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实践探源

王林佳

摘 要：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深刻认识到了金融工作的重要性，他坚持大力促进金融发展，强调牢牢坚持金融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主张金融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开放。这些丰富的理念与探索实践，形成了鲜明的理论主题，构成了新时代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雏形和理论基础。

关键词：福建；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3.13.00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金融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形成与习近平同志在地方主政时期关于金融工作的探索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曾工作了17年半（1985-2002年）的省份，福建是其关于金融工作理念的重要孕育地，也是践行这些工作理念的先行省份。无论是在厦门、宁德、福州还是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始终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福建省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金融发展规律、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金融工作设想、理念和重大决策部署。

1 大力促进金融发展

在任厦门市副市长期间，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定位“厦门将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贸易中心和融通国际资本的主要市场”，根据厦门东南沿海的地理位置和闽南地区经济中心的经济现实分析指出，“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实施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必将促进厦门内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金融业的繁荣，从而发展成为我国东南沿海的商贸中心和金融中心，并以此带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91年在福州市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福州要在“八五”期间建立商贸金融中心，发挥省会城市国家银行的作用，建立外贸银行、证券交易所，提高福州金融在全省的地位。此后，又撰文指出，新时期福州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逐步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形成以国有银行为主体，各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市场体系，使福州成为全省的金融中心”。2000年任福建省省长时强调提升福建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指出要“壮大发展水产、旅游、金融保险等产业”。2001年，在福建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上，他代表省政府向国际经济顾问提出了5个问题，其中之一是“当今世界，金融已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资本市场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福建应如何扩大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上述谋划建设厦门、福州金融中心的实践和关于金融作用的论述表明，在福建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已深刻认识到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立足新时代，金融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回溯20世纪80至90年代，能清楚认识金融在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极力谋划推动金融发展颇为不易。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直至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从理论上突破了計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对立的传统观点。此前，与商品经济息息相关的金融理论研究长期难以深入开展。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社会对于金融工作的性质产生了争论。有人认为，运用资本就是资本主义；有些人把交易等同于投机，更不必说直接融资以及证券交易等金融行为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大力推动金融发展，展现出他对于金融工作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过人的实践勇气。

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中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同年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从在闽期间推动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到十八大以来建设金融强国，从认为金融是经济活动的核心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到提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习近平同志对于金融工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不断深化的。

2 强调坚持金融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

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期间既主张发展金融，更强调要牢牢坚持金融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

一是明确金融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厦门，他指出厦门金融业发展的目标是“具有社会主义中国自由港特色的特区金融体系和‘内外分离型模式的厦门金融业”。在福州，他强调“全体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贯彻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指出金融体制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

二是注重推动金融为农业农村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地区服务。资本具有逐利的天性和集聚的本能，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则要求金融必须服务于广大人民。在福州，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实体经济中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和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积极推动建立股份制的福州市城市合作银行，为福州市日益壮大的个体工商户和小集体企业服务。同时，谋划“加快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在‘两小经济（即集体与个体经济）发达的县（市）（如福清、闽侯、长乐等）适当增设城市和农村信用社，使之成为由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按照自愿互利、有偿使用的原则建立的社区性资金互助合作组织，以适应福州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省政府工作期间，更是做出了一系列促进金融服务于广大人民的安排，指出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积极推行“小额信贷”等开发式扶贫，扶持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试点设立服务于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机构，主张“进一步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特别是省、市、县三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着力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强调通过金融手段推进山海协作，在“金融、税收、资金安排、项目布点等方面加大对山区的扶持”。

三是重视金融领域的反腐败工作。1990年8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强调要重视查办发生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包括重点工程建设、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金融证券和经贸活动中的违纪违法大案要案。在省政府工作期间，更是反复强调要做好金融领域的反腐败工作。

2015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普惠金融，目的就是要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清楚反映出共享发展理念这一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践行落实。2017年，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要正确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问题”，这些论述是他在福建时期对社会主义金融性质认识的深化、拓展和升华，是坚持推动新时代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3 主张金融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

