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末门阀变迁考

赵健廷 马彪

［摘 要］以往学界关于晋末政局变迁的研究十分丰富，但是从士族性格以及从权力格局的组合与变迁作为视角研究晋末门阀政治的则比较欠缺。以皇权、门阀集团、士族性格为视角对这段变迁史进行细微考察，可以发现孝武帝及其集团恢复皇权失败实际上对晋末格局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而桓玄集团篡位举动也并非复兴东晋门阀社会。

［关键词］东晋门阀；士族性格；皇权；桓玄集团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23）03-0125-06

［收稿日期］2023-03-10

［作者简介］赵健廷，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马彪，无锡太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吴文化。

学界关于晋末士族政治的研究十分丰富，在传统史学领域，田余庆分析了孝武帝后期东晋门阀的斗爭情况，指出主相之争结束于孝武帝之死［1］（P260-277）；祝总斌则认为桓玄篡晋是士族阶级为挽救门阀政治的最后一次尝试［2］（P75-86）；王永平指出孝武帝尽管与司马道子之间存在主相之争，但是他们抑制门阀的势头是不变的［3］（P25-34）；王心扬认为桓玄实际上是加强了普遍皇权，其所作所为实则打击了士族门阀［4］（P12-13），该观点与本文有相似之处；薛君立则指出孝武帝通过扩张禁卫军的方式来增强皇权［5］（P53-58）；李济沧以京都学派贵族制度研究为视野，指出东晋末年门阀政治的崩溃是由于贵族阶级丧失了“清静”统治的政风与共同体精神，从而走向了“贪残”的政风［6］（P251-259）；与传统史学针锋相对，李文才质疑了田余庆有关门阀政治的定义，提出了门阀政治根本不存在的观点［7］（P93-108）。综上所述，传统史学对于晋末门阀的研究观点趋于一致，大致围绕田余庆、祝总斌的结论进行散发式研究。

尽管学界研究丰富，但是从士族性格以及中央权力运作层面对东晋末期的政治研究尚有可塑之处。本文立足于东晋末年的门阀斗争，通过从士族性格心理及士族斗争的角度对孝武帝时期的皇权运作以及对桓玄篡晋和其集团的性质进行更细微的探索，从而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学界关于晋末门阀变迁的认知。

一、孝武帝虚假皇权的树立——兼论王珣清静方针

在谢安死后，孝武帝为恢复皇权，对中央以及地方的人事安排做出了一些调整，其大致内容是内引王珣，外引王恭、殷仲堪为援。关于王珣，《晋书·王珣传》记载：

安卒后，迁侍中，孝武深杖之……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复领太子詹事。［8］（P1756）

孝武帝单独对王珣“深杖之”，除了王珣身为“王导之孙”的时望之外，其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王珣曾经与谢安交恶［8］（P1756），因此征王珣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使其担任重要的职务。不过对于孝武帝而言，他的皇权恢复真的会如此顺利吗？或者单独倚靠王珣，就能帮助其恢复衰弱的皇权吗？

答案固然是否定的，这不仅同王珣本人的政治性格有关联，更与当时的权力格局有关联。虽然传统史学对孝武帝的功绩称之为“威权己出”。但是实际上孝武帝之皇权恢复之效果甚至都不如“昙花一现”。

在谢安死后，孝武帝在实权上似乎有一定程度的扩张，不过这也只是对于门阀社会不痛不痒的碰撞，孝武帝并没有做到传统学术界普遍认为的“威权己出”。在谢氏衰落之后，孝武帝引王珣、王恭等人为援的行为使得皇权与宗室门阀［9］（P251-267）［10］（P215-222）、中央与地方门阀［11］（P34-39）、中央与中央门阀［6］（P251-269）、地方与地方门阀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2］（P75-86）。《王珣传》载：

