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词曲结合中的艺术形象建构

〔关键词〕民谣；艺术形象；词曲结合

艺术创作者的基本思维和艺术作品的基本特征都是形象性，艺术接受中最重要的审美感知之一亦是形象感，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审美的有效途径，可见形象建构从艺术家到审美主体从未停歇。艺术品不断向审美对象暗示着形象和图景，当然，这个形象是审美层面和观念世界中的艺术化形象，区别于现实真实形象。一言以蔽之，艺术形象是饱含着现实基础性、精神性、审美性的艺术概念。艺术形象是审美意象的“物态化”呈现结果，早在南朝便有此理论的阐述，刘勰已在《文心雕龙》中把“意”和“象”作为主客观统一过程中的运动单元，“象”观乎天文，代表四时变迁、天地运转的客观环境，“意”观乎人文，代表人的理想、道德等主观心理环境，可“意象”一旦结合，便不只是二者的简单集合，而是互融互渗，重新回到一种艺术的“混沌”状态，从而形成一种幻象。故而，艺术形象是主客观高度统一的产物，体现着中国自古便有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民谣歌词分属音乐文学，建构的是文学艺术形象。许多集词曲一身的民谣人以市井姿态和市民身份观察社会体验生活，以情待“物”，通过“物”激发创作冲动，以形象思维创设对象，词中的文学形象立于现实和情感的双重基石，令其变成主客观统一的形象，这是文學创作的共性，但民谣有它独特的艺术品相，民谣歌词的文学形象总是更加民间化、大众化，具有真实质感。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认为的，文字用得很“巧”，“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就像用印泥印出来的东西一样真切，不需要过多的装饰，就能把事物本来的面目展现出来。民谣创作主体一直秉承着这种朴实真实的音乐文学创作观念，把持住了民谣之为民谣恒定的创作规律。

而其曲调分属音乐，它受语言声调影响，建构起来的是一种有所意指的音乐艺术形象。这种音乐形象来自主体内心的情感，受到歌词文学形象的制约，并因其民谣音乐特征和主体的音乐审美习惯反过来影响歌词文学形象的品相。

一、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在构思时的精神活动趋于一致

文学和音乐形象都来自外界对人的兴发，“社会的政治环境、文化氛围、物质生产发展水平，乃至从事某种艺术创作所用的特殊工具等，都是艺术创作赖以实现和发展的条件。”构思是理性和感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过程，要做到聚情感于形象，必须有触发性情的点，在构思中不断引入丰富的精神内涵，使其成型可感。

（一）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从同一个性情触发点开始建构

构思伊始，必感于物，形于文字便得文学形象，形于音乐便得音乐形象，但这个对于“物”的感，却犹如一颗能长出文学和音乐形象的种子，是构思和性情触发的地方。

钟嵘在《诗品》中亦有相似的论点：“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他强调天文和人文的结合，这在艺术创作领域也有许多相通之处。

（二）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产生于同一个精神内涵中

精神内涵是在创作主体主观意识的情感和认知、客观感性物象和主观理性意识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内核式的抽象精神力量。物象庞杂，光怪陆离，而精神内涵具有高度的凝练性和唯一性，必须是确定直指的。没有核心本质力量、缺乏独创性的民谣作品削弱了民谣整体的艺术水准，正在逐渐被市场和受众淘汰。

民谣创作主体在观察、体验生活，亲自参与社会实践，这个过程漫长而看似无意，却是创作人寻找和确认的重要过程。情感冲动的时候，形象的精神内涵便开始确立并不断清晰化，直接影响形象的性格和品貌。

民谣词曲人的作品具有高度的共生特质，创设文学和音乐形象的时候，创作主体处在同一种精神活动和心理状态中，所以，相比其他的声乐形式，民谣的两种形象的精神内涵是高度一致和统一的。如民谣创作人朴树的《白桦林》中，等待恋人的女性形象是其文学形象，和音乐小调旋律中透露出的温婉忧伤的音乐形象，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音乐形象赋予文学形象以生命，它们同化在最终呈现的情感形式之中。野孩子乐队的《黄河谣》中的文学形象“黄河”苍凉安静，其曲调气质也很一致，和平而清丽，带着西北文化沉重的历史感，两种形象在完善独立的精神内涵中统一起来，形成了最后的作品形式，甚至乐队也常以清唱的形式演绎它，让音乐以最纯粹的方式实现艺术形式最后的完成。民谣创作人张尕怂的《姐姐》中用分节歌的歌词写作形式树立了“姐姐”悲惨、隐忍的文学形象，其曲调在同一个精神内涵的宏观控制下，采用凄婉的传统民歌旋律，起句是呼喊般的唱腔线条，采用了羽调式，线条婉转，增强了悲惨的情感内涵，这类民谣的文学和音乐形象因其强烈的一致性而令情感更加充沛，感染力较为强大。

