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与绿色创新能力

方文龙　聂婉妮　赖丹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 这能否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 ～ 2021年的数据， 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进而影响绿色创新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 大规模企业、 董监高中有人在股东单位兼任的企业、 高科技企业中更显著， 而在资源型企业中则表现出抑制作用。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资源配置；人力资本；创新资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3）13-0139-7

一、 引言

在“双碳”目标下， 平衡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的关系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 其中绿色创新是关键（赖丹等， 2022）。与此同时， 随着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对企业的不断渗透， 数字化正成为塑造全球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新引擎（吴非等，2021）。数字信息技术在赋能企业由传统高耗能、 高排放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转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项由世界经济论坛发起的研究显示， 到2030年， 信息通信技术（ICT）能实现碳减排121 亿吨（靳毓等，2022）。换言之， 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 即借助信息技术推动企业生产过程的数据化， 由此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技术架构， 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技术、 区块链技术、 云计算技术、 大数据技术， 从而突破传统要素边界约束， 打破资源时空限制， 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 完善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 为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塑造提供人才支撑； 降低绿色创新的试错择优成本， 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 全方位提升企业绿色发展能力。基于此， 考察企业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区块链技术、 云计算技术、 大数据技术等数字化基础设施能否有效提高绿色创新能力？其间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 将有助于为“双碳”背景下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新证据。

二、 文獻综述

1. 绿色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绿色创新能力即企业创新能力的绿色化程度。对于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因素， 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分析。宏观层面， 张伟等（2011）利用经济理论模型， 推导出外商直接投资（FDI）带来的技术和研发外溢能够增强我国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但这种影响依赖对FDI的环境规制， 由此形成我国绿色创新能力的资本积累。顺着这一思路， 毕克新等（2014）基于制造业样本研究发现， 随着FDI流入， 其带来的各种要素资源能够显著提升我国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新闻媒体带来的舆论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 基于这一点考虑， 戴万亮和路文玲（2020）从环保舆论压力角度， 研究发现其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在“双碳”背景下， 孙振清和聂文钰（2022）研究发现， 环境信息披露、 财政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提升区域绿色创新能力。微观层面，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环境规制、 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家人力资本、 高管海外经历等方面， 发现上述因素均可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

2. 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即企业借助新兴信息网络科技， 通过信息之间的流通提升信息处理能效， 进一步促进传统业态与信息技术融合， 引致企业全方位变革， 从而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系统化过程（Gilch和Sieweke，2021）。从已有研究看， 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 目前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企业绩效上， 但因研究方法、 样本选择、 研究期间不一致， 导致结论莫衷一是。白福萍等（2022）运用结构方程法的多重中介效应得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财务绩效； 李琦等（2021）发现， 数字化转型通过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供应链集成等提升企业绩效； 黄漫宇和王孝行（2022）发现， 零售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经营效率； 易露霞等（2021）发现， 数字化转型提高的主要是主业绩效。然而， 部分研究也发现数字化转型会阻碍企业绩效提升（Li和Jia，2018）。因数字化转型需要改变企业原有业态， 可能引起自上而下的变革， 从而加大运营风险、 降低企业绩效。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们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 产能利用率、 资本市场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共同富裕、 创新等众多方面都会产生影响。此外， 随着绿色经济的发展， 学者们也将研究视角转向绿色创新。靳毓等（2022）、 申明浩和谭伟杰（2022）研究发现，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