及王国宝自媚于会稽王道子，而与珣等不协，帝虑晏驾后怨隙必生，故出恭、恢为方伯，而委珣端右。［8］（P1756）

可知此时的中央内部以及形成了种种派系，原本同孝武帝一道对抗门阀社会的宗室司马道子也逐渐成为了阻挡孝武帝恢复皇权的一股政治势力。不过这段史料惹人生疑的是，此时的孝武帝正值春秋鼎盛，怎么会考虑死后的事情呢？又《王雅传》：“帝以道子无社稷器干，虑晏驾之后皇室倾危，乃选时望以为藩屏，将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访雅。”［8］（P2181）同记载孝武帝考虑死后的事情，因此笔者斗胆推测此时孝武帝已经有预感自己很可能被害。再比如《司马道子传》也有相似的记载：“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无所废黜，乃出王恭为兖州，殷仲堪为荆州，王珣为仆射，王雅为太子少传，以张王室，而潜制道子也。”［8］（P1735）然而，孝武帝并没有因此布局而高枕无忧。这里的“逼于太妃”是值得考证的。孝武帝为太妃所逼，史载司马道子为太妃所爱［8］（P1734），因此孝武帝恐怕并非为太妃所逼，而是受到了司马道子的牵制。又《晋书》多次提及孝武帝考虑到他死后的事情，故很有可能司马道子和太妃暗地里欲谋害孝武帝，亦或司马道子在后宫中拥有自己的支持者。再联系到孝武帝之死又是后妃张贵人所为，这里是否也存在着些许的关系呢？可惜由于史料欠缺故不能考证。

在面对如此紧张的政治斗争，其他士族们的政治倾向不可能非常坚定，这当然谈不上他们不忠君爱国，只是明哲保身的政治性格使得他们在忠君与门户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如《王雅传》载：“（王）雅素被优遇，一旦失权，又以朝廷方乱，内外携离，但慎默而已，无所辩正。”［8］（P2180）可知王雅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之性格，此性格是当时士族社会的共识。再透过王雅看王珣，《王珣传》载：

王恭赴山陵，欲杀国宝，珣止之曰：“国宝虽终为祸乱，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发，必大失朝野之望...国宝若遂不改，恶布天下，然后顺时望除之，亦无忧不济也。”［8］（P1757）

这里王珣劝谏王恭让其不要杀害王国宝的行为，当然有王雅一样“明哲保身”的思想在起作用。但王珣身处高位，是当时中央的宰相，不可能不对政局有着清醒的认知。透过政局来看，王珣的施政策略正是王导“清静思想”的进一步延续。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以待时局的变化，最大限度保持士族社会的安定，避免因为战争动乱而使得现有的权力格局做出大的调整，这就是琅琊王氏的政治性格的精华体现，而王珣也很好地继承了这种政治性格。以至于王恭对他说：“比来视君，一似胡广。”［8］（P1757）胡广为东汉三公，以中庸之道而闻名，既不恋权也不冒险［2］（P79），王恭将王珣比喻成胡广，乃是暗讽王珣处事之中庸，甚至类似其祖父王导之“愦愦”了。又比如《王国宝传》载王珣劝王国宝一事：

绪说国宝，令矫道子命，召王珣、车胤杀之，以除群望，因挟主相以讨诸侯。国宝许之。珣、胤旣至，而不敢害，反问计于珣。珣劝国宝放兵权以迎恭，国宝信之。［8］（P1972）

《资治通鉴》记载得更为详细：

珣、胤至，国宝不敢害，更问计于珣。珣曰：“王、殷与卿素无深怨，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国宝曰；“将曹爽我乎？”珣曰：“是何言欤！卿宁有爽之罪，王孝伯岂宣帝之俦邪？”［12］（P3451）

两处记载所云王国宝因为王珣之时望而不敢谋害，亦可见王珣乃当时琅琊王氏头等代表无疑。而王珣不仅劝谏王恭不要起兵，也希望王国宝等人不要起兵破坏现有的政局模式。至于所谓“所竞不过势利之间耳”云云，这正是王珣为了维护现有的权力结构，希望双方都能言和而归于清静 王导推行的“愦愦之政”，日本学界多称之为“清静政治”，相关内容可参（日）吉川忠夫著，王启发译：《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收入《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该文指出清静思想来源于儒释道的兼修，反映了六朝时代的精神。。祝总斌先生曾指出东晋士族不愿意冒险，唯唯诺诺，见风使舵，唯利是图的特征［2］（P79-82）。祝先生的研究当然正确，但是这里商榷的则是在“愦愦”与“清静”的政治性格背后的深层原因，而王珣的“清静思想”正是适合了士族社会得以延续的需要。换言之，在矛盾尖锐下的晋末局势之中，只有这样的“清静思想”才是维护门阀政治的必然，只有维系皇权与门阀、中央内部、地方内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使其达到动态平衡才能维系住摇摇欲坠的东晋王朝，王导是这样做的［1］（P52-69）［6］（P122-154）［13］（P57）［14］（P248-271），王珣也是这样做的。而孝武帝、王恭还是桓玄，都因为打破了这种平衡而最终让门阀社会走向了衰亡。

