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樊晓燕　李洋

〔摘要〕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 。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 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 ，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 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 ，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務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 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

〔关键词〕 数字普惠金融；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2；F49；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 694（2023）01-0021-10

〔作者〕

樊晓燕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710049

李 洋 硕士研究生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安 710049

〔基金项目〕201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主 要矛盾变化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研究”（18JZD010）。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我国GDP由1978年的3679 亿元提高至2021年的11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3%；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 增至3.5万元，增长204倍（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使我国成功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行列。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城乡收入比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不同时期国家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1978 -198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由2.57降至1.71，但1985-1994年城乡收入比不断上升至2.86 ，1995-1997年城乡收入比短暂下降到2.47，1998-2009年城乡收入比迅速上升到3.33。20 09年以来，我国更加重视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9年的3.33下降至202 1年的2.5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而便捷、优 质的金融活动是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较于传统金融和普惠金融，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中国表现出弯道超车的实力和可能。20 11-2020年，各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数值由33.6增长到334.8（数据来源于北 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 普及率达73.0%，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04亿，占比达87.6%（数据来源于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表明我国具有发展大规模、高质量数字普惠金融的良好基础， 讨论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弥补普惠金融的短板，具有降低服务成本、扩大服务边界、提升 服务质效等优势，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提升社会福祉。作为西部地 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较好的省份，随着“一带一路”和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叠加效应加速释放，陕西省经济发展整体呈稳中向好的态势。但是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稳步提升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2016年4月，中国 人民银行批复开展陕西省铜川市宜君县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工作，陕西省铜川市宜 君县作为全国首个农村普惠金融综合示范区试点县，被世界银行纳入普惠金融全球倡议（FIG I）中国项目试点。《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明确提出“建设数字陕西”。《陕西省“十四五”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也把“增强 普惠金融服务能力”和“着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为重点任务。以陕西省为例考察数字普 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和效果具有一定代表性，对西部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借 鉴和参考作用。

二、文献综述

1.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学界十分关注的重要民生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对外开 放程度、城镇化水平、政府的倾向性政策和劳动力转移等因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学者们认为合理的产业结构能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能通过就业结构间接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1-3〕，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也可能通过国际贸 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4-5〕。关于城镇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城镇化率对城乡 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且这一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6〕。政府政策方面 ，指出某些倾向性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可能会对城乡收入 差距产生负面影响〔7-8〕。学者们还指出，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 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9〕。

2.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

一是金融对收入的影响。二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经济学家们提出一系列金融理论，逐步阐明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金融结构理论，并利用35个国家百余年的史料和数据，证 明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促进作用〔10〕。罗纳德.麦金农（1997）和爱德华· S·肖（2015）等提出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战略有助于收入增加和分配平等，有利 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增长〔11-12〕。托马斯·赫尔曼（1998）的金融约束理论则认 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通过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较低并可预测的通货膨 胀率等金融约束政策促进金融业更快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增长〔13〕。

二是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学界关于普惠金 融的研究不断出现，学者立足部分国家的实践案例，研究了普惠金融服务对改善困难群体状 况、提高收入水平的积极作用。有学者通过分析印度数据发现，发展普惠金融对缩小印度城 乡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14〕。Grossman等（2014）认为，普惠金融服务能降低农民支 付和贷款的成本风险，使肯尼亚小农户受益〔15〕。Allen等（2016）基于123个国家的 数据，发现普惠金融可以扩大就业、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16〕。Gabor等（2017 ）提出，结合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提升低收入人群获取金融服务的可能性 〔17〕。Corrado等（2017）认为，普惠金融使边缘化群体以可负担的成本享有金融服务 和产品，改善其收入状况〔18〕。Bittencourt等（2019）提出，金融发展对美国50个 州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19〕。

三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益于数字技术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学者研究 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在有效缓解金融排斥、帮助困难群体跨越金融服务门槛、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孙继国等（2019）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比 传统金融更能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0〕。周利等（2020）提出，数字普惠金融主要 通过提高可得性、降低门槛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1〕。陈海龙等（2021）認为，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状况〔22〕。何宜 庆等（2020）提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高 于门槛值时，能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23〕。

3.简要述评

学者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讨论为本文中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固定投资占 比、城镇化率、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行为）的选取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本文研究数字 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供了参照系。国外关于金融、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研究 表明金融活动在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启示。由于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快，国内学者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更显著，但研究大多选取 省级面板数据，主要讨论全国范围内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揭示出我国区域 发展差距和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影响机理，但研究的针对性尚需深入。本文选取陕西省相关地 级市的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提出符合区域特点的发展策略，以 期帮助农村落后地区借助数字普惠金融实现经济增长和居民增收的目标。

三、研究假说

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条件、政策历史等一系列原因，金融发展水平在区域间呈现出非均衡的 特征，加之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差异性，这一失衡效应更加突出。在城乡 二元结构下，一方面，传统金融对发达的城市有更为明显的偏好，城市就拥有了大量的资本 流入，有条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因此得到大幅提升。另一方面， 由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机构和服务网点建设及运营成本高昂，征信 系统建设滞后，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成本和风险更高但收益更低。因此，传统金融机 构更倾向于放弃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业务的机会，这使得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同时，城 乡间金融发展失衡的局面有可能出现“马太效应”，对农村地区发展造成不利的预期，进一 步扩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据此，提出假说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 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地区差异。

