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东南亚智库塑造地区制度的研究

陈子恒 姜昊

摘要：[目的/意义]在东南亚地区合作制度的生成过程中，具有半官方和小规模特点的东南亚智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作为东南亚智库的典型代表，推动了东盟地区论坛的创设，这对中国智库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方法/过程]本文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中，构建了智库“知识供给—知识扩散”的分析框架，展示东南亚智库对地区合作制度的塑造过程，分析了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在东盟地区论坛这一重要地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通过“合作安全”观念的本土化改造与扩散，促进了这一观念在东南亚的政策转换，并推动了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以此为借鉴，中国智库需要增强地区知识的生产与扩散能力，并在知识制度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建构主义 东南亚智库 地区合作制度 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东盟地区论坛

分类号：D814.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3.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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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选题背景：东南亚智库与地区制度的生成

长期以来，“国家中心”和“现实主义”主导了关于东南亚地区合作的研究，东盟被认为是推动亚太地区合作制度生成的“驾驶员”和“掌舵手”，包括东南亚智库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却常常被遮蔽。东南亚智库在地区制度生成中作用被忽视的原因主要有两点：资金上受制于人，导致自主性低下；缺少具体的执行机构，所对应的执行力不彰。而事实上，部分东南亚智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东南亚的地区合作制度。如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EAN-ISIS）在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创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东南亚地区，智库很少作为非政府组织存在。作为提供政策支持和咨询职能的机构，东南亚智库往往具有官方背景，或者直接隶属于政府部门[1]。东南亚的智库甚至被描述为“政府的非政府组织”（governmentally organized NGOs）或“被操纵的政府组织”（manipulated NGOs）。这种半官方属性具体体现在人员构成和资金来源两个方面。审视东南亚智库的人员构成可以发现，智库成员涵盖了知识分子、记者、商业精英，以及“以私人身份行事”的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虽然政府官员多以个人名义参加智库，但一般具有官方背景，进而打通了学界和政界的沟通渠道。另外，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智库都是受政府资助的，如新加坡的国际事务研究所（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IIA）、东南亚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SEAS）和雅加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都是在政府资助和赞助下成立的。有些东南亚智库是直接由政府设立的，作为一个官方的公共机构。例如，1997年，根据政府法令成立的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PIDS）[2]。换句话说，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决策依据，并充当政府的发声渠道。一言以蔽之，东南亚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比传统的西方智库更为密切，这种强关联性也决定了东南亚智库将智库成果转换为官方决策的机制更为畅通。

东南亚智库对地区合作的塑造是间接的，是通过影响国家行为主体而实现的。一方面，东南亚智库利用与官方机构紧密的沟通管道影响政府决策。东南亚智库利用其半官方属性，将地区愿景转换为具体的政策实践，并建立行之有效的“第二轨道”机制。区别于“第一轨道”代表官方、正式的决策机制，“第二轨道”决策机制是由学者专家、商界人员、非政府组织代表以及代表个人身份的政府官员所组成的混合团体[3]。由于精炼的人员构成，同一个智库代表往往要参与多项“第二轨道”进程，并直接负责与“第一轨道”进程的对接[4]。这一成员构成的特点，也提高了东南亚智库的工作效率，以及在不同议题之间协调的能力，使其在对官方政策实践方面有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以各领域专家、学者为主体的成员构成，能为东南亚智库供给“专家式权威”（expert authority）[5]。区别于“权力型权威”自上而下、压迫与服从的作用机制，智库的权威来源于其对专业知识的掌握。通过强调知识的“客观性”，智库的建议很少受到政治分歧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容易被政府决策人员接受。

由此可见，区别于西方的传统智库，东南亚智库存在起步慢、半官方和小规模的特点，上述特点也决定了其在物质实力和自主能力上的相对匮乏。探究其如何因循自身特点，成功影响政府决策，并进一步塑造地区合作制度，将有助于深化对智库成果转换机制的认识，为我国智庫工作提质增效提供镜鉴。

