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

王凯　易能静

摘 要：旅游產业集聚是旅游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必经阶段，为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熵值法、ESDA方法以及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并且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类型以H-H和L-L集聚为主，二者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演变趋势在整体上均表现为以原有集聚区为中心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旅游产业集聚不仅能显著带动当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且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交通改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均能不同程度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旅游碳排放强度则显著抑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正溢出效应，交通改善呈现出显著的负溢出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

关键词：旅游业；产业集聚；经济高质量；ESDA；空间杜宾模型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7535/j.issn.1671-1653.2023.02.001

Direct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WANG Kai， YI Nengjing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s a necessary stag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urism economy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5 to 2019，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location entropy， entropy method， ESDA method and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during the research period， the agglomer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have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type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are mainly H-H and L-L agglomeration.The spatial evolution trend of both high-level areas is characterized by spreading from the original agglomeration area to the neighboring areas as a whole. Secondly，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local tourism economy， but also has a strong posi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n， traffic improve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a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to varying degrees， while tourism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significantly inhibit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have strong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while traffic improvement shows significant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Lastly，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y.

Keywords：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igh-quality economy; ESDA; Spatial Dubin Model

一、引言

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发展结构和速度規模并重的高质量旅游经济成为新时代旅游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旅游业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攻关期，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是旅游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着力点，而旅游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是旅游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集聚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性[1]（P13-27）、生态环境负外部性[2]（P87-99）。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旅游经济产值和社会效益不断攀升，旅游业已成为推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之一[3]（P214-224）。因此，刻画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并进一步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变化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对各级政府制定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指旅游经济总量增长，也包括同期对旅游发展质量（旅游经济发展对社会效益、环境质量影响）的价值判断[4]（P641-647）。为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学者们对旅游发展质量的内涵本质、空间格局、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研究。在概念上，张朝枝等[5] （P43-50）、王学峰等[6]（P3-5）从定性角度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评价；刘英基等[7]（P28-38）、刘佳等[8]（P160-173）从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和环境质量三方面测度了旅游经济发展的质量；孙晓等[9]（P126-130）、吴云超[10]（P171-174）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在空间关系上，张爱平等[11]（P283-292）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分析了旅游发展质量特征及其空间分异性；张新成等[12]（P201-208）运用健康距离模型探究了黄河9个省（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失配度的空间演化特征；刘力钢等[13]（P114-119）以东北三省为研究对象探析了旅游经济质量在空间上具有差异。在影响因素方面，部分学者考察了旅游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左冰等[14]（P25-39）基于结构主义视角探讨了旅游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谢露露等[15]（P17-32）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旅游产业集聚密度和集聚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高俊等[16]（P1005-1010）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发现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具有的积极正向影响；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环境影响下，学者们不再只单一研究经济指标，逐渐增加了对环境的重视。王明康等[17]（P102-114）的研究结果表明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关系，其作用具有异质性；王凯等[18]（P1-10）发现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碳排放效率；李姝姝等[19]（P134-146）借助固定效应模型证实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业效率的正向效应具有异质性；王兆峰等[20]（P796-807）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

通过梳理上述研究发现，研究内容上，学界关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多侧重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测度，较少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及演变特征的系统性研究；研究方法上，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中国省际旅游产业集聚变化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的文献仍然少见。鉴于此，在测度2005—2019年中国省际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首先运用ESDA（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索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空间集聚特征；其次，立足于地理空间维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效应及溢出效应，进而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传导机制，以期为中央和地方制定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构建区域经济发展协作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分析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在旅游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对同期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做出的价值判断[4]（P641-647）。旅游产业集聚可以通过各类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影响旅游经济质量、环境效益和社会福祉等方面，从而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支持下，旅游产业在空间上的聚集也有可能对邻近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分析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可分别聚焦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其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二）研究假设

直接效应上，旅游产业集聚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竞合效应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直接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方面，旅游产业集聚是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要素在一定区域内的汇集，一方面有利于区域内企业对各类旅游资源要素的合理调配，进而提高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有利于旅游基础设施的共同建造，并将降低旅游企业的单位使用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21] （P59-74）。此外，旅游产业集聚能通过带动区域其他相关产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转型升级[22] （P5-13）。技术创新效应方面，旅游产业集聚更容易吸引教育、科研机构等要素资源设施的集中布局，有利于旅游企业科技研发和创新活动的开展，提高集聚区内旅游技术创新和经济产出效率，从而促进旅游产业结构的迭代升级[22] （P5-13）。竞合效应方面，旅游产业集聚会引致企业之间竞争关系的形成，而竞争环境下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的旅游企业被逐渐淘汰出局。此外，为获得竞争优势，旅游企业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优化，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从而对提升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17] （P102-114），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旅游产业集聚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竞合效应对本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的直接效应。

