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蒲松龄世界的历史管钥：华裔汉学家张春树、骆雪伦《聊斋志异》研究译介

任增强

摘要：华裔汉学家张春树、骆雪伦所著《重新界定历史：蒲松龄世界中的鬼怪与人类社会》作为国际聊斋学界另一部重要的外文著作，采用跨学科、通史性的研究方法，结合蒲松龄的生平，考察《聊斋志异》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价值与意义。为我们重新开启和理解《聊斋志异》的认知世界与审美世界，提供了一把有效的历史管钥。

关键词：《聊斋志异》；张春树；认知；审美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    文献标志码：Ａ

张春树（Ｃｈｕｎ－ｓｈｕ Ｃｈａｎｇ）、骆雪伦（Ｓｈｅｌｌｅｙ Ｈｓｕｅｈ－ｌｕｎ Ｃｈａｎｇ）两位前辈是美国华裔学界知名的学术伉俪，海外《聊斋志异》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张春树先生，系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年负笈海外，于１９６４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治，研究涉及中国文明史、社会文化学、中国军事外交史、中国史学史、中国科技史等诸多领域，主要著作有《汉代边疆史论集》《二十世纪的华南》《中国十七世纪的危机与变革》等。骆雪伦先生，是张春树先生的夫人，密歇根大学历史系访问教授，主攻中国明清历史与文学，著有《历史与传说：明代历史小说中的观念与形象》，并与张春树先生合作有多部学术论著，其中便包括本文所欲探讨的《重新界定历史：蒲松龄世界中的鬼怪与人类社会》（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ｈｏｓｔｓ，Ｓｐｉｒｉｔｓ，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Ｐｕ Ｓｕｎｇｌｉｎｇ’ｓ Ｗｏｒｌｄ，１６４０—１７１５）。该书为英文专著，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付梓刊行。

全书包括序、跋和主体三大部分，《序言》部分交代“文本、阐释与方法论”，《跋》文则总结探讨“创造与承袭传统——《聊斋》及其受众”；全书主体部分共三大卷，共计八章。第一卷《蒲松龄：生平、著述与精神遗产》，审视蒲松龄生平、时代，以及所生活的社会、文化语境，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包括第一章《失意的知识分子及其生活的世界》、第二章《具有创造力的文人及其艺术》；第二卷《作为历史与文化马赛克的〈聊斋志异〉》，则分别从个体、文化、思想、社会、政治、民族与性别的角度，研究《聊斋志异》的本质与意涵，包括第三章《〈聊斋〉故事集：结构、文本与语境》、第四章《性别关系、个体实现与家庭伦理：虚幻与现实》、第五章《官员、准官员与阶级意识：讽刺、语言与谳狱故事》以及第六章《满汉紧张局势、社会—经济状况与乡村生活》等四章内容；最后一卷《〈聊斋〉的遗产》分析《聊斋志异》所承袭的历史、文学与语言传统，以及其后续影响，特别是《聊斋志异》如何形塑了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通俗文化和民族精神面貌，这一部分包括第七章《蒲松龄创作意识中的文化、传统与个人》与第八章《激情、视界与历史：从“小道”到“大道”》。

相较于海外同类的研究著述，《重新界定历史：蒲松龄世界中的鬼怪与人类社会》一书最大的特色在于采用跨学科、“通史”（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性的研究方法，熔传记研究、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思想史以及文学研究于一炉，一方面探查蒲松龄的生平，另一方面考察《聊斋志异》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并将作者的日常生活、社会文化语境与其所建构的艺术世界联系起来，让小说回归历史，用历史照亮小说，展现出了宏阔的学术视野。正是由于从历史的宏观视域来鸟瞰《聊斋志异》，該书并不侧重于《聊斋》故事的文本细读，而是简明精要地指出了若干篇故事的思想意涵与文化指向，具有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重要学术价值。

