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载道”论文摘编

宋吉昊

壬寅岁末，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中国国家画院共同主办的『文以载道—斋馆别号鉴藏印暨金石拓本题跋国际大展』开展，这些斋馆印及金石书刻遗迹拓本承载着历朝历代鉴藏者和刊刻者所处时代的文明与信息，是研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艺术的宝贵文献资料。由于金石拓本的摹拓和制作年代，制作材质、技术、形制都不尽相同，而鉴藏者的鉴藏印及题跋内容，也随着时代发展和人文学科的进步在不断有序增加、丰富和充实。斋馆印和金石拓本题跋所承载信息的不断丰富，往往意味着其研究价值的水涨船高。因此，斋馆印和金石题跋逐渐从文人雅玩发展成为一个流传有序、包容、开放、厚重的文化宝库。

明代徐师曾说：『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至综其实，则有四焉：一曰题，二曰跋，三曰书某，四曰读某。夫题者，缔也，审缔其义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也……

题、读始于唐，跋、书起于宋。曰题跋者，举类以该之也。』

[1]徐氏是对经史子集里的所有题跋予以总的概括，故其结论适应范围更广泛。他认为题跋都是著作后面的文字，题，是让读者知道作者撰写的目的；跋，是简明扼要说明著作的核心内容。徐师曾认为题始于唐代，跋始于宋代。陈文波博士指出，『跋』至少在六朝时就已出现在书法作品中，因为唐人李绰《尚书故实》记载唐代人见过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中的『梁朝诸王跋尾』。唐代卢元卿《法书录》著录王廙、萧道成和王羲之书迹时，见到跋尾处有南朝装潢者与经眼者奉旨写在卷末的署记。

[2]笔者认为，或许欧阳修《杂题跋》的闻世才真正标志着题跋文体自此拥有了明确的定名方式，毕竟直到欧阳文忠公才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和有条理地为收藏的金石拓本撰写跋尾，并汇编完成《集古录跋尾》，其中还包含一定数量的书画题跋。

[3]集印在宋代也已比较流行，出现了第一部官修印谱《宣和印谱》，很多私家藏印也被辑录成书。

[4]后来，元明人为增加书画作品的画面丰富性和提高书画藏品的市场价值，一方面是有目的钤盖斋馆印，另一方面是邀请书画鉴藏名家和文人名士撰写题跋。

[5]陆容《菽园杂记》中说：『古人于图画书籍皆有印记，曰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6]詹景凤《詹氏性理小辨》中写道：『印章今俗呼为图书，此缙绅学士所不能无者。』[7]斋馆印和金石题跋体现着藏品的流传有序，也反映出当时社会主流群体的审美取向、技法特征和创作风貌。

斋馆印和金石题跋的文化包容性。此次展览的核心命题是『文以载道』，此『文』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展出的斋馆印和金石书刻遗迹的拓本，二是当代书法和篆刻领域学者，通过解读不同历史时期斋馆印和金石拓本承载的文化信息和技法特征后的再创作和题跋。

『道』是历代斋馆印和金石题跋所承载的需要当代人去继承、丰富和弘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解读斋馆印和金石书刻遗迹承载的信息去了解金石书刻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将有助于当代研究者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解读、认识和思考新时代书法篆刻艺术创作的学习、继承和发展的路径和方向问题。

斋馆印在明清时期的盛行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与明清时期日益兴盛的书画鉴藏有直接关系。当代人创作斋馆印大多流于机械地对秦汉篆刻技术的复制粘贴，很少有人去主动回溯和思考秦汉印的制作技艺在流传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受到哪些影响，发生了什么变化，形成了什么样的新技术和新风格。此次展览策划突出强调回归文本、文心和文化，充分挖掘和弘扬斋馆印和金石题跋的宏大文化包容性，通过解读导致明清斋馆印发展流变的原因来探索新时代篆刻艺术的发展路径和思路。这也是此次展览『文以载道』这一命题得以实现的切实保障。

