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文艺”、主题性创作与《地覆天翻记》的文学史意义

史建国

内容提要：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反映抗战时期减租减息运动的唯一长篇小说，作品曾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并得到周扬、丁玲等人的高度评价。小说在对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文艺形式的沿用与创造性转化，对方言土语等群众性语言和“活”的书面语的淬炼融合，以及追求将主题性创作的宣传性与写真实和艺术性有效平衡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关键词：人民的文艺 主题性创作 王希坚 《地覆天翻记》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郭沫若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三条“文学艺术工作者今后的具体任务”，其中第二条是：“我们要深入现实，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的勤劳英勇，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道德品质，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艺，使文学艺术发挥教育民众的伟大效能。”在报告结尾处，他也喊出了“人民的文学艺术胜利万岁”a的口号。于是“人民的文艺”成为与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文艺”相区别的一个醒目的概念。周扬在随后所做的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也结合解放区文艺工作的实践情况对“人民的文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分析，他说：“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的人民的文艺”，并且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等方面分析了解放区文艺的新面貌。而他据以分析解放区文艺新貌的文本则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在报告中，周扬详细统计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所选的177篇作品的主题，认为这套丛书已经“可以看出解放区文艺面貌的轮廓，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大略轮廓和各个侧面。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b显而易见，“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就是解放区文学创作成就的集中呈现，其文艺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文艺方向也成为1949年后新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参照与遵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可以视为“人民的文艺”发展历程中一个连接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重要节点，有着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关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延安文艺大事编年》1949年部分记述说：“5月，由毛泽东倡议、周扬具体组织编辑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新华书店出版。毛泽东曾对周扬说：我们将取得全国胜利，我们的工作重心也将由农村转入城市。在进入大城市以后，我们应当马上拿出一套有关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及文艺方面的优秀成果，去占领旧阵地。文艺方面，由周扬邀请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柯仲平和陈涌商议，确定先由他们二人负责选编。进入天津后，又增加康濯参加编辑。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终于在本年5月完成出版。在文代会上，每個代表都收到了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c这套书1949年5月由新华书店出版，第一批共52种，其中小说15种，包括：《高干大》《原动力》《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红双旗》《桑干河上》《地雷阵》《晴天》《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地覆天翻记》《老赵下乡》《吕梁英雄传》《种谷记》《暴风骤雨》，另外还有剧本18种，诗歌5种，说书词2种，通信报导7种。d以小说为例，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这15部作品，后来有不少都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复探讨，成为“入史”的经典之作。丁玲的《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还曾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在国际文坛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也有一些长期以来却几乎被湮没了，比如山东作家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就是如此。其实，“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除收录了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外，所收的5种诗歌，其中也有一本与王希坚有关。诗歌选集《佃户林》，就是以王希坚的一首《佃户林》作为书名的，而内中除收了这首《佃户林》外，还收录了王希坚的《被霸占的田地》和《催眠歌》，一共三首诗。

也就是说，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王希坚的贡献是十分显著的，并且也得到了周扬的肯定。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中说，“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是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其次，王力的《晴天》，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立波的《暴风骤雨》，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以上小说），李之华的《反翻把斗争》（话剧），都在一定规模和深度上反映了农村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运动。”e《地覆天翻记》固然没有被归为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那样“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行列，但却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后来被文学史经典化的作品一起被周扬视为同一层级，充分肯定了其在反映农村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方面的深度和广度。而早在1948年7月5日，已经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创作正等待出版的丁玲也在日记中肯定了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并且提到当时甚至有人认为王希坚写得比赵树理好：“《地覆天翻记》的作者王希坚也见到了，是一个年轻人，书写得很好，是属于《吕梁英雄传》一类的章回小说，这类书都是说故事的，通俗。有人说比赵树理好，未免有些夸张了。”f虽然丁玲在日记中觉得王希坚“比赵树理好”的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但也毫不掩饰地对这部书予以了肯定和赞扬。作为刚刚完成一部同类题材长篇小说的文学同道，丁玲在日记中对王希坚创作的肯定与欣赏显然并非出于恭维和客套，而的确是其内心的真实表达。其时王希坚刚刚三十岁，创作也刚刚起步，在创作经验异常丰富的丁玲面前，当然是个年轻人，但其才华已经得到了丁玲的欣赏，一年以后更被周扬作为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写进文代会报告，可以说，这些来自权威作家和批评家的肯定，都奠定了王希坚在“人民的文艺”中的文学史地位。

