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文化批评的三个关键词

2023-06-29 11:10夏婷阳倩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23年6期
关键词:颠覆消解

夏婷 阳倩

内容摘要:“违背”“消解”与“颠覆”是当代文化批评中常用的三个关键词。“违背”常用以表示对既有的原则、准绳的背离。“违背”主要指不遵循现实主义原则以及大众审美取向。“消解”不能等同于摧毁与消灭,否则随后的重构也将无从谈起。“消解”主要指“消解”崇高及主体性。“颠覆”是指利用互联网技术进行文学创作从而打破常规的诸种行为。“颠覆”的对象主要是传统文艺创作方式与文学经典的权威性。在当代文化批评中,“违背”“消解”与“颠覆”频繁运用,背后隐含着批评者特定的逻辑,其生成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关键词:当代文化批评 违背 消解 颠覆 隐含逻辑 深层原因

“违背”“消解”与“颠覆”是当代文化批评中常用的三个关键词,在其频繁运用的背后隐含着特定的逻辑,分析关键词内涵背后隐含的逻辑和探究关键词生成的深层次原因,有助于把握我国娱乐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以下将以三个关键词为中心结合具体使用语境进行分析。

一.违背

“违背”原意为不符合、不遵循,常用以表示对既有的原则、准绳的背离。在文学批评领域,“违背”这一关键词早就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例如,恩格斯认为,文学创作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1]462。又如,艾布拉姆斯认为,作家“对言语或文学规范的违背”[2]44是一种创新。从国内文化批评文本中“违背”一词的使用来看,主要是两个层面。

首先,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现实主义原则是我国文艺创作的主导原则之一。恩格斯将现实主义定义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462。秦兆阳说:“如果忽视了或违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也是很难写得比较精彩的。”[4]6在当代,文艺界而且还据此评论文艺作品。例如,有评论者指出,路遥的小说之所以获得广泛好评,是因为他在文学创作中“生怕有一点脱离生活,违背历史,不够真实”[5]46。又如,高缨的创作之所以失败,主要是他“违背艺术的规律,忽视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丰富性”[6]12。现代都市题材电视剧《欢乐颂》自热播以来,好评如潮,有评论者指出,这得益于该剧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戏剧和悲剧交织共生的艺术形式”[7]做出了积极的有意义的探索。相反,一些文艺作品受“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肆意篡改、遮蔽、编造历史事实,受到了批评。例如抗战雷剧《雷霆战将》“脱离历史、违背常理”[8],最终被责令停播。

其次,违背大众的审美需求。不可置疑,大众是我国文艺鉴赏与接受的主体,违背大众审美需求的作品定不会受到欢迎。黄泽新说,“在艺术追求的每一环节,都要着眼于大众的审美”,“离开了大众共识的‘真,影片就无法产生效应”。[9]359相反,如果“违背大众审美权,就是违背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10]49由于大众的审美需求在文艺消费中的重要作用,有人指出,“文艺创作既要忠于自己所描写的对象,又要不违背群众正确的审美要求”。[11]127新世纪以来,大量文艺作品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方面,但也不乏“审美低俗化”倾向的娱乐作品。有不少评论者指出了这一事实。洪子诚说:“偏离或违背‘主流文学规范的观点、作品,往往受到批判。”[12]112

“违背”这一术语的基本逻辑可归纳为娱乐文化创作过程中,后辈作家对大部分前辈作家认同的、具有稳定形态的原则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背离。“违背”现象的产生原因有二:其一,文艺的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社会效益。一些文艺工作者为创造知名度,抽空了历史,切断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这严重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创作原则。其二,现实主义原则也并非是衡量文艺作品的唯一准绳。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比较复杂。陶东风说,“各式各样不同的文化类型、艺术类型……很难有一个大家都公认的标准。”[13]332廖奔说,“绝对批评标准是达不到的”[14]419。然而,新时期以来,人们很容易将现实主义作为唯一的衡量准则。这是因为,“以真实性为核心价值标准的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心理图式所乐于接纳与同化的。”[15]61。

