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释读*
——兼及1938年1月至1939年1月《国民公报》中郭沫若相关文献的考释

袁洪权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文化教育传播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

1978 年6 月12 日，郭沫若在北京去世，享年86 岁。6 月18 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郭沫若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叶剑英（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主持，邓小平（时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邓小平在悼词中强调：

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①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新华月报资料室编辑：《悼念郭老》，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年，第3 页。

这不仅在文学方面给予郭沫若高度的评价，而且在政治、文化思想、社会活动方面奠定了郭沫若的评价基调。从郭沫若在20 世纪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力来说，其文献搜集范围不得不予以扩大，这就不能仅仅立足于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翻译和学术贡献的研究，更应该看到“社会活动家”这一身份所指向的复杂的、立体的、多维的文献层面。但社会活动家这一层面也有其特殊性，毕竟郭沫若是跨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跨代”文化人。中国现代史时段的文献搜集与整理，就需要研究者有更为全面的学术眼光、学术态度，用平和的学术心态予以看待。这方面的文献，毕竟涉及到党派政治的某些学术话题。新版《郭沫若全集》的启动工作，必将在文献搜集的广度和深度上，呈现出与老版《郭沫若全集》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 年）》，不管是在郭沫若文献的搜集范围还是释读深度上，可以说都有很大的学术突破（相较于龚继民、方仁念撰写的《郭沫若年谱》），正如其《编辑凡例》所说，“依据目前所能得见的郭沫若的所有材料”①《编辑凡例》，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 年）》第1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Ⅰ页。。并且，在编写这套厚重的年谱书籍过程中，课题组倚重的是郭沫若研究界卓有建树的学者（包括秦川、黄淳浩、蔡震、郭平英、李斌、赵凯、赵笑洁等），这保证了它作为工具书的学术分量。但不无遗憾的是，在郭沫若的文献搜集上，课题组可能残留着潜在的“左翼视野”、过度依赖于所谓的左翼精神这一文献脉络来建构郭沫若的文化人形象。不可否认，左翼视野的文化态度、左翼精神的研究思路之文献搜集，是应该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那就是：在面对非左翼的期刊和报纸这两类文献的时候，撰者们或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政治的筛选与删除，从而遮蔽了郭沫若作为学术研究个体在这一时段的历史复杂性。需要说明的是，处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1937-1945）的这一特殊时段，特别是1938 年12月29 日抵达重庆后，郭沫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陪都重庆，倚重重庆、成都的相关地方报刊文献，应是今后郭沫若研究在这一时段的学术增长点。这就不得不说到重庆《国民公报》这份报纸，以及傅襄谟与郭沫若之间的交往史。

一、《国民公报》1938 年1-12 月和1939 年1 月刊载的郭沫若文献

《国民公报》1912 年4 月22 日创刊于四川成都，1950 年2 月16 日终刊于四川重庆（以当时的行政区规划而言），前后跨度近四十年的时间，中间尽管部分时间曾有断刊的现象，但大体能够呈现其完整性和连续性（见图1）。可惜的是，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学界对《国民公报》关注的研究者并不多。如果说1937 年七七事变前因《国民公报》属于地方报纸，不予以关注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与文人迁徙内地，这给予《国民公报》的影响巨大，至少在中国现代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上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国民公报》一跃变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报纸，不关注与研究它就显得不应该。《国民公报》在战时的1937 年至1945 年曾创办过不少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学术副刊，其中以《文群》（靳以主编）、《诗垦地》（诗垦地社主编）这样的文艺副刊最为著名，曾先后发表过老舍、巴金、丰子恺、靳以、萧红、何其芳、刘白羽、绿原、曾卓、阿垅、汪曾祺、刘北汜、邹荻帆、缪崇群等人的作品，吸引了文学界的关注，但研究的深度也是不够的②陈启明：《回顾抗战时期副刊〈文群〉作家群及其作品》，《中华读书报》2022 年1 月15 日，第14 版。，而针对木刻、戏剧、电影、民众教育、专题性政治及文化活动专页这类丰富的文献材料，涉猎并呈现出来的研究成果更加少，这于《国民公报》的历史影响力实在不相匹配。

图1：左为《国民公报》创刊号，中为《国民公报》终刊号，右为《国民公报》停刊启事

七七事变以后的最初岁月里，郭沫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关系尤需加以注意。如果撇开党派纠葛的话题，政治部第三厅作为郭沫若政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展现场所之一，是值得学术界重新梳理与研究的。他的《抗战回忆录》对加入政治部第三厅有这样的表述，“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①郭沫若：《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 年，第17 页。郭沫若的这一说法，某种程度上也会产生一定的研究误导（毕竟郭沫若在1937 至1941年有思想的大转变，还需要思想史的详细清理）。这里，明显地涉及到如何重新走进历史文献，并以历史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的问题。

最近，笔者在翻检《国民公报》时，就发现了部分涉及郭沫若文献的记录，但这些记录并没有被《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 年）》（以下简称“年谱长编”）整理并编入该书的条目之中。仅以1938年1 月1 日至1939 年1 月31 日作为横截面，这样的文献有十五条，真正采用的竟只有两条。要知道，抗战时期的《国民公报》，也是西南大后方、陪都文化界最为重要的报纸之一。此处，笔者整理《国民公报》关于郭沫若的相关文献，并与“年谱长编”进行比较对读：