近年来， 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的研究层出不穷， 但存在待完善的地方： ①在“双碳”背景下， 尽管探究绿色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日渐丰富， 但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的探究并不多。②资源配置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影响， 但其是否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不得而知。③不同情境下， 数字化基础设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对此还需进一步讨论。基于此， 本文以2007 ～ 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人力资本理论和熊彼特创新理论， 从资源配置效率、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三个维度， 检验资源配置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能力间发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考察上述关系在不同产权、 不同规模、 董监高中是否有人在股东单位兼任、 是否为高科技企业、 是否为资源型企业五种不同外部条件下的差异性， 旨在为新时期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我国经济绿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塑造应该兼具环保和创新双重属性， 通过在日常管理中融入环保责任意识， 并借助绿色技术形成创新能力。安同良等（2020）指出， 企業创新需经历选择、 获取、 消化吸收、 改进、 创造五个阶段。因绿色创新更强调低碳、 节能、 环保、 可回收， 比普通创新更复杂， 且投资回收周期长、 风险大、 资金投入多， 使大多数企业望而却步。但数字基础设施要素的投入， 使得企业更易于获取新知识、 新资源， 增强创新的灵活性、 绿色性。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 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数字基础设施要素的投入能够实现对企业资源配置的重组， 为绿色创新奠定基础。数字基础设施要素投入形成的信息技术革新能够提高信息传递效率， 打通企业上下游之间的壁垒， 整合企业现有资源， 尤其能够提高研发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的信息技术通过整合内外部资源， 精准查找市场需求， 有针对性地研发可再生、 绿色产品， 或者通过改进企业业务流程， 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污染排放， 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控。同时， 信息技术能够实时监测企业的负外部行为， 强化企业责任， 增加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 从而实现绿色创新。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1：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2. 数字化转型与资源配置。数字基础设施要素投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和创新资本配置效率实现对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要素的投入不仅能加强信息间的共享， 缓解传统要素流通受阻的影响， 而且能够推动传统要素与数据要素的重组，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传统要素的带动作用， 从而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此外， 数字基础设施要素的投入还有助于降低能耗，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目标， 而且其突破传统要素边界约束， 打破资源时空限制， 减少了资源的错配， 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黄大禹等，2021）。

在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方面， 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数字化转型在减少对低技能等普通劳动力需求的同时， 增加对信息技术等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从而导致企业劳工结构的变化， 优化了企业现有的人力资本， 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在创新资本配置效率方面， 因绿色创新具有高风险、 高投入、 高复杂度、 高不确定性、 高周期等“五高”特性， 导致企业一般不愿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数字基础设施要素的投入能够对绿色创新过程中所需领域的知识、 技术、 资金等内外部资金进行高效整合， 提高创新资本配置效率， 有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2：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3. 资源配置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间的中介效应。根据资源基础理论， 资源禀赋差异影响甚至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差异（Barney， 1991）， 因此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塑造深受绿色创新资源的影响。一方面， 人工智能、 区块链、 云计算、 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广泛深入运用使得企业相对容易获取与绿色创新有关的专利、 论文、 科研成果等， 从中吸收有用的内容并将其转化为企业自身的资源， 最终塑造形成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 数字化转型还能通过提升对供应链上下游、 市场动向、 客户意向等资源的整合能力， 对快速变化的市场及时作出反应， 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动力。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对企业经营的作用远大于物质资本。因绿色创新相较于传统创新， 其专业性和不确定性更强， 低层次的人才根本不可能胜任， 因此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 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那些低技能劳动被机器人取代， 转而加大对复杂、 需要人为决策、 认知要求高的劳动的需求， 这使得企业人才整体水平得以提高； 另一方面， 企业吸收高端人才反过来又能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添砖加瓦， 两者在相互促进中彼此成就。当企业拥有一支在技术创新、 管理运营、 战略规划、 专业性等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时， 所拥有的知识储备更多（史宇鹏等， 2021）， 韧性更强， 眼光更长远， 更有能力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也更强。

根据熊彼特创新理论， 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 通过打破旧结构、 构建新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小了企业与市场的距离， 使企业能够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并根据市场绿色产品需求的变化不断优化产品， 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的步伐。另一方面， 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的网络化协同制造， 能够实现企业资源在各子系统间的无障碍交流与分享。利用大数据的智能分析技术， 企业可以精准预测未来市场的潜在需求， 从而减少企业创新的盲目投入， 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3：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中， 资源配置发挥中介效应 。

四、 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7 ～ 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 参照现有研究的通行做法， 对数据做如下处理： ①剔除?ST、 ST、 退市整理期、 暂停或终止上市的公司； ②剔除上市时间少于5年的公司； ③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 ④为减少异常值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干扰， 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有效观测值8909个。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相关企业年报来源于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能力（GI）， 即企业创新能力的绿色化程度。绿色创新能力是评判企业在资源和环境双重约束下进行创新活动能产生多少创新绩效的重要依据。绿色专利被引数表明专利在该领域影响力， 被后续研究者所认可， 且专利被引用次数越多， 该专利经济价值越高， 创新质量也越高。因此， 本文借鉴吴超鹏和金溪（2020）的做法， 采用绿色专利授权被引数加1再取自然对数的方法衡量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