孝武帝为恢复皇权打破了晋末清静格局的第一层窗口，在中央权力共同体内部形成了孝武帝同司马道子的矛盾，在外则加剧了地方王恭集团与中央的司马道子之间矛盾。然而孝武帝还没有对现有政局的权力结构做出进一步的回应，就如他往日所担心的“虑晏驾之后皇室倾危”一样，突然暴死了。《晋书·孝武帝纪》载：

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人。［8］（P242）

又《魏书》载：

昌明妙列妓乐...乃笑而戏之云：“汝以年当废，吾已属诸姝少矣。”张氏潜怒，...张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绝而惧，货左右云以魇死。时道子昏废，子元显专政，遂不穷张氏之罪。［15］（P2104）

孝武帝之死十分荒唐，以至于让后人怀疑，我们可以从“司马道子当权，无治罪于张贵人”可以看出其中些许微妙的关系，一者是主相矛盾的白热化，二者则是张贵人很可能受到司马道子指使而弑杀孝武帝。如《司马道子传》载：“疏奏，帝益不平，而逼于太妃，无所废黜”［8］（P1735）。又同传载：“道子既为皇太妃所爱，亲遇同家人之礼，遂恃宠乘酒，时失礼敬。”［8］（P1734）实可知司马道子同孝武帝后宫的关系实在是不一般，故孝武帝很有可能是司马道子与王国宝等人利用后宫的亲信网络而谋杀［16］（P279）。

综上所述，孝武帝并没有从实际上恢复皇权政治，他手中的皇权是王谢门阀主动退让与人才凋零后的昙花一现的产物，他手中的权力也很难和藩镇的军事长官抗衡。伴随着孝武帝的暴亡，他的遗愿成为了门阀之间相互争夺的工具，率先打起为司马氏复兴家国口号的就是荆州的王恭、殷仲堪集团。

二、王恭起兵时期的政局变迁

王恭确是当时士族社会普遍政治性格中的一个例外，王恭“少有美誉，清操过人”［8］（P2183）“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惮而忿之”［8］（P2186），死后亦“家无财帛，唯书籍而已，为识者所伤”［8］（P2186）；殷仲堪与孝武帝“甚相亲爱”。［8］（P2194）可见他们二人从根本上是“公”的一面大于“私”的一面的。且太原王氏本身的斗争实际上则是以王恭为代表的忠于司马氏皇权的集团同以王国宝为代表的司马道子宗室门阀集团的斗争［1］（P251-267）。因此不能把王恭等人算作一般意义上的士族门阀，因为他们与孝武帝属于同一个集团。在孝武帝死后，他们依然承担着孝武帝遗命以匡扶司马氏皇权的责任，并且终于将暗地里进行的主相矛盾由带到了战场上，《王恭传》载：

遣子鸿说恭曰：“尚之兄弟专弄相权...宜早图之。”恭以为然，复以谋吿殷仲堪、桓玄。玄等从之，推恭为盟主，克期同赴京师。［8］（P2185）

田先生曾指出主相之争结束于孝武帝之死［1］（P251-259），但是本文则认为太原王氏的家族战争实际上仍然是主相之争的延续。王恭起兵之旗号正是忠于孝武帝，故司马道子集团对此的反应就显得十分的底气不足。

不过王恭所举并非挽救了士族社会，也非挽救了孝武帝振兴皇权的美梦。在本身矛盾尖锐的晋末政治格局之中，王恭幼稚的政治举动很快就毁坏了王珣等人为求清静而做的努力。王恭第一次起兵后，虽然中央与地方暂时达成了妥协关系，但是实际上清静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了，《王恭传》载：

司马刘牢之谏曰：“将军今动以伯舅之重...昔年已戮宝、绪，送王廞书，是深伏将军也。顷所授用，虽非皆允，未为大失。”［8］（P2185）

又《资治通鉴》载：

敬宣曰：“朝廷虽无成、康之美，亦无幽、厉之恶；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义何有！”［12］（P3477-3478）

可知此时的司马道子集团并没有太多过分的举动，而是力图维持清静的局面与王恭妥协。此时的天下人心渐安，打破清静的局面，势必会带来动乱，而动乱则是桓玄等有野心的人想要推行的。但是王恭之举已经破坏了原有的政局，进一步激化了现有的矛盾，最终使得现有的政局破碎。尽管王恭第一次举兵之时尚有人心支持，但是第二次举兵后则很快失去了人心，这并非王恭背叛了孝武帝，而是王恭一意孤行起兵，使得士族社会更加的动乱。因此不能不说王珣看得比王恭远很多，东晋朝廷最佳状态就是保持各势力的平衡，一旦某个地方突破限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所以王珣向來主张“清静政治”，只不过这种清静是灵活的，不是死的。

