能力和数字化管理能力正向影响财务绩效（Mikalef和Pateli， 2017）。刘淑春等（2021）证实， 数字化投资通过增强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来提升企业投入产出效率。楼永和刘铭（2022）研究发现， 数字化变革对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通过提升运营效率和降低经营成本来实现。另一方面， 企业虽投入大量资金、 资源开展数字化转型， 却并未实现生产率提升的预期（Hajli等，2015）。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认为， 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多重属性， 存在正、 负效应相抵后效果不明的可能性。

（三）外部环境调节机制

伴随环境不确定性和企业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效果愈发呈现生态协同特征， 受到政策、 法律和市场等影响。首先， 数字经济（何帆和刘红霞，2019）、 人才培育（钟雨龙和陈璋，2021）、 资金扶持（戴亦舒等，2020）、 财税补贴（Sabrina和Howell，2017）等相关政策有助于缓解企业转型成本压力、 缓冲转型风险。其次， 数字知识产权保护（龚新蜀和靳媚，2022）、 商业数据交易体系（史宇鹏和王阳，2022）等法治环境的完善有利于打消企业数字化转型疑虑。最后， 产业发展水平、 市场竞争压力等也是推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市场动力。数字生态系统、 共创共享平台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同时， 也因“同群效应”迫使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陈庆江等，2021）。

综上所述， 根据现有文献构建如图1所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框架。其中， 实线箭头表示直接影响， 虚线箭头表示间接影响（包括调节与中介）。

四、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 进一步将企业数字化转型分为技术融入期、 数字变革期和智能生态期三个阶段， 各阶段的环境要素、 转型实践、 转型效果、 转型结果等见图2。

企业在技术融入期的主要任务在于将数字技术融入生产运营之中并搭建数字化运营平台。关键在于： 一是数字化营商环境（政策引导、 资金支持及信息平台接入等）的完善程度（龚新蜀和靳媚，2022）； 二是内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中台、 数字技术体系等）的完备程度（周嘉和马世龙，2022）。此时， 技术的融入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简化核心业务流程、 优化成本结构及提升生产效能等。这得益于数字化运营一体化系统的构建、 数字化敏捷型团队的打造。

在数字变革期， 企业依据营商环境与行业特征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与内外协同机制。在制定转型策略时， 企业一方面权衡区域经济、 行业发展及市场竞争等， 另一方面也立足经营范围和运作模式选择适宜的差异化策略。具体而言， 产品数字化和服务数字化聚焦对已有产品和服务的破坏性重构， 强调利用数字技术构建新型产品架构或服务机制等。流程数字化和模式数字化侧重通过开展网络协同、 价值主张重塑等变革生产流程和业务架构。关于协同机制， 对内， 企业在技术、 设施等的数字投入通过组织架构、 生产流程、 营销模式、 人员结构等跨部门协作实现产品、 服务、 组织、 流程与模式的协同， 进而实现商业模式创新、 创新绩效及财务绩效提升等。对外， 价值链、 产业链或生态圈内的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将通过同群效应推动关联企业数字化变革， 形成智能互联的价值链、 全局智能与网络协同的生态圈。

在智能生态期， 企业一方面要巩固数字化转型成效，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数字化向智能化、 生态化转变。政府一方面要持续完善数字治理、 平台监管等政策体系， 防范数字资本流失、 不正当竞争等； 另一方面， 关注因自动化、 智能化带来的人机协作关卡等。此阶段重点在于构建数字底座、 数据治理与安全技术、 风险预警、 生态监测等， 也应继续推进行业数智化与创新生态圈。

五、 研究总结与未来展望

通过内容分析法综述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 在“资源—能力—结果”框架下系统梳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 整合生命周期理论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的环境要素、 转型实践、 转型效果及内外部影响， 在全景式呈现研究脉络的基础上， 为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总的来看， 现有研究整体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但仍存在研究结论互悖（Hajli等，2015）、 研究方法单一（姚心怡和曹亚东，2022）、 研究范畴不全（于伟，2022）等问题。由此，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维度进行深入探索。

