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阐发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历史内涵和深远时代意义，特别是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邓小平在推进“第二个结合”方面做出了示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创立和发展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新征程将以“两个结合”

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继续深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改革开放；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4-0060-20

DOI：10.13946/j.cnki.jcq is.2023.04.007

作者简介：薛庆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宣传教育局副局长。

引用格式：薛庆超．“第二個结合”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60-7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的“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理论概括、新的理论判断和新的理论定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在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同时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2］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阐发了“两个结合”的深刻历史内涵和深远时代意义，特别是为科学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精髓要义提供了重要遵循。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方面中华民族面向整个世界敞开了巨大的胸怀，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整个世界风云变幻，各种思潮潮起潮落，呈现出激烈交锋的局面。面对世界上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局面，中华民族要在世界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更加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华民族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才能在动荡不已的国际环境中坚如磐石、稳如泰山，守正创新、阔步前进。

目前，学界对“两个结合”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学者从现实、历史和理论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质就是既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扎根，又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个结合”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3］。有学者重点分析“第二个结合”的内在逻辑，认为从历史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形式和内容不同层面的融合过程；从理论维度而言，“第二个结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从“自在自为”到高度“自觉自信”的转变；从现实维度而言，新时代推进“第二个结合”，不仅要直面“中国之问”的求解，更要在回答“世界之问”中实现“问题域”的转变，以此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4］。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结合角度，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实践成果进行研究与展示。

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进“第二个结合”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邓小平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邓小平从幼年起开始接受严格的农村私塾教育。他5岁进入私塾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性著作——曾经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幼仪》等背诵得滚瓜烂熟，并且按照严格规范的传统文化要求进行写毛笔字的训练，奠定了遒劲有力的“邓体”书法基础。7岁开始，邓小平进入协兴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国文（中国语文）、体操（体育）、国画（中国画）等课程。1915年秋天，邓小平转学插班到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后来，广安县财政局办公室即为邓小平当年读书时的教室），学习国文、算术、理科（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历史、地理、修身（道德教育）等新式教育课程。1918年夏天，14岁的邓小平进入广安县立中学读书，主要课程有国文、数学、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博物、修身、体操等。邓小平通过农村私塾、协兴初级小学堂、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广安县立中学，受到了系统完整的基础教育，奠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自然科学的初步基础。然后，他到欧洲勤工俭学期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投身共产主义运动。从戎马倥偬、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时期到日理万机、宵衣旰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一直保持着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终身学习、终身阅读的习惯。据中共中央办公厅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忆，邓小平经常利用一切休闲时间，见缝插针，随时随地读书。邓小平经常阅读的书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另一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他百读不厌的主要是两套书：一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著作《资治通鉴》（毛泽东曾系统阅读《资治通鉴》17遍），一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性读物《康熙字典》。这两套书从革命战争时期便伴随着他，一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不知道他究竟阅读过多少遍。因为岁月久远，这两套书的纸张早已发黄。于是，每当这两套书出现破损时，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用胶布粘贴修补一下；后来有了透明胶带，每当这两套书出现破损，工作人员就用透明胶带粘贴修补。因此，这两套书里面，很多地方贴着胶布和透明胶带。工作人员多次建议，将这两套书送给国家博物馆，给他重新购买新的《资治通鉴》和《康熙字典》，他坚决不同意。同时，邓小平注重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曾经详细阅读美国人威廉·曼彻斯特撰写的反映美国现代历史的大部头著作《光荣与梦想》。这本巨著重点反映从193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执政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了邓小平的心智，他从中汲取了许多深邃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历史智慧。邓小平的家人回忆说，邓小平最喜欢中国古典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家里有两套，其中一套是线装书。邓小平从头到尾通读过《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中最爱阅读的是《三国志》。在现代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演了现代版的“三国志”——中国、苏联、美国之间的互相博弈与彼此之间的力量消长，主导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邓小平一位女儿说，父亲特别爱看书，什么书都看，中外古典名著、历史人物传记、时事评论专辑乃至整本整册的《二十四史》，他统统都喜欢读。在历史古籍中，他最喜欢读的还是《资治通鉴》［5］。1961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杨静仁汇报西藏工作。其间，邓小平针对当时某些基层具体工作中出现的“瞎指挥”问题，明确指出：我最近看了《资治通鉴》，历史上遭到了严重破坏后，真正搞起来两年就恢复了，瞎指挥破坏也快。