金石题跋，作为中国古代金石书刻遗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需要梳理考证书刻遗迹流传的历史脉络，对书刻遗迹的内容进行解读和阐释；另一方面需要题跋者亮明对特定书刻遗迹拓本的书法风格和摹拓技术的观点和态度。另外，还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书刻遗迹的相关内容作深入研究，为后世研究者提供流传有序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依据和文献支持。李刚田先生题跋的是一件『西汉半两摇钱树瓦当』拓片。这件古朴雅致的瓦当拓片涉及中国传统建筑艺术、风俗和汉代钱币制度问题。瓦当，是中国古代建筑中覆盖建筑檐头的筒瓦前端的遮挡，有时也专指屋檐最前端的一整片瓦。瓦面上大多装饰着有花纹垂挂圆形的挡片。余晖《中国画技法全书》中认为瓦当有时特指两汉时期那些用以装饰美化和庇护建筑物檐头的建筑附件。

[8]两汉时期的精品瓦当，大多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紋、文字纹、动物纹等等。

瓦当在古代是建筑用品，流传至今已经成为精致的艺术品，这是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遗产。半两钱始于秦代，圆形方孔，币上『半两』二字为小篆，表示每枚铜钱的重量为当时的半两（我国古代规定一两为二十四铢）即十二铢，故称『半两钱』。秦统一天下后规定以半两钱为全国通行的货币，这是我国最早的统一货币。秦半两钱的流通范围，西至河西走廊，东到山东、江苏，北达内蒙古，南抵广州，东北到达辽东半岛，西南进入大渡河上游。但是，西汉武帝时期废止半两钱，五铢钱开始成为西汉国家法定货币。西汉人的瓦当里出现半两钱的图形，那么出土于山东临朐的半两钱摇钱树瓦当属于西汉什么时期，为什么用半两钱作瓦当图案？李刚田先生的题跋简明扼要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并顺手点出了半两钱摇钱树的历史渊源：半两钱为秦法定流通货币，汉武帝废半两改为五铢钱，故此瓦当为汉武帝前之物。此瓦当出于临朐，为三国名士邴原故里，好事者便附会传说中邴原拾钱挂树之故事，而实为无稽之谈。早邴原三百余年，齐地先民便有崇祀摇钱树以祈求富裕安康之习俗。

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汉武帝之前，恰好是汉初封国经济军事实力达到巅峰的一段时间，当时掌控临朐（现属潍坊市）的应该是淄川王和胶西王，他们掌握盐铁之利，又有铜矿，可以私自铸造货币，摇钱树形象出现在『七国之乱』之前那段时期和那个地区毫不意外。

这是一张西汉武帝以前的以摇钱树为图案的瓦当，题跋的内容已经涵盖了瓦当的出土地和半两钱的相关信息，这都是金石拓本的基本操作，在其他作者题跋作品中也经常可见，但李刚田先生否定了好事者认为摇钱树与『邴原拾钱挂树』的故事有关，他认为齐地比这个故事早三百年就有用摇钱树祭祀祖先来祈求富裕安康的习俗。这一部分就是金石题跋的主题开放性的表现，就是可以从这个题跋的内容生发或联想到另一个不相近，甚至完全没有关系的独立主题。

斋馆印和金石题跋的文化交互性。本次展出的斋馆印和金石拓片题跋的创作仍然秉承自由、开放、交互的原则。斋馆印的创作是各位作者根据对不同历史时期篆刻艺术，尤其是明清斋馆印的历史沿革的解读和思考后，融合自己知识储备、技法风格和时代需求进行创作完成的。擅长史学和文献学领域的作者会对金石拓本文本的历史背景和文字内容有较多关注，甚至以拓本文字为依托和佐证，考证推理出许多其他学科领域的问题。

擅长形式分析的技法高手则会针对拓本的书法风貌、技法特点和刊刻技术进行阐释，但越来越多的题跋作者开始更多关注对拓本文本的解读和理解，对文本产生时代的文化背景的研究和思考。