（2）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EDT）：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量测度无疑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从理论上看， 数据是经济发展新引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字面意义上的企业信息数据化， 而是借助信息技术推动企业生产过程的数据化。借鉴吴非等（2021）、 安同良和闻锐（2022）等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表， 通过Python整理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年报， 利用Python的Jieba分词功能， 对年报进行分词， 再对词频结果进行加总统计， 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五个指标的结果并加总。由于此类数据具有右偏性， 本文对其加1再取自然对数， 从而得到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

（3）中介变量。资源配置： 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分别为资源配置效率（ITF）、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GF、 GO）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R&D）。资源配置效率（ITF）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 借鉴已有研究， 采用C-D函数、 GMM一步估计法估计拟合生产函数中残差的对数值， 即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以董监高是否具有金融背景（GF）和董监高是否具有海外留学背景（GO）两个指标衡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R&D）以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衡量。

（4）控制变量。借鉴现有研究， 本文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影响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指标。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3. 模型设定。为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 本文设定如下基准模型：

GI_i，t=λ₁+λ₂EDT_i，t+ΣφCV_s+ΣYear+ΣInd+ε （1）

为检验资源配置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 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采用逐步回归法和sobel检验法对资源配置效率、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三类机制路径进行验证。

GI_i，t=λ₁+λ₂EDT_i，t+ΣφCV_s+ΣYear+ΣInd+ε （2）

Mediator_i，t=α₁+α₂EDT_i，t+ΣφCV_s+ΣYear+ΣInd+ε（3）

GI_i，t=β₁+β₂Mediator_i，t+β₂EDT_i，t+ΣφCV_s+ΣYear+ΣInd+ε（4）

其中，  GI为绿色创新能力， EDT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Mediator为三类机制路径， CVs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ε为模型随机误差。为增强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在回归中均使用以公司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Cluster， 同时固定行业（Ind）、 年份（Year）虚拟变量。

4. 变量描述性统计。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 绿色创新能力最大值为8.74、 最小值为0.69， 说明上市公司之间绿色专利被引情况差异较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大值为6.14、 最小值为0.69， 说明不同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五、 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回归。表3列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回归结果。对于面板数据， 先进行豪斯曼检验， 发现P值为0， 强烈拒绝原假设， 因此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本文采取渐进式回归方式， 第2列仅控制行业和年份， 发现回归系数为0.101且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 第3列加入控制变量后， 回归系数和t值均有所增大， 说明控制变量对绿色创新能力存在一定影响。上述结果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H1得到验证。

2. 稳健性检验。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见表4）。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宏观经济的波动会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 若忽視此类宏观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论容易受到内生性干扰。研究期间一共发生了两次较为重大的事件： 一是2015年的股灾， 我国股市出现“千股跌停”； 二是2019年底爆发的疫情。因此， 本文将2015、 2020、 2021三年的数据剔除， 截取剩余年份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的相关系数依然显著为正。②考虑到创业板设立的初衷是为创业型企业提供融资平台， 这类企业大多数是科技型企业， 与数字化高度相关， 容易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 本文将这部分样本删除后回归结果保持不变。③考虑到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这四个行业本身数字化程度较高， 本文将这部分样本删除后回归结果保持不变。④由于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数据存在左截断（结尾）分布， 本文采用面板受限Tobit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结果保持不变。⑤企业数字化转型包含两个层面的因素， 为细化研究， 本文将企业整体数字化转型指标降维为底层技术运用层面， 包括人工智能技术（AIT）、 区块链技术（BT）、 云计算技术（CCT）、 大数据技术（DT）； 技术实践应用层面， 主要为数据技术应用（DTA）。结果发现五个子指标与绿色创新能力的相关系数均显著为正， 进一步说明研究结论具有高度稳健性。

3. 内生性检验。虽然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尽可能减少遗漏变量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即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可能越倾向于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采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解决反向因果问题， 借鉴既有研究（安同良和闻锐，2022；靳毓等，2022）， 选择同年同行业（IEDT）、 同年同省份（PEDT）、 同行业同省份（IPEDT）、 同年同行业同省份（MEDT）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平均数为工具变量。这四个指标都是宏观层面的， 基本只通过影响数字化转型来影响绿色创新能力， 与随机扰动项无关， 满足外生条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行业、 省份数字化转型正相关， 满足相关性条件。

