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爱国而死，她为爱他而生

潘彩霞

不传消息只传情

日俄战争后，旅顺与大连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爱国青年都在苦苦思索救国之路，还是个中学生的杜重远也不例外。从杂志上看到日本人在大连办了窑业会社，占据了中国的瓷器市场时，痛心之余，他决心实业救国。

1917年，杜重远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留学几年间，日本妄图永久占领大连的野心已昭然若揭，他的爱国热情被点燃，多次组织留日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

被他的赤子之心打动，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加入进来。队伍里，一个容貌出众、气质典雅的少女吸引了杜重远的视线。在集会和演出中，她歌声悲壮、指挥有力，将抗议活动推向了高潮。活动结束，他记住了她的名字：侯御之。

那时的侯御之，远近闻名。她生在北京一个传教士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上学后连年跳级，8岁已经小学毕业，并考取了公费留学。在日本，她不仅门门功课都是第一，能讲7国语言，还极富音乐才华，唱歌剧、指挥、演奏钢琴，“凡有聚会，必震惊四座”，被各国外交官尊称为“公主殿下”。

相识后，侯御之经常去听杜重远的演讲，参加他组织的请愿活动，这个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青年令她钦佩不已。意外的是，不久，她收到他的表白信。她比他小14岁，恋爱为时过早，拒绝理所当然。

杜重远却很执着，书信一封接一封。学业完成后，他回到沈阳筹资创办了肇新窑业，短短几年，逐渐取代了日瓷在东北市场的垄断地位。他被推举为沈阳市商会副会长，还得到张学良赏识，并与之成为挚友。

尽管在情感上拒绝了杜重远，但他的救国理想深深影响了侯御之。放弃了擅长的音乐，她选择攻读法学博士，以求将来能为祖国挽回丧失的权益。1932年，20岁的侯御之成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并婉拒了日本高等学府、各国使馆抛出的橄榄枝。她回到北平，一边撰写《刑法学》，一边在燕京大学和冯庸大学执教。

才情过人的年轻女教授声名在外，有一天，她宿舍窗下飞来一只雁形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只传情”，背面则是“我在这里等你”。

等她的人正是杜重远。命运安排他们再次相遇，他的爱国壮举终于打动了她。订婚仪式上，张学良送来一枚心形金盾作为贺礼，致贺词时，他说：“我送的这颗爱心，象征着你们永结同心，也代表着我们万众一心，复我河山……”

菊残犹有傲霜枝

1933年3月，他们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借着结婚，杜重远购买了一套豪宅，实则是为爱国人士提供活动场所。新婚第三日，他便离家参加救亡，只留下她一人面对庞大而陌生的环境。六亩地的花园，上千平方米的大宅，经常造访的各界名流、达官贵妇，这些都令一向潜心学问的侯御之无所适从。

在电话里、在信中，杜重远一次次引导她：“要利用这些聚会，多作宣传抗日工作。”为了他，她刻意改变自己，学着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宾客满座的豪宅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个深夜，杜重远正和潘汉年等人密谈，不料，一队人马气势汹汹地上门查问。躲已经来不及，急中生智，侯御之迅速换了一身和服，脸带愠怒地走下楼梯，用流利的日语道出很多日本军界高层的关系，吓得不速之客连连道歉，仓皇逃走。事后，朋友们都称赞她是“女诸葛”。

这年底，杜重远创办了《新生周刊》，吹响了抗日号角。白色恐怖下，侯御之协助他修改、编发稿件；他奔走三地开办瓷厂，为抗战筹集资金。尽管聚少离多，但他的赤诚和崇高越来越令她仰望，时间和离别只能让他们靠得更近。

1935年，《新生周刊》刊載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日本人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要求国民党封刊捕人。

杜重远入狱后，侯御之不顾身怀六甲，顶着骄阳酷暑，日夜奔波营救。“夫在冤狱子在腹”，她以专业的法律知识写出洋洋万言的《抗告书》，并用多种语言译出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