邓小平认为：“歷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6］据邓小平家人回忆，有两个历史时期邓小平阅读《资治通鉴》的时间最多：一个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遇到暂时的严重困难，急需从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借鉴治国理政的方法；一个时期是“十年动乱”时期，邓小平被下放到位于江西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进行劳动改造，需要从历史典籍中获得早日消弭内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腾飞的历史镜鉴。

在邓小平政治生涯最艰难的岁月里，阅读文史著作是他战胜困境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道，从北京到江西初期，邓小平和家人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运去的几个“沉甸甸的大书箱”，里面是他们离开北京时打包的“邓小平藏书”。邓榕说：“我们家的藏书，什么都有。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两拍、《儒林外史》《镜花缘》《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和《诗经》、唐诗、宋词、元曲，及现代作家鲁迅、巴金、老舍的作品等等；外国文学方面的书籍，有托尔斯泰、果戈里、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大仲马、莫里哀、萧伯纳、泰戈尔、海明威等等的诸多作品；还有许许多多外国历史、回忆录、传记、哲学等方面的书籍。当然，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7］

正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以及中外文学作品，使邓小平在变幻莫测的形势中沉稳淡定，一直保持着“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心情。书籍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进步的精神营养。读书可以增长智慧，阅读历史著作可以增强经邦济世的本领。邓小平的女儿曾感叹道：从北京运到江西的这又沉又重的几大箱子书，真是我们的宝贝啊。在孤寂的年代，靠着读书，可以解除寂寞，可以充实生活，可以增长知识，可以陶冶情操，可以安静心灵。父母亲都喜欢看书，在闲暇的午后，在万籁俱静的夜晚，书，陪伴着他们共度岁月［7］。邓小平的夫人卓琳最喜欢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被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称为“半个红学家”。

关于邓小平在江西期间一边劳动、一边读书的情况，其女儿邓榕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详细回忆道：父母二人每日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三人在园中耕作。晚饭后，清扫完毕，三人便围坐在一起听新闻广播。然后父母亲读书看报，祖母就做一些针线补缀之事。父亲和母亲非常喜爱看书。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们带来了几乎全部的藏书。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时间如此坐下来读书，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母亲也时常给我们讲述、议论一些书中精辟之处。在读书中，他们抚古思今，受益匪浅。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和彷徨。在江西那段时间，他就主要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陶冶精神［8］。1972年12月5日，兴国招待所的工作人员看到即将返回北京工作的邓小平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都是书籍，有些还是厚厚的古代历史书籍。卓琳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1973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1976年邓小平再次身处逆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结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依然伴随着他的日常生活。1977年7月他再次恢复工作，领导中华民族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198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的80岁诞辰。当天，女儿邓榕在刊登着《在江西的日子里》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上面写着：“老爷子，这是我和平平送你的生日礼物，请阅。毛毛，8月22日。”邓小平高兴地看了这份非同寻常的生日礼物，在报纸上面亲笔批示“看了，写得真实”。

邓小平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重新将“实事求是”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邓小平强调“要懂得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6］35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从此，坚持实事求是，实行改革开放，全党全国人人皆知，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代代传承。特别是邓小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和《礼记·礼运篇》中感受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小康”的期盼，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历史智慧和灵感，赋予“小康”崭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政治含义，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征程。从此在中华大地上，“奔小康”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最大共识。全国上下，男女老少，人人皆知，朗朗上口，明白晓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对“小康”的千年期盼。