本文所选译内容，即出自第八章《激情、视界与历史：从“小道”到“大道”》，在对宋、元、明三代经济史、思想史与文学思潮的分析中，着重探讨了小说戏曲在元明时期的流行与地位的抬升。在此基础上，张春树、骆雪伦两位先生运用美国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Ｍ.Ｈ.Ａｂｒａｍｓ）的相关理论，选取独特视角，重新关照《聊斋志异》。对于蒲松龄所塑造的独特商贾与女性群像，两位作者盛赞这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创举”；并认为蒲松龄是晚明“主情”思潮在清代的承祧者，加之其对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公案小说的承袭，将“小道”引入“大道”，在雅与俗之间达成了艺术上的平衡，最终建构了《聊斋志异》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张春树、骆雪伦两位先生高屋建瓴式的深刻解读，为我们重新开启和理解《聊斋志异》的认知世界与审美世界，提供了一把有效的历史管钥。

出于对《重新界定历史：蒲松龄世界中的鬼怪与人类社会》一书重要学术价值的考量，加之该书迄今为止尚不曾有中文译本问世，笔者与张春树先生取得了联系。鲐背之年的张先生亲切赐函加以勉励，并授权笔者迻译为中文。限于篇幅，相关注释内容暂略。

“镜”与“灯”

译者：朱倩 ①

历史学家之所以为过往的文学作品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作品有助于对他们所研究时代的认知。对我们而言，研究《聊斋志异》亦是颇有裨益的，无论是它所呈现的动态的生活图景，抑或是其作者试图重现的历史声音。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蒲松龄笔下的故事体现并象征着清初充满矛盾性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展现了蒲松龄创作心理的两种基本路向。借用Ｍ.Ｈ.艾布拉姆斯的心灵隐喻理论，它们即“镜”与“灯”。“镜”，即将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而“灯”则将心灵比作发光的投射者，可以照亮其所感知的对象。至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方面，其中所展现的普通百姓视角及其日常生活经验揭橥了清初动荡的时局。它们是帮助读者了解清初社会价值观和生活习俗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其中所讲述的梦境与虚幻故事则描绘了蒲松龄时代的人们所怀有的希望与欲求。这些故事则是“明灯”，让读者产生了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作为小说家，蒲松龄收集各类题材讯息，并且探索了故事叙述的诸多方式。通过对不同叙事视角和大量男女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处理，蒲松龄的《聊斋》故事集俨然成为了反映他所处时代的文化马赛克。然而，在不忽视全局的前提下，我们主要关注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政治文化与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体制、作为教育和政治体制的科举制、商贾不断变化的社会地位、性别范式以及民族间的紧张关系。蒲松龄的“镜”和/或“灯”的路径，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读者理解清初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生活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其中的若干畛域。

首先，简要交代一下此类重要问题的历史背景。我们从宋朝（９６０—１２９７）谈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宋朝开创了中国在技术发明和物质生产方面最具创造力的一个时代；因此，它既带来了雅致的和多样化的城市文化的兴起，也带来了商业和工业经济的繁荣与勃兴。由于贸易和商业的收益远高于农业和手工业，商贾逐渐为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阶层所接纳。有证据表明，贵族家庭中的一些成员——那些天分不高者——开始考虑将贸易和商业作为可接受的谋生手段。家庭内部的分工形成了一种发展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天赋较低的成员经营家族的田产或生意，以使得禀赋较高的家庭成员能够专心致力于举业并最终步入仕途。

贸易和商业在贵族中赢得了某种形式的认可，与此同时，商贾在宋代也获得了某种形式的政治解放。在宋之前，统治阶层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身的政治权力，从而使得商贾极难进入朝中为官。文人士子要通过科举选拔才能进入官场，隋朝（５８９—６１８）建立的著名的进士制度一直是踏入仕途最为体面的途径。尽管在隋、唐和辽（９０７—１１２３）时期，科举考试并不向商贾、工匠或他们的子弟开放，但在宋代，这种歧视似乎已经减少；颁布于１０４４年的新规似乎表明，商贾家庭的成员，甚至曾经为商贾者，均被允许入试。

虽然在帝制时期，商人群体的社会流动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却非常缓慢。此外，由于商人一般向上层的精英阶层流动，一旦他们家庭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成为官员，这些家庭中的商业因素便会逐步淡化。尽管如此，商贾甚至曾经为商贾者的家庭成员被允许取得功名进而入仕，仅这一事实本身即是一个突破。这为他们在帝制时期登上成功的阶梯开辟了一条新通道。晚明时期，中国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标志是迅速兴起的商业变革，对金钱、财富和利润的激进观念，以及越来越多的科场失意者弃儒从贾。这些事实无不进一步引致了人们对商贾态度的转变。早于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１９），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此言出自某位经商获富的落榜书生传记，这种十分之九的成功概率很可能说服了一些失意的文人放弃了他们的儒术之业，转而去经商谋生。蒲松龄的父亲蒲槃，也是明末书生出身的商贾。然而，蒲松龄的父亲于四十多岁时弃商并居家读书，这一事实即说明蒲槃其志绝非在商。很显然，在蒲松龄的时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是很低的。