第一， 概念界定与维度测量。如前所述， 数字化及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学者的大量讨论。在领域形成初期， 学术界通过探讨“非数字化转型”界定数字化转型（姚小涛等，2022）。之后， 又从“技术论”“战略论”到“价值论”界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孙新波等，2022）。然而， 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维度、 分类标准及边界仍未明晰， 学术界在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时存在数字技术、 数字化投资、 数字化关注度等概念混合使用且指代不明等现象。未来研究一方面应明确所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维度， 另一方面应立足复杂系统视角将其视为战略层面、 运营层面及员工层面的跨层次复杂现象开展研究。

第二， 内部匹配与协同问题。当前研究多选取单一视角探索数字化转型， 研究成果呈零散状态、 观点存在分歧（姚心怡和曹亚东，2022）， 且未能形成对数字化转型内部协作性与匹配性的全面认知。未来研究可基于复杂系统视角对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①协作性。学界未来应从综合角度探索区域、 企业及员工层面影响要素间“1+1>2”的协作效应。区域层面涉及外部政策、 市场等环境； 企业层面涉及数字化资源与数字化能力之间的协同； 员工层面涉及领导者（企业家精神、 领导者个人特质、 领导者合作程度等）的决策作用及员工（数字化员工人力资源开发、 员工数字化态度等）的推动作用（郭润萍等，2021）； 跨层面之间（如宏观政策、 企业特征及员工基础等）的协作效应。②匹配性。企业内部要素与战略的适配度对竞争优势的获取至关重要（南建设，2015）， 但现有研究并未明晰企业内部资源、 能力与不同类型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匹配性问题。未来可运用实证研究或多案例研究范式进一步探索此问题。③异质性。产业、 行业因具有类似价值链条而存在共性数字化转型策略， 但不同产业在不同阶段所关注的转型焦点应有所差异， 现有研究却因采用案例研究范式探索单一企业转型路径而缺乏对行业间异质性的讨论（张培和张苗苗，2021）。未来研究在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时可重点关注行业异质性、 区域异质性等问题， 形成更具普适性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与转型策略认知。

第三， 外部生态共生问题。①组织任务环境间的数字共生。数字经济时代及新兴数字技术的冲击打破了以往企业与环境的互动模式和战略决策机制， 一方面企业可通过数字技术更高效、 快捷、 全面地收集行业、 竞争者及消费者数据以实现对环境的精确评估与预测（梅亮等，2021）， 另一方面诸如元宇宙、 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也创造了更为复杂、 多元、 动态的生存环境（段伟文，2022）。未来研究在参考传统战略研究范式的基础上， 可进一步明晰数字时代企业组织、 任务环境的异同， 从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与时代经济形式、 体制变革及技术创新相适应的资源配置、 流程再造及战略决策等管理认知。②企业联盟及区域数字生态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除涉及企业自身外， 外部联盟、 产业及区域生态系统均有参与（陈威如和王节祥，2021）， 但当前研究对于数字经济下内外共生问题的探索有待深化， 应进一步研究数字生态内多主体间资源共享、 机会共创和价值共生等， 也可立足生态系统探讨核心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价值链上下游的“同群效应”、 外部联盟中的数字标准构建和匹配、 生态主体间的互动机制和共生关系及数字生态系统、 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与形成等。

第四， 数字资产治理与安全防治问题。例如， 数字资产安全与治理、 数字化监管等问题。数字经济时代企业、 社会乃至国家都面临新的治理问题， 人机交互与替代、 数字资产保护等议题为巩固转型成效带来巨大挑战（于伟，2022）。因大数据而产生的算法歧视、 算法偏见、 算法引导等现实问题的凸显， 意味着政府应重视数字化监管问题， 避免算法或平台所有者利用信息不对称、 垄断优势等破坏公平竞争及衍生潜在经济甚至政治不平等（史宇鹏等，2021）。数字技术与企业对冲问题， 将“数字权力”纳入社会监管与调控框架、 构建宏观制度确保多主体目标实现中的动态平衡问题亟待解决。