综上所述，孝武帝振兴皇权与王恭起兵的行为进一步破坏了摇摇欲坠的东晋政局，王珣为挽救东晋王朝的努力也随之付之一炬。本文进一步指出王恭与殷仲堪的失败实质上应该是司马氏为恢复皇权所做最后一次尝试，而非是为了恢复门阀社会。只不过他们最终败给了司马道子为核心的宗室门阀，因此不能简单认为此二人仅仅代表门阀的意志，他们实际上也是孝武帝遗志的继承人，包括桓玄集团都是打着继承孝武帝遗志的名号来延续“主相之争”而插手中央政治的。不过桓玄此举并非为了恢复门阀社会，也并不是如传统史学界所认为是为了门阀社会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反扑［1］（P270-276）［2］（P83-86）。

三、桓玄集团成员再考

桓玄集团更多的是在政治上失意的荆楚集团的成员，而非属于建康中央的士族集团。徐芬研究后指出桓楚政权的建立是以桓玄、桓氏家族为代表的荆州地方势力向建康中枢扩张势力的结果［17］（P126-128）。可见，桓玄集团的核心应该是荆楚集团而非是建康任职的士族，下举详例证之。

担任录尚书事的是桓冲之子桓谦，自是桓氏家族的人。尚书仆射是王愉，然而王愉对于帮助桓玄设坛“甚耻之［8］（P1790）”，故其心并非忠心桓玄，只是迫不得已，且王愉及其子王绥都是桓氏家族的亲戚，因此不能算是独立的士族，更不能用这层关系来单独断定所有的士族热情都支持桓玄。桓玄之爪牙都是卞范之［8］（P2596）、郭铨［18］（P2625）、冯该［8］（P2063）、刁逵［8］（P1845）等人，这些人都属于荆楚土著或其他次等士族，不能代表建康核心圈士族的权益 《晋书》载卞范之为济阴宛句人；郭铨则根据《法苑珠林》载：“宋顺阳郭铨。”宋阳属湖北荆州管辖，故其当属于桓玄荆楚土著势力；冯该籍贯不详，大概率是此等士族或寒门子弟；刁逵则是刁协之孙、刁彝之子，属于次等士族而非高门。可参：［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5、2596、2603页。释道世撰：周叔嘉、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625页。。此外，真正掌握桓楚政权的还是桓氏家族以及荆楚故将，桓伟任都督荆益宁秦梁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安西将军［8］（P2590-2600）；桓石生任司徒左长史，侍中，累迁江州刺史，前将军［8］（P2590-2592）；桓石绥任司徒左长史，黄门侍郎，左卫将军［8］（P1479）；桓谦任尚书令，散骑常侍，领扬州刺史卫将军［8］（P2591-2592）；桓石康任荆州刺史，西郎中将［8］（P1479）；桓修任都督六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8］（P2589-2596）；桓振任扬武将军［8］（P2597）；桓胤任中书令、吏部尚书［8］（P2592）。综上可见重要的中枢要职以及禁卫军任职全部由桓氏家族成员所担任，而非广施恩泽于建康的世家大族们。尽管中书省的成员多有士族担任，如庾悦担任中书侍郎，但是确实清官而无实权，最多被拉起来装点桓玄的门面。而他本人并非桓玄之爪牙，更谈不上是核心人物。又比如王谧领中书监、加散骑常侍，领司徒等职务，实际上除了中书监外也都是散职。王谧本人出身琅玡王氏，桓玄任命他也无非是粉饰门面，拉拢人心。更重要的是，王谧本人也私交于刘裕，早年曾言：“卿当为一代英雄。”［8］（P1758）因此说他没有意识到刘裕背后北府兵的力量是不太可能的。此外，桓玄的诸多心腹与高门士族在发觉出桓玄欲扩张其权势后亦进行反对，又《晋书·桓玄传》载：

玄将出居姑孰，访之于众，王谧对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鲁？欲天下一乎周也。愿静根本以公旦为心。”玄善其对而不能从。”［8］（P2591）

