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远去的食物记忆

白 玮

[日]细井徇撰绘《诗经名物图解》中的麻（1848）

麻，作为一个古老的食物物种，在中华先民的食物谱系中曾经享受过无限尊崇。在古代文献中，不管是通常所说的五谷、六谷、九谷，还是百谷，无一例外，麻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并一度成为平民布衣的象征。如今，麻的身影早已从中国人日常的食单里淡化而去，但由它而产生的文化意象却在中华语文的母体里流淌，在我们记忆的字里行间散发着力量。

古老的物种

在河南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舜从小历经磨难，在他四岁时，生母去世，父亲是个双目失明的瞽叟，又给他娶了一个继母。继母十分讨厌舜，经常虐待他，尤其在生下了舜的同父异母弟弟象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一直想尽各种办法想把他折腾死。有一天，舜的继母拿出两包麻籽对他兄弟二人说：“你们到村外分别去种麻，谁种的麻能长出苗，谁才能回家，如果长不出，就再也不要回来了。”兄弟二人各自拿了麻籽去村外种麻。话说象是个十足的好吃懒做之徒，他一边走，一边嗑瓜子似的吃起了麻籽。一吃之下，发现哥哥舜的麻籽比他的香，就非要拿自己的麻籽和哥哥的换。舜拗不过弟弟，只好跟他互换了麻籽。

麻籽

一周之后，舜播种的麻籽先后都发出了嫩芽，而象播种的却一棵苗也没发出来。原来，继母为了设计把舜赶出家门，给他的都是炒熟的麻籽，炒熟的麻籽当然发不出幼苗了。这种招数，后来被越王勾践用在了报复吴王夫差上，他进贡给吴国的稻种也都是炒熟的，再趁着吴国的饥荒，一举攻下吴国。

虞舜种麻的故事虽然只是个传说，但从中我们却能读出关于麻的各种信息，至少在古老的民间记忆里，麻是一个被广泛种植的农作物。而在民间，可以播种的农作物非常多，五谷之中既有小米，也有大米，还有大豆，舜的继母为什么要给他哥俩麻的种子，而不是其他的作物，这里面又有着怎样的寓意？

五谷中的“麻”

20 世纪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属于马家窑文化类型的甘肃临夏林家遗址，发掘出距今有五千年的麻籽遗存。这说明，至少在五千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种植和食用麻籽了。

而当我们翻开古典文献时，更是写满了对麻的记载。这些文献记载表明，我国的先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五谷的饮食主体结构。在五谷的各种记录中，麻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如《周礼·天官·疾医》记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楚辞·大招》记载：“五谷六仞。”王逸注：“五谷，稻、稷、麦、豆、麻也。”吕不韦则在《吕氏春秋·审时》中把五谷上升到六谷，分别是：禾、黍、稻、麦、菽、麻。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上，雕刻有五种谷物的文字和图案，它们分别是：禾、麻、黍、麦、豆。以上种种，都有麻的身影存在。

不仅如此，在我们翻阅《诗经》时，会发现麻这个物种出现之频繁和地域之广泛，远高于稻和麦。稻和麦是因为南北的饮食习惯差异，致使在当时的普及程度还不是全方位覆盖。但在那个时代，麻却已经能做到如此大面积的普及，这背后又投射出怎样的玄机呢？

什么是“麻”

那么，麻到底是什么？在上古时代，它为何会受到这般青睐？

麻，是麻类草本植物的统称，麻的种类有很多，有大麻、黄麻、蓖麻、剑麻、苎麻、亚麻、葛麻、苘麻等，包括我们所常食的芝麻，也属于麻的一种，最先引进到中国的时候，就叫胡麻。胡麻和蓖麻之所以也被称为麻，因其幼苗和叶形与大麻相似，故以借称。麻是个象形字，根据这个字形基本就能想象出麻的长相。

中国古代五谷之中所说的麻，在民间有不同的称谓：有的称之为火麻、有的称之为线麻。从植物学的分类上来说，对它的定义是桑科一年生草本植物，长得玉树临风、修长苗条，一般可以长到三至六米。

（清）徐鼎纂辑《毛诗名物图说》中的麻

火麻又分为雄株和雌株。古代汉语把雌麻称为“苴”，把雄麻称为“枲”。雄麻和鸡中的公鸡一样，只负责貌美如花，但并不结果；雌麻结出的果实就是麻籽，它们和瓜子一样，外面都有着坚硬的外壳，去壳之后而成麻仁，民间就把其唤作“火麻仁”。火麻仁富含油分，既可以食用，也可以药用。古人就把火麻仁纳入到口粮的序列之中，而成为五谷之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麻有两个亚种：一个是上文所说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火麻；另一个则是产自印度的大麻。印度大麻植株较低，叶子大而密，能分泌出大量树脂，这种树脂就是生产“大麻烟”的主要材料。因为印度大麻富含大麻毒素，所以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将它视为“毒品”，严禁大面积种植和流通售卖。