二.消解

“消解”原意是消释、排除,但在文化批评中,“消解”不能等同于摧毁、消灭,否则随后的“重構”以及“建构”也将成为空中楼阁。金元浦提出“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16]问题,张江认为,“消解道德,就消解了美,消解了文学自身”。[17]从文化批评中“消解”的使用情况来看,主要是两方面。

首先,消解崇高。古罗马的朗吉努斯提出了崇高的五个要素,包括“庄严的伟大思想、强烈而激动的感情、运用辞藻的技术、高雅的措辞和堂皇卓越的整体结构”[18]203。“消解崇高”一方面突出个人独立性、文化多样性,但一方面也造成了英雄主义、民族精神等崇高价值观的消解。陈友军认为,“娱乐文化的后现代氛围”使得“理想、权威、价值等崇高的意义悄然地被解构”[19]108。《人民日报》指出娱乐化抗战英雄形象不可取,指出“以娱乐化消解历史的抗战雷剧该下架”。[20]但也应该注意到,“消解崇高”也产生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例如,有评论者称赞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打破了常规的叙事时间和空间”,“消解了常规理性在人头脑中的中心地位”[21]61。

其次,消解主体性。在文艺创作领域,哈利泽夫认为,作者的主体性“产生其艺术整体性。”[22]68姚杰认为,主体性是指“艺术活动中,人作为实践主体、精神主体和审美创造主体对于艺术的发生、发展所起的自主能动作用的性质。”[23]31没有这种“自主能动作用”,创作无法完成。自从罗兰·巴特主张“消解作者意图的权威”[24]之后,作者的主体性问题成为了热点话题。有人认为,在消费文化中数字化媒体的出现不但印证了巴特“作者已死”的理念,而且在创作领域强化了它,于是“创作者与接受者的间隔被拆卸了,原有的文学主体被消解了,‘主体性成了被悬置、被虚位的概念。”[25]573也有人认为,“作者主体性的消解并没有导致作者的死亡,是将其等同于其主动性和创造性了。”[26]66

在新世纪文化批评中,凡是对崇高、主体性的破坏都被判定为“消解”。这一做法的内在逻辑在于预设了一个稳定的与主导的秩序。“消解”这一关键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压力的必要释放。人们在承受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的生存压力和心理焦虑的双重折磨之下,只能在简单轻松的娱乐文化中“消解”焦虑与压力。正如孙祥飞所说:“娱乐内容为受众心理放松、情绪宣泄、压力缓解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渠道。”[27]234其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周建琼认为,“人工智能以作者主体身份出场,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作者主体性”[28]。如果没有人工智能,各种消解就会失去了技术依托。

三.颠覆

“颠覆”一词本是指是物体倾覆、翻倒,也指对传统的见解或未接受反省的“定见”的颠覆。“颠覆”这一关键词常被法兰克福学派用以表达文学艺术具有政治的潜能。例如,马尔库塞认为,“在艺术的本性中存在着颠覆的潜能”[29]578。作为文化批评中经常使用的话语,“颠覆”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颠覆了传统文艺创作方式。所谓颠覆了传统文艺创作,指的是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创作方式对传统创作方式的更迭。这一更迭现象早就引起了文艺评论界的广泛注意。有评论者分析说:“网络文学从技术上拆解和颠覆了纸笔叙事的传统文学创作惯例。”[30]40作为90年代出现的新事物,网络文学传播速度之快速、受众之广泛、创作之便捷,使其具有传统文学不可超越的优势。2021年度《上海文学发展报告》指出,“纸媒时代先有作品产出,后有读者接受;而网络时代,读者反馈与作者创作顺序倒置,文学的生产模式被完全颠覆。[31]191”