所谓的门槛效应，是指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为了节约资源和成本而设定的服务对象（客户）要 获取某些金融产品或服务必须达到的资产或财富金额的限制条件。门槛效应源于金融的逐利 性，只有城市高收入阶层才能负担起跨越金融门槛的相应成本，享有并利用金融产品和服务 ，在金融市场中实现自身财富的保值增值。而农村低收入群体由于资产数量少、经济实力差 ，很难跨越金融服务门槛，难以实现财富增加的目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的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降低金融服务门槛，缓解农村地区金融排斥问 题，使农村低收入群体也能快速、便捷地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在金融市场中持续创造经济 价值，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据此，提出假说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

四、研究设计

2.指标说明

（1）被解释变量。沿用大多数学者做法，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作为衡量 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采用郭峰等（2020）〔25〕构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数字普 惠金融的覆盖广度用账户覆盖率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用支付、货币基金、信贷 、保险、投资和信用使用指数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由移动化、实惠化、信用 化和便利化指数来衡量。

（3）其他控制变量。参考熊德平等（2020）研究〔26〕，本文同时选取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固定投资占比、城镇化率、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行为作为控制变量，以降低数字普 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分析误差（见表1）。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测度。城镇固定投资占比和城镇化率分别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城 镇常住人口数/总人口数来表征。对外开放程度采用进出口贸易额/地区GDP测度。政府干预 行为用（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文化体育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节能环保） /地方财政支出 来测度。 3.数据来源

出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本文样本数据区间选定为2016-2020年 ，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北京大学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第三期）》《陕西统计年鉴》以及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统计年鉴。

本文将陕西省10个地级市划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地区。其中，陕北地区包括榆林市、延安 市；关中地区包括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铜川市；陕南地区包括汉中市、商洛 市、安康市。

五、实证研究的结果分析

1.描述性分析

对2016-2020年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检验（见表2）发现，城乡收入差距（IG）的平均值为2.8 0，最大值为3.26，最小值为2.31，可见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普遍较大。202 0年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为342.04，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居全国第13位，整体发展水 平较高。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FI）的平均值为222.04，最大值 为292.35，最小值为162.68，省内各地区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距较为明显。此外，包 括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固定投资占比、城镇化率、对外开放程度、政府干预行为在内的各控 制变量的变化程度也比较大。

2.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见，陕西省10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正向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PGDP）、对外开放程度（NXGDP）、城镇化率（URBAN）估计系数显著。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占比（ASSET）、对外开放程度（NXGDP）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城镇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干预行为（GOV）、城镇化 率（URBAN）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表明加强政府干预行为能够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而缩小。

3.门槛效应检验

表4是进行的三次门槛效应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单一门槛检验中，拒绝原假设，存在单 一门槛效应；在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检验中，接受原假设，也就是说，不存在双重门槛和三 重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 有单一门槛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在单一门槛区间两边回归结果存 在不同影响，也即是说，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

构建单一门槛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当人均GDP小于等于73113元时，P值为0，且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

收入差距较具有促进作用。当人均GDP跨越73113元时，P值为0.014，就系数估计值而言，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逐渐减弱。

4.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各个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并通过门 槛检验模型重新估计（本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2021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第三期），将实证部分涉及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显示，门槛值并未发生明显改变，数字普惠金融系数估计值的显著性与符号 方向均与之前实证结果一致，因此说明本文得出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采用陕西省10个地级市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 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非线性关系，发展数 字普惠金融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ASSET）、政府干预行为（GOV）、城镇化 率（URBAN）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对外开放程度（NXGDP）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 存在正相关关系。

2.政策建议

（1）多措并举，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 增强数字金融服务能力，优先帮助农村地区完 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软硬件条件。在硬件建设方面，在“智慧县域+普惠金融”基础上， 需要提高政府对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发挥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 引领作用，加大专项财政资金投入对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倾斜力度。在软件建设方 面，建立合理的常态化长效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构建数字金融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走进 基层的激励机制和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合作交流机制，助力数字乡村 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2）立足实际，提高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 。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水平，要营造促进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金融环境。监管部门要正确处理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 系，一方面，适当放宽农村地区的监管标准，积极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地区。另一方面， 注意资金精准投放，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服务领域和产业的监管，避免资金“逆向”流动， 有效防范和化解数字金融风险，保证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健康稳定发展。同时，还应鼓励金融 机构降低农村地区的准入门槛，提升农村金融市场份额和数字账户覆盖率，提高数字金融从 业人员素质和能力，满足农民群体多样的金融需求，真正做到“普”与“惠”的有机结合。

（3）精准施策，因地制宜推行差异化战略。立足不同地区产业特点和区域特色，因地制宜推 进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构建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关中地区城市化水平高、经 济发展状况良好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相对均衡，应重点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创新 金融服务和产品，重点为农村居民创业、特色村镇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服务。陕北、陕南地 区由于地理环境和人口分布的限制，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基 础设施建设，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脱贫人口劳动技 能提升、就业收入提高和防范规模性返贫中的作用，增强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自我發展 能力。

（4）教育宣传，提高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的认知。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不仅面临基础设施和服 务渠道的“引进来”问题，更重要的是“扎下根”的问题。将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和推广作 为一种能力，帮助农村居民融入数字时代跟上发展的潮流，同时有效规避金融诈骗、不规范 的金融借贷等可能损害其权益的行为。举办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知识讲座、防范数字金融风险 讲座、数字金融产品推介等宣传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金融素养 和金融知识水平，加强农民理财意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帮助他们熟练地掌握相关技能， 提供可靠的服务渠道和途径，提高他们获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及性和信息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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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肖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