（二）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领导全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主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认为“柔中有刚，绵里藏针”“以柔克刚”“劲气内敛”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一种精神境界和处世之道。毛泽东将“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古为今用、点石成金，赋予评价邓小平的崭新政治内涵。邓小平早年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就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万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具有高屋建瓴、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指挥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水平，旗帜鲜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1956年，他开始担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十年动乱”初期，邓小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到邓小平“人才难得”。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党的十大上，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

当时，毛泽东以“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9］评价邓小平。1973年12月，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提议邓小平出任中央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职务。1973年12月14日，在毛泽东召集的由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9］1991次日上午，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由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向大家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9］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9］毛泽东历来对中央党政军领导成员要求严格，很少予以高度评价。因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殊为难得，尤其是评价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9］，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这个评价既说明了邓小平待人和气、与人为善的个性，又展示了邓小平意志坚定、政治能力强的特质。毛泽东具有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积淀。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尤其善于点石成金，古为今用。“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9］，是为推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制造舆论，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邓小平雷厉风行，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根据毛泽东提名，1974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出席联合国会议。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讲坛上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1975年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邓小平迅速领导开展对全国各个方面的全面整顿，大见成效，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奠定彻底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基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5年，周恩来同志病重，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10］“同年（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10］这是历史的结论。

邓小平“三落三起”“愈挫愈奋”，知难而进，斗志昂扬。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邓小平首先表示：“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11］接着，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七十三岁了，想再活二十年到三十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外国通讯社讲我七十四岁，给我加了一岁，实际是七十三岁。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11］最后，邓小平义无反顾地表示：“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11］69-70从邓小平恢复工作到逝世，整整20年，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列宁于1897年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中写道：“早已有人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而现在未必有再来证明这个真理的必要。”［12］邓小平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在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3。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要求、国家发展、人民期待的高度，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领导中国共产党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邓小平指导全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邓小平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全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制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导全党正确认识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

邓小平突出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对外开放大门。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领导党和国家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邓小平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与活力。2000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江泽民时问道：“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江泽民回答：“在中国，这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

邓小平的这些重大思想理论和实践使20世纪的中国又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奔腾向前，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昂首挺胸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國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13］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开启时代大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著名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微言大义、内涵深邃、寓意丰富的成语、典故、寓言、故事，犹如星汉灿烂，不可胜数。这既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藏。其中，解放思想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周易》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中就蕴含着世界上万事万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类要适应这种发展变化才能顺利前进的含义。这种适应就要求解放思想而不是束缚自己的思想。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十年动乱结束不久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我国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在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效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前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14］

“实事求是”最早来源于中国古代典籍《二十四史》。东汉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里写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但是，中国古代强调的“实事求是”实际上只是一种研究学问的治学方法。唐朝颜师古注释“实事求是”时，将其界定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就是说，根据古代经典书籍和历史材料去研究探索思想精义，即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也。近代以降，“实事求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愈益得到重视和传播。湖南湘乡东山学堂是毛泽东早年读书的地方。该校章程中明确写着：“穷则变通，苟非实事以求是，即物而穷理，恐书院究成虚设，何以造就人才？”浙江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则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1914年天津北洋大学将“实事求是”确立为校训。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高等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之一）迁入岳麓书院，校长宾步程为该校题写“实事求是”的匾额。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古为今用，点石成金，将“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由此可见，“实事求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基因，代代相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多次深刻阐述“实事求是”，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5］。党的十二大正式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载入党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首先需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亲拟了闭幕会上的讲话提纲，首先是“对会议评价”，然后列出七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邓小平亲拟提纲后，召集有关同志商谈起草讲话稿问题。按照这个提纲，他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阐述。然后，邓小平就讲话稿的题目问题，问道：这个题目好不好？大家都认为很好，题目很新鲜。于是，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了讲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的重要讲话既是对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又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论述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解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书，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提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震撼了世界。1978年12月的法国《观点》杂志把邓小平列为当年新闻人物，并把邓小平称为“不倒的第二号人物，不倒的重返政坛的人”［16］。1979年1月上旬，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该刊1979年第1期序言指出：“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