其次,颠覆了文学经典的权威。颠覆经典是指利用历史上的经典人物或作品作为脚本,刻意作歪曲、荒谬的解释,造成与原意强烈的反差效果。颠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伤大雅的“颠覆”,能够激发娱乐文化发展的新意。二类是篡改历史背景的“颠覆”,是极具历史虚无主义的。一段时间以来,网络“恶搞”颇为盛行,引起了评论界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批评《大话红楼》“对人物和情节进行了篡改:‘宝黛初会成了宝玉进行性骚扰……”[32]。在分析原因时有学者认为:“恶搞涉及到政治造谣、经济牟利……但首先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颠覆。”[33]诚然,“经典并不是不能被颠覆”,而“是有选择、有标准的”[34]颠覆。文化史上并不缺乏颠覆经典的先例。五四时期长期被奉为经典的孔孟之道被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颠覆,作为一种策略,这种颠覆是合理的。

文艺批评中,使用“颠覆”这一术语的基本逻辑可以概括为,新的认识及实践方法论以其不可超越的优势对传统方法论造成强烈冲击使其本质发生变化,甚至陷入困顿或灭亡。“颠覆”这一关键词的频繁使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文化转型的推动。消费文化兴起推动了当代美学的转型。正如陶东风所说:“经典正面临着被快餐化的命运,而这一局面与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的到来紧密相连。”[35]文化产业为迎合大众消费文化,对经典进行刻意“颠覆”成为牟利的快速路径。其二,错误价值取向的驱动。在分析刻意颠覆文学经典的原因时,温儒敏指出:“经典的被颠覆可能跟目前浮躁的学风和低俗化的社会风气有关。”[36]但说到底,还是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

参考文献

[1]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陶东风.大众文化教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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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勃.周勃文集[M].武汉:长江出版社,2019.

[5]雷礼锡.艺术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

[6]刘文波.恶搞成风谁的责任[N].人民日报.2006-12-05.

注 释

[1]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62.

[2]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M].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1988:44.

[3]恩格斯:《致瑪·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462.

[4]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民文学》,1956年版,6.

[5]延安大学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与路遥研究中心编:《<路遥传>评论·访谈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46.

[6]四川省作家协会:《中国当代作家研究高缨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12.

[7]卢炜:《悲喜交织<欢乐颂>》,《中国文艺评论》,2016年第7期,113.

[8]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观察|抗战作品须对历史对未来负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2020.11.18.

[9]黄泽新:《通俗文艺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359.

[10]雷礼锡:《艺术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49.

[11]王朝闻:《王朝闻全集》,青岛出版社,2019年版,127.

[12]洪子诚:《中国文学》,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112.

[13]祝东力,李云雷,孙佳山:《热点与前沿——青年文艺论坛》,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年版,332.

[14]廖奔:《廖奔文存——戏剧理论卷》,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419.

[15]梁潮,中华美学学会:《东方丛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1.

[16]金元浦.当代文艺学的“文化的转向”[J].社会科学.2002(03):71-75.

[17]人民日報:文学不能消解道德.人民日报,2014.01.28.

[18]阎国忠:《美学七卷——古希腊罗马美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203.

[19]陈友军:《中国电视剧文化史稿》,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年版,108.

[20]王广燕.以娱乐化消解历史的抗战雷剧该下架.人民网,2020.11.17.

[21]仝美惠:《电影传播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61.

[22]蔡志全:《作者的回归》,云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68.

[23]姚杰:《艺术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31.

[24]王敏.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59.

[25]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573.

[26]刘彦顺,张永清:《中国现象学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66.

[27]孙祥飞:《媒介热点透析与前瞻》,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234.

[28]周建琼.人工智能写作背景下作者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以陈楸帆人机交互写作实验为中心[J].当代文坛.2021(04):147.

[29]王先霈,王又平:《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578.

[30]欧阳友权:《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40.

[31]徐锦江:《上海文学发展报告(2021)》,《数字网络技术对文学“世界”的颠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版,191.

[32]刘文波.恶搞成风谁的责任[N].人民日报,2006.

[33]刘文波.恶搞成风谁的责任[N].人民日报,2006.

[34]徐可.“经典颠覆”的隐忧[N].光明日报,2005.

[35]徐可.“经典颠覆”的隐忧[N].光明日报,2005.

[36]徐可.“经典颠覆”的隐忧[N].光明日报,2005.

基金项目:2018年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中国新世纪娱乐文化批评研究”(编号:18K088)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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