二、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在创作过程中相互制约

民谣的创作过程主要依据独立民谣人的习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在创作中是没有定论的。基于民谣大多数都是词曲唱同一个人的特殊性，其过程便更加同步。但词曲无论先后，创作过程总是基于其中一方，所以也是一个审美过程。在形象的塑造和取舍上，创作主体会结合文学与音乐两个主要元素，根据一定的审美原则，寻找最合适的最终形象，词和曲并驾齐驱，相互成就，令作品顺利产出。

（一）不同的创作流程令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处于不同的地位

1. 音乐形象先于作品形象

民谣创作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形象构建过程，即先出现创作冲动和情感爆发点，继而出现思想主旨和曲调，歌词是最后创作的，也就是传统民间音乐所说的“倚声填词”，这个创作流程在除开戏曲的其他现代声乐类作品中比较罕见，体现了词曲同一人创作的随意性和可更改性，但也极具词曲审美情趣的统一性。在这一类中，音乐形象对歌词的文学形象制约作用较大，具有情感纲领的功效。野孩子乐队有部分民谣就是这样产生的，乐队成员有时候即兴排练一些纯粹的音乐，待到成型以后固定下来，再根据音乐形象填充歌词内容，这样的作品，音乐形象占据主导地位。五条人乐队也保持着这种比较少见的创作流程，他们排练的时候有很多即兴的内容，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有“很多个想法”，然后确立和固定下来，再进行主题的推敲和歌词的斟酌。很显然，这种流程更重视音乐形象的确立。

2. 文学形象先于音乐形象

大部分民谣依旧遵循常见的创作模式，依据歌词谱曲，先有文学形象后有音乐形象，在这类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文学形象的精神内涵占主导地位，音乐形象的精神内涵因其而生，把文学形象的概念性、认知性转化为情感性、感知性的全新艺术形象。朴树、许巍等很多民谣创作人都遵循着这种创作模式。歌词的文学性决定了它的文学形象，这种文学形象是完整的，依据它创造曲调的音乐形象，实际上是在文学形象上叠加音乐形象，化具象为具象和抽象的结合，使得最终的音乐形象既具有明确的意指，又具有不明确的细节，会激发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动机制，完成最后的审美活动。

（二）创作角度影响文学和音乐形象

不同的创作角度令文学形象存在千差万别，同时也令音乐形象显示出多面向的创作可能。

形象的生成是一个 “由物及我”到“由我及物”，再及“物我一体”状态的过程。“由物及我”的过程经常伴随着创作主体的共性。例如母亲的形象是具有社会共识的一种“形象母体”式的物象，所有人看到母亲的形象中，能重合的色彩和感受是比较多的。但是在“由我及物”的第二阶段过程中，形象就会出现千差万别的现象，每个民谣创作主体的感知能力和程度都有所不同，对客观物象的加工也就存在各种各样的途径和角度。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便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试听之区”，心随物动的时候，会因主体的个性而走向不同的幻境，文学形象因此呈现了各种各样的样貌。如前面的例子中，同样是写姐姐，张尕怂和张楚的作品的创作角度就迥然不同。张尕怂的《姐姐》是一种彻底的悲剧性形象，把一个贤良的姐姐形象毁灭在大家面前，在同样悲切的音乐中走向消亡。民谣创作人张楚的《姐姐》却不一样，其形象没有具体的人物轮廓和性格，他借姐姐的形象表达自己的反叛和感恩，比前者的文学形象要复杂得多，在曲调的形象方面，其音乐也因为充满着一种刚硬的抵触情绪，略显颓废和失落，有些阴郁和压抑，其文学形象充满着象征意义。

三、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在综合形象上共生互荣

歌曲的形式从歌词的创作开始就一直在形成的过程中，真正完成的时候是在其成为一个可听可感的具体“物化”的形式，这个形式是情感的、感性的、可观照内心引发想象和联想的综合形象。在这个形象产生审美效用的时候，文学形象和音乐形象以隐蔽而在场的方式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看待，形成一个小型的符号系统，内部各个元素可以相互解释和支撑，也可以相互弥补自身的缺陷，民谣歌词靠曲调完成情感直达，曲调依靠民谣歌词完成具体意义的诠释。