按照邓小平阐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精神，接着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其主要成果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0］。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历史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3］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更加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6］382他强调，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15］372。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邓小平一贯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常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反复强调“拿事实来说话”。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15］邓小平理论与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也是一位求实、务实、踏实的实干家。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13］2012年5月16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讲话，专门系统阐述实事求是问题。他认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17］。2020年9月17日，他在岳麓书院“实事求是”匾额前提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的命题。历史证明，坚持实事求是贯穿百年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历史基因与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五千多年长盛不衰，绵延不绝，蓬勃兴旺，持续发展，日新月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故鼎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著作《周易·杂卦》写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大雅》写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名著《礼记·大学》写道：“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上述经典著作关于求新、创新的论述，鲜明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革故鼎新”的理念。

从哲学意义上讲，“革故”与“鼎新”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过程。“革故”是“鼎新”的前提，“鼎新”是“革故”的结果。“革故”是革除旧的事物，“鼎新”则要求“后来居上”“青出于藍而胜于蓝”。西汉文学家扬雄在《太玄·玄摛》中写道：“因而循之，与道神之，革而化之，与时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驯。”唐代吕岩在《吕子易说》中认为，“革故鼎新”指革除旧的事物，建立新的事物，“必有信下之志而后改上之命，则命无不行，而革故鼎新之治成矣”。宋代石介在《上郭殿院书》中写道：“皇帝始亲决万机，革故鼎新。”《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毋犯雷霆，当效革故鼎新之意。”清代黄图珌在《苏岭募葺广福庵引》中写道：“第开创年久，不无倾圮，于是求诸施者，欲图革旧鼎新。”可见，中国古代已经认识到，“革故鼎新”反映了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革故鼎新”阐发了新事物与旧事物的更替，新事物是在旧事物基础上发展变化的结果。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朝历代口口相传，男女老少人人皆知的俗语“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实质上表达的也是“革故鼎新”之意。

“革故鼎新”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公元前1600年，商朝开国皇帝成汤就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刻在器皿上。其目的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断创新。古代中国屡屡出现“管仲改革”“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史不绝书。王安石提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已具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特质。从古代“管仲改革”到近代“戊戌变法”等，其宗旨都是期望通过革新内政，改革军制，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达到使中华民族强盛的目的。从《诗经·大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到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革故鼎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革故鼎新”意识和“与时偕行”精神的民族。

邓小平总结了中国古代社会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来说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6］9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从此，中国迈上改革开放的“金光大道”。然而，实行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著作没有论述，前人没有先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没有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探索新路。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258-259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成为中华民族最大共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对此，邓小平指出：“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6］117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外开放大潮滚滚，经济特区率先垂范。邓小平指出：“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6］372经济特区犹如“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了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卫生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体制改革、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阔步向前。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党的十三大确立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踏步赶上了世界发展潮流。

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往开来，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全方位顶层设计，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重大举措，在实践中不断将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中共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啃下了不少“硬骨头”，闯过了不少急流险滩。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发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和最壮丽的气象，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自信自强走向世界的巨大推动力。

（五）“黄狸黑狸，得鼠者雄”与农村改革蓬勃兴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著《聊斋志异》写道：“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其含义是“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夫人卓琳曾说过，邓小平休闲的时候经常阅读《聊斋志异》，不仅在北京休闲时阅读，外出也要让工作人员将《聊斋志异》的部分内容做成活页，以便休闲时阅读。四川人的俗语“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源于《聊斋志异》的“黄狸黑狸，得鼠者雄！”。