第五， 中国情景的嵌入。为适应所在国制度、 市场、 文化差异， 各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呈现不同程度的分化态势（严子淳等，2021）。受制于层级制文化和计划组织惯例， 我国企业在由层级制向中心化的组织转型中困难重重。面对我国潜在的超体量消费群体及其多样化市场需求，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生产差异化和创新产品提供了巨大支撑。因此， 未来应进一步结合我国本土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的需求和发展方向开展系列研究， 深化和拓展中国情景下数字化转型独有特征、 影响因素、 转型路径等的探索。

第六， 研究范式的拓展。当前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部分研究利用二手数据开展实证研究， 范式相对单一。未来研究可尝试采用诸如fsQCA、 NCA及時间序列研究等方式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不同前因要素的作用机制， 不同转型路径与机制中的资源与能力协同效应、 互补效应及替代效应等。同时， 当前研究仍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精准评价体系， 对数字化转型实施的绝对水平、 相对水平和短板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目前研究在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时多基于文本分析（吴非等，2021）等方式展开， 对转型结果的讨论多基于财务、 创新等绩效指标（胡青，2020）， 然而，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方位、 多流程的复杂过程， 且其效果的产生往往具有强滞后性， 故而， 未来研究可建立多角度、 全方位、 更客观的评价体系。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陈春花．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体系构建研究［ 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8）：6 ～ 12．

陈剑，黄朔，刘运辉．从赋能到使能 —— 数字化环境下的企业运营管理［ J］．管理世界，2020（2）：117 ～ 128+222．

陈庆江，王彦萌，万茂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管理学报，2021（5）：653 ～ 663．

陈威如，王节祥．依附式升级：平台生态系统中参与者的数字化转型战略［ J］．管理世界，2021（10）：195 ～ 214．

戴亦舒，晏梦灵，董小英．数字化创新中企业对政策关注与绩效关系研究［ J］．科学学研究，2020（11）：2068 ～ 2076．

董晓松，许仁仁，赵星等．基于价值视角的制造业数字化服务转型机理与路径 —— 仁和集团案例研究［ J］．中国软科学，2021（8）：152 ～ 161．

段伟文．元宇宙与数字化未来的哲学追问［ J］．哲学动态，2022（9）：39 ～ 42+127．

龚新蜀，靳媚．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 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2）：90 ～ 99．

谷方杰，张文锋．基于价值链视角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探究 —— 以西贝餐饮集团为例［ J］．中国软科学，2020（11）：134 ～ 142．

郭润萍，韩梦圆，邵婷婷等．生态视角下数字化转型企业的机会开发机理 —— 基于海尔和苏宁的双案例研究［ 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9）：43 ～ 67．

韩丽，程云喜．企业数字化领导力面临的挑战、短板及提升路径［ J］．领导科学，2021（19）：50 ～ 53．

韩忠雪，张玲．控制人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 基于创始控制人与战略投资控制人的分析［ J］．技术经济，2022（10）：161 ～ 174．

何帆，刘红霞．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 J］．改革，2019（4）：137 ～ 148．

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 J］．中国工业经济，2019（8）：5 ～ 23．

李华民，龙宏杰，吴非．异质性机构投资者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J］．金融论坛，2021（11）：37 ～ 46+56．

李琦，刘力钢，邵剑兵．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 —— 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 J］．经济管理，2021（10）：5 ～ 23．

李唐，李青，陈楚霞．数据管理能力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 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新发现［ J］．中国工业经济，2020（6）：174 ～ 192．

刘冀徽，田青，吴非．董事长研发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 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J］．技术经济，2022（8）：60 ～ 69．