就空间溢出效应而言，旅游产业集聚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共享效应和虹吸效应对邻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由于地理上的邻近，集聚区内旅游企业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更容易传播到邻近地区，加强邻近地区和集聚区在旅游企业技术、知识等方面的交流和学习，能够提高邻域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同时，通过知识和技术在邻域的共享和扩散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旅游降耗减排技术的溢出与传播，促进旅游绿色发展[17]（P102-114）。共享效应方面，一方面本地旅游产业集聚有利于邻域企业资源要素共享、基础设施公用及市场信息互通，降低邻域旅游企业的经营成本并提高其经济产出效率；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作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要素之一，具有流动性较强且在不同地域之间流动成本较为自由的特征，当本地人力资本流入邻域，便会对邻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3]（P118-128）。此外，在地域上的邻近更有利于旅游企业达成合作共识，并通过跨区域制定相关制度政策促进旅游经济、环境和社会协同发展，从而通过共享合作红利推动邻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15]（P17-32）。虹吸效应方面，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不同，区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問题。东部地区各省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差异较大，旅游产业集聚高水平省份的基础设施、资源要素较为完备，能够为旅游发展提供更好的产业环境，并随着集聚水平的提高其旅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吸引更多邻近区域的人才、企业、市场入驻，由此对邻域旅游业产生虹吸效应，周边地区旅游资源要素被旅游产业集聚高水平地区“截流”，阻碍邻域旅游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资源获取等，从而抑制邻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24]（P165-168）。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相似且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差异较小，因此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能够更加自由流动并抑制区域间“截流效应”的产生，有效发挥技术溢出效应和共享效应，由此对邻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作用[25]（P111-117），从而提出假设2和假设3。

假设2：旅游产业集聚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共享效应和虹吸效应对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假设3：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

三、研究方法与指标选取

（一）区位熵

区位熵不受地区规模限制，且能较为直观地反映要素的空间分布。参考麻学锋等[1]（P13-27）、王凯等[26]（P344-353）学者的做法，选用区位熵表征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具体见式（1）。

其中，TAit表示i省n年旅游产业的区位熵；trit表示i省n年旅游总收入；git表示i省n年的地区生产总值；TRt表示n年全国旅游总收入；Gt表示n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二）熵值法

熵值法依据各项指标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量确定其权重，使其在指标选取和赋权过程中产生的主观因素得以有效避免，且应用范围较广。参考孙晓等

[9]（P641-647）的研究成果，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30个省域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三） ESDA方法

ESDA法通过测度事物要素的空间关联度，对其空间分布和关联模式进行可视化描述与分析，其核心要点包括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分析[27]（P681-690）。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度量某种属性值与邻近区域之间的集聚或离散关系，应用较为广泛，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检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性；而局部空间自相关是测度局部地区的空间位置变化，能够更加直观地显示各省域之间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聚集程度，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数来明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变化[28]（P23-31）。其公式为

其中，I，Ii分别代表中国省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及局部Moran's I指数；xi，xj分别代表i地理单元和j区域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Wij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m，分别表示各省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位置数值和均值。

（四）空间杜宾模型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旅游经济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互相作用，而传统面板模型无法反映这种空间交互关系。空间面板模型将空间因素纳入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既可以有效消除空间自相关而产生的回归偏差，又有利于系统考虑空间关联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9]（P125624）。基于此，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以期考察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其公式为

其中，TEHit是核心被解释变量，表示i省域在t年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TAi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i省域在t年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Cit为控制变量；α表示常数项；ρ，γ分别代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旅游产业集聚的空间滞后系数；Ｗ代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λi，ωt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μ为随机扰动项。

（五）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旅游产业集聚（TA）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TEH）分别为核心解释变量和核心被解释变量。其中，在被解释变量（TEH）指标构建和选取上，由于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持续迭代优化，其衡量标准不再只追求经济利益，融进更多有关社会和环境的元素，使旅游经济发展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紧密契合。在创新理念上，企业需要采取增加旅游资本投入、加强技术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的做法提高其生产效率；协调发展理念要求发展高质量旅游经济不仅要优化旅游产业结构，还要重视生态和社会的协调性；绿色理念方面，环境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业对其生态环境治理和维护能力是检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开放理念方面，旅游业通过对外开放能够吸收旅游外汇、提高对外接待水平以及市场化程度；共享理念方面，发展高质量的旅游经济强调旅游产出成果、社会资源惠及全体人民。因此，为全面考虑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效性，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参考唐业喜等