1.《郭沫若昨乘车抵汉将任某要职》，1938年1 月11 日，第1 版。

2.《郭沫若对记者畅谈抗战前途》，1938年6 月19 日，第2 版。

3.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上），1938 年6 月24 日，第2版。

4.傅襄谟：《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下），1938 年6 月25 日，第2版。

5.《郭沫若在汉口》（照片，傅襄谟摄），1938 年6 月26 日，《星期增刊》，第1 版。

6.《良友画报目次》（广告，内有郭沫若文《谈全面抗战》），1938 年6 月28 日，第4 版。

7.郭沫若：《告四川青年书》，1938 年7 月1 日，第3 版。

8.《郭沫若昨抵渝，余飞鹏、康兆民同来》，1938 年12 月30 日，第3 版。

9.《郭沫若今在公园讲演》，1939 年1 月1日，第2 版。

10.《公园音乐演奏会郭沫若公开讲演》，1939 年1 月2 日，第3 版。

11.《全国文协会昨欢迎郭沫若》，1939 年1 月5 日，第3 版。

12.经冶：《在青年记者学会欢迎会上郭沫若先生畅谈日本政变问题》，1939 年1 月8日，第3 版。

13.本渊：《我敌青年的对比——郭沫若昨在复旦大学讲演》，1939 年1月25日，第2版。

14.《为“纪念一二八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特刊”题字》，1939 年1 月28 日，第3 版。

15.《世界新秩序的建设——郭沫若厅长广播讲演》，1939 年1 月29 日第2 版。

先看1938 年的八条文献。第一条的内容在“年谱长编”内有详细的文字陈述，包括与武汉警备司令部通电话、叶挺来访、与周恩来等见面于八路军办事处，甚至还引述了郭沫若1945 年之后写的《抗战回忆录》对这次与中共相关人士见面的政治情感文字。第二条内容在“年谱长编”中并无记载，这是《国民公报》（从后面的持续报道来看）记者傅襄谟（他是《国民公报》的战地特派员）对郭沫若的采访，时间为1938 年6 月18 日上午，且郭沫若有对于时局与战局的看法，“对目前战局极兴奋，谓武汉安危不足虑，举国民政但能忍痛，争取抵抗时间，敌必败亡”，并谈及“惟今后战局推移，四川责任特重，全川青年，能安居后方，正宜加倍努力读书，多得一分智力，即增加一分抗战力量，烦恼苦闷，一切无用，最好是全川青年，都立志当兵，国家就有办法”②《郭沫若对记者畅谈抗战前途》，《国民公报》1938 年6 月19 日，第2 版。，这些文字均可增补到1938年6 月18 日条目下，而不仅仅是当日郭沫若对陈布雷的拜访这一件事③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 年）》第2 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765 页。。第三、四条其实承接的是第二条的内容，为《国民公报》战地记者傅襄谟关于郭沫若的“会谈记”主体文字，内容相对完整，这些内容在“年谱长编”中并没有被留意，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第二部分将详细讨论）。第五条为傅襄谟在采访郭沫若时拍摄的个人照，这帧照片显得特别珍贵，战时留下来的照片今天已经并不多见，希望这帧照片能够补充到1938 年郭沫若图谱之中。第六条为涉及郭沫若文艺作品宣传的一则广告，“年谱长编”编写时当然可以忽略，但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与广告的关系角度来看，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第七条关于《告四川青年书》一文，“年谱长篇”放置到1938 年6 月28 日条目下，并作了“发表于7 月2 日《新新新闻》”①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 年）》第2 卷，第767 页，第792 页。的文字予以标注。如果编写者参照《国民公报》，可能就会发现《告四川青年书》这篇文章的最初刊载应该为1938 年7 月1 日的《国民公报》。需要指出的是，结合《国民公报》刊登郭沫若《告四川青年书》的这一事实来看，它其实是郭沫若应傅襄谟和报社邀请写的一篇告慰四川青年、慰问四川父老乡亲的约稿文章，所以，1938 年6 月28 日之条目，的确需要加以修改和完善。第八条在“年谱长编”内有条目，但它记录的是“偕于立群乘机由贵阳飞抵重庆”②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 年）》第2 卷，第767 页，第792 页。，根据《国民公报》的报道文字可看出，“贵阳”应该为“桂林”之误，希望今后修订时能做出订正。而在此条目的详细摘引文字之出处，均来自1938 年12 月30 日的重庆版《新民报》，它记录的同行者有吕奎文、政治部第一厅副厅长杨麟等，《国民公报》则提到了俞飞鹏、康兆民两位与郭沫若“同机抵渝”，也期待今后能够一并修改完善之。

1939 年1 月的七条信息，真正被“年谱长编”注意且标明出处的只有1 月1 日这一条，编写组采信于《新华日报》和《国民公报》，但《国民公报》在1 月1 日和1 月2 日都报道了这次活动，且明确了音乐大会时间为“上午十时”，地点为“中央公园网球场”。《国民公报》还明确说明，“这是郭厅长回川后首次的公开讲演”，当日同郭沫若一起参加音乐演奏会的还有盛家伦、舒绣文、谢婉华、朱嘉蒂等，按理这些信息都应该增补到该条目之中。1939 年1 月4 日的“年谱长编”条目信息，主要来源于《新华日报》，查该报的报道文字，是以“简讯”的形式呈现的③此处照录《新华日报》的文字：“渝文化界昨下午假永年春举行茶会，欢迎郭沫若先生。”（《新华日报》1939 年1 月5 日，第3 版），与《国民公报》的报道文字相比简略了很多，这里抄录这则报道：