经过对中华文化俗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运用，“黄狸黑狸，得鼠者雄”在20世纪60年代被译为白话文而名扬天下，并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開始的中国农村改革联系到了一起。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问题直接关系到十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立即进行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传诵着“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歌谣，投入农业生产，农村呈现政通人和、粮食丰收的景象。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脱离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情况下急剧变革生产关系，造成严重后果。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严重压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困难。为了渡过难关，安徽等地在农村搞起了“责任制”，一般称为“包产到户”。农村广大干部、群众认为“‘包产到户是救命政策”，符合农村现状；而一部分人却认为“‘包产到户是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批判。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最早提出了农村改革思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9］。邓小平的讲话实质上是中国农村改革先声。他鲜明地指出了农村出现困难局面的症结所在，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包产到户”和“责任到田”；在农村生产方式问题上“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其实质是农村生产方式如何变革由农民群众说了算。

邓小平的讲话在全国产生极大的震撼力和冲击波。“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辟论述，通俗易懂，鞭辟入里，生动好记，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在人们口口相传的过程中，邓小平的话被变成了“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列宁认为：“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0］从1956年至1978年，“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三起三落”，由此可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歷史必然性。

20世纪7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束缚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粉碎“四人帮”后，万里主持安徽工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为改变安徽农村的落后面貌，以实事求是精神，主持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省委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减轻生产队和人民公社社员负担，允许和鼓励人民公社社员保有自留地和开展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也可以责任到人。

在“省委六条”推动下，1978年夏季安徽省肥西县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时，县委大胆实行“特殊政策”，允许把人民公社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借地度荒”“种保命粮”。肥西县山南镇小井庄村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并很快在附近10万农户中蔓延开来。但是，各种各样的阻力同时产生，对“包产到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万里坚持“实践第一”、坚持让实践说话，两次到江淮地区丘陵之间偏僻的小井庄村，主持召开全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座谈会，给予充分肯定。

“穷则思变”“变则畅通”。改革就意味着对旧事物的否定，因此改革必然伴随着争议。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时，“小岗变法”应运而生。1978年前的小岗村是安徽省凤阳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全村二十户农民中的成年男性大都当过生产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为小岗村特有的规律。1977年底，小岗村社员已是一无所有，“不论户大户小，户户外流”。面对这种严重状况，绝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而认为主要在于“经营管理”和某些政策及干部作风问题。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举行秘密会议，做出“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决定。当时，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为此，小岗村18户农民用中国传统方式起草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果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然后，每个人在“契约”上郑重摁下自己的手印。这一举动使小岗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进而开启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小岗变法”的实质用小岗村农民的话来说就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由此可见，小岗村农民仍然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精神境界。

“小岗变法”不胫而走，很快引发极大争议。万里坚决站在农民一边，对“小岗变法”坚决支持。当时，万里曾与一位同志发生过争论。这位同志说：“包干到户，不同于田间管理责任制，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万里问道：“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为什么不可行？”对方说：“它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问：“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对方答：“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局部地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推动着农村改革的发展。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提出了农村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等问题。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问题的经验教训，原则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会后，《人民日报》报道了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5］315邓小平的讲话给中国农民吃了“定心丸”，对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促进方兴未艾的农村改革产生重要作用。

每当农村改革关键时刻，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1981年8月，他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性质：“‘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剥削，没有违背集体所有的原则，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体现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资本主义。”［21］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全党，第一次正式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中国农民热烈拥护。到1981年底，全国农村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正式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

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中共中央从1982年开始，连续五年出台五个关于农村问题的“一号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深入发展。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推动下，农村改革犹如“星火燎原”，由点到面，迅猛展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伟大贡献。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了解18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的情景。他感慨地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贯通古今、古为今用，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与中国现代发展交相辉映。据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回忆，江泽民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文史著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每天晚上处理完公务后，都要阅读两个多小时书籍，其中阅读最多的是历史著作和历史人物传记，从而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历史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學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等理念。从改革开放的蓬勃兴起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猛发展，中共中央领导人树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民进入梦寐以求的全面小康时代。但是，世界风云急剧变幻，中国发展也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创立和发展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百年大党经验结晶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凝聚历史经验，形成三个历史决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2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3］这是中共中央全会决议正式将“两个结合”载入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2］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在宇宙观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这与“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契合。在天下观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主张“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与“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高度契合。在社会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上代代相传的“天下大同”“世界大同”理念具有高度契合性。在道德观方面，《共产党宣言》提出“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文明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尽小者大，慎微者著”“兼善天下”“利济苍生”，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每个人都得到了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高度契合。