女性的故事则有所不同。商人的社会流动尽管非常缓慢，但至少是向上的。与商人不同的是，女性在帝制时期从未获得过任何形式的政治解放。在儒家思想统治下，性别差异决定了两性之间的劳动分工，并产生了性别从属原则，从而形成了男性至上的意识形态。与从宋代繁荣的商业和工业经济中获益的商人不同，女性的境遇进一步恶化。男女关系中压抑性的一面，实际上被程朱学派的理学家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前所未有地强调贞节观，认为这是女性忠贞的重要表征。

随着程朱理学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的正统学说，相应的性别政治意识支配着各种现实的社会关系和女性生活。正如我们在他处所指出的，明清易代之际，这种意识形态的钳制有时变得相对宽松，但在蒲松龄的时代，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革新与复兴，清廷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统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现在把目光转回至《聊斋》的世界。在女性问题上，《聊斋志异》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真正经典的写照，传统文化教授给女性一套完全不同于男性的行为准则。作为儒家文化的产物，《聊斋》中的传统女性形象可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善良的女主人公和邪恶的反面人物。小说中的理想女性是蒲松龄梦想与憧憬的产物；她们被描绘为男性的对等者，行为举止也如同男性一般，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但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却出现了激烈的矛盾，比如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与建立在儒家伦理基础之上的和谐家庭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聊斋》中，有着众多令人难忘的仙女般的女性形象，她们才貌出众、有着独立的人格，这与故事中同样众多的传统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则以顺从、受苦的女性和残暴、专横的女性形象为表征。

尽管少有人会争论《聊斋》是展现当时中国社会某些方面的一面镜子，但很多人会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它照亮了个体的希冀与欲求（所谓“灯”的功用）。以蒲松龄笔下的爱情故事为例，这些浪漫的故事能否被视为改变清代中国女性地位的鼓动者呢？诚然，与现代女性联系在一起的诸多观念，比如自主意识与自我实现等，均可以在《聊斋》中寻到。但同样真实的是，这些爱情故事中的众多女性人物纯粹是幻想的产物。在其中的一篇故事中，书生爱上了从书中跳出来的美人，这给人的普遍印象无外是这些女性形象是男性性幻想的产物。蒲松龄的传统读者无疑极为热衷于这些奇幻的白日梦，但丝毫无意于改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尽管如此，《聊斋》中还是出现了众多能力超群且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她们才华出众、勇气过人并且意志坚定，被视为与男性对等的存在。《聊斋》展现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独立女性形象，这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是一个创举。这些不同于儒家标准的女性形象鼓舞人心。她们展现出了诸多的可能性；她们的存在表明，除了通过传统角色以有益于社会外，有朝一日女性亦可以凭藉自身的能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这些非传统的观念和形象至少埋下了态度转变的种子，给予了读者关于美好生活的希冀。

《聊斋》中与商贾有关故事是清初商业和工业活动的生动写照。《聊斋》故事中出现的各领域的商业与贸易，展现了当时经济的稳定与繁荣。尽管早在宋朝时期，商贾形象便已在短篇小说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但通常也不过以两种程式化的形象出现：或者坚忍克己、不辞辛劳、穷困潦倒，或则贪婪无度、悭吝刻薄、富甲一方。然而，蒲松龄在《聊斋》中对商贾的处理则更进了一步：敢于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探讨他们职业的危险性以及随之带来的肉体和精神上的苦痛。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是，蒲松龄对商贾的同情态度以及普遍正面化的形象建构，尤其是那些曾经是书生的商人。《聊斋》展现了数量众多而令人难忘的商贾形象，他们风度翩翩、英俊潇洒而富有教养，这在传统小说中又是一个创举。《聊斋》中的士商形象能否被理解为是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鼓动者呢？对于这个问题也同样是见仁见智，因为“变化”本身即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如前所述，蒲松龄似乎在认真地为大量名落孙山的科举考生找寻另一种职业选择。因此，《聊斋》中众多令人难忘的潇洒而有教养的商贾形象可以被视为榜样，以鼓励书生摆脱通过科举考试追求仕途的既定模式。但事实依然是，在一个将做官视为最体面职业的社会，经商与从政之间不存在竞争。蒲松龄本人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屡困场屋，穷其一生都在谋求一官半职。诚然，他甚至都无法说服自己超离现有的体制。尽管如此，蒲松龄自己的经历以及他笔下的众多关于考生和科举制的故事，成了一剂清醒剂，使得他的一些读者开始质疑科举制作为一种教育和政治体制的有效性。