刘淑春，闫津臣，张思雪等．企業管理数字化变革能提升投入产出效率吗［ J］．管理世界，2021（5）：170 ～ 190+13．

楼永，刘铭．中小企业数字化变革：从迟徊观望到乘势而上 —— 基于文本挖掘法的变革路径与绩效研究［ J］．工业技术经济，2022（2）：3 ～ 13．

毛聚，李杰，张博文．CEO复合职能背景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9）：37 ～ 58．

梅亮，陈春花，刘超．连接式共生：数字化情境下组织共生的范式涌现［ 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33 ～ 48．

戚聿东，蔡呈伟．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多重影响及其机理研究［ J］．学习与探索，2020（7）：108 ～ 119．

史宇鹏，王阳，张文韬．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问题与展望［ J］．经济学家，2021（12）：90 ～ 97．

宋立丰，刘莎莎，宋远方．冗余价值共享视角下企业平台化商业模式分析 —— 以海尔、小米和韩都衣舍为例［ J］．管理学报，2019（4）：475 ～ 484．

孙新波，孙浩博，钱雨．数字化与数据化 —— 概念界定与辨析［ J］．创新科技，2022（6）：12 ～ 30．

汤萱，高星，赵天齐等．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J］．中国软科学，2022（10）：83 ～ 98．

王开科，吴国兵，章贵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生产效率吗［ J］．经济学家，2020（10）：24 ～ 34．

王新光．管理者短视行为阻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 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J］．现代经济探讨，2022（6）：103 ～ 113．

王永伟，李彬，叶锦华等．CEO变革型领导行为、数字化能力与竞争优势：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J］．技术经济，2022（5）：109 ～ 121．

温湖炜，王圣云．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J］．科研管理，2022（4）：66 ～ 74．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 —— 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 J］．管理世界，2021（7）：130 ～ 144+10．

吴江，陈婷，龚艺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和研究展望［ J］．管理学报，2021（12）：1871 ～ 1880．

肖静华．企业跨体系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 J］．改革，2020（4）：37 ～ 49．

严子淳，李欣，王伟楠．数字化转型研究：演化和未来展望［ J］．科研管理，2021（4）：21 ～ 34．

阳镇，陈劲，商慧辰．何种经历推动数字化：高管学术经历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J］．经济问题，2022（10）：1 ～ 11．

姚小涛，亓晖，刘琳琳等．企业数字化转型：再认识与再出发［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 ～ 9．

于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模型及竞争优势建构［ 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2）：63 ～ 68．

张培，张苗苗．动态能力视角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径 —— 基于步科公司的案例研究［ J］．管理学季刊，2021（2）：79 ～ 100+149 ～ 150．

Cohen M. C.， Lobel R.， Perakis G.. Dynamic Pricing Through Data Sampling［ J］．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2018（6）：1074 ～ 1088．

Gregory V.. Understand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J］．The Journal of Strae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2019（3）：118 ～ 144．

Li L.， Su F.， Zhang W..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y SME Entrepreneurs： A Capability Perspective［ J］．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18（6）：1129 ～ 1257．

Lokuge S.， Sedera D.， Grover V.. Organizational Readiness for Digit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Calibration of a Construct［ J］．Information & Management，2019（3）：445 ～ 461．

Mikalef P.， Pateli A.. Information Technology-Enabled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Their Indirect Effect on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Findings from PLS-SEM and fsQCA［ 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7（1）：1 ～ 16．

Howell S. T.. Financing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R&D Grant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7（4）：1136～1164．

Tronvoll B.， Sklyr A.， S?rhammar D.， Kowalkowski C.. Transformational Shifts Through Digital Servitization［ 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20（7）：293 ～ 305．

（责任编辑·校对： 许春玲  李小艳）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疫情冲击下国家级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监测预警体系与治理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BGL297）；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河北省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因素、监测体系及治理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Q2023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