（一）文学形象借助音乐形象得到可直接感知的情感生命

民谣的文学形象是由认知性符号搭建的可感艺术轮廓，但它所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意义，更多的是创造了隐喻和诗的幻象，是按照诗的逻辑去安排文学材料。如学者陆正兰所说：“歌词偏重于一个能激发心绪的‘情象……它必须激发心绪，产生强烈的情感。”所以，民谣的文学形象是情感和观念的再现和意义凸显的物态化幻影，是完备的，但最终的艺术形象却还没有完成，需要与音乐形象结合才能完成向最终形象的赋形。

音乐形象则是一种直接呈现的表现性形式，它的情感内容直接蕴含在形式之中，令人感到音乐形式独立且完整，其实它就是情感和心理状态本身，所有的意味都投射在直觉系统中，故而它是抽象可感的。所以，民谣的音乐形象相比文学形象更接近于最后呈现的整体形象，是赋予时间以生命和形状的。

民谣的音乐形象是对文学形象的完善。音乐形象为文本赋予了另一种气质，使整体的艺术形象富有感性的生命感染力。

（二）音乐形象借助文学形象得到可描述的具体内涵

音乐形象区别于文学形象，可直接表达情感。民谣音乐在传递给受众的时候，旋律、和声色彩和节奏组合形成一套情感发射系统，利用受众的直觉系统完成最后形式的呈现。

没有歌词的民谣音乐形象是不完整的，所以，它需要借助文学的形象找到可描述的主题内涵。词曲结合以后，音乐形象是带有明确语义指向性的综合艺术形式，具有人文价值，也使得形象更加可感知。

（三）民谣词曲在搭建综合形象的起点上具有高度统一性

搭建综合形象的起点是形象思维。民谣创作主体在创作之初，会因为外部事物刺激而产生创作冲动，形成创造能量，随后这股力量沉降在理性的土壤上，在一片虛静中缓缓生成初步的意象。正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关于“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的描述，后世很多文论中关于创作起点的论述多源自于此。

同一创作主体的民谣词曲搭建形象的起点具有同样的思想和情感。歌词是物化的思想，曲调是直觉的形式，词曲在思想和直觉上的源头又是一致的，便具有同一种心象。词曲生成的意象在同一人身上具有相同的审美心象。苏珊·朗格在她的《艺术问题》中，把它形容为一种非理性的、不可言明的心象，并且认为，这是理性认识的源头，创作的过程是理性活动的过程，这个源头便是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开始发挥效力的起点。

方言民谣和民歌民谣更是在词曲形象的搭建起点上拥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这两种民谣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尤为密切，民歌民谣很大一部分是传承而来的经典民歌，形象思维的起点在创作之初便含有民族文化。方言不仅仅是一方之语言，其间也体现着一方之文化，如马飞的方言民谣便具有西北文化的意味，创作之初便已经有了明确的文化特征。另外，这两类民谣的歌词往往与曲调的关系更为密不可分，其形象思维的习惯和偏好来自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中，具有较强的传承性。

（四）民谣词曲在搭建艺术形象的过程中殊途同归

民谣词曲搭建艺术形象的过程是异质同构的过程。歌词基于大众化审美习惯和个人的审美偏好，用叙事模式搭建一种显性的文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意象关联汇集、互相映衬，在审美规律的作用下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象群，从而完成文学形象的搭建。

民谣曲调特有的“口白式唱腔”与歌词的大众化审美习惯志趣相投，用直觉模式搭建情感性审美形象。而音乐的语言更加抽象，所有的内容都为了投射出心灵直接可感的情感信号，导致了音乐形象的抽象化。

但民谣曲调与歌词的关系非同一般，曲调是基于歌词的语言而又反过来升华歌词本身声调的共生单元，它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给歌词赋形，更重要的是要给歌词装载强大的情感放大器。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词曲同一人的高度精神统一性，“义”与“情”是近二十年来民谣的主题和曲调共生的具体结合内容，它把 “形”与“神”结合成一个完整独立的音乐艺术形象，体现着同一主体词曲结合的审美优势。

参考文献

①〔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译，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

②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③陆正兰：《歌词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④彭吉象：《中国艺术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⑤陈琰娇：《周云蓬：诗意抵抗欲望》，《艺术广角》，2014年，第2期。

⑥郭鹏：《民谣与诗——中国当代城市民谣之文化透视》，《人民音乐》，2018年，第3期。

⑦刘斐：《日久他乡是故乡：“新民谣”的历史记忆》，《艺术评论》，2011年，第2期。

⑧刘斐：《新民谣：通俗音乐的自我叙事和历史记忆》，《艺术广角》，2012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胡悦萍，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艺术学教师，研究方向为音乐文学。

责任编辑 任丽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