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粉街中的“异人”

摘要：新世紀文学中的东北书写引起了诸多关注，随着作家双雪涛研究热度的提升，其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成为讨论的热点。双雪涛作品中的人物多为生活在东北社会，身处城郊的底层人。在这些底层人物中，残障人的形象较为突出，他们作为艳粉街中的“异人”，在外表或精神上异于常人，即使在精神与情感上失去寄托，且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也竭尽全力地生存，展现出别样的美学色彩，构成了风格迥异的“失落者”群像。残障书写作为近来兴起的一种方法，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关切视角。文章从双雪涛的典型文本出发，分析时代的堕落者、无力的守护者与时代的清醒者等“失落者”群像；通过构建常态化悲剧展现残障的功能性书写，通过失落者的别样呈现突出“异人”的美学价值。

关键词：双雪涛；人物形象；“异人”； “失落者”；残障书写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3-00-03

1 残障书写——“聋哑”的时代症候

残疾人在社会中是较为特殊的存在。残疾涵盖的范围较广，可以指身体的，也可指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聋哑时代》便呈现了这样的残疾：在这个城市最大的棚户区里，聚集了被城市遗弃的人。他们是东北城郊接合部的一群青少年，在懵懂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他们没有聋哑疾病，大多是健全人，但双雪涛却以“聋哑时代”作为书名，这无疑反映了某种时代症候——他们装聋作哑，天真地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病态的时代。尽管个体在整个时代面前显得无比渺小，他们也要燃起一束光照亮眼前的黑暗。

双雪涛的作品展现了许多“异人”形象。所谓“异人”，指的是不同寻常的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与众不同的表现，因而被归于“异人”一类。而残障形象在“异人”中尤为突出，他们在外表或精神上异于常人的特征具有独特的美学意蕴。他们本拥有健全的身体，却因后天的意外成为“失落者”，在悲剧的漩涡中挣扎着。失落者多指在精神情感上失去寄托的人。纵观双雪涛作品中的残障书写，其描写的残障形象构成了“失落者”群像。

2 “失落者”群像

2.1 “跛人”的缺失隐喻——时代的堕落者

《跛人》开篇描述“我”做了双腿无法动弹的梦，这里第一次出现“跛人”的隐喻。文章构思极为巧妙，火车上的对话无法展现这个中年男人的残疾特征。直到后来男人起身下车时，才揭示他的残障事实：失去了一条腿。作为主人公的青少年与这个失去一条腿的男子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存在缺失的部分。男人与父亲常年发生剧烈的肢体冲突，父亲却在某日悄然离世。这种强烈的悔恨感伴随着男人身体的残缺，如影随形。“我”虽没有身体上的残疾，但面对母亲的期许却没有能力回应，而且同样拒绝女友的请求，作为懦弱无力的“异人”无法回应他人的期许，双腿无法动弹的梦也隐喻其自身精神尚未健全。作为一个青少年，“我”尚处于逃离与追寻之中。

残疾的男人与“我”都是“跛人”，残缺的内心需要时间去抚慰。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下岗潮中，许多边缘人都沦为时代的堕落者。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下不知所终，戚戚往返于故乡与城市之间。而在这些人中，残障人群因身体的残缺更能体会到生活的艰难，更易陷入更深的困境中，只能用暴力与酒精来麻痹甚至伤害自我，而这又将导致自我陷入堕落的悲剧深渊。

2.2 坚守的女性形象——无力的守护者

《平原上的摩西》采用多人称视角叙述，讲述了一个年少时的约定导致的出租车连环抢劫案件。东北的城乡交界处藏匿着无数的罪孽与黑暗，也存在着光明与希望。作者通过女性形象，也是唯一一个残障形象——李斐的视角展开叙述的次数多达四次。作为案件的亲历者，李斐因这起案件受到了直接的身体伤害，直到最后她才揭晓案件的经过。跟随庄树的视角，多年后在湖中心船上见到李斐，当时无法发现她的残疾，也无法立刻看出她身心受到的巨大伤害，甚至觉得“她和十二岁的时候非常相像”。这里和《跛人》中的构思十分相似，暂时掩盖残障的事实后再揭露，给人更强烈的震撼。

李斐在童年便展现出自身的“异人”色彩：对儿时生活清晰的记忆，爱抠墙皮放在嘴里吃，爱偷火柴玩。火是蓬勃生命力的象征，李斐对火的别样喜爱也隐喻着她文静的外表下旺盛的生命力与情感。她幼时渴望得到庄树的友谊，而庄树缺乏细腻的情感，在答应放烟火之后，又将约定抛之脑后。这种情感的不对等加深了李斐的悲剧色彩。被意外卷入案件之后，李斐落下了双腿残疾。在此后的十几年里，她一直活在当年事件的阴影之下。随着下岗潮的来袭，父一辈在现代化改革中身份失位，许多家庭处境艰难。李斐坚守着心中的那份虔诚，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但她的内在坚守却是无力的，尽管她残缺的身体里迸发着火一般的蓬勃生命力，却无法成为那个带领众人走向救赎的“摩西”，这受制于她的女性身份和残疾标签，也受制于被下岗潮席卷的时代。

傅东心画下的李斐成了平原牌香烟烟盒上的一幅动人画像，女孩光着脚、穿着毛衣坐在炕上的动人微笑传递到东北许多家庭中。“我把手伸进怀里，绕过我的手枪，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漂着，上面那层塑料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1］63烟盒不仅成为案件的线索，连接了庄树和李斐，使多年失去联系的两人重归于好，也连接起庄家和李家这两个相邻的东北家庭，还串联起整个事件，构成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温馨图景，这种情感结构构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作为一种别样的救赎传播给众人。李斐作为坚守的女性形象，为众人播撒爱与信念的种子。