王希坚（1918—1995），山东诸城人，其父王翔千是中国最早的五十八名共产党员之一，曾与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于1921年秘密组成共产主义小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山东成立共产党山东区支部，王尽美任书记，王翔千也是区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g王希坚的大姐王辩是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曾受组织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而作家王统照、王愿坚则是王希坚同族的叔叔、兄弟。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影响下，1937年，王希坚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参加革命后他进入东北军任地下党工委干事会干事，并编辑油印小报《火线下》。1943年回山东后，又曾任中共海陵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山东省农会的宣传部部长等职，主编过群众工作刊物《山东群众》和《群众文化》，并且写了《翻身道理》《翻身民歌》《万事不求神》等通俗读物。1947年出版长篇小说《地覆天翻记》，1949年后曾出版诗集《民歌百首》《黑板报上写诗歌》《自由歌》，以及中篇小说《变工组》、鼓词《老会长》，长篇小说《迎春曲》等。新时期后也发表过《雨过天晴》《牛棚诗人》《李有才之死》等反思意味浓厚的作品。h他曾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并于第二次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0年代后，出任过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等职。从王希坚的创作历程来看，他从一开始就着眼于“普及”，走的是通俗的路子，这是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文艺方向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而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待工农兵“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也要真心喜爱，而不鄙弃或者只是猎奇。同时，由于工农兵“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信心和胜利信心”，“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i而王希坚创作所采用的文艺形式，无论民歌、鼓词还是章回体小说，都源自中国的民族文艺传统，都是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对此，他既有自身熟悉这些民间或传统艺术形式的便利，也有相当的理论自觉。王希坚自小就喜爱并接触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在走上创作之路时，最先采用的也是数来宝、快板等民间文艺形式。在忆及自己在解放区学习与创作经历时他写道：“1938-1943年，我一直在部队中编一种部队小报《火线下》。由于工作需要，我常写一些数来宝、顺口溜、对口快板之类的东西，还配合任务，杂凑过一个总共不到三四千字的‘长篇连载章回小说，名曰《时势英雄》，甚至我还无师自通地谱写过几首歌词和歌曲。”j也就是说，创作伊始，王希坚所践行的就是《讲话》所指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方向，所做的就是当时最为迫切的文艺普及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努力投身通俗文艺创作实践，同时也在理论层面对“人民的文艺”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怎样创作民歌民谣》中，他详细探讨了民歌民谣对“创造新的人民文学的形式”之重要价值：“民歌民谣是自古以来历史上拥有真实群众基础的文艺形式之一，同时，它又是到现在还可称作活的文学，而不是像古代诗词赋一样是死去的东西，所以这就特别值得我们重视，是我们应当接受的重要文学遗产之一。当然，我们今天要创造新的人民文学的形式，不能为民歌而民歌，为民谣而民谣，但是从已有的事实来看，在今天即使是简单的民歌民谣的仿作，也具有很大的普及的价值。”k他的这些探讨，说到底是关于如何有效借鉴具有“群众基础”的民间文艺形式践行“人民文学”之路的问题。对那些有群众基础的文艺形式进行创造性发展，可以有效结合人民群众在审美时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保证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效果。人民文艺的发展实践也证明，从形式、内容等层面充分发掘本土资源并结合新的思想指引，是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做好普及工作的可靠的路径保障。