昨（四）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永年春开临时会员大会，欢迎新到渝会员郭沫若、胡风等，主席华林致欢迎词后，当由胡风、郭沫若发言，详论抗战期间文艺宣传应认清对象，务求通俗，始克收普遍之效，后即详细讨论发起全国文化界拥护抗战国策，暨最高领袖，并联合全国出版界各报馆通讯社，各文化团体发动讨汪肃奸运动大会，当推举胡风、姚蓬子、老向、王平陵、宋之的等为出席筹备会代表，该会会员分任标语，通信，副刊，交际，总务，翻译等六股工作，同时并致函该会各地分会，及各地文化界人士，促其发起同样运动去。

这一报道文字完全可以纠正“年谱长编”对此条的记录，相关细节得以恢复且更接近历史的真实。1939 年1 月8 日的报道刚好对应1 月7 日的“年谱长编”条目，条目采纳的信息来自于《新华日报》，但《新华日报》却以“简讯”的形式予以报道，详细信息却在《商务日报》《国民公报》予以披露，且在摘引《商务日报》的信息时还是有所遮蔽，而对《国民公报》的报道只字未提。综合《国民公报》《商务日报》这次演讲的“现场记录”再编这一条目，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这一条目亦期待能够修改和完善。1 月24 日条目采纳的是《国民公报》的报道文字，但仍旧沿用的是新闻的标题，细读演讲稿的记录文字，可以发现演讲的真正题目应为《敌我智识青年的对比》，讲座的主持人为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这些信息都被删节。按其他条目的处置策略来看，条目似乎也应呈现讲演记录的主体内容，但条目下并没有讲演现场记录的文字摘引，呈现出处置策略的差异性。在笔者看来，郭沫若讲演对比的主体内容并没有在条目里得到清晰呈现，这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1 月28日刊载的郭沫若的一帧题字图片，其实是郭沫若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纪念“一·二八”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国际反侵略中国分会成立而题写的字（见图二），识读如下：“战云罩蔽着全世界，惟有以集体的力量来加以防卫，方能制止侵略，保卫文化，恢复和平秩序，增进人类福祉。每一个理智清明的人士都负有一部分的责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 郭沫若 廿八，一，十五。”这幅题字有落款时间，为“廿八，一，十五”，也就是“1939 年1 月15 日”，还有落款和签章。这一信息是郭沫若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是他作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会员的一种活动，刚好可以弥补“年谱长编”1939 年1 月15 日信息所缺。1 月28 日郭沫若参加了纪念“一·二八”七周年暨响应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并发表讲演，这则信息在“年谱长编”有条目，但采用的是1939 年7 月1 日发表在《反侵略周刊》第十期上的记录稿，忽略了讲演这一事件发生最近的文稿记录，即刊载在《国民公报》上的最早记录文字，且最初的题目为《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并非“年谱长编”所说的《和平须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上》①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1978 年）》第2 卷，第800 页。。（见图2）

图2：郭沫若1939 年1 月15 日之题字

从《国民公报》记载郭沫若的文献来看，这十五条文献真正被“年谱长编”注意并采纳的只有两条，分别是1939 年1 月1 日和24 日，大部分文献并没有被“年谱长编”予以注意，且在面对《国民公报》和其他报纸之相关性时，采信了其他报纸（以《新华日报》为主）而忽略《国民公报》。这种“年谱长编”编写策略的背后，在塑造郭沫若进步文化人形象的同时，也有可能遮蔽了作为国民形象的郭沫若，毕竟郭沫若在战时也是中国国人形象的具体体现载体。且从1939 年之后的年谱长编条目文献来源看，编写组还是比较看重“左翼色彩”的报纸（对《国民公报》1939 年2 月以后信息的采用情况，有待今后的翻读中继续补充）。这就不得不说到1938 年6 月17 日傅襄谟与郭沫若的“会谈记”。

二、1938 年6 月17 日傅襄谟与郭沫若的会谈记，兼及照片和题字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傅襄谟1938 年6 月17日对郭沫若的这份战地采访记录文字，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中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份战地采访记录文字的写作时间，为“1938 年6 月22日”，也就是傅襄谟采访结束后的第五天。需说明的是，《国民公报》1938 年6 月19 日、24 日、25 日、26 日和7 月1 日这五条信息，实际上都与傅襄谟相关。除《国民公报》在6 月24 日、25 日刊载《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明确标注傅襄谟的“战地特派员”身份之外，其他均不标识。6月26 日的郭沫若个人照，甚至还署了“襄谟摄”三个字，如果不接续前两日的相关信息形成所谓的连贯阅读，这一条信息肯定会被漏掉。这就涉及到傅襄谟与郭沫若的交往史。仔细翻阅“年谱长编”，的确没有一条信息透露郭沫若与傅襄谟有交往的“交集”，但此前学界已有研究者关注到傅襄谟留日期间和郭沫若的交往，如廖久明和王明亮就曾留意到这个问题②廖久明和王明亮以关注郭沫若与《留东新闻》的关系为中心，透露了郭沫若与《留东新闻》创办人傅襄谟的交往细节。廖久明：《郭沫若与〈留东新闻〉》，《郭沫若学刊》2010 年第2 期；王明亮：《也谈郭沫若与〈留东新闻〉》，《郭沫若学刊》2012 年第2 期。。