1.2 东南亚智库的典型代表：ASEAN-ISIS

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众智库中，最为典型的是ASEAN-ISIS。该智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东盟一体化的进程中建立起来的，并对后续东盟主导的地区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取ASEAN-ISIS对东盟地区论坛的塑造作为研究案例。

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并开启了东南亚的地区一体化。随着地区整合进程的推进，全域性视角的政策分析需求也相应提升。但是，在东盟发展的初期，东盟秘书处缺少相应的财政支持，加之国际战略专业研究人员的匮乏，使其很难进行政策研究或向东南亚地区提供咨询功能，这一缺陷也为ASEAN-ISIS的创立提供了机会窗口。1988年，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马来西亚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菲律宾的战略与发展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ISDS）、新加坡的国际事务研究所和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问题研究所（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签署章程，决定正式发起成立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并向东盟秘书处备案登记。随着东盟的扩员，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智库机构也在日后被吸纳进来，使ASEAN-ISIS逐渐发展成一个成员覆盖全体东盟国家的智库组织。ASEAN-ISIS将“鼓励东盟各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开展各领域政策研究与合作、促进东南亚地区以和平与安全问题为导向的信息交流”作为组织宗旨，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设有秘书处，主要负责筹办亚太圆桌会议（Asia Pacific Roundtable， APR）、东盟人民大会（ASEAN Peoples Assembly， APA）等特色活动，并协调成员之间的沟通往来。与绝大多数东南亚智库相似，ASEAN-ISIS呈现出半官方、小规模和精英构成的特点。总体来看，作为东盟“第二轨道”外交的重要平台，ASEAN-ISIS在日后东盟一系列政策的研拟和落地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对东盟地区论坛的塑造。

2 东南亚智库塑造地区制度的分析框架：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

本文拟借鉴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探究东南亚智库如何利用其组织特点，在地区合作制度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作用，以此弥补既有研究中过于重视“国家中心”和“现实主义”而忽视观念因素的缺憾。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世界是观念的世界[6]。观念具有独立于物质的影响力，是塑造或限制政策制定的参考框架，政策执行者只能在其认知范围内做出政策选择。据此，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及其变革能力来自观念本身，观念具有结构性后果。在这一理论视域中，将智库工作等同于“清谈”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智库的活动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形成地区认同和共同知识的积极氛围[7]，即观念是塑造地区合作的关键。

基于此，或许可以将东南亚智库定义为一个通过产生、塑造、描述和传播观念的非国家行为体。东南亚智库生产社会性知识，并借由其半官方特质和与政府之间通畅的沟通渠道，推动政策讨论、创造对话习惯，实现新观念在政策执行人员之间的传播和内化，将知识塑造为地区共同知识，在此基础上塑造地区合作，最终将智库所擘画的地区愿景转换为具体的政策实践。“知识供给”和“知识扩散”是东南亚智库塑造地区合作的具体机制。

东南亚智库“知识供给”的功能体现在对知识的接收、管理和改造。具体来说，就是对域外观念和知识进行辨别、甄选和收集，并基于本地区的合作惯习和利益关切，对其加以修剪和调整，最终实现对外来知识的“本土化”[8]。其中，“知识”具有实践和观念上的双重涵义，不仅是看得到、摸得着的技术性知识，也包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背景性知识，其通常外显为经验、技巧和常识等，类似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惯习”[9]。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南亚智库所提供的知识既能对现实中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还可以在深层次重塑行为体的观念与认同。

东南亚智库不仅是地区知识的供给者，也是“知識扩散”的推动者[10]。换句话说，除了东南亚内部的知识供给，东南亚智库还有推动本土知识国际化扩散的倾向，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知识扩散的具体方式是“政策辩论”。其中，“辩论”具有“交感而化”的作用，是一个相互说服、观念累积和身份渐变的过程[11]。大量文献表明，东南亚智库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同政策制定者之间有定期的、行之有效的会晤机制[12]。通过大量的政策辩论所培育出来的“对话习惯”[13]，反过来也为东南亚智库与域内外的官方政策制定人员之间展开政策交流、推广本土化知识提供了极大便利。