通过这段史料，可知桓玄所作所从违反了清静的本质，进一步破坏了本就已经十分残破的政局。又可知王谧所要求的实乃“愿静根本”而非“支持桓玄篡位”。而此时桓玄还没有篡位，依然打着孝武帝的旗号，故士族社会还与桓玄有合作的余地。所以王谧依附于桓玄只是权宜之计，其中也体现了门阀衰落后的无奈之举。

综上所述，桓玄并没有得到士族社会的普遍支持。再联系到桓楚政权仅半年不到就亡国，可见其不得人心，如果得到士族阶层的普遍支持，岂不是很难灭亡？故当时桓玄篡权时，士族阶层手中无可以对抗的士兵，因此只能苟且保命，根本谈不上支持与否。加之桓玄亲信卞承之所谓：“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长也。”［8］（P2597）云云可知，虽然祭祖大概率和楚德无关系，但是可以看出连自己最亲近的大臣都认为楚德不长，是故桓玄一定没有得到士族阶级的普遍支持。

四、外部士族心理的真相——论桓玄篡权不代表门阀意志

在建康任职的高门士族也并非真心支持桓玄集团。祝总斌先生曾指出，东晋末年的士族集团逐渐衰落，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2］（P83-86）。这种观点当然正确，但是毋宁是说门阀的衰落意味着他们只能随波逐流，手中无权也就意味着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因此了解桓楚集团的性质，更需要从非荆州派的外部士大夫的实际情况与内心世界出发，下举例证之。

泰山羊氏羊欣，虽然也出任于桓玄政权，但是他主动疏远桓玄，泄露机密，就职了几天就辞职隐居［19］（P1662），这很显然是与桓玄集团不合作的表现。再如祝总斌先生所指出的攀附桓玄谢裕，谢裕曾与刘裕共食［20］（P528），时刘裕尚且附属于桓玄，也在寻找时机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手无缚鸡之力的谢裕呢？且此时的不少高门与刘裕交好，如果说当时的士族没有对刘裕背后强大的北府军的实力有认知的话则是不可靠的，因为桓玄在篡位之前都不得不考虑刘裕的想法［19］（P4），故此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士族对桓玄更不可能是死心塌地的跟随，他们更像是窥望时机，明哲保身。后来刘宋建立，谢裕为刘裕所器重，倘若谢裕真的死心塌地的跟着桓玄，何不杀身成仁而要忠心于刘宋呢？再比如谢纯，自起家开始就是刘毅手下的别驾［19］（P1495），也不是附属于桓玄的人；又比如陈郡袁氏袁豹，也是在刘裕集团下刘毅、孟昶手下某事［19］（P1498）；又比如袁湛，刘裕讨伐桓玄时就是刘裕的参军，而非投靠桓楚集团［19］（P14978）；又如出身颍川庾氏的庾登之，早年跟随刘裕起兵讨伐桓玄［19］（P1515），庾登之身为庾冰之孙，自是高门出身，他选择依靠寒门出身的刘裕而非是依靠桓楚集团也可证明，桓楚集团或并不是受高门士族的广泛拥戴，也或根部不能代表高门士族的集体利益。再如颍川庾氏的庾楷，也是在朝廷反对桓玄的斗争中被桓玄杀害的［8］（P2187）；再比如陈郡谢氏谢方明，《宋书》载桓玄心腹卞范之曾权倾朝野，想要把女儿嫁与谢方明，但谢方明始终并未答应［19］（P1523）。与其说谢方明是为了设置所谓的门第门槛，毋宁说是谢方明对桓玄政权的极度不信任，谢氏的不反抗是因为实力的缺失导致其在军事斗争中始终趋于弱势的一方，而非真心忠心于桓玄并热情与其合作，当桓玄对他们的禁锢被刘裕打破后，他们依然是悉心依附于更强的刘裕集团，这也是门阀士族衰弱后寄生于强权的表现。但是需知道，寄生不等于认同，更不等于支持。至于曹靖对桓玄说的“辇上诸君子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言”。［8］（P2598）这里的“辇上诸君子”，也很显然不是担任闲职轻差的高门士族，应该是桓玄集团下的掌军权者，是桓玄自起兵时的心腹们。再加之所谓“撵上诸君子”不劝谏还是因为桓玄不听取建议，又经常发怒，史载其“性又急暴，呼召严速，直官咸系马省前，禁内讙杂，无复朝廷之体。于是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8］（P2597）既然如此，那些士族又何必冒着被处死的风险去谏言呢？更何况撵上诸君子并非全是士族阶層，或是代表士族阶层的人物，很有可能是依靠桓玄而获得宠信的次等士族或寒门子弟。