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使诞生在世界西方欧洲工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东方的亚洲农业国家——中国找到了“知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4］从此，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24］1470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硕果累累。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22］。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的“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有的历史中断了，有的历史消亡了，有的长期动荡不已。唯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长盛不衰，绵延不绝，既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又创造了充满青春活力的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5］长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明确指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26］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注追溯、研究中华民族历史源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展示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性研究成果。2022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他深入阐述了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意义，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他在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山西运城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文是古代中华文明的标志性成就，为中华民族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时指出：“殷墟我向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27］他强调，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在这方面，考古事业居功至伟。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27］。

在繁忙的调研工作中，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中华文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2021年春天，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期间专程来到九曲溪畔的朱熹园考察。他说，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园。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来到藏书410余万册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听取加强文献古籍保护利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应用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大学馆藏红色文献，鉴证了我们党创办正规高等教育的艰辛历程，是十分宝贵的红色记忆。他与师生代表座谈时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28］。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便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脉。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2］。有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魂脉，中国革命在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数次抗争与失败之后，终于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速铁路”，一往无前，走向胜利；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脉，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大国找到了落地生根的肥沃土壤，搏风击浪，茁壮生长。

正是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高度契合，造就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历史性机缘。如果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会失去魂脉，失去精神动力，失去前进方向，失去指导思想。如果丢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会失去存在的深厚基础，失去滋养的丰厚源泉。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魂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魂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永葆其蓬勃发展的旺盛活力。

三、新时代新征程以“两个结合”必由之路和最大法宝深化党的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确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命题，是总结百年党史丰富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继续推向前进的必然结果。

（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与丰富经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要以“暴力革命”“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政权。俄国十月革命树立了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成功范例。中国共产党模仿这一经验，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在中心城市发动的武装起义，但是皆因“水土不服”而以失败告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预定计划，秋收起义的目的是占领中心城市长沙。然而，秋收起义初期，毛泽东发现革命低潮时期根本不可能占领长沙，于是果断决定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和山区进军，从此开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早来源于列宁提出的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列宁认为，要使诞生在西方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亚洲落地生根，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东方化”。中国革命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以及“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诱敌深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战术，“支部建在连上”、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等，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范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马克思主义东方化”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7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并作会议总结。他指出“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并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毛泽东指出：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9］从此，把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全党的共识和行动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阔步前行。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0］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融合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前提和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植根中华大地，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营养，承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化传统，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新阶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深刻论述了中国社会、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此基础上，他论述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从而得出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的结论。

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取“实事求是”思想基因，将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首先提出恢复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从中华民族对“小康”的千年期盼获得启发，用“奔小康”“小康之家”“建设小康社会”作為改革开放的阶段性目标。江泽民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治国”理念，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实现中国从20世纪向21世纪的跨世纪发展。胡锦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为邦本”的历史基因，提出“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根据中华民族历来主张“以和为贵”“仁者爱人”理念，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主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到新阶段，运用“两个结合”治党治国治军，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相结合，创造性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阐发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愚公移山”来激励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协和万邦”的历史基因阐述中国周边外交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凡此种种，上接天理，下接地气，明白晓畅，成效显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清清泉水。宋代朱熹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多重要元素：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他强调，这些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归纳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克隆”，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复制”，更不是“山寨版”的“照抄照搬”，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汲取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蕴含的深邃政治智慧和丰厚历史智慧，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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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N］．人民日报，2023-07-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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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杜尚泽．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全方位外交的成功实践［N］．人民日报，2016-01-05（1）.

［27］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丁薛祥陪同考察［N］．人民日报，2022-10-29（1）.

［28］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王沪宁陪同考察［N］．人民日报，2022-04-26（1）.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92.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03.

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