东南亚智库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特点，促进知识在东盟地区形成“互动和解释的反复循环”，类似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民族国家获得其身份的过程[14]。知识的“反复循环”指的是，在东盟行为体的互动实践中，智库所产生的地区知识被行为体解释并赋予了新内涵，这种具有新内涵的地区知识，也会反过来影响地区行为体间的互动实践。上述过程的循环往复，使智库所提供的新知识被政策制定者内化。政策制定者在充分内化新知识的基础上，参与本国和东盟的政治进程，进而影响其在地区合作的政治选择。

总而言之，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中，东南亚智库以“知识供给—知识扩散”的方式推动了新地区知识的生成，并进一步塑造了新的地区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东南亚智库成为本地区知识供给和政策执行的交汇点，从而在新的地区知识的扩散和内化中塑造了地区合作制度。

3 案例分析：ASEAN-ISIS与东盟地区论坛的创设

ASEAN-ISIS成立之后，在东南亚地区制度的生成中逐步开始发挥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对东盟地区论坛的塑造。不同于以“共同安全”为规范基础的西方安全合作机制，该论坛的创设和运行都是基于“合作安全”的[15]。换句话说，东盟地区论坛是围绕“合作安全”观念而产生的。事实上，“合作安全”就是“共同安全”本土化之后的产物。作为一种外来规范，“共同安全”在东南亚的落地生根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本土化和长期的扩散与内化。通过历史回溯和案例考察可以发现，ASEAN-ISIS在“合作安全”的生成、扩散和内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具体体现在：“知识供给”，即ASEAN-ISIS对合作安全观念的本土化改造；“知识扩散”，即ASEAN-ISIS推动“政策辩论”；ASEAN-ISIS促进“合作安全”观念的政策转换。

3.1 知识供给：ASEAN-ISIS对合作安全观念的本土化改造

“冷战”结束之前，东盟几乎将所有专注力放在了地区内部事务上，寻求绝对的“地区自治”。“冷战”结束后，全球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世界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原本“地区自治”的实践模式开始捉襟见肘，东盟亟须寻求新的安全合作模式来加以应对。

基于这一地区形势，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相继提出在亚太地区展开多边安全合作的倡议，这些倡议无一不是受到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下简称“欧安会”）“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规范的启发[16]。“共同安全”的概念起源于1982年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17]。区别于单边主义和均势主义，“共同安全”主张通过多边主义的路径，建立地区信任、实现武器管控和践行包容性合作，在此基础上达成国家、地区和全球安全之间的相互促进，这一观念也在后续逐步成为欧安会的重要规范。从关注对象上看，不同于“国家中心”主义对单位国家的过度关注，“共同安全”概念将全区域安全纳入研究范畴，既关注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也重视区域组织和非国家行为体对地区安全的塑造。从涵盖领域上看，既保留了对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还将研究的触角伸向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得益于上述特征，“共同安全”也被形容为“冷战后最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18]。

起初，“共同安全”观念的引入受到了东盟内部的诸多掣肘。许多学者和官员质疑到，欧盟和东盟在组织架构、成员权责、制度化程度和决策方式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差异，直接复制欧安会的“共同安全”模式，势必会引起“水土不服”。其中，最显著的矛盾就是欧安会“共同安全”模式与维系东盟存续的“东盟方式”不兼容。所谓“东盟方式”，即以非正式、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和追求各方舒适度为核心的运行模式。而欧安会的“共同安全”模式强调的是正式性、高度制度化和强约束力，主张一定程度的主权让渡。可以说，欧洲和亚洲的安全环境存在结构性的差异，决定了“共同安全”在东南亚地区薄弱的适用性。时任印尼外长阿里·阿拉塔斯（Ali Alatas）曾表示：“不同于欧洲的单一的安全威胁来源，亚洲存在多元的安全关切，简单移植欧洲的制度是行不通的。”[8]