在《聊斋》中最大的主人公群体是科举考生。关于科考的故事不仅将文人士子刻画为单独的个体，而且对他们的内心深处进行了探索。成功的考生后来成为官员和帝制政权的统治精英，这与落魄的文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蒲松龄对科举考试和腐败无能的官僚体制进行了批判，但他从未怀疑过这两种制度在其所处社会中的合法性和至关重要性。因此最终他同时呈现了“镜”与“灯”，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寻不到连接这两者的桥梁。作为历史学家，他描绘了行动和事实的世界，也写出了观念与憧憬的彼岸。

激情与理性：《聊斋志异》中的浪漫与实用

译者：袁晓轩 ①

蒲松龄创作了一系列与“情”有关的故事，而“尊情”无一例外地成为这些故事的核心主题，当然这并非蒲松龄的首创。“主情”思潮是晚明浪漫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组成部分，其历史可追溯到十六世纪。正如我们在他处业已讨论过的，晚明的浪漫主义和个体主义强调真人、真声、真情，是对正统文学传统的悖离。比如汤显祖（１５５０—１６１６），明代伟大的戏曲家，晚明浪漫主义运动的化身，其刊行于１５８９年的戏曲杰作《牡丹亭》，是对浪漫爱情的一次礼赞，充满着雄辩与激情。在这部戏曲中，汤显祖宣扬了“情”的至关重要性及对生死问题的超越。晚明著名文学家陈继儒（１５５８—１６３９）记载了一则听闻的轶事。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间担任大学士的张新建，曾建议汤显祖不应“逗漏于碧箫红牙队间”。张新建对汤显祖的戏曲创作颇为担忧，因为这会使得进士出身的汤临川沦为生员的笑柄。鉴于汤临川有辩才且通儒经，因而力劝他“握麈而登皋比”。对此，临川做出了震烁古今的答复：“某与吾师终日共讲学，而人不解也。师讲性，某讲情。”在此，汤显祖将诠释“情”之哲学的戏曲与关注人性论的宋明理学相提并论。

汤显祖的“尊情”与宋明理学的“尚理”是截然对立的。传统儒家文化以“理性的人”（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为中心，经由自律与修身而致力于仕途功名与自我道德约束，以期待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从理论层面而言，儒家出身的士大夫，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是这一美好社会的中流砥柱，应以不间断的修身，作为道德的榜样以治理国家。但在现实层面，帝制中国的漫长历史却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情形。统治阶层的精英中，几乎无人能够践行儒家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整个统治阶级寡廉鲜耻，动辄愚弄百姓，滥施刑狱，钳制百姓的思想。所谓公共精神、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等崇高理念，以及其他诸多的传统价值观，成为了虚伪的口号和空头的承诺。十六世纪以降，一种新型的浪漫与真性情文学样式兴起，并最终在挑战长期以来儒家所建构的“理性人”形象方面取得了进展。相对于自律的道德人，取而代之的是对有情有欲的自然人的强烈呼唤，即所谓的“真人”，有着真实的情感与表达。正是在此背景下，汤显祖用其“惊世骇俗”的“主情”说与儒学思想分庭抗礼。