《地覆天翻记》写于1947年春天，是王希坚在滨北高密一带工作时利用空闲时间写成的。后经新华书店的总编叶籁士促成，作为“文艺创作丛书”的一种，1947年8月由山东新华书店出版，小说采用传统的章回体，并且配了阿老给画的封面和许多插图，华东局的恽逸群给写了序言。“出版以后，影响很大，在渤海地区的高干会上，还每人发了一本，作为阅读材料”。l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如刘大维同志、小牛、李福祥、老毛叔乃至吴二爷、洋鬼子、臭于、刘五、大把头、老小姐等等，都被以插图的形式对其人物形象进行了刻绘。另外，作品中的一些关键性情节，比如小牛兄弟俩躲兵役外逃遭遇汉奸队、臭于和老小姐被捉奸游街、吴孝友领众人到杨家庄据点喊话等等，也都以插图的形式在书中予以呈现。章回体的形式、曲折的故事再加上几乎每回都有的精彩插图，使得作品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欢迎。短时间内各解放区新华书店纷纷翻印出版，而各解放区新华书店在翻印时有的出于成本考虑，删除了插图，有的则重新设计了封面，所以虽然依据的版本一样，但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同时，也由于各解放区新华书店可以对作品进行自由翻印，《地覆天翻记》具体的发行数据难以准确统计。可以肯定的是，到1949年3月，山东新华书店出版了修改本，这是《地覆天翻记》的第二个版本。而就其印数而言，华东新华书店总店1949年3月3版的《地覆天翻记》印数是1-10000；1949年5月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后，首印5000册；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6月第3版所标的印数则是5001-25000。此后各解放区新华书店的翻印仍在继续，并且翻印所依据的版本也各有不同。195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据1949年5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版重排出版，首印8000册，当月即第二次印刷，印数8001-13000。结合当时的文化环境与文学市场来看，《地覆天翻记》的发行数据的确相当可观了，说其“广受欢迎”并非空穴来风。至于其“广受欢迎”的原因，李少群认为：“小说采用了一般民众所熟悉的章回体的形式，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质朴鲜活的语言，浓重的鲁南农村生活气息，都是这部作品广受人们欢迎的重要原因。”m后来，这部作品还曾被翻译成外文，走出国门，与更多的读者相遇。比如1953年，《地覆天翻记》就曾与《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新儿女英雄传》等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作品一道被翻译成捷克语出版。n

李少群所总结的《地覆天翻记》备受欢迎的几点原因应当说都是非常准确的。比如章回体形式，章回体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一种叙述体式，由宋元时期的“讲史话本”发展而来。章回体小说往往故事性强，作品的每一回都较为独立，但彼此又相互关联，而每一回的结尾处都会留下悬念，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所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同时，章回体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叙事技巧，比如“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就轻松解决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的问题，读者也不会感到突兀。而与“讲史话本”的这种渊源，也使得章回体小说非常便于说书人以评书的方式加以演绎。在大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甚至文盲占据绝大多数的传播语境中，章回体小说的这些特性使其有着独特的传播便利，相对于新文学的新的文体形式与审美风格，章回体小说有着根植于传统的深厚审美积淀，更符合民众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的审美习惯，因而也更能为广泛的大众所接受。

“质朴鲜活的语言”和“浓重的鲁南农村生活气息”，当然也是作品成功的原因之一。但对于章回体小说而言，语言的“质朴鲜活”其实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作品中使用了大量方言俚语，即所谓“群众性语言”，方言的使用是烘托出“浓重的鲁南农村生活气息”的关键性要素之一。比如写老王妈“蓬蓬着头发，扎撒着两只手”，比如写“扎觅汉”，骂人“小私孩子”，干活叫“干营生”，马扎叫“小交叉”，以及把牛腿“缺断”，还有“越葛伙越熟”“看林”“随胡柳胡”等，这些用语都属于鲁南独有的方言系统，对于营造出小说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浓浓的乡土味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除方言之外，大量民谣的使用也增加了作品的乡土气息，比如作品中的“洋鬼子”以开明地主和烈属自居，但真实身份却是国民党特务，因其有知识、见过世面，所以比吴二娃子也就更坏、更恶毒。待到小牛使计策让其原形毕露后，李四相编了四句顺口溜：“老大门，新大门，都是一样糟蹋人；土霸王，洋鬼子，都是汉奸狗腿子；有的明，有的暗，一样都是大坏蛋；有的硬，有的软，一个脑瓜两张脸。”老毛叔也编了四句：“吴二娃子洋鬼子，两个都是大坏蛋。剜眼真剜眼，善人也不善。”o几句顺口溜把庄里的两大地主恶霸人前人后两张皮，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真面目给揭了开来。这些民谣、顺口溜鲜活生动，与小说的叙事进程浑然一体。这也使得《地覆天翻记》同“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小说过于专注于表现农村两条路线斗争而地域文化特征消失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受章回体小说的影响，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对话，有时却十分文气，并不符合人物的身份与个性特征，而带有浓浓的说书人的味道。比如作品中写洋鬼子和尤氏私通，这样写道：