[4]（P641-647）、孙晓等[9]（P126-130）的研究成果，从多维角度构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控制变量包括5个方面：一是公共交通服务能力（PTC）。优越的交通条件能够促进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并降低旅游技术、信息传播成本，提升社会资源共享以及企业生产效率。采用各省域年度总客运量来表征[7]（P28-38）。二是旅游碳排放强度（TCEI）。发展高质量旅游经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可持续发展，而旅游业碳排放强度是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采用旅游碳排放总量与旅游总收入的比值来表征[30]（P89-98）。三是技术水平（TPRS）。技术水平是发展高质量旅游经济的关键。选取专利申请受理量来表征[31]（P66-77）。四是经济发展水平（ED）。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所能提供的配套旅游基础设施越完善。选取人均GDP来表征[32]（P111-116）。五是对外开放（OPEN）。对外开放通过技术输入、外资吸引、制度进步等影响旅游经济发展方式，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选取进出口额来表征[31]（P66-77）。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30个省份，西藏与港澳台因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故不包含在本次研究范围内。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05—2018年《中國旅游统计年鉴》和2019、2020年《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少数缺失数据进行线性插值法处理。

四、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布特征

（一）空间演变趋势

为分析2005—2019年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运用ArcGIS 10.2中的自然断点法，将其划分为4个等级。由表2可以看出，2005—2012年，高水平旅游产业集聚主要分布在京、苏、浙、沪等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极化特征；2013—2019年，除黑和鲁之外，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均显著上升，其空间分布整体上呈多组团式的板块化连片特征。2005—2012年，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的地区较少，以京、苏、浙、沪、粤等省（市）为代表，东部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较高。由于旅游经济高质量不再只以经济指标衡量，东部地区旅游业可能借助其地理、经济等优势率先提升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效益、环境质量，因此旅游经济发展质量较高。2013—2019年，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低水平地区仍以新、青、宁、甘等省（自治区）为代表，以皖、赣、陕、贵等省为代表的较低水平地区发展程度提高，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呈集聚化发展。此外，二者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演变趋势整体均表现为以原有集聚区为中心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同时也表明二者在空间上可能具有自相关性。

（二）空间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数来验证其空间集聚特征。根据表3可知，研究期内，旅游产业集聚Moran's I值均至少在10%水平下显著，整体在[0.109，0.209]内呈“W”型上升趋势。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Moran's I值均大于0，整体在[0.298，0.172]内波动，并且均至少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研究期内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说明中国省际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溢出效应，并呈波动上升的空间演变规律。从总体上看，2005—2019年期间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正空间相关特征均较为明显，这一结果表明各省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性逐渐缩小。

为进一步明晰中国各省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特征，采用局部Moran's I指数判别其空间变化特征（如图2所示）。

位于“高-高”（H-H集聚）和“低-低”（L-L集聚）象限的省份代表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也就是说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均质性。处于“高-低”（H-L集聚）和“低-高”（L-H集聚）象限的省份则表明具有较明显的空间负相关，即不同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分异特征。处于“H-H”和“L-L”型省份分别占总数的73%，70%，67%和57%，而处于“H-L”和“L-H”象限的省份分别占总数的27%，30%，33%和43%。这一结果说明研究期内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均衡的空间发展格局，多数为“H-H”和“L-L”集聚型省份，并且其空间分异格局呈波动下降态势，表明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局部区域集聚格局显著，呈较为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

五、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计量检验

（一）模型识别检验

由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因此在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和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必须考虑空间效应的存在。通过LM检验、Wald检验、LR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来判别空间效应的影响。表4结果显示：LM检验、Wald检验、LR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结果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LM检验结果判别SDM模型为最优形式；LR检验和Wald检验结果表明SDM不能退化成SLM和SEM。Hausman检验结果为20660（p＜0001），显著拒绝原假设，舍弃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文运用时空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探析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另外，为保证SDM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同时列出OLS、SLM和SEM等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5可知，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并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在促进当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邻近地区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旅游产业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相邻旅游企业通过共享基础设施，促进了旅游行业成本降低和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使大量专业人才、技术等要素在区域内汇集而产生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区域旅游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此同时，大量旅游企业入驻而产生的竞争效应催生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因此，旅游产业集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竞争效应提高了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从控制变量来看，旅游碳排放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均能不同程度上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的作用效果不显著。技术水平虽然能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本地技术提升会阻碍周边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表明技术的负向溢出效应抑制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交通服务能力系数显著为负，表现为公共交通服务能力每增长1%，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0.216%。

（三）空间效应分解

由于存在空间溢出效应，SDM模型中的系数不能直接反应被解释变量对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边际效应，因此需要进一部分解研究。根据Le Sage J P等

[33]（P50-52）的研究，各个因素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微偏分方法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包括解释变量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以及解释变量影响邻省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产生的反馈效果。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包括邻省解释变量对本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邻省解释变量对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而对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总效应即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的总和，其反映解释变量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平均影响。