表5列示了面板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显著正相关， 说明在考虑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后， 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4. 机制路径检验。理论分析部分已论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对绿色创新能力产生影响，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资源配置效率、 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三类机制路径进行验证， 以检验H2和H3。

由表6可知， 在三类机制路径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创新、 高管金融背景和海外背景显著正相关， 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技术创新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形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提升绿色创新能力的正向传递路径。

5. 异质性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既需要内在资源配置的驱动， 也离不开外部条件的支撑。当企业面临不同的外部条件时， 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下面进一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在不同产权（Own）、 不同规模（Size）、 董监高中是否有人在股东单位兼任（GC）、 是否为高科技企业（HT）、 是否为资源型企业（RBE）五种不同外部条件下（上述五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的差异性。

国有大规模企业凭借本身的资源禀赋优势， 较非国企和小规模企业资源配置能力更强， 其有更多的技术创新资金、 人才资源， 且更易吸收高端人力资本。因绿色创新兼具高风险、 高投入、 高复杂、 高不确定性、 高周期、 高试错成本、 专业性强等特性， 使股东对其望而却步， 而董监高中有人在股东单位兼任能发挥积极的“游说”作用。高科技企业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是国家创新的排头兵， 该属性就要求其兼具数字化和绿色创新这两重属性， 二者不可偏废。因此， 在上述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作用更大。

但资源型企业因受特殊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影响， 对自然资源过度依赖， 导致其选址一般位于人才匮乏的偏远地区， 且其早已形成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或垄断， 重复开发以获取短期经济利用的营收模式， 研发难度大， 绿色创新动力不足， 积重难返。因而资源型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促进绿色创新。

由表7可知， 交互项均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 说明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 大规模企业、 董监高中有人在股东单位兼任的企业、 高科技企业中更显著， 而在资源型企业中则表现出抑制作用。

六、 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双碳”目标下， 绿色创新是学术界研究的新热点， 而信息技术在降碳减排上的巨大作用与“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不谋而合。因此， 本文以2007 ～ 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 “双碳”目标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绿色创新能力， 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完善人力资本配置结构、 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进而有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表明， 国有企业、 大规模企业、 董监高中有人在股东单位兼任的企业、 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而资源型企业则相反。

2. 政策建议。根据前文的分析， 提出如下建议。第一， 企业应该把握发展机遇， 积极实施数字化转型。在资源配置效率方面， 企业应该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带来的发展红利， 通过运用数字信息技术， 将其与绿色产品、 绿色工艺相结合， 精准定位市场需求， 借助外部绿色创新资源， 减少企业绿色创新的试错成本， 降低研发风险， 从而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 助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和“双碳”目标的实现。在人力资本方面， 企业要重视对数字化人才的培养， 通过定期举办数字化培训、 公益讲座等方式提升员工的数字化技能， 同时也要及时补充掌握数字信息技术、 具有数字化思维的高端复合型人才。因为人是企业得以正常運转的核心， 在数字化基础设施上投入1美元， 相应地就必须对企业组织、 人力、 商业运作模式投入9美元， 五到七年后才能看到效益， 这就是“填补式投资”。此外， 在组织架构上， 要赋予员工更大的自主权， 通过柔性的组织架构， 塑造员工数字化、 绿色创新思维。第二， 政府要遵循差异化原则， 根据不同的企业采取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制定合理的财税政策便是一项有力举措。具体地， 在企业购买大数据平台等信息技术设备时， 支出可以税前扣除或给予财政专项补贴， 并且简化企业的申报流程， 做到当日申请当日审批。针对企业不会转、 不能转、 不敢转的难题， 政府可以在当地设立数字化产业园区， 形成产业集聚， 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培育一批能够解决数字化转型问题的专家， 为园区企业提供指导， 实现园区企业协同转型。同时政府还需加大对企业将数字技术融入绿色创新研发的支持力度， 鼓励科研院所成立相关研究院， 以更好地实现我国经济绿色转型。

3. 局限性和未来展望。本文的研究证实了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但所得结论是否适用于各细分行业， 如制造业、 高新技术行业等， 后续需进一步进行细分研究， 以提升研究结论的外部性。此外， 转型经济背景下， 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是动态变化的， 未来需持续追踪。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全要素生产率、 人力资本结构、 研发投入可能会产生交互作用， 未来可以基于组态路径的视角， 进一步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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