随着这股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在日益瓦解的社会内部，人的个性问题成为引发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文学家沉迷于作为个体的人所特有的品格与特点，而这一对个性的突出强调，甚至接纳了个人性格中的瑕疵。著名史学家和小品文作家张岱（１５９７—１６８４？）曾言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在此张岱枚举了其所知的五位异人，他们乐此不疲，沉湎于各自的癖好之中：“癖于钱”“癖于酒”“癖于气”“癖于土木”“癖于书史”。张岱承认这些狂热而极端的做法，是一种性格上的瑕疵或危险性的痴迷。然而，对张岱而言，这恰恰反映了一个真正的人所必然拥有的真性情。张岱对性格瑕疵的欣赏，在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１５９９年所说过一句名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此句话证明了十七世纪是一个狂热与偏执的时代。当时的书肆充斥着关于情与欲的狂热故事集。譬如《情史类略》这部短篇小说集，书中的“情”囊括了世间一切物类，从鸟兽、花树、石头直至鬼怪精灵。蒲松龄承袭了这一传统。在其与“情”有关的故事中，“情”关乎信仰；无论故事采用何种超自然的形式，作者抑或读者似乎并未怀疑其现实性。小说对寻常琐事的叙述详尽真切，甚至鬼怪精魅等超自然生灵亦无不富有人情味，它们可亲可近，真实可信，而这一切无不归功于蒲松龄卓越的创作才能。

蒲松龄笔下与“情”有关的故事，其核心意涵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全身心投入，或曰“痴”，蒲松龄以这一词汇表达执著的浪漫激情（其字面意思是“愚笨”，此处的意思是“痴狂”，因为执著需要付诸极大的热情和精力）。蒲松龄，骨子里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认为只有那些痴狂者才具备实现人生目标所必需的意志与毅力。因此，蒲松龄在故事中指出，意志、毅力和专注是成功的三大要素。爱恋与深情的对象可以是多种形态：鸟、兽、花、石抑或是书。蒲松龄坚信，精诚所至，便可达及万物的精神本质。而情之所至，异类亦可变化为人。

此外，蒲松龄笔下与“情”有关的故事，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呈现出了一种观念，即浪漫爱情应是婚姻的合法理由。按照蒲松龄所处清代中国的文化习俗，婚姻需承父母之命，孩提时即订下婚约。蒲松龄的故事至少会引人发问：浪漫爱情与配偶的择选有关吗？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蒲松龄对现实中的不可能性充满了梦想，并质询：“为什么会无关？”于此同时，蒲松龄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以一位非正统史学家的身份观察、推论并寻求着解决方案，他为后代而写作。作为实用主义者，蒲松龄并未在《聊斋志异》中探讨治国之道等抽象理论，亦不曾涉及儒学的理想主义原则，尽管《聊斋》中的主人公以儒生文士为主，他们或是士大夫，或是布衣文人。在《聊齋志异》中，寻不到儒家的形象与言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宋代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范仲淹（９８９—１０５２）的名言，已成为历代士大夫阶层的政治信仰，但在《聊斋》中这一观念却无立锥之地。相反，《聊斋》中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即认为作为统治精英的士大夫有负于国家，他们将自身的利益置于百姓福祉之上。蒲松龄在诸多政治讽刺故事中揭露并抨击了腐败、无能和利己的士大夫阶层，集中展现了士大夫阶层对儒家理想原则的背弃。这些故事批判了专制的封建制度和日益衰败的科举制，亦从侧面说明了儒生，特别是下层文人所感受到的强烈无助感。

《聊斋志异》中唯一展现士大夫阶层正面形象的是那些谳狱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读者会发现蒲松龄热情洋溢地讲述着与当时清正的断狱官员有关的故事。此类故事几乎均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是现实中发生过的犯罪案件。很显然，这些无不是当时的名案，为百姓所津津乐道，与之相关的故事亦是广为流传。故事中出现的官吏大多是地方县令，普通百姓视之为官府中的要员，即俗称的“父母官”，是皇权在地方上的代表。他们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作为地方上的权威负责审理案件，并开展与案件相关的各种调查。蒲松龄细致入微地讲述了这些清廉的官员在勘破迷案的过程中是如何尽其所能、明察秋毫。正是由于他们的睿智与尽职，许多无辜之人幸免于难，免遭酷刑与冤屈。

蒲松龄笔下的这类公案故事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至少可追溯至唐代。另如宋代包公（包拯，９９９—１０６２）的传奇故事，一直以来即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一类小说。包公，俗称“包青天”，代表了世人对正义与仁爱（这些只能授之于天）的强烈希冀。蒲松龄承袭了公案小说的传统，藉助《聊斋志异》为百姓主持公道。对普通百姓而言，范仲淹式的儒家英雄人物对他们并无实际意义；但包公，作为神人一般的存在，不仅表征着希望与安慰，更是一种拯救。蒲松龄创作了一系列新的谳狱故事，比如有一则故事以其至为敬重的师长施闰章为原型，所有这些故事进一步拓宽了公案小说这一独特文学传统的疆域。