考虑到东南亚的地区惯习和安全关切，ASEAN-ISIS对“共同安全”观念进行了重新辨析和解读，将其本土化为一项具有可行性的“合作安全”（cooperation security）观念。ASEAN-ISIS保留了欧安会“共同安全”中的“包容性”原则，具体体现为对话成员的广泛性和合作领域的多元性。一方面，正视域外大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利益，并将有限度、可管控的大国竞争视为东盟可利用的战略杠杆[19]。基于此，东盟可以广泛邀请亚太地区国家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安全机制。参与的行为体越多，东盟的回旋余地和灵活性也就越充足。另一方面，推动合作领域的多元化，既涉及包括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的高级别政治领域对话，也包含经济发展、环境治理等低级别政治领域的合作。此外，针对欧安会“共同安全”模式中饱受争议的法律措施，ASEAN-ISIS也予以选择性剔除，并辅之以既有的“东盟方式”。换句话说，用东盟现有的宽松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替代“共同安全”规范中以强制性和高度制度化为特征的法律措施。因此，具有东盟特色的“合作安全”规范可以总结为：一个特定区域中的全体成员，共同努力以非暴力、非排他性方式来维护地区的稳定与安全。自此，ASEAN-ISIS完成了对“共同安全”的本土化改造，并在改造后的“合作安全”观念和东盟的惯习之间找到了重要的规范基础，为东盟决策者接受该提议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3.2 知识扩散：ASEAN-ISIS推动“政策辩论”

1991年6月，ASEAN-ISIS以“合作安全”观念为基础，向东盟首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进取时刻》的政策报告，指出东盟可以在地区秩序中扮演一个更为进取的角色，通过积极培育地区对话和合作的习惯，创设一个地区多边安全磋商机制[20]。该报告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重视，并在隔年被列为第四届东盟首脑会议的官方指导文件，赋予了东盟在协调东南亚内部和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组织地区对话的行动权[21]。这也意味着“合作安全”作为一种地区规范，开始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重视，并开始作为一项重要的地区议程被讨论和践行，逐渐扩散、内化成为东南亚地区主义的一部分。

凭借着东盟首脑会议对“合作安全”的肯定，ASEAN-ISIS开始与东盟组织建立起频繁的对话机制，至此打通了“第一轨道”（官方外交）和“第二轨道”（非官方外交）之间的沟通渠道，也为ASEAN-ISIS向东盟官方推介“合作安全”规范奠定了制度基础。1990年5月，ASEAN-ISIS向东盟提交了题为《大国军事存在和东南亚安全：问题、前景和建议》的政策报告，报告中提议建立一个以东盟为中心、涵盖亚太地区重要行为体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13]。同年7月，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该提议做了进一步补充，建议在每年的东盟外长后续会议（Post-Ministerial Conference， PMC）上专门探讨地区安全问题，并进一步邀请包括美国、日本、中国、苏联、印度和越南等在内的周边重要的行为体参与[22]。上述两项提议最终被东盟接受，并成为1994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的雏形。1993年5月，ASEAN-ISIS受邀参与东盟高级官员会议（ASEAN Senior OfficialsMeeting，SOM），并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开展地区安全对话的重要性。此后，在泰国举办的东盟高级官员会议与ASEAN-ISIS联席会上，东盟成员国的外长们对ASEAN-ISIS在东盟地区论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表示感谢，尤其提到了ASEAN-ISIS对“合作安全”理念的深入探索[3]。同时，东盟正式抛出橄榄枝，希望固定化与ASEAN-ISIS的会晤机制，即在每次东盟高官会议前，先同ASEAN-ISIS交换意见[23]。同时，ASEAN-ISIS正式提出由东盟牵头，创设东盟地区论坛的构想，并对论坛的组织架构、议程设置和成员构成提出了具体建议[24]。