福建经济发展是全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习近平同志站在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度，积极探索实践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指出金融应“牢固树立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支持地方经济建设”。

一是坚持经济发展离不开现代金融。20世纪80年代中期，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如火如荼，习近平同志认为筹资与用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特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并指出解决特区建设资金问题“一要靠自身增加积累，二要积极利用外资，三要发挥金融产业的作用”。在宁德，他提出要“弱鸟先飞”，指出“要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这种思想意识的转变是‘先飞的第一要义”。在福州，习近平同志更加重视运用现代金融手段筹集和配置资金，他指出实现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巨额资金，筹措这些资金的具体措施是“扩大国外政府、银行和金融组织贷款，积极引进外资或合资银行；大力发展外资合资、独资兴建基础设施；建立以国家银行为主体，以其它所有制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组织结构；扩大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发行，拓展证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发行转让市场，引导企业直接从市场融资，汇集民间资金”。在此理念指引下，福州创新性地在闽江三桥建设、长乐国际机场建设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通过发行建设债券、国内银团贷款、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等形式筹集建设资金，既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又避免了地方财政负担过重。2001年、2002年，习近平同志均在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金融工作“要加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二是坚持金融的发展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避免因金融不当发展影响经济稳定。福建民间融资较为活跃，1988年，宁德出现了一起标会“倒会”事件，涉及2万多人、涉案金额超亿元。正当民间融资与非法金融诈骗交织，性质复杂。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两次组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方法，在其成熟沉稳的指导思想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下，“会灾”事件得以顺利平息。在福州，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切实把平抑市场物价、抑制通货膨胀，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关键……要综合运用经济杠杆，抓好计划调节、财税调节、金融调节，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和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城市因为金融发展速度过快，出现了通货膨胀、挤兑等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而福州市始终保持金融平稳快速发展。1997年，福建省在香港的窗口企业华闽公司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亏损44亿港元，严重资不抵债，81家境外债权人向福建省政府追讨其债务。习近平同志带领省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组织谈判小组、拿出优良资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向国务院申请相应外汇指标、向银行申请购汇等一系列措施，在两年零八个月后成功重组华闽公司，化解了一场债务危机。相关举措获得社会各界认可，国务院部际协调小组认为“重组方案是可行的，措施是有效的，谈判是成功的”，香港主要的9家报刊在显著位置对华闽重组的成功作了正面报道。2001年，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上，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加强金融监管，搞好金融三项整顿，防范金融风险”，2002年，他再次强调要“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金融与经济二者的关系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指出金融应当“回归本源，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同时，反复强调防范金融风险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其“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和“永恒主题”，“资本市场要防止外资大进大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从福建实践到党中央，习近平同志科学梳理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逻辑关系，认识不断全面深化和系统化，充分反映了金融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新高度，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4 积极推动金融改革开放

金融改革开放是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发展的关键和动力所在。无论是在厦门、福州还是在省政府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其相关探索和实践具体体现为五个方面。

一是坚持改革总体规划，系统布局。金融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清晰的定位和长远的规划便如同无的之矢。在《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构想》中，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内容既包含在总体规划中，又同时专设章节讨论其指导思想、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和具体举措。这两份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设想内容系统全面，既具有前瞻性，又立足厦门、福州两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为两地金融改革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习近平同志在闽工作的17年半是福建金融业由小到大、由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到逐步实现市场化转型的时期。在厦门，他探索提出金融体制改革可“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缩小计划机制，扩大市场机制，除了外汇可以实行有限度的管制外，其它可以实行较自由的市场调节，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以活跃的金融市场来替代原来人为控制和行政管制的市场，促进市场结构的转型”的设想，并大力推动金融机构企业化经营，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和地方保险机构，建立厦门外汇调剂中心。在福州，他指出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高效、开放、与全国相统一的金融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规范培育股票市场，积极搞活同业拆借市场，进一步发展外汇调剂市场，金融市场化改革蹄疾步稳。