况且，桓玄篡位以后，本身就存在许多打击士族社会的举措，其是否代表士族社会的利益是很值得商榷的，王心扬先生指出了桓玄同其父桓温一样，并非为了士族社会谋利益，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的皇权［4］（P205-220）。《世说新语》载其打击其他士族势力：“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玄惭而止”［21］（P317）。又《桓玄传》载：

于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郞毛泰、泰弟游击将军邃、太傅参军荀逊、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郞袁遵、谯王尚之等，流尙之弟丹杨尹恢之、广晋伯允之、骠骑长史王诞、太傅主簿毛遁等于交广诸郡，寻追害恢之、允之于道。［8］（P2591）

可知桓玄为加强自身权威而对士族门阀进行残酷的镇压。又同传载：

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贤，君子之道粗备，京师欣然。后乃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衆务繁兴，于是朝野失望，人不安业。［8］（P2591）

这里正是总结了桓玄之兴是因为其打起了孝武帝忠臣的旗号，其灭亡是由于要实施篡逆“陵侮朝廷，幽摈宰辅，豪奢纵欲，众务繁兴。”又：“桓玄当篡位，语卞鞠云：‘卞范，昔羊子道恒禁吾此意，今腹心丧羊孚，爪牙失索元。”［21］（P354）这里所谓的“禁吾此意”，当指的是羊孚劝谏桓玄篡位一事，之所以羊孚不让桓玄篡位，是因为桓玄一旦篡权就会丢掉孝武帝忠臣的大旗，从而成为士族门阀的众矢之的。但是桓玄却没有听得进羊孚的忠言，而倒行逆施，篡位夺政，以门阀的身份终结了门阀社会。

综上所述，晋末的权力格局经历了摇摇欲坠的门阀统治之后。桓玄集团是以荆楚土著集团为核心的，吸收了次等士族支持的并逐渐向建康吞噬的政治集团。由于建康高级士族的衰落，高门无兵权，在被利刃控制下只能任其摆布，苟延残喘。桓玄集团在建康的统治并非受到了大部分的建康高级士族的热情支持，很多高门士族仅仅只是由于手无缚鸡之力只能暂时附属于桓玄而寻求生机，因此桓玄集团并非由建康高门士族广泛并热衷参与的阶级政权，也更不能说桓玄篡晋是门阀士族集体为复兴门阀的最后一次尝试，因此传统史学界有关“桓玄集团受到多数建康士大夫热情支持”［1］（P270-276）［2］（P83-86）的论述与定义或许有待商榷。毕竟桓楚集团仅仅是以桓玄为核心的荆楚士族为从门阀社会中取得领导权及其欲望膨胀的结果。

五、结语

孝武帝的皇权并没有得以恢复，更谈不上结束门阀政治的局面。在谢氏退出政治前台之后，晋末的格局因为孝武帝内引王珣外引王恭、殷仲堪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结构，但主相之争随着孝武帝的暴死而进一步白热化，最终在执行孝武帝遗志的王恭集团的覆灭而告一段落。继王恭之后，桓玄虽然打着继承王恭“衣钵”进一步匡扶司马氏的旗帜，但实际上是荆楚集团的趁乱扩张，但在建康的核心士族中，大部分的士族并沒有热情支持桓玄集团。最终，在刘裕为核心的北府军集团打着光复晋氏的旗号下，桓玄集团立刻树倒猢狲散，士族又紧紧依附于刘裕的集团之中。至此，门阀社会也彻底的结束了。本文正是立足于晋末的门阀变迁与士族心理角度，从微观层面对晋末门阀解读进行的尝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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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Questions on the Change of Gatekeepers at the End of Jin—— From Imperial Power， Gatekeeper Groups and the Character of Shi Clans

ZHAO Jian-ting1，MA Biao2

（1.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4，China；2.Wuxi Taihu College，  Wuxi 214026，China）

Abstract：Previous 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changes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 are abundant， but there is a lack of studies on the gatekeeper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scholarly clans and the combination and changes of the power pattern.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is chan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erial power， gatekeeper group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scholarly clan reveals that the failure of Emperor Xiaowu and his group to restore imperial power actually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late Jin pattern， and the usurpation of the throne by Huan Xuan's group was not a revival of the Eastern Jin gatekeeper society.

Key words：Eastern Jin sectarians;scholarly character; imperial power; Huan Xuans group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