傅襄谟1911 年生于四川江安县汉安镇，中学时代即参与进步学生运动，1927 年因参与四川省立第三中学学潮被开除学籍。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考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专攻美术。大学期间，爱好新闻，曾加入四川驻（北）平新闻记者联合会，与后来名震报坛、新闻界的范长江等有交集。1930 年四川广汉兵变，傅襄谟撰写《广汉兵变》一文交由天津《大公报》发表，显露出新闻写作的才能。1932 年大学毕业后返回四川，并赴万县师范学校担任美术教员。1933 年，与张剑东、简太良（又作简泰良、简泰梁）同赴日本东京留学，进入东京新闻学院攻读新闻专业。1935 年创办《留东新闻》周刊，担任主编。1936 年6 月返国，应康心如、康心之兄弟之请，接受《国民公报》的聘任，担任该报记者③张安国口述、陈永嘉整理：《傅襄谟事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江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安文事资料选辑 第4 辑》，1988 年，内部印刷，第64-67 页。。

日本留学期间，傅襄谟本就与郭沫若有着“交集”。学界已注意到了留日学生创办的《留东新闻》与郭沫若之间的关系，正如廖久明、王明亮指出的，《留东新闻》曾刊载过郭沫若的作品①廖久明：《郭沫若与〈留东新闻〉》，《郭沫若学刊》2010 年第2 期；王明亮：《也谈郭沫若与〈留东新闻〉》，《郭沫若学刊》2012 年第2 期。，但这些作品并没有收录到郭沫若的作品集中。“年谱长编”也没有对《留东新闻》与郭沫若的关系加以留意，郭沫若此时期所写并载于该刊的作品，并没有被编目处理。1936 年6 月返国后，直至1938 年6月傅襄谟再次见到郭沫若这篇会谈记前，他们只有通信联系（会谈记中有透露），可惜这些信札至今没有公布（或已散佚），这导致郭沫若与傅襄谟的这一段交往细节被遮蔽。从目前公开的郭沫若文献来看，在组织政治部第三厅具体人事的过程中，傅襄谟的老友简太良就一直被郭氏重用，简氏曾担任第三厅厅长秘书室秘书，和全国慰劳抗日将士总会总干事（郭沫若领导的）、电影艺术人员训练班教授②简聿修、简静华：《我们所知道的简泰梁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富顺县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富顺文史资料选辑 第12 辑》，内部印刷，1998 年，第173 页。，而这些人事关系真要做出历史溯源，肯定就会注意到包括傅襄谟在内的留日学生与郭沫若东京时期的交往史。此前，张安国的口述中就涉及到郭沫若与傅襄谟的交往，提到“郭沫若与傅襄谟私交甚好，傅父六十寿辰，郭亲书条屏为赠”的细节，甚至还交待了郭沫若与章伯钧曾在傅襄谟寓所（应为留日期间的居所）的活动，“与《留东新闻》同仁聚餐，和他们谈论国内革命形势，北伐内幕及对未来的展望等”，以及郭沫若以第三厅厅长之便，推荐傅襄谟进入与第三厅有密切联系的“军事委员会中国电影制片厂”任上校秘书③张安国口述、陈永嘉整理：《傅襄谟事略》，第65-66 页。。种种线索可看出，傅襄谟与郭沫若有着非常重要的、亲密的私交，傅襄谟记录郭沫若的这一则“会谈记”（见图3）作为文献所透露的文化意义，值得学界予以关注，这里先整理相关文字并誊抄如下：

图3：《国民公报》1938 年6 月24、25 日第二版所载傅襄谟的“会谈记”之部分文字

领导全国抗战宣传的郭沫若先生会谈记本报战地特派员傅襄谟

（一）

当十年前“创造社”的出版品，像洪水似的泛滥到中国每一个角落里去的时候，郭沫若先生，是以“时代诗人”和“革命文学家”的姿态，活跃在新中国青年群众的眼前，等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插到武昌城下的时候，郭先生又成了“革命宣传家”。

不幸的是时局的蜕变，终于流亡海外，度过了十年的清苦生活。然而更可庆幸的，大时代的降临，又把他迎回了祖国。

民族抗战的烽火燃起以后，他在《在轰炸中来去》的中间，从上海到南京谒见蒋委员长。从此北伐时代的老同志，革命军中的旧同僚，又得从新紧紧地握着手。

我们谈着郭先生感时诗中第一句“去国十年余泪血”真充满了不堪回首的过程。第三句的“愿将残骨埋诸夏”这又是如何动人悲壮而又具有牺牲决心的精神呵！

（二）

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后，我们的政府发现了抗战期中许多军事上的缺点和政治上的错误，特别是政治的动作赶不上军事的发展，而军事的发展里面，又缺少了政治的推动力。——因此，蒋委员长为了要适应这个时代的最高要求，特派陈诚将军组织权力重大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于汉口。