这一天，尤氏和洋鬼子睡觉的时候，对洋鬼子说：“你我虽然一时情意相投，但不知久后如何？”洋鬼子假心假意地说：“你是我知心的人儿，我便海枯石烂，也舍不掉你。”尤氏一听，直喜的心花怒放，就进一步说：“可是俺那外头终天在家怪碍眼的，你我终非长久之计。”

这样的语言，显然并不符合尤氏的身份特征，因为作品中的尤氏只是一个“性情乖僻的妇女”，虽然“自幼随她的父亲走过南京、上海，当过几年女工，又给一家公馆里看过几个月的孩子，见过一些世面”，但却并未交待其所受文化教育状况，让她这样一位女性说出“情意相投”“不知久后如何”等这些文绉绉的话，其实会有一种疏离感，不过结合章回体小说这种形式，却又没有明显的违和感。再如作品中写毛奇在妻子尤氏的逼迫下放弃参加八路，转而想去当汉奸，于是老毛叔连忙去追赶。“赶出三四十里，看见前面像是毛奇，便大喊一声：‘贤侄休走，回来我有話对你讲！……老毛叔走上前去，一把抓住毛奇说道：‘贤侄你为何如此？”这更是彻头彻尾的说书人语言了。待到劝解毛奇不要去投靠吴二爷做汉奸时，又改为比较纯粹的口语“你怎么如此糊涂？你想新安镇是个什么地方……”作品中把方言土语等群众性人物语言与章回体小说所独有的那种书面语有机融合，反而营造出了一种特殊的审美效果。这是因为章回小说中那种书面语，说到底也仍然是一种“活”的语言，在大众的接受语境中从未离场，所以两套语言系统方能并行不悖。

当然，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小说最大的贡献还是对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村的减租减息运动进行了细致的书写。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不同的历史阶段党的土地政策也有所不同，回顾文学史，土改书写在20世纪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占据显要位置，而反映抗战时期减租减息的作品却比较少见，除了山东作家王力的《晴天》外，以长篇小说的容量全面反映减租减息运动在农村开展状况的，《地覆天翻记》恐怕是唯一的一部。仅此一点，其文学史意义就不容抹杀。

1940年12月，毛澤东在代表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分局的指示《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中，关于土地政策作了如下规定：“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当代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p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抗战以来，我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q，这一政策为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并团结农村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一切力量共同抗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覆天翻记》就是以鲁南抗日根据地莲花汪村的减租减息和增资运动为背景展开的，围绕减租减息、建立农村基层组织、斗争农村的阶级敌人、组织农民反扫荡等事件，小说真实细致地呈现了减租增资运动的曲折性与复杂性以及地主阶级对抗、反扑的狡猾和凶残，还原了底层农民由心存疑惧冷眼旁观到积极参与，最终取得减租增资斗争胜利，实现“翻身”的历史过程。从作品的内容来看，小说带有明显的“主题写作”色彩。而王希坚也并不回避这一点，他曾著文谈过抱着宣传群众的目的和文艺创作的关系，以及掌握政策与文艺创作的关系等问题，认为“学习政策指示，加强群众观念，明确认识主题，可以说是创作最好的准备。”r因此，写作反映减租减息题材的《地覆天翻记》本身就是其借文艺对群众进行政策宣传的一次主题创作实践。

围绕鲁南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小说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正面人物方面，既有深入农村组织开展减租增资运动的八路军干部刘大维，也有积极支持减租增资工作的于大忠夫妇，还有刚直不阿、敢于反抗，被地主狗腿子残忍杀害的佃农李福祥等等；反面人物则有凶残的地主吴二娃子、伪装成开明地主的“洋鬼子”、阴险狡诈的“臭于”等；在正反两类人物之间，则是李老大、大钮、小牛、老毛叔、李二胡、李四相、大把头等一大批佃农。但是相对而言，作为正面人物的八路军干部形象倒不如中间人物甚至反面人物更立体生动，根据地的减租增资运动固然是在八路军干部的领导和推动下展开的，但这场运动的真正主体其实是农民和地主这两个阶级对立的群体。因而作者在这两个群体身上着墨更多，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更饱满真实，并未走向符号化。