“新生事件”震惊海内外，一时舆论哗然。迫于压力，一年后，杜重远被准许保外就医。

画楼重上与谁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重远是著名实业家，又是抗日积极分子，日本人四处通缉他。谢绝了国外友人的邀请，他决定去新疆。一同留日的同学盛世才担任新疆督办，那时，他正高举抗日旗帜、广揽英才，杜重远想帮助他把新疆建设成抗日基地。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灾难的开始。

走出翠楼暖阁，侯御之陪杜重远来到新疆。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从华屋到毡屋，曾经的贵族小姐默默留了下来。他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培养人才、训练抗日干部；她在家哺育儿女，闲时，把小家庭的天伦之乐描绘进蜡笔画里。尽管目力所及皆荒芜凋敝，可是有爱，便是花丛徜徉。

新疆学院办得风生水起，杜重远深受学生爱戴，成绩卓著，社会威信日高。不料，这引起盛世才的忌恨。随着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盛世才卸下伪装叛变革命，在疯狂迫害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后，一个初夏的雨夜，一群黑衣人突然闯进杜重远的家。

杜重远被囚车带走了，侯御之无助地站在家门前，任凭风雨侵身，却全然不知。那时，她还孕育着第三个孩子。多年后，她记录了那段惨痛的经历：“重远被捕后，夜间，厨师佣人全部撤退，席卷一空。家中粒米无存，我想烧壶开水，还要到远处打水。孩子幼小，邻里不敢同情我这个‘叛逆家属，我喊叫一夜，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不久，她和孩子们也被捕入狱。在狱中，小女儿出生。因连日的精神打击、营养不良，侯御之陷入昏厥。可是盛世才仍旧不肯罢休，他惨无人道地把侯御之和孩子们关进结核病院。确定母子们全部感染结核病后，又将他们软禁在家。健康被侵蚀，银行存款被冻结，既无钱治疗，又陷入断炊绝境，侯御之几乎失去了挣扎下去的勇气。

唤醒她生存欲望的是孩子们，一个3岁，一个2岁，一个尚在襁褓，她想起了杜重远最后一次从监狱送出来的条子：“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望你好好照顾孩子，务必抚养他们长大成人……”言犹在耳，侯御之挣扎起来，靠着家里一点发霉的果酱，每日喂孩子们几匙，以延续生命。

1944年秋天，盛世才被调往重庆，监狱门打开，侯御之才得到杜重远遇害的消息。狱友来访，含泪向她追述了杜重远遭受的种种酷刑。字字如惊雷，侯御之面色惨白，她两手捂住耳朵，拼命摇头。发髻摇散了，神志摇乱了，整整两天两夜，她呆坐桌旁，不语、不吃、不睡，泥塑一般。所有人都说，她疯了。

孩子们的哭声惊醒了她，他们是杜重远留给她最后的礼物。“万一我遇害了，你千万这样想，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这是他说过的。他为爱国而死，她要为爱他而生。

这一年，她才31岁。

艰难中，侯御之和孩子们终于熬到了抗战胜利。在周恩来的关心下，他们被送回上海医治。在霞飞路旧居门前，回想以前恩爱种种，她不禁泪珠滚滚，凄楚地吟出：“画楼重上与谁同？”

全国解放后，一家人的生活才稍稍安定。孩子们是侯御之的希望，病床边，她为三个孩子提速授课，用三年时间学完了整个中小学课程。1963年，在亲友们的惊叹声中，没上过一天学的孩子们全部走进上海名牌大学。

终于苦尽甘来，侯御之却不幸罹患癌症。时日无多，靠在氧气瓶上，与死神做拉锯战的间隙，她在小纸片上断断续续地回忆杜重远，他的爱国壮举，她要讲给世人。在她的协助下，两个女儿汇编完成了《杜重远文集》。

1998年，侯御之病逝，最后的叮咛是：“在这远行之际，我想让重远一生为国忘家的事迹，留给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