政治部的性质和使命与北伐期中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同一意义，只是目前这个政治部的组织和权力，却特别广大些。

在三位一体组成的“政治部”中战时的郭先生，终于从长沙回到汉口，就任了第三厅厅长之职。他的最高任务，是普及深入全国的抗战宣传工作，统一指挥全国抗战的宣传组织。不仅要用宣传的力量来发动民众来参加抗战，而且要多方面施行对敌宣传，击破敌国军阀与敌国民众的联络，同时更向欧美各国宣传，要他们用正义和实力来援助我们。

所以，我要说：郭先生是我们全国抗战宣传的主帅。

（三）

记者来到汉口的第三天，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午前十时，渡过了洪流滚滚的大江，第一次踏上武昌的码头、我要访问的郭先生，就住在武昌城西北角的“昙花林”——从前的湖北省立中学，现在的第三厅。

好友简君，把我引进了厅长办公室。

应该说是一种无可形容的微笑，都同时浮起在我们的脸上，郭先生正在批阅公文，忙放下毛笔，站起来，和记者握着手，一种别来两年不见中间所堆积起来的友情，好似电的交流，从我们的手掌中渡过！——虽然这两年间，我们曾经通过几次信，可是今天重相见面于祖国的大地上，这意义，这感情，正十二万分的不同于“在敌国”的时候。

在敌国，我们曾经第一次大谈“中国革命问题”于东京之“万崎”百货公司，曾经追述“北伐的秘话”于“伊东”的“眺望庄”，也曾经漫谈“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于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町的一座小小的庭园中，——那是消磨郭先生十年岁月的“日本之家”。当时，妻儿群绕膝前，一种人类天赋的重责沉重地压在郭先生的肩上。

那时候，郭先生曾经几次叹息过“我，今年已经四十四，恐怕没有回到祖国的希望了”。

可是，今天呢？站在郭先生面前的命运之魔，已经被抗战的烽火烧死了，现实地，坐在记者眼前的郭沫若先生呢？他已经重投在祖国的怀里，雄纠纠①应为“雄赳赳”。地站立在他独有的光荣的岗位上。

现在，和服木屐的“华侨”变成了军装革履的“战士”了。

“我后来收到过你两封信，因为稿子一直没有写好，所以没有回你信，对不起你……”郭先生很谦和真挚的第一句话，使我感谢而且觉得不安。

“郭先生精神很好吗？我看来要比从前好些。”

“我的精神，还是差不多吧？不会比从前更好的。”

记者见他长方格的容面上，似乎失去了薄薄一层为效忠工作而消散的红润的健康色。

“郭先生每天的工作，一定很忙很忙吧？也常常过江到汉口去吗？”记者问。

“自然的，每天的公事，都非常的繁杂。没有一点儿空时间。平时没有特殊的事情，也不每天过汉口。”

郭先生的新家庭，就住在昙花林不远的地方。我很想问问他个人进来②应为“近来”。的私生活，因为室中还有一位厅长办公室的秘书终于话到口边又停住了。

（四）

“……目前的时局，已经相当的紧张，郭先生对于武汉当前的情形觉得怎么样呢？你以为……？”我们开始了关于战局的谈话。

“是的，最近的战局似乎吃紧一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的抵抗敌人的力量，时常会超出我们自己事前估计的时候。敌人进攻我们的步骤，却随时随地逢到我们给他许多意料意外的打击。譬如徐州的撤兵，的确已经超过了我们固守的预定时期以外。我们不怕打败仗，也不怕失抛地方。”郭先生停一下加深了语气：

“我们怕的是全国力量不能团结到底，怕的是我们不能坚持抗战到底。”记者另插一句：

“郭先生观察起来，我们的武汉会不会……？听说我们的陆军，有将近X 十个师的大兵团配备来保卫大武汉，陆军方面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们目前的战局重心，不是集中在安庆九江之间吗？在江防方面是不是有绝对把握呢？XX 这位指挥江防的大员，不知他过去的履历怎么样？”

郭先生低下头来，略示沉思之意微微的一点忧心国事的笑容，从脸上浮现出来了。他说：

“抗战到今天，一般人看见我们失去了一大块的土地，看见我们的军队，从这个战场到那个战场，就以为中国的抗战，是没有前进的。自然这些事实，我们自己也不否认它。不过，我要告诉这些认识不足的人，请他看一看抗战展开以后敌人的情形又如何呢？两方面比较起来，又是谁的损失最大？谁的希望最多？……不说别的，单单以敌人一个兵每天的消耗来说，从他们的服装饮食军火子弹算起，把步兵、骑兵、化学兵平均的开支计算，一个兵一天就要损失日金十五元到二十元之多。可是我们在前线的兵呢？除了子弹不计外，一个月还要不了十块钱。”

“从去年三月起，到今年三月止，敌人的军费预算，是三十五万万五千四百多万元。今年三月以后的预算，达到六十万万，所以我们估计敌人到今天的军费，无疑的，已经用光了五十万万，反过来看我们自己，输出锐减关税收入极微，似乎财政上发生许多困难，其实入超减少的数字，打破了二三十年的记录，抗战支持到第十二个月上面，我们还是有钱打仗。这些情形大家应该有自信的。”