比如老实巴交的李老大，在减租运动刚开始时，由于刘大维同志的支持，臭于不得已给李老大家减了租，但李老大却为此惴惴不安，生怕八路军撤离后地主们会反攻倒算，于是他白天减了租子，晚上就瞒着工作队偷偷给送回去。臭于家关着门，他甚至把粮食隔着墙头给顺过去。不料臭于并不领情，反而倒打一耙，又讹诈了他二斗多粮食。后来李老大偷还租子的故事被编成一首歌谣：“白天减租分了场，晚上口袋过南墙，过了南墙没人见，回头又打二斗半。”这样的细节十分生动真实。与李老大相似的还有三代都是佃农的李二胡，他家“种老大门里的地，从来没欠过租子，直到今年夏天的麦子，全庄十分之九都实行了减租，他还是明减暗不减。于大忠去问他是不是怕变天？他说不怕，是不是怕退地？他也说不怕，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他说就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一来是他听老人说当年初来这庄的时候，指地全无，幸亏了老大门老善人给了地种，二来是现在看见老大门家败了觉得不好意思。”农民的朴实善良、知恩图报，使得要动员他们对抗“准家”（地主家），实行减租非常困难。后来是在于大忠的再三启发下，他才开始想“地主家的土地是哪里来”的问题，并且改变了“靠财主吃饭”的想法，开始加入农会，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悟，带动更多的人觉醒。李老大、李二胡，很容易让人想到《太阳照到桑干河上》中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又悄悄给地主送回去的侯忠全。他们都是背负着深重“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朴实农民形象。李老大与李二胡后来的觉醒也与侯忠全最终丢掉思想包袱勇敢站出来揭发恶霸地主钱文贵的罪行一样，既反映了农村工作的复杂与艰难，同时也象征了农村中一代新人的觉醒和成长。

作品在写农民朴实善良的同时，其实也并没有回避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自私自利、无利不起早的劣根性的一面。比如李四相，在斗争开始之前，他原本已经被吴二爷派人送来的一件棉袄和一丈白布所收买，对其感恩戴德，但了解到“翻身”后可以获取更多的“胜利果实”时，他就勇敢站出来与吴二爷“讲理”了。四相等人对“翻身”“革命”的憧憬和向往，他们参加革命的内在驱动力很简单，不过是多分点“胜利果实”，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而已，而“果实就是钱、地、粮食、房子、什么都有。”具体到四相，他还有个愿望，那就是想住到剜眼堂的大门楼里去。当妻子表示怀疑时，他信心十足地说：“怎么？我现在也是清算委员，也就好比从前当官一样，我说话谁都得听。”当多分胜利果实的愿望破灭之后，李四相就开始大幅后撤，不但自己不再参加斗争工作，而且还散播破坏斗争的言论……作品只用短短篇幅就让一个贫苦农民那种自私自利的内心世界坦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与李四相持同样想法的人并不在少数，这从分胜利果实时的博弈中就可以看出来：本庄和外庄的都想先分，本庄内部分配时，也再次争论不休，有主张穷人先分的，有主张参加提意见讲理的都摊点的，也有主张村干部出力多因此应该多分点的……四相在当时农村减租斗争中的表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Q，他主张“出了力得多分点”，又让人联想到《暴风骤雨》中的郭振山。这样一种写法与后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越穷越高尚、革命立场越坚定”的道德逻辑不同，但却异常真实。

小说中也有不计个人私利，一心一意投身革命的人物形象，比如于大忠夫妇。作品中说“两个人都到区里开过会，回来以后，两三天来，忙得连一顿饭也没正经做过，你回来了，他出去了，夫妻二人也几乎没大碰面。到了快准备好斗争的前一天晚上，于大忠开会回来，他老婆已经睡了，两个孩子也在锅门前一个横着一个竖着的睡了。大忠连日疲乏，一心想睡，推了他老婆几下也推不动，就胡乱在小茅棚门口扒扒草堆，倒在上面睡去，头在茅棚里面，身子却在茅棚外面。”被大雨淋醒后，夫妻俩干脆不睡了，担心下雨沒人站岗吴二娃子会连夜跑掉，于是就主动去巡逻站岗。于大忠夫妇自己的日子一团糟，一间遮风避雨的房子都没有，只好住茅棚，作为父母似乎也不太够格，根本没时间照管孩子，但夫妇两人却志趣相投，都有着忘我的工作热情。作者虽然热情赞扬了于大忠夫妇的革命积极性：“别看大忠家里困难，现在他把自己家里事都忘了，还是要冒着雨去站岗”，但在阅读时却总是让人不自觉地想起《平凡的世界》中的那对“革命夫妻”——孙玉亭夫妇，让人隐隐约约对这种忘我革命自己生活却一团糟的积极分子产生一丝疑虑。这类人物形象既没有高大全化，同时又丰富了革命者的形象谱系，是富有意味和值得关注的。