表6显示，在直接效应上，旅游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旅游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能够促进劳动力汇集、合作红利、基础设施及客源市场共享。这不仅推动旅游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而且促进经济增长环境成本下降，进而提高了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运输能力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共运输能力每提高1%，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219%。旅游业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只考虑经济数量增长会使碳排放强度上升，致使旅游企业生产效率下降、环境污染严重以及居民生活受扰，进而降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技术水平能够推动当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效果并不显著，这说明旅游经济对技术依赖程度较低，技术成果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转化为旅游实践。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积极且显著的直接效应。一般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福利越好，从而推动本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外开放的直接效应为负但不显著，因此盲目引进外资可能会导致经济发展不合理。

就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本省旅游产业集聚对邻省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本地旅游产业集聚在促进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溢出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压力，由此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而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有效提升了周边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交通服务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本省交通服务能力改善可能会吸纳更多旅游消费，造成周边地区沦为“旅游真空地带”而阻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旅游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周边地区借助交通便利和地理邻近的优势分享当地消耗大量资源、能源吸引来的客源。技术水平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但不显著。当地因技术水平提高使其竞争力和知名度提升，吸引周边地区资源要素，因此产生的“虹吸效应”抑制了邻近省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省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周边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0.441%。对外开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四）区域异质性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差异较大且存在非均衡性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区域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性，因此有必要分区域来验证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特征。由表7可知，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本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310%，邻近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降低0.127%。由于东部地区各省份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差异较大，旅游产业集聚高水平省份能吸引更多邻省的人才、企业、市场入驻，由此对邻域旅游业产生虹吸效应，造成周边地区旅游资源要素被旅游产业集聚高水平地区“截流”，抑制了邻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为正，但其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侧面表明中部地区各省份的旅游经济联系较低，学习、合作意识较弱，使旅游产业集聚对邻省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且其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本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增加0111%，邻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503%。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相似，其产业集聚水平提高能够促进旅游资源要素在区域内更加自由地流动，有效抑制了“截流效应”的产生，并通过技术溢出、人才共享及合作红利，对邻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作用。

（五）内生性检验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对产业集聚具有重要向心力，即产业集聚是内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鉴于此，在考虑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旅游产业集聚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内生性变量。为此，将滞后一期处理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并将其嵌入2SLS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以此来检驗该问题。由表8可知，模型中引入工具变量（滞后一期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后，旅游产业集聚仍

能显著促进旅游经济高质发展。同时，采用滞后一期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了过度识别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证明选择滞后一期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作为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此外，自变量的VIF检验结果均小于3，所以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在测度2005—2019年中国省际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ESDA方法探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空间集聚特征；立足于地理空间维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效应及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研究期内，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局部区域集聚格局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H-H和L-L集聚为主。二者高水平地区的空间演变趋势在整体上均表现为以原有集聚区为中心向邻近地区扩散的特征。

第二，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表明旅游产业集聚不仅可以带动本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且可以推动周边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旅游产业集聚每增加1%，当地和邻近省域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别提升0.219%和0.187%。

第三，交通改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均能不同程度促进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技术进步作用效果不显著；旅游碳排放强度显著抑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和旅游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正溢出效应；交通改善呈显著的负溢出作用，技术进步和对外开放的溢出效应不显著。

第四，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负向溢出效应，并分别通过1%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中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均为正，但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正溢出作用不显著。

（二）建议

第一，推动区域旅游产业集聚的协调均衡发展，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可以通过跨省域建立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改善区域旅游产业集聚不均衡性特征，引导并提高相关旅游资源要素在不同集聚水平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弱化由集聚不均衡发展而带来的旅游产业集聚高水平地区对邻省旅游资源要素的“截流效应”，进而转变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溢出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可以适当构建旅游产业集聚圈，进一步提高旅游产业集聚规模，深化与邻近区域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旅游产业集聚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共享效应及合作红利，提高旅游产业集聚领先发展的辐射带动势能，促进旅游产业的关联带动效应并拓展横纵旅游产业链，以实现区域旅游创新效率、生态环境、区域协调、社会共享等方面的联动发展，进而强化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正溢出效应。

第二，优化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环境，充分挖掘各影响因素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首先，交通能够对本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完善公共交通服务设施建设，加快旅游物质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等要素跨省域流动速度，提高旅游企业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转变公共交通服务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向空间溢出作用。其次，提高区域旅游技术创新水平，重视旅游人才和技术等发展要素的引进，加快区域旅游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的转化，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积极构建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吸引更多高端的旅游先进人才和技术，从而进一步助推对外开放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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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04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JY191）；湖南省国内一流培育学科建设项目（5010002）

作者简介：王凯 （1969- ），男，湖南新宁人，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旅游经济研究；易能静（1999-），女，河北邯郸人，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21级旅游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