“战争打到今天敌人举国的常备军几乎快调完了，大约调到中国战场上的，总有三十一个师团。同我们正式接触作战的，先先后后，有十六个师团之多。我们估计敌人到最近截止的伤亡数目，总在四十万人以上。因为他平时的师团编制，虽仅二万人，战时编制，却有三万四千人之多。同时，我们看看敌人在上海，在天津，在青岛，就有一百几十万锤的纱厂被牺牲了，因对华贸易的中断而停工的纱厂，更有四百五十万锤之多。”

郭先生谈到这些数字，他更兴奋的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敌人的飞机，虽然随地轰炸，却也随时被我们的空军打下来，统计到上月止除已经打下敌机六百架以外，先后在长江及沿海炸沉的敌舰，也有三十余艘之多。尤其是敌人在军火子弹上的消耗，已经陷于极危险的地步。最近在敌军阵地内被我们擒得的俘虏身上，发现了军部命令他们赶快节约子弹的印刷品。大约从他们日俄战争以后所存储的一批军火，恐怕现在打了一年，已经用光了。”

“所以，在事实上，我们已经造成了‘对敌消耗战’的最高纪录。这就是我们抗战到现在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成绩。就只这点，我们也可以自豪了。何况敌人在他们军费浩大财政恐慌之中，特别发行的国防公债，却遭逢了最严重的打击。预定公债额是三十三万万，第一期只敢发行十五万万，结果也只销出了十四万万五千万，因此，还剩了五千万元的公债票，存入日本银行的库里。听说敌人打算要自今年内，发行国防公债到六十五万万，——从这些事实观察敌人的前途，无疑的，我们可断定我们的抗战延长一天，敌人的财政恐慌加重一天，敌人的寿命也缩短一天。”

“更使敌人恐慌的，是他们士兵的自杀厌战暴露了日本民族精神的死亡。一个自称是世界一等堂堂的帝国，却敌不过他自己所轻视的中国。攻夺徐州，被我军固守了四五个月，完全把他们的‘国力’在国际间暴露无遗。上月敌国内阁的改组，更是他们恐慌的表现，也是敌人最后的挣扎，敌人妄想集中他们举国一致的力量，一举而灭亡我们。可是事实上呢？今天，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吧。”

……

郭先生的话，如黄河缺口那样的奔流。终于他的话停下来了，严肃的态度，也松懈了。

彼此间又问了一些小事情。

他问到国民公报，更问到四川，我都简单的答复了一些。因此，我更问了郭先生一句这样的话：

“郭先生离开四川许多年了，现在想不想念自己的故乡呢？其实，后方的宣传工作，也需要政府来指导，何况是现在的四川？它对抗战的责任，异常重大，郭先生何不请假回去看看，兴奋兴奋一下四川的青年呢？”郭先生听到这儿忽然笑了：

“真的应该回去打打气，让大家都兴奋一下。——同时，我也想念故乡，很早就想回家看一看，可是我这里的事情很忙。我又怎能离开？”在此，记者很热情的答复他一句：

“为了后方宣传工作，难道不能请假回川视察几天吗？”

“请假自然也可以。不过，你们不来欢迎我，我就不回去。”说到这时候，大家相与大笑。

“好的，我们一定来电欢迎郭先生，只要你愿意回川”。

“我真愿意回四川，而且我更愿意回去作一个教授，无论那个大学都可以。”

“那末，我们欢迎郭先生作大学校长好了。”大家又笑了。

接着，郭先生又谈到他对于当前四川青年的希望，说得异常激昂。

（关于这段谈话内容，此文暂不涉及，除已电呈读者几句大纲外，郭先生并愿为本报特撰一文，题目大约就是《告四川青年书》，过三四天一定可以寄到发表）。

最后，郭先生特为本报题字，记者也给他摄了几张像，这才在“再见”声中辞别了我们这位全国抗战宣传的主帅。

（六月二十二日写于汉口）

需要指出的是，傅襄谟在“会谈记”中谈及郭沫若的《归国志感》这首诗时，其所指是有问题的，并不是第一句为“去国十年余泪血”，应为第二联上句；“愿将残骨埋诸夏”应为第三联上句，而不是文中所说的“第一句”和“第三句”。文中提及的好友“简君”，指的就是简太良。简太良原籍四川富顺，1910 年生，与傅襄谟的最初交集应在1930 年代初期的北平时期，两人分别在北平民国大学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后又于1933 年同时赴日留学，其间有紧密的交往，包括创办《留东新闻》这一杂志在内。

傅襄谟在“会谈记”的文字里，透露了他与郭沫若在日本期间的交往史，并对郭沫若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成就、社会贡献予以肯定性评价，也对他蛰伏日本十年的清苦生活表达了同情，还对他归国参加伟大的抗战感到庆幸，其语气显得中性化，并无明显的党派政治色彩。“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这个机构，在战时的政治与军事建构中有着特殊的价值，郭沫若是这一机构的实际掌门人。傅襄谟作为《国民公报》的战地特派员，他对郭沫若进入这一军事机构有着同时代人（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真诚的朋友对此）的期待，认为郭沫若是“我们全国抗战宣传的主帅”，从中也可以窥探到第三厅建构的现实意义，“他的最高任务，是普及深入全国的抗战宣传工作，统一指挥全国抗战的宣传组织”，“不仅要用宣传的力量来发动民众来参加抗战，而且要多方面施行对敌宣传，击破敌国军阀与敌国民众的联络，同时更向欧美各国宣传，要他们用正义和实力来援助我们。”应该说，在1938-1940 年的日常工作事务中，政治部第三厅的确履行了成立之初国民政府对它相关职能的设置目标。