2.3 困在时间里的疯人——时代的清醒者

作为时代的清醒者，安德烈勇敢地质疑现有的社会现象与结构。当社会的阴暗成为常态，仍有人站出来成为救赎他人的英雄。“然后，我看见安德烈，披着他初中时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时候一样，敞着怀，里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着初中时的破书包，像是提着刚刚斩下的人头，在熹微中向我走过来。”［1］93这是“我”在父亲的葬礼上倒数第二次看见安德烈，“提着刚刚斩下的人头”带来了十足的异样感，一个被时间困住的“异人”形象就这样展现在眼前。

故事以回憶展开，讲述“我”和安德烈少年时的故事。安德烈初中时便特立独行，天赋异禀。他不畏世俗的眼光，却在步入社会后遭受种种打击，患上了精神疾病。安德烈的“异人”特质极为突出：衣着怪异，运动神经不发达，在桌上刻字……当主角遭遇了不公，社会的残酷真相得以展现，安德烈勇敢地揭发这些不公的行为，向社会的黑暗面“开炮”。

波德莱尔称现代性的生存需要一种英雄气质。在某种意义下，双雪涛笔下诸如安德烈这类的底层边缘人具有某种英雄特质。但自我与时代的剧烈冲突使安德烈体内的“自我”“本我”与“超我”失衡，人格结构的稳定性被破坏，主体面临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最终陷入精神疾病的怪圈。多年后，他仍穿着初中时的校服，似被困在了少年时代，安德烈世界里的时间凝固了。他本是无辜的人，遭受了时代无情的迫害，最终与精神疾病抗争，进行着无意义的情感内耗，成为艳粉街上的“异人”。即使疾病折磨着他，安德烈依旧是时代的清醒者，他坚决抵抗社会的黑暗面，追逐着理想。这类人物同样承载着作者丰富的情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安德烈是作者本人思想的一种理想化投射。安德烈最终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命运也表现出日常无可挽回的悲剧性。

3 “异人”的美学价值呈现

3.1 残障的功能性书写：构建常态化悲剧

在双雪涛的作品中，残障书写一方面承担了隐喻“时代病症”的功能，即揭示时代造成的伤痛，这种伤痛通过残障的病症来体现；另一方面是残障的功能性书写。《光明堂》以“疯子廖澄湖曾经画过一张艳粉街的地图”作为开头，简单交代了廖澄湖疯病的由来与疯病两次发作的经历。结尾透露了作为故事线索并串联起整个故事的神秘泥人雕像出自廖澄湖之手，使故事形成闭环结构。在整个故事中，疯子廖澄湖作为工具性的书写，造成了一种陌生化效果。

这个断指疯子指向的是整个“异人”群体和畸形病态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具体空间——艳粉街。“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属于通常所说的‘三不管地带，进城的农民把这里作为起点，落魄的市民把这里当作退路。”［1］236作者将故事背景置于城乡接合部的艳粉街这个空间，在开头便塑造出一种历史感。

廖澄湖因莫须有的罪名变疯，沦为被城市遗弃的边缘人直至死亡。原本拥有自己爱好特长、精于捏泥人的普通人最终走向了死亡，为故事蒙上了一层灰暗色彩。廖澄湖的疯病作为一种物化意象，具有工具性，他由疯病走向死亡的过程是社会底层民众对抗残酷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为故事增添了常态化的悲剧

意味。

3.2 失落者的别样呈现：向下与向上超越

疾病本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2］。残疾的特殊性在于身体的缺陷是难以治愈的，这使残障人与普通人之间有了难以跨越的鸿沟。他们本身即陷入了生存的困境，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与他人相处，都无法惯于常人。即使在这种困境下，双雪涛笔下的“异人”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对抗世界的消极部分：时代的堕落者用酒精和暴力来麻痹自我；无力的守护者通过爱与信念的笃信来救赎他人；时代的清醒者拒绝与时代同流合污，贯彻心中的正义。而疾病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批判，进而转换成政治压迫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疾病抱有先入为主的恐惧认知。“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3］

双雪涛笔下的残障人物，行动受到了巨大的限制，病痛也折磨着他们的身心，常人或许无法用完全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们。在这种境况下，艳粉街中的“异人”仍能焕发出自身生命的光彩，与时代对抗，实现个体与时代的超越。个人生存意识的产生与其身体感有着密切关系，即对生存意识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必须关联个体的人的形而下的身体感［4］。双雪涛的作品中不乏对这些残缺的“异人”身体之痛的描写，一些犯罪案件下人们的生存受到威胁，生命显得格外宝贵。这些底层人物追寻生命原初的本能，尝试着向下超越的可能。同时，作品中展现出向上超越的意识，作品中宗教色彩鲜明的小故事穿插在大故事中，这并非出于作者对宗教本身的向往，而是体现了双雪涛追寻的某种神性，在这种宗教的神性中祈求得到心灵的安宁，追寻一种大爱与坚守的信念，实现向上超越，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

《聋哑时代》中体现出“聋哑”的时代症候与个体“失语”的生存状态，也在引领读者走向个体与时代的超越。对这些“失落者”——残障形象进行深度分析发现，双雪涛深切关怀底层边缘人群，并赋予“失落者”超越个体与时代的力量。

4 结语

在对残障的功能性书写与对“失落者”的别样呈现中，双雪涛展现了自身冷峻克制却饱含关怀意识的美学风格。他有意构造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化悲剧，达成身体感知与生存意识思考的一致，追求神性书写，呈现“异人”的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 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M］.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63，93，236.

［2］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M］.鲁迅，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08.

［3］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88.

［4］ 方刚.向下超越和向上求索：论路内长篇小说《慈悲》的哲理意蕴［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9（5）：109-113.

作者简介：石钰（1999—），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