火麻既然也是麻，当然也含有“麻”的成分，但相对于印度大麻则微不足道。2002 年，国家卫生部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中正式将火麻仁列入“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名录。与其他几种谷物相比，如小米和小麦都属于单穗作物，谷穗儿都长在头顶，果实相对小而少；而雌麻就不一样了，它从下到上全身的茎秆都可开花结果。因此，同样的田地，它的产量会比小麦和小米都要高。

在古代农耕水平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总是选择种植那些既不费力又能食用，同时还能高产的作物。麻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传统的五谷饮食序列，并伴随着中国的先民们越过几千年的岁月，这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穿在身上的作物

麻之所以一直被人类所倚重，除了食的功用之外，还有它的独门秘籍——与其他的粮食作物相比，五谷之中，麻是唯一可以“穿”在身上的农作物。

麻的本意，原本就是指其茎皮纤维可用作编织或制绳索的草本植物。由于其身材细长，加之茎皮纤维坚韧，可以捻成细线，用来结成绳索，编织渔网和麻布，这就使得它的价值功用一下子凸显出来。

中国的先民们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并熟练掌握了提取麻纤维的方法，那就是“沤麻”。《诗经·陈风》中说：“东门之池，可以沤麻。”所谓的沤麻，就是将收割的麻株或剥下的麻皮，浸泡于水中发酵，进而获取其中的纤维。考古资料显示，在位于新石器时期良渚文化带的浙江钱山漾古遗址中，就发现有苎麻纤维的编织物。据此足见，中国先民们至少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制造麻纤维的方法[1]。

而在民间话语体系里，与丝绸相对应的，通常都把麻的这种纤维称为：麻绳。

结绳记事

麻绳，首先是以记事的方式来保存古人的文化记忆的，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结绳记事。我们知道，在文字发明前，史前的人类都是靠结绳的方式来进行记忆和叙事的，就是在一条绳子上打结，用以记录某种事情。

下图：麻秆茎皮是天然的纤维材料

右图：结绳记事

据《易经·系辞下传》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孔颖达疏云：“结绳者，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义或然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人为了要记住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以后看到这个结，他就会想起那件事。如果要记住两件事，就打上两个结；记三件事，就打上三个结，等等。大致情况就是根据事件的性质、规模或所涉数量的不同，结系出不同的绳结。这种古老的记事方式至今仍保留在国内一些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绳结技艺中。

宋代词人张先所说“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传达出的正是对这种结绳记事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用麻的纤维串联起来的绳索，就像一种记忆承载着古人的万千心情，而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叙述和记录，就像一根打满小结的麻绳一样，从古代延伸到今天。我们现在的叙事，只是把结绳变成了文字，又把文字变成了数字，呈现到不同的电子屏幕上。正如晋代的葛洪在《抱朴子·钧世》中所说：“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2]

网罟而渔

一根绳子能记事，多根绳子可成网。

中国自古就有“伏羲氏造网罟，教佃渔以赡民用”的传说和文献记载。《易经·系辞下传》云：“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由绳而网，不仅是编织技术的进步，更是获取食物方式的进化。网罟的发明，使上古生民捕食鱼类和猎捕野兽成为可能，极大地改善了人们靠采集自然果实和集体围猎而不敷食用的状况，也丰富了上古之民的食物结构。

从甘肃的天水大地湾遗址、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以及河南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骨针、石纺轮、石网坠、陶网坠等文化遗存，这说明在新石器时期，用麻绳编织的网罟进行捕猎已经成为获取食物和劳作方式的常态。

这显然都是麻带给人类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麻这种作物，不仅可以给人类提供麻籽来食用，还以纤维的方式给人类保存了记忆，并以另一种形态推动着人类获取其他食物的进程。

同时，在网罟的基础上再进行缝制，而成麻袋和麻包，用来盛装、运输和储藏粮食。在今天，麻袋和麻包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布衣的标签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这首《过故人庄》，清晰完整地展现出了宋代以前的两套衣服体系：一个是丝绸；另一个就是麻布。

所谓桑者，就是桑树，桑叶是蚕的主要食料，而桑蚕吐丝结茧而成丝绸，这是古中国制造华服的主要材料，中国也因丝绸而天下闻名。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华夏，这个华夏的华，也来自于服章之美。可以说，自古以来，丝绸就是中国的名片，更是珍贵服饰的象征。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麻衣。在麻布没有诞生之前，上古之民一直采用树叶和动物的毛皮来遮体，而麻织物的发明使人们不但拥有了可以用来捕猎的网罟，也有了可装载物品的麻袋，更在此基础上织造出了用以缝制衣服的麻布。

麻布以其透气性良好、吸汗、保暖、结实和耐磨而成为劳动人民的主要服装，而绩麻也成为古人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因此，蚕桑和绩麻被记录和书写在不同的古代文学版本中。

在《诗经·陈风·东门之枌》中说姑娘们“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豳风·七月》中描述：“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李白则以写史的方式，在《公无渡河》的诗章中写下：“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湮洪水，九州始蚕麻。”尽管李白因不大知晓古人的桑麻之事具体起于何时，便索性把蚕麻之务说成是自大禹治水之后才开始普及。不过，我们却能从他的描写中得知当时蚕麻之事的盛行。而杜甫在《夔州歌十绝句·其七》中写道：“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蜀地之麻和吴地之盐自古就是通达之货品。这从一个侧面也证实了桑麻之事自古而来在全国各地普及的盛况。