“小道”与“大道”

译者：司逸飞 ①

自元代以降，“大道”与“小道”两种文学传统长期并行的发展格局出现了一些变化。随着元代开启了中国戏曲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明朝开创了中国小说的首个黄金时代，戏曲和小说逐步对普通民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刘献廷（１６４８—１６９５）是与蒲松龄同时代的清初学者，注意到了小说戏曲异乎寻常的流行，将之比作古代“六经”，并将“小道”和“大道”进行了比较：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广阳杂记》）

刘献廷将“六经”视为古代圣贤的教诲，我们首先要注意这一观点的特殊意义。“六经”实际上自秦朝（前２２１—前２０７）便已散佚，“六经”之一的《乐》失传，其他四部经典比如《礼》（不要与后来“五经”中的《礼记》混淆）等也部分散佚了。但是，“六经”一词在帝制时期的政治、知识和文学话语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只是内涵有所不同。就本质而言，“六经”是一些教义问答书（ｃａｔｅｃｈｉｓｍ），是生活在先秦时期圣贤和圣王（有些仅仅是传说中的人物）典范而神圣的学说，对正统儒学“大道”说而言，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至理名言，而正统的儒家学说正是从中国早期王朝的辉煌文化中演化而来的。刘献廷在阐释“六经”作为圣贤学说的深刻意义时，也遵循了这一传统，尽管其对《乐》从未有所经目。在其主要观点中，刘献廷从价值方面将代表“小道”之技的小说戏曲比作“六经”，因为它们无不通过对人性的理解而尽力传达人类的情感和欲求，均具有“转移世界”的功用。在如此比附的过程中，刘献廷大胆地将“小道”和“大道”等同起来，消弭了传统意义上所强调的、横亘于这两类人类智力活动畛域间的界限。基于二者共同的起源、功用和知识原理，刘献廷做出了这一论断。

然而，刘献廷关于小说戏曲与“六经”功能等同的阐释做法，有着复杂的文化和历史渊源。首先，“小道”和“大道”这两个畛域最初主要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两种文化传统——民间（大众）和精英（高雅），或者用某些人类学家的话语而言，是“小传统”和“大传统”。正如大传统源于小传统，“大道”最初也从“小道”演变而来。进而言之，即便这两种传统发展为相互区别的两个畛域后，它们之间的界限也不可能完全划定，因为有些部分依然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而且它们之间的交互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早在公元前１１世纪和公元前１０世纪的周朝初期，“小道”和“大道”两种传统被视为有着共同的源头，在治理国家与教化民众方面亦有着相同的功用。汉代（前２０２—２２０）的史学家和学者，诸如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王充等提出了关于“六经”（“大道”）起源与小说等“小道”之技功用的阐释框架。刘献廷关于二者起源和功用的观点即主要基于这些早期的权威。此外，刘献廷关于小说戏曲在治国方面重要性的说法也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作为表征“小道”的小说，尽管内涵不同，在中国古代和早期帝制时期的知识话语中却有着公认的地位（例如，成书于公元一世纪的《汉书》著录小说１５家，１３９０篇），但小说（ｈｓｉａｏ ｓｈｕｏ）作为真正现代意义的小说（ｆｉｃｔｉｏｎ），日益流行且重要性愈发突出，实际上始于隋唐时期。在宋代，杂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及至蒙元时期（１２７９—１３６８），戏曲与小说出现了里程碑式的发展，而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至明代。在明代，这两种文学创作类型，雅俗共赏，盛况空前。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在位），甚至认为在重要性方面，一流的戏曲可与五经、四书等儒家经典相提并论。汤显祖，１５８３年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亦曾将戏曲创作比作对正统理学的研习。明代产生了近１５００种戏曲，有姓名可考的戏曲家多达４５０余位；明代同时也是白话小说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不朽的长篇小说以及优秀的短篇小说。晚明时期，戏曲和小说的繁荣引发了一场文学革命，而这两种文类的性质、风格、语言、功能和社会价值等在这场革命中也获得了重新的界认；小说和戏曲在民众中广泛流行——一个好的说书人通常可以招徕一百位听众，一场露天的戏曲演出则会有二、三万的观众——作为改造社会与教化民众的工具，小说与戏曲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可。刘献廷关于“转移世界”手段的阐释，成为小说与戏曲在明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明代文学界与思想界的革命一直延续至清朝新政权最初的几十年间，尽管这场革命的势头在中国的南方比在北方更为强劲，但随后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满清“文字狱”的新一轮残酷镇压下逐渐消退。刘献廷，１６４８年出生于中国北方的顺天府大兴（今河北，实际上是今北京市大兴区，译者注），１６６６年迁居至苏州吴江（今江苏），那是当时戏曲演出的中心，亦是戏曲家、小说家的荟萃之地，自十六世纪中期以来便一直是思想界与文学界革命领袖的大本营。浸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刘献廷显然深受影响，因而能够用一种不寻常的大胆论断来概括晚明小说和戏曲的进展——声称“小道”作品与广受尊崇、作为儒家“大道”说普遍源泉的“六经”，在价值和重要性方面是对等的。