在“合作安全”规范域外扩散的过程中，ASEAN-ISIS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被“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主导的亚太地区，中小国家联盟主导地区合作机制并未有前例可援。因此，由东盟主导地区合作的设想一开始并未被域外大国接受。日本政策制定者在接受访问时就表示，在亚太地区举办欧安会式的安全论坛是不切实际的。“亚太地区的冲突，如朝鲜半岛和柬埔寨冲突，最好通过攸关方之间的会议解决而非全域性的安全论坛”[25]。ASEAN-ISIS对域外国家的说服，依旧是利用既有“对话习惯”来推动观念的扩散，争取域外大国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开始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国际国家”，并积极发展与东南亚各界的友好关系。以此为契机，ASEAN-ISIS开始通过人员往来和政策讨论，说服日本接受“合作安全”规范。1991年6月，日本外务省高级官员佐藤幸雄（Yukio Satoh）连续受邀，参加了第六届ASEAN-ISIS年会和以“东盟与亚太区域：九十年代安全合作的前景”为主题的东盟官方会议。在会议上，佐藤幸雄充分了解了ASEAN-ISIS对地区多边合作的擘画，并积极同东盟方面开展协调，阐述了日本对地区安全多边主义的构想。通过两次会议，佐藤幸雄就地区安全合作的议题与ASEAN-ISIS的专家学者达成一致，认可“建立一个亚太范围内的多边安全对话有其必要”[25]。在日本表示对东盟主导地区机制的认同后，ASEAN-ISIS也加大了对其他大国的说服力度。与此同时，中国、美国等其他域外国家为避免落于人后、被排挤在地區合作进程之外，也相继转变态度，支持东盟地区论坛的创设。换句话说，ASEAN-ISIS的政策沟通以及各大国在东盟框架下的良性竞争，同时推动了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26]。

3.3 ASEAN-ISIS促进“合作安全”观念的政策转换

在ASEAN-ISIS的努力下，“合作安全”观念在区域内外行为体间充分扩散和内化，进而促成首届东盟地区论坛在泰国曼谷的召开。作为亚太地区首个官方安全对话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为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稳定、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简言之，“合作安全”是东盟地区论坛的基础性观念，而东盟地区论坛是“合作安全”观念的制度性再现。

审视ASEAN-ISIS对“合作安全”的定义和解读，“合作安全”的具体内涵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包容性原则，提倡多边安全合作架构，同时不排斥“冷战”期间的双边军事联盟的形式；第二，通过推进全方位合作，增进地区安全；第三，奉行非强制性、照顾各方舒适度和过程导向的運行模式，重视“对话习惯”的创造；第四，坚持“东盟中心”原则[15]。东盟地区论坛恰好是围绕上述四点而建立起来的。

首先，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首个官方性质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具有多元行为主体的特征。截至2019年1月，东盟地区论坛的成员国已发展到27个之多，成员既跨越了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地理范围，又突破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甚至民主制、君主制等各种政治体制的隔阂。在20世纪90年代初刚走出“冷战”阴霾的亚太地区，这种包容性的做法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是对“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分歧的双重跨越。除此之外，东盟地区论坛的出现，并不代表东盟对亚太地区既有双边军事联盟和均势安排的排斥，而是秉着包容性原则与之共存，甚至不排除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其次，东盟地区论坛是引领跨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一方面，东盟地区论坛通过搭建新的官方安全对话机制，推进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进入21世纪后，东盟地区论坛增设了“东盟地区论坛国防官员对话”（ASEAN Regional Forum Defence Officials Dialogue，ARF DOD）和“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ARF Security Policy Conference，ASPC）等对话机制，推动了地区安全对话和协调的制度化。2008年，因日益严峻的南海局势，东盟地区论坛还设置了“闭会期间海上安全会议”，防止地区海上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另一方面，东盟地区论坛积极引导周边行为体参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以及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