其次，傅襄谟对郭沫若《归国杂吟之二》颈联上句的文字释读，应引起郭沫若研究界的“重视”①此部分内容的讨论，文字辨识工作得益于西南科技大学蒋宗许教授、张俊之教授和高树浩同志的帮助，“愿”“欲”两个字发音的判断由四川省乐山市嘉定中学语文教师尧丽女士的帮助，特作标注表达我对他们给予我的帮助之谢意。另外，下文中对书法话题的展开，曾得到陈子善、刘玉凯、徐强、常丽洁、廖太燕等师友的帮助。。当前各种版本的整理文字似已成定本，兹抄录如下：“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此诗曾被郭沫若抄录在《由日本回来了》之文内，因疑是郭沫若本人的释读，成为今天大部分版本摘引时认为的最可靠的版本。这首诗在1937、1938 年时流传极广，在国内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傅襄谟在郭沫若的“会谈记”中也注意到了这首古体诗，并摘引了其中的两句：“去国十年余泪血”和“愿将残骨埋诸夏”。值得注意的是，傅襄谟的辨识与郭沫若研究界（各种版本）的区别之处，正在于颈联上句“欣将残骨埋诸夏”被释读为“愿将残骨埋诸夏”。从郭沫若书法运笔习惯来看，此前学界对“欣”的释读，可能并不符合郭沫若当时文化处境的真实思想状况，这里试着进行简要分析，以呈学界方家指正。

《归国志感》最原始的出处是上海的《立报》，时间为1937 年8 月3 日，当时以手迹的形式制版（见封二）。在手迹制版图片的左边，还附有一段文字也应引起注意，它是关于这帧手迹制版图片的补充说明文字：“昨日中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与中国文艺家协会两团体公宴郭沫若先生。席上郭先生朗诵诗作，并承书赠，特制版刊载，并乞参看罗伦先生文章。——编者”。“编者”是《立言》副刊《言林》的编辑，罗伦的文章为《郭沫若先生的〈归国志感〉》，正好在这帧手迹图的右边。罗伦应是《立言》副刊《言林》的文化记者，他是在郭沫若归国轮船靠岸、郭沫若登岸前在码头的甲板上采访的郭沫若。在文末，罗伦写到，“最后，郭沫若先生拿出他的归国日记和诗作一首，兹录于左：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欲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①罗伦：《郭沫若先生的〈归国志感〉》，《立报》1937 年8 月3 日，第2 版。罗伦将颈联上句的文字抄录为“欲将残骨埋诸夏”，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是听郭沫若朗诵而记录的（并未见手迹稿），这难免因郭沫若的四川方言发音，有可能把“愿”的音调听作了“欲”。按照乐山本地方言的发音情况来看，“欲”和“愿”的发音本就十分接近（外地人真无法做出区分）②乐山方言发音用国际音标标注，“欲”为[yθ33]，“愿”为[yεn13]。此处很感激我的老学生陈昌志（西南科技大学2012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帮助，他找了两位本地人读这两个字，并帮我标注了国际音标，特致谢。，作为外地记者的罗伦把“愿”记作了“欲”是情有可原的，这是语音听力辨识中导致的文字误记，故在《立报》最初刊载此诗的时候就出现这一错误。第二种手迹版本，则为《光明》第三卷第五号所刊载的手迹，它落款了诗歌创作的时间为“27/Ⅶ”（见封三），结合发表年份可以确定为1937 年7 月27 日，这是此诗最早的手迹披露。第三种手迹版本，则为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采录的手迹图片（见封三左）。按《郭沫若学刊》2017 年第3 期重刊《由日本回来了》，还透露了一帧手迹图片，这是《归国志感》的第四种手迹（见封三下）。期待今后有研究者能考订这四种手迹的前后变迁，真正还原郭沫若《归国志感》这首古体诗的历史变迁。

《光明》第三卷第五号刊载的郭沫若手迹里，明确标明这首诗歌的题目为《归国书怀》（用鲁迅韵），这个用韵就是鲁迅那首著名的《无题诗·惯于长夜过春时》，全诗内容为：“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郭沫若既然在这里明确标明《归国书怀》用的是鲁迅《无题诗·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韵”，那我们就得按鲁迅《无题诗·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韵、及其诗歌整体的平仄对仗来予以对照。鲁迅《无题诗·惯于长夜过春时》颈联上句“忍看朋辈成新鬼”，用平仄音律表示为“仄-仄-平-仄-平-平-仄”，郭沫若的《归国书怀》似乎也应该以这样的韵律来遣词排列（严格对仗），“欣”显然并不符合这一规则，它是“平声”。即使有所谓的“变”，颈联上句和下句也应该在字数上形成所谓的“对仗”（不严格对仗）。如果依据《宇宙风》刊载本认定的“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用平仄声标识的话，应该是“平-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的组合。从平仄对仗的规律来看，上句有五个平声，下句应该有五个仄声才能形成真正的“对仗”。由此可以推断，“欣”的识读可能并不正确。尽管郭沫若曾声称“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颦而已”，“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计了”③郭沫若：《由日本回来了》，《宇宙风》第47 期，1937 年8 月16 日。。但这是自谦的话，以郭沫若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对仗”这一写诗的基本原则。同时，《宇宙风》所指称的“第七句记得有点模糊，恐怕稍微有点错字”并不是针对第七句（尾联上句），而应该是这首诗的第五句（颈联上句）才对，可能是当时编辑的辨识之误，毕竟编辑这篇文章时他们看的仍旧是郭沫若的“手稿”。