蒲松龄与刘献廷生活于同一时代，但思想倾向却偏于保守。对于小说戏曲创作的价值，他从未做出如刘献廷般大胆的直接声明，但蒲松龄也一定受到了晚明思想与文学领域革命性变化的影响，至少其于１６７０年至１６７１年在江苏做幕宾时，曾与江南的一些著名文士有过交往。这至少增强了蒲松龄的创作自信，相信他的“小道”书写有朝一日能够赢得通常只有“大道”作品才会得到的认同。在那时蒲松龄第一次将他的故事结集成书，题为《鬼狐史》，这或许并不是纯粹的巧合。无论如何，一年之后蒲松龄关于小说创作是实现历史不朽途径的信念，得到了高珩的再次肯定。高珩是当时淄川地区的文坛领袖，也是蒲松龄至为推重的一位精神导师，作为前朝官员，历经晚明思想界与文学界的革命浪潮。高珩使蒲松龄确信，他创作的这些故事在价值与重要性方面等同于“六经”。在蒲松龄文学创作的关键阶段，这些影响纷至沓来，蒲松龄受此启发，秉承这样的方式来创作他的故事——即在价值和重要性上，世人会将其“小道”作品等同于“大道”。因此蒲松齡无意之中成为了明代文学革命的承祧者。最终，《聊斋志异》的确为蒲松龄赢得了不朽的文名；在另一个过渡时期，从日薄西山的晚清帝国至民国早期，《聊斋》故事的流播达及巅峰，渗透至了大众娱乐的各领域中。

在蒲松龄的时代，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小说戏曲回落到了它们原先的位置，不再被认为是真正的文学，直至二十世纪前一二十年间的另一场文学革命——民国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情况才有所改观。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Ｋｅｙ ｔｏ Ｐｕ Ｓｕｎｇ－ｌｉｎｇ’ｓ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ａｏｚｈａｉ Ｚｈｉｙｉ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ｙ Ｃｈｕｎ－ｓｈｕ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ｌｅｙ Ｈｓｕｅｈ－ｌｕｎ Ｃｈａｎｇ

ＲＥＮ Ｚｅｎｇ－ｑ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ｈｏｓｔｓ，Ｓｐｉｒｉｔ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Ｐｕ Ｓｕｎｇ－ｌｉｎｇ’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Ｃｈｕｎ－ｓｈｕ Ｃ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ｅｌｌｅｙ Ｈｓｕｅｈ－ｌｕｎ Ｃｈａｎｇ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ａｏｚｈａｉ Ｚｈｉｙｉ，ｗｈｉｃｈ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ａｏｚｈａｉ Ｚｈｉｙｉ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ｕ Ｓｕｎｇ－ｌｉｎｇ＇ｓ ｌｉｆｅ.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ｋｅｙ ｆｏｒ ｕｓ ｔｏ ｒｅ－ｏｐｅｎ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ｉａｏｚｈａｉ Ｚｈｉｙｉ.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ａｏｚｈａｉ Ｚｈｉｙｉ；Ｃｈｕｎ－ｓｈｕ Ｃｈａｎ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责任编辑：景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