一件传承有序的古代书刻遗迹拓本，大多会留下不同历史时期的鉴藏和阅读痕迹，一方面表现在流传有序的鉴藏印章，就是拓本上形态各异的斋馆、别号印，来源于古人鉴藏图书活动。这些流传有序的鉴藏印本身就意味着一段独特的鉴藏史，涉及鉴藏者个人信息、时代背景和鉴藏过程，这都可以成为一个个颇有研究价值的独立的课题。另一方面就是作品中不同时期的文字题跋。不同身份、文化背景和学术流派的鉴藏者和题跋者，可以对同一件作品提出不同的见解和认知，也可以在同一问题上作层层递进的深入探讨。金石遗迹及其拓本中所有的问题都是独立开放的课题，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间，留下题跋的是直接参与者，没有留下题跋的，可以之为文献，亦可以之为标的。在提出自己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之前，认真完整地阅读和回顾前人留下的文字和见解，有利于研究工作全面深入地展开。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也曾不止一次撰文指出，时至今日，金石题跋的学术价值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石刻题跋作为石刻阅读史的生动记录，尚未引起学界的注视，遑论重视。这不仅辜负了一千年来积累的丰富的石刻题跋文献资源，也辜负了阅读史给我们提供的富有参照价值的理论视野。具体说来，石刻题跋中所体现的阅读者的身份、阅读特点与目的、不同阅读眼光的交互等议题，都有待深入探讨。

[9]斋馆印和金石题跋的文化延展性。斋馆印和金石拓片，是集史料、文辞、书法和摹拓技术于一体的文化载体，是研究不同时代的人對天地万物和人文精神的一种关怀和认知的文献、史料和艺术品。斋馆印和金石题跋是一个世代相传的、活跃的、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包容度极大的学习体系，具有极强的学术延展性和活跃性。

丛文俊教授此次提交作品是《北魏李瞻墓志题跋》。第一部分，考证墓主籍贯，通过《魏书》关于李瞻的职务变迁的记载，考证其籍贯属现在的唐山市。第二部分，考证李瞻的官场经历和家庭成员。丛教授在考证其家庭成员时发现，史书上记载李瞻父亲只有三子，且三子名讳俱全，李瞻的身份就变得复杂，丛教授推断这可能与李瞻弱冠即逝有关。第三部分，丛教授对该件墓志书法由衷称赞：『此志书法笔势紧密、虬屈沉动，奄有篆籀古气。北朝碑版所仅见者，其刻工虽陋，难掩其郁拔英气，可宝也。善鉴者习之必有成就焉。』丛教授的三段题跋分别针对墓志主人的个人信息，李瞻父辈家庭成员信息，特别是墓志刻写水平和摹拓水平给出的研究结论和鉴赏意见。金石拓本题跋可以是拓本制作者，也可以是拓本收藏者在不同时间针对不同问题作出的结论。丛教授十几年前就曾对上古金石文字的形质、美感与象征作过深入研究[10]。这都是金石拓本题跋的文化开放性和延展性的体现。

宋人欧阳修收集金石器物并撰写《集古录跋尾》是为了考证史学问题，元明人刻碑拓碑是为了鉴赏和收藏，清人访碑、拓碑和撰写金石题跋为的是研究经学之得失。当代人拓碑的目的要么是鉴藏，要么是试图从金石题跋中寻找苍茫古朴的创作灵感和多变的画面处理。

金石书刻遗迹中承载的是几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金石拓本中不同时代、领域和身份研究者的题跋，将日益体现金石题跋的文化包容性、交互性和延展性，这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文化宝库。参加本次大展的领导和专家都高度评价展览策划者让书法和篆刻回归文心、回归金石题跋的文字本体的远见卓识。

简而言之，此次展览至少有几个突出看点：一是立意高远，多年来首次跳出片面的形而下的技巧推敲，回归形而上的文化根本之探究，通过对金石题跋文字本体和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来促进对其艺术价值研究的深化和突破。二是挖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书法篆刻艺术时代新使命，彰显时代新风貌。三是展示中华文化的包容、开放与融通，加强国际交流，将书法篆刻展做成了一次成功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注释：

[1]（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6-137.

[2]陈文波.金石题跋：考古得间与文字之缘[J].艺术生活，2022（8）：98.

[3]（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1：1053-1054，1055，1058.

[4]叶康宁.鬻印图、宝印图和清代的篆刻交易[J].中国书法，2017（17）：181.

[5]（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G]//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7406-7408.

[6]（明）陆荣.椒园杂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5）：7-8.

[7]（明）詹景凤.东图玄览 詹氏性理小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3）：313.

[8]余晖.中国画技法全书[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3：194.

[9]程章灿.石刻题跋的阅读方法——以刘体乾旧藏《宋拓蜀石经》题跋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22（10）：96

[10]丛文俊.上古金文书法的形质、美感与象征[J].中国书法，2009（1）.

作者单位：青岛农业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