另外，从这个字的书法结构笔法、语法规则来看，它更应该是“愿”。傅襄谟解读为“愿”，看来并没有错，也更符合书法的字体结构和古体诗平仄的实际规则。按语言学者蒋宗许先生的理解，从语法上来说“愿”表达的是郭沫若的一种意志，是未来式；“欣”与全诗的气氛并不协调，且说不通。“欲”的辨识不正确，首先在字形不对，其次从诗歌的整体语义来理解，它表达的是一种对未来的许诺。如果认作“欲”，它表达的是必死的意思，“愿”表达的是郭沫若的宁愿、即使是死也在所不惜的意思。它是一种假设，“欲”则是说郭沫若要如何、将如何，语义上也并不通。所以，无论从语法、还是从诗歌整体的氛围来看，“愿”的解读倾向肯定超过了“欣”，更符合诗歌的文化学解读。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就是今天采用“欣”的版本，我们也要反问一下，这真是郭沫若自己的认定么？从《宇宙风》刊载《由日本回来了》这篇文章的情况来看，编辑部看的仍旧是郭沫若的手稿，毕竟在这篇文章的第一页，用的正是郭沫若的手稿底页（见封三下），不管是原件还是抄件，它首先是手稿，这本身就涉及到手稿辨识的文献学问题。而综合《归国志感》的手稿本来看，这个字的确应是“愿”，希望今后在编订《归国志感》和《由日本回来了》的时候，能够真正还原这个字的本来面目，以便更符合郭沫若这首诗歌整体的意蕴。

更为重要的在第三方面，郭沫若的抗战认识及其心态，亦在“会谈记”中得以持续而真切的表露，这才是研究界切入1938 年的特定历史语境中对郭沫若抗战心态的正确理解。郭沫若从日本归国的最重要动机，主要是参加国民政府的抗战，回国后迅速参与到抗战文化建国的行动中，比如在《抗战与觉悟》中，他就提出“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①郭沫若：《抗战与觉悟》，《沫若文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第196 页。。“我们不怕打败仗，也不怕失抛地方”，这是在1937 年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至1938 年6 月之前国民政府坚持抗战表现出的一种战时文化心态，郭沫若高度认同这种战时文化心态。郭沫若坚信“我们的抗战延长一天，敌人的财政恐慌加重一天，敌人的寿命也缩短一天”，充分说明他对抗战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与当时部分投降派的看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资格较老、影响较深的青年人之偶像，郭沫若的这种抗战心态与心声的传达，无疑会对战时语境下的青年人产生良性之影响。

还值得一提的是，傅襄谟为在“会谈记”结束前还为郭沫若摄影了那帧题名为《郭沫若在汉口》的照片，这是目前郭沫若在1938 年留存下来的、唯一公开过的个人照片，其文献价值不言而喻。此前，包括《郭沫若年谱》（龚继民、方仁念编著）、《郭沫若画传》（蔡震、钟作英著）在采用1938 年的郭沫若生活照片时，主要使用的是以下八帧照片，分别是：在武汉参加群众集会、在武汉与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合影、与周恩来等珞珈山合影、与于立群郁风叶文津广州合影、与黄埔旧友黄琪翔陈铭枢张发奎叶挺合影、三厅组建成员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成员合影、1938 年夏天三厅部分成员珞珈山合影、武汉失守前与于立群简泰梁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合影。这八帧照片都是合影照片，没有郭沫若单独的个人照，在郭沫若的图像文献意义上而言，《郭沫若在汉口》（见图4）可以说具有填补空白的图像学意义。这帧照片是傅襄谟采访结束前对郭沫若的另一种记录，而郭沫若为《国民公报》题写的这幅字，亦可看作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对于四川故土的抗战士气之“鼓舞”。这里释读其文字如下：

图4：郭沫若为《国民公报》题字并傅襄谟为郭沫若摄影照片《郭沫若在汉口》

四川是复兴民族的根据地，希望我们四川的同胞把这复兴民族的使命切实地担负起来。

郭沫若，六，十七，于汉口。

1938 年10 月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即开展战略的大转移，着手重庆的市政建设，有意把战时陪都迁往山城重庆。相关部委的机构和政府的工业重心逐渐向大西南迁移，这就注定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来讲，6 月17日就捕捉到四川在未来抗战局势中的特殊作用，可见郭沫若的政治判断能力是十分出众的。这则题字尽管是给《国民公报》，但也是对于四川这片故土在抗战中的战时作为的“期望”。这种期望与国民政府的战时国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郭沫若在此时期的文学文化领域组织的宣传工作，是和国民政府的国家战时政策高度一致的，并没有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种复杂的政治思考和所谓的政党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