到了宋代，尽管此时棉花已经开始传入中原，但桑麻之务还保持着相当规模的兴旺。苏辙在《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其二十六野人庐》中说：“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意思是说：乡野普通农人之家，仅靠种植桑麻就可以维持日常的用度，而且日子还过得相当不错。

但自古以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桑一麻，在制定了两套服装体系的前提下，也划分了古代中国两个不同的人群阶层。绫罗绸缎者，属于达官贵人的衣着；粗布麻衣者，则是典型的底层平民百姓的身份标签。所以到后来，布衣之族就成了下层劳动人民的代称。麻布，不但创造了一个服装品类，从文学意象和社会生态上也制造了一个独特的辨识符号。

而当棉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田间大规模普及时，服饰的标签属性开始变得渐渐模糊，麻也在逐渐模糊的历史光影中消散于日常的视线之中。

自觉退隐的麻

宋代以后，麻在历史中的身影突然间变得不像之前那般光华了，那是什么原因制造了它的退隐？

作为口粮的功能性退隐

首先，从作为口粮的功能上来说，唐宋之后，随着大米的大规模北上和小麦的组团南下，民众的口粮结构主体形成了米、面的稳定格局。在食物相对匮乏的年代，作为充饥之物，麻籽尚可拿来用以果腹，而当米面这些主体粮食的产量足以用来填充民间的饥饿时，麻作为口粮的价值就慢慢被削减。于是，它便非常自觉地从民众的餐盘中逐步向后退隐。这是在今天的餐桌上，我们几乎看不到麻籽身影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因为麻籽毕竟含有一定“毒”性，吃食过多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到一定阶段，也已不适合人类大规模的食用。人类的味觉和胃口天然决定着要挑选那些可口好吃又无副作用的食物来吃。这是人之天性，所以麻的退隐也是人之常理的必然选择。

当然，这些都不是造成麻退隐的主要原因，最重要的是因为棉花的出现，才突然加剧了麻退隐的步伐。

来自棉花的压迫

从宋代开始，洁白的棉花突然间便铺遍了大宋的山河。

中国自远古迄于隋唐，衣被原料曾长期以丝、麻或动物皮毛制品为主。公元2 到4 世纪，虽然棉花在中国的新疆、海南岛等边疆地区已有种植，但所植的大多是多年生的木棉和章棉。但在宋代之后，棉花开始陆续从边疆地区向王朝的腹心地带周转，从而推动了中国纤维作物的结构和衣被原料发生了重大变化。[3]

明代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对这一变化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概括：“盖自古中国所以为衣者，丝、麻、葛、褐四者而已。汉唐之世，远夷虽以木绵入贡，中国未有其种，民未以为服，官未以为调。宋元之间，始传其种入中国，关、陕、闽、广首得其利。”[4]

由此可见，棉花进入我国大概是从两条线路开始的：一是西北，一是南方。西北是由中亚传入今天的新疆，然后再传入内陆。这一路线传入的是非洲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草棉；南方一路则是先传到海南、广东、福建，再传到江浙一带。这一路线传入的棉花为亚洲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秋冬用木棉。”元代胡三省注释：“木棉，今南方多有焉，于春中作畦种之，至夏秋之交结实，至秋半其实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绵。土人取而纺之，织以为布，细密厚暖，宜以御冬。”可见在宋代，棉花已成为冬季最常用的御寒衣物。而到了靖康元年的闰十一月，也就是公元1126 年的冬月，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多给木棉袄，务令温暖，众皆感泣，不敢惮劳。”[5]

棉花在宋代之所以快速进入中原的视野，中国社科院的曾雄生老师把它大致归纳为三个原因：一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宋朝五代十国的乱局后，快速增长的人口不但对粮食提出了要求，对穿衣的数量和式样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粗制的麻布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宋朝人民的审美和生活诉求；二是气候的原因。宋代之后，气候开始变得突然冰冷。据竺可桢先生的物候分析，从宋代以后，气候普遍比今天寒冷。持续的寒冷，必然表现为春暖推迟，秋寒提前，延长的冷冬使得麻布不能像棉布那样保暖，因此棉花被大规模引入；三是技术原因。因为纺织和印染技术的发达，不但使布匹变得细密，也更加漂亮美观。而这是相对简陋的麻布所不能实现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导致了麻布的加速退潮，逐渐从主流社会的餐桌和主流人群的身体上消散，它不得不向更底层民众“汗滴禾下土”时的工装方向下沉。而我们对麻的记忆，只能作为一种文学意义的表达，停留在文人士大夫对平民的悲悯和同情的词句里。

尽管麻籽和麻布在物理空间上日渐消散，但作为一种古老的物种，麻穿越了数千年的风云转换，仍然留存于人们的感觉记忆里。正如今天的我们每个人，在看到往昔的事物和故人时，不经意地，内心总会闪现出一丝丝的“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