三是重视金融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配套。金融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定位决定了金融体制改革不能单打独斗。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指出，围绕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这个目标，“金融和投资体制、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科教体制、农村综合改革要同建立新体制改革相互配合，同步启动”，这一理念在实践中极大地促进了福州其他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在城市建设改革方面，市委通过允许转让部分市政基础设施经营权、鼓励国内银行和外资银行开展个人购房贷款业务、鼓励个人参加建房储蓄、抵押贷款和住房保险等举措，把旧城改造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保障了旧城改造的资金来源，使得昔日“纸裱福州”变成全国投资硬环境建设“40优”城市之一。在企业股份制改革方面，市委决定由福州市人民银行行长担任股份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并从人民银行抽调工作人员在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研究制定企业股份制改革所需的配套金融服务，1993年，福耀玻璃成为全国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民营企业；同时，他力排“姓资姓社”的众议，通过资本市场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成效显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绘就了福建林权制度改革设计图，并指出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就一定要考虑如何打通农民和银行之间的融资渠道。此后，尽管赴浙江工作，他始终牵挂福建林权制度改革，在其金融协同配套的理念指引下，三明市永安县首创林权抵押贷款，帮助村民实现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

四是重视金融信息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信息化程度很低，计算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刚刚开始，互联网正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尽管如此，习近平同志依旧敏锐地认识到信息化建设对于金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厦门，他认为，要“建立现代化、国际化的金融信息中心，为特区金融向综含化、多样化、国际化发展提供金融信息和市场预测”，并大力推动建成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处经济信息中心之一——厦门经济信息中心；在福州，他提出要“建立一个技术先进，反应灵敏，能及时搜集、整理、分析国民经济和金融运行状况，既能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又能开展具体金融业务的金融电子信息系统”，在其理念指引下，福州这一时期金融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跃升。1990年福州开始利用微机清算同城票据交换业务，1994年工商银行福州市分行实现多储种、多功能、全方位的联网服务，居于全国领先水平。2000年，“数字福建”被写入福建省委“十五”计划纲要建议，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01年，在福建省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积极推进网络金融、网络商务、网络教育、网络医疗等公共领域信息化建设”，至此，金融信息化成为“数字福建”的重要内容。

五是始终秉持开放的视野。在厦门，他谋划把厦门建成融通国际资本的主要市场，推动成立全国第一家境外（香港）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亲任“厦门机场扩建工程科威特贷款领导小组”组长，为厦门机场扩建争取到科威特政府贷款1800万美元；力促厦门航空公司经金融机构担保，向美国波音公司租借飞机用于运营；支持厦门探索离岸金融业务，率先建立特区金融体系，率先成立外汇调剂中心，率先组建金融同业公会。在福州，他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使金融业务国际化”“榕台金融合作可以从小規模开始伺机向大规模、高级方向推进”等主张，推动福州自来水厂西区水厂扩建、青州造纸厂扩建等项目利用国外贷款，积极引进台、外资银行，福州涉外保险业务连年增长，外汇市场不断发育完善。在任省长期间，他指出，要“扩大利用外资领域，抓紧制定我省服务业利用外资发展规划，争取在金融、商业、旅游、运输、中介组织等领域取得新突破”，“进一步拓宽开放领域，吸引外商投资金融、保险、服务业”。这一时期，金融双向对外开放的理念已经初步显现，他鼓励企业探索境外上市融资，并指出要“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机构进入国际金融市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强调金融体制改革要坚持市场化方向，提出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部署了中国金融业新一轮更高层次的开放安排。这些金融改革开放的谋篇布局正是他当年在福建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实践在新时代的续篇，充分体现了他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系统思维。

金融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也没有可以解决一切金融难题的经济理论范式。在我国，金融既要按照自由的逻辑和规律运转，也要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的大环境的支配。抚今思昔，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时期推动金融发展改革的历程构成了其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的雏形和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金融实践中把金融运行规律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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