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自由与限制

徐刚

一直以来，长篇小说都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重型文体”a。这里的“重”，不仅指它的“时间长度”，还包括它对于彰显当代小说成就，呈现时代精神总体的重要性。这一点恰如巴赫金所谈到的，长篇小说不仅是“现代文学发展这出戏里的主角”，也正因为“同这个新世界亲密无间”，它“过去和现在从许多方面预示着整个文学的发展前景”b。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在此所谈到的“许多方面”，显然也包括在思想、主题和意识形态之外，长篇小说之于文本形式探索的密切联系，也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文体问题。作为“重型文体”，当代长篇小说作为形式探索的“实验场”和文体实践的“晴雨表”的重要功能不容忽视。

在一篇讨论新世纪文学发展状况的论文中，孟繁华教授借用刘文飞对近年来俄罗斯文学的描述——“既狂欢又寂寥”——来概括二十年来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状况。如他所慨叹的：“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c在此，“叙事文学的辉煌”似乎还应包括文体形式探索的辉煌。回望上世纪80年代风光无限的先锋写作，其实早在90年代就已逐渐式微，而进入到新世纪，虽不至于像吴义勤教授所说的，“处于一种偃旗息鼓的‘冰点状态”d，但纵观四十年的文学发展，尤其是近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文学形式创新的势头正在全面衰减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得不承认，文体探索的辉煌时代业已过去。在此，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