再次，以非强制性、照顾各方舒适度和过程导向为特征的“东盟方式”，贯穿了东盟地区论坛的始终。从成立之日起，东盟地区论坛始终坚持“论坛”（forum）性质，而不盲目增加强制性措施。东盟地区论坛虽然表明了该机制的未来发展和演进方向，即从建立信任措施、发展预防性外交，再到设立冲突解决机制，但并未制定严格的时间表，而是采取循序渐进和水到渠成的合作演化路径。这种渐进和非强制性的运行模式是由本地区的强主权规范以及相关行为体互信不足造成的，也是培育合作习惯、建立彼此信任的务实选择。

最后，东盟始终处于东盟地区论坛的主导地位。《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中明确将东盟列为东盟地区论坛创设的最重要推动力量[27]。与此同时，东盟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确保其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主导权。一方面，创立“双主席制”（co-chair），即一个东盟成员以及一个域外国家共同担任论坛主持人，从而确保东盟在组织架构、议程安排和成员增减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规定东盟地区论坛只能在东盟国家内部轮流承办，避免因物质实力的匮乏被大国排挤在地区合作进程之外，以保障东盟始终拥有“主场外交”的优势。

4 结语与启示

在日趋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之外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作为具有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智库，可以在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以至影响到地区制度的形成。为了探究智库在区域性地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本文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出发，结合“地区知识”的相关概念，搭建了“知识生产—知识扩散”的分析框架，对东南亚智库塑造地区制度的进程展开研究。研究表明，以ASEAN-ISIS为代表的东南亚智库通过对“地区知识”的生产和扩散，在地区制度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ASEAN-ISIS对具有西方特色的“共同安全”观念进行本土化改造，形成了具有东盟地区特色的“合作安全”观念；其次，ASEAN-ISIS通过多渠道展开“政策辩论”，同时向域内和域外传播“合作安全”观念；最后，ASEAN-ISIS推动“合作安全”观念的政策转化，成功推动了东盟地区论坛的形成。

东南亚智库成功将地区愿景转换成政策实践的历史经验，对中国的智库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制度化”这三个方面。第一，需要提高智库的知识生产能力，讲好中国故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智库需要结合中国自身特点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势，既要扎根于本国国情，又要根据当今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的共同规范，生产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普适性“地区知识”。第二，需要扩展智库的知识传播渠道，传播中国声音。智库需要与政府相关部门保持密切的关系，为其传播知识并参与决策奠定基础，以便为政府提供更优质、可行的政策支持。同时，智库应积极打造多元化的参与方式，如搭建相关的政策论坛，打通以智库等非官方行为体为代表的“二轨外交”与官方“一轨外交”的沟通渠道，形成有利于“政策辩论”的场域，并积极组建、参与跨国智库网络，扩大、巩固跨地域和跨领域联结，以扩展智库的知识传播渠道。第三，需要推动智库知识的制度化。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地区知识”并扩展知识传播渠道的基础上，智库应结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深刻要义，与政府具体的外交政策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使我国在国际规范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并利用中国特色“地区知识”引导国际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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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outheast Asian Think Tanks Shaping Regional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Taking the Institute of ASEAN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 an Example

Chen Ziheng1 Jiang Hao2

1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2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in Southeast Asia， semi-official and small-scale think tanks in Southeast Asia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Southeast Asian think tanks， the ASE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whic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how Chinese think tanks can better play their role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knowledge supply-knowledge diffusion” of think ta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hows the process of shaping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by Southeast Asian think tanks，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the ASE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gional institution. [Result/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ASE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moted the policy transform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rough the localization and diffusion of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ve security”， and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Taking this as a reference， Chinese think tanks need to enhance the production and diffusion capabilities of regional knowledge， and play an active role in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knowledge.

Keywords： constructivism Southeast Asia think tank reg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ASE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EAN-ISIS） ASEAN Reigonal Forum （A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