最应当注意的是，作品中在塑造了吴二娃子、洋鬼子、臭于等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吴孝友这样一位开明地主的形象。吴孝友“家里有地五六十亩，自己学过医，常给附近穷人看病，二三十里路内，都知道他，自从八路军来了之后，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他都是首先执行，不打折扣，并且把屋后半亩地开辟成菜园，自己也学习劳动，这几年居然锄地打场，学会了一些本领。和剜眼堂讲理后，他又自动给佃户找了工，折出去二十多亩地，还剩三十亩地，自己种着八亩，他在村里也不好出风头，所以大家都说他老实。”也就是说，吴孝友虽然是地主，但却并没有为富不仁、欺压百姓、巧取豪夺，也没有像“老善人”那样自称“善人”实则劣迹斑斑。在减租减息增资运动中，他能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毫无怨言。不仅如此，他想方设法找到被迫做汉奸的儿子劝他改过，在儿子摆脱控制逃回家后，他又对其实行“家教”，教育儿子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面前“务必要彻底直说，有一句说一句，千万不可再有隐瞒……”总之，小说中完全是将吴孝友作为一个正面形象来写的，他爱惜自己“老实人”和“开明地主”的名声，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开明地主”。这样的形象在1940年代以来的农村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非常少见，这样的写法也与后来将阶级斗争强调到极致、彻底抹杀“开明地主”“开明绅士”存在的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不同。作者在塑造吴孝友这一开明地主形象时，既与当时党的政策相适应（毛泽东在1944年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所作的演讲《为人民服务》中对“开明绅士”李鼎铭予以高度肯定，从一个侧面肯定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同时也尊重事实，没有用阶级性去否定人性的复杂性、用财富的多寡去简单对应人性的恶与善，在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应当算是一项值得珍视的收获。

当然，《地覆天翻记》在“写真实”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不止这些。比如作品中所写到的农民对当兵的恐惧，闻说八路军征兵，许多农民便纷纷外逃躲避，直到在八路军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取得减租增资运动的胜利，实现翻身之后，才彻底改变了对共产党队伍的认识，纷纷踊跃参军。不仅刘仁刘义兄弟、大钮和小牛兄弟都争相参军，老毛叔自己年纪大了，还动员他的侄子毛奇参军……农民对当兵从拒绝、逃避（即便对八路军也一样），到觉醒后主动加入人民队伍，这一转变的过程同样写得十分生动、真实可信。总之，如果站在文学史的高度来看这部作品，《地覆天翻记》在对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文艺形式的沿用与创造性转化，对方言土语等群众性语言和“活”的书面语的淬炼融合，以及追求将主题性创作的宣传性与写真实和艺术性有效平衡等方面都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这些探索是其能够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并得到周扬、丁玲等权威批评家和文学同道高度肯定的原因，同时也为此后的“人民文艺”文艺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这些都应该得到文学史的公正评价。

注释：

a郭沫若：《为建设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发行，第41页，44页。

be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发行，第70—71页，第73页。

c孙国林：《延安文艺大事编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6年版，第827页。

d《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已由新华书店出版》，《人民日报》1949年6月29日。

f丁玲：《丁玲全集》第11卷，第347页。

g黄秀珍（王辩）、王绩、王希坚、王成、王平权、王愈坚：《回忆我们的父亲王翔千》，见《诸城文史资料（第一至七辑合订本）》，1987年版，第25—43页。

h山东师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内部读物），1979年版，第27—28页。

i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6—857页。

jl王希坚：《我在解放区学习和创作的讲过》，见《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 第13辑 临沂地区〈文化志〉资料专辑》（内部资料），第126页，第130页。

k王希坚：《怎样创作民歌民谣？》，见《黑板报上写诗歌》，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67页。

m李少群、杨政编著：《山东当代作家》（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n雅·德伏夏克：《繁荣幸福的和平民主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喜爱中国文化》，《人民日报》1953年7月24日。

o王希坚：《地覆天翻记》，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69—170页。下引该书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p《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见《毛泽东文集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q《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通过）》，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页。

r王希坚：《我写作通俗文艺的经过和体验》，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发行，第448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