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网络谣言传播动力对后疫情时代谣言治理的启示

何思璇

摘要：新冠疫情暴发于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网络应用相较以往的任何时期都尤为突出。因此，网络谣言在此次事件中成为相关部门的重点管治对象。本文将对新冠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种类、特点、传播动力进行梳理总结，并以此作为未来类似事件的治理基础。

关键词：新冠疫情；网络谣言；后疫情；谣言治理

新冠疫情作为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恐慌。疫情谣言在互联网的加持下被无限扩大和延伸，其传播动力也更加复杂和多样。本文通过对网络谣言的种类、特点和传播动力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在后疫情时代有效地治理网络谣言。

中国上古时代，“谣”是 “歌”的早期形式，即无伴奏的歌，其最初的功能主要是宣泄情绪。国内现代学者对谣言概念的探究各有不同。陈雪屏最早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抗战时期的谣言，[1]拉开了国内谣言研究的序幕。周裕琼对国内谣言定义的概括十分贴切，她指出：“目前国内学界对谣言的定性是有目的地捏造的恶意信息，背后有特定的动机和意愿，并且缺乏事实根据，本质上是一种畸形舆论。”[2]时至今日，谣言的传播路径从口口相传到通过互联网无差别投放、从无形的语言到字音画频一体，从而导致谣言的真伪辨别及治理难度均有所增加。本文以新冠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为例进行分析。

新冠疫情是自2003年 “非典”之后的又一次世界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一样的是，网络科技的进步、自媒体端的完善、社交软件的丰富、信息全球化等，使谣言在网络空间的传播速度、范围和危害高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对新冠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特点及规律进行探析，并以此为基础寻找网络谣言治理范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冠谣言的种类

2020年初，新冠疫情被认定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且社会秩序在短期处于失控状态。对事件的认知、社会秩序的适应、政府应急治理的措施等成为疫情期间公众最关注的问题，谣言也主要源于这些问题。通过对疫情谣言文本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将其大致分为疫情认知类、社会秩序类、政府及公共部门行为类、其他类等4个大的类别。

疫情认知类：大致可以分为病毒错误认知 （包括对病毒本身以及病毒传播的错误认知）、病毒防护、不实疫情；

社会秩序类：大致可以分为故意传播病毒 （包括网民散布谣言自己患病准备传播病毒以及谣传有人故意传播病毒）、社会民生 （包括开学、复工、突发社会事件、社会生活等）、防控疏漏谣言 （包括病人逃跑、重点人员四处乱走）；

政府及公共部门行为类：大致可以分为谣传政策、封城封路、过度防疫、政府及公职人员不当行为、境外 （含港台）污名化中国政府、政府及公职人员其他行为等6大内容。

其他类：此类谣言内容比较繁杂，属特殊事件型，在宏观分析中占比极小 （详见表1）。

从谣言类型看，疫情认知占比最多，达49.4%；政府及公共部门行动类谣言其次，达30.6%；社会秩序类谣言相比前二者占比较少。这表明，面对突发疫情，公众最迫切需要获取的信息是关于疫情的科学知识以及政府能否有效应对的信息，这也是公众在疫情期间恐慌、焦虑的主要原因。从谣言具体内容看，病情认知类中不实疫情占比最大，达62.7%；社会秩序类中防控疏漏、社会民生两类占95.1%，政府及公共部门行为类中最多的是封城封路及境外对中国政府的污名化。从谣言内容分布发现，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上，谣言传播受两大原因影响，一是事件的特殊紧迫性，二是信息的不透明，其中前者是更重要的原因。

二、新冠网络谣言特点

（一）谣言传播的阶段性

通过对疫情期间谣言传播的数据以及谣言传播的内容进行分析，疫情谣言传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第一，疫情谣言整体数量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从2020年1月18日疫情谣言开始传播至本项研究数据采集截止的3月25日，谣言传播数量最初迅速上升，1月25日到达最高峰，1月谣言数量明显比2月份多，2月逐渐降低，3月谣言传播大量减少。当然，因为一些特殊事件影响，谣言数量会发生波动，但是随时间推移而减少的总体性趋势还是比较明显，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第二，疫情谣言内容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阶段性。疫情认知最早占比特别大，然后社会秩序类谣言开始增加，并呈现阶段性波动。

（二）谣言传播的 “茧房效应”

“电子媒介使人整合，回归整体思维的前印刷时代。”[3]得益于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参与共享意识为根本的各种网络社群的诞生重建人们的社会关系，使人类生活 “再部落化”。在全媒体时代的中国，微信以独特的圈层化方式组建社会结构，在信息瞬时联系的网络空间建构出无数个与博客、微博不一样的更富有人情化的社会群落。朋友圈不是建立在纯粹虚拟的基础之上，它是各种亲缘、业缘、地缘、趣缘等虚拟空间的再组合，因此 “微信朋友圈不再是纯粹虚拟的所在，也不属于沉浸式虚拟现实，而属于交互式虚拟现实”。[4]微信传播不是干瘪的没有任意寓意的数字符号，正如克莱舍基所说的那样，它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具有很强黏性的湿湿的世界。[5]它虽然是虚拟世界，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的投射，并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现实中的社会结构，包括权力关系，[6]具有更深的 “共同体”意蕴。所以，微信表达相比其他网络媒介的匿名表达不同，必须像遵守日常社会规范一样遵守部落化共同体规范要求，必须在意群体的共同感受，当发现自己观点与群体大多数人观点不一样，更容易选择沉默。因此，微信圈层信息 “茧房效应”更容易形成。

（三）谣言传播主体的特殊性

一般情况下，谣言制造主体传播谣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公众号或网络水军为某种目的故意制造谣言，或者为提升关注度，或者为诋毁商业对手，此种主体制造的谣言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夸张的情感渲染、或者借权威 “狐假虎威”；二是普通网民为博取关注而将谣言当作 “言谈货币”。疫情谣言中，也确实出现过公众号故意制造谣言，比如 “华南海鲜市场黑幕”“疫情之下的×××：店铺关门歇业，×××华商太难了！”就是一些不法公众号炮制的典型网络谣言。同时，也有少数网民由于对法律的无知和漠视，制造了部分疫情网络谣言。但是，由于国家对疫情期间故意传播谣言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大多数公众号和网民不敢逾越红线。所以，公众号以及故意传播谣言的网民不是这次疫情谣言制造的主要群体。疫情期间绝大多数谣言都是普通网民由于信息不透明，或是出于 “善意提醒”，或是对疫情防护缺乏知识而无意制造或者传播网络谣言。除此之外，西方反华势力在境外媒体造谣污名化中国政府抗疫行动，这类谣言在世界疫情肆虐而中国疫情转好的2020年3月集中暴发，也确实要引起更多的注意。

三、新冠网络谣言的传播动力

（一）初始动力：恐慌、焦虑

焦虑与恐慌来源于公众风险认知。“非典”虽然过去了17年，但是，“非典”的痛苦经历深植于公众集体记忆之中，当武汉不明肺炎存在 “人传人”的证据在公众中被确认，这种记忆马上被唤醒，并迅速激发焦虑与恐慌。初始的焦虑与恐慌情绪发展变化由风险认知所支配。“风险社会的驱动力是：我害怕！焦虑的共同性代表了需求的共同性……风险社会的形式标志着一个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得来的团结，并且这种团结形成了一种政治力量。”[7]现代化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及风险暴露出来的巨大伤害性导致了公众对风险的焦虑与恐慌，这种动力驱动公众重新评估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风险以及防御风险的种种政策的安全性。如果专家体系以及政府应对风险的策略能够被公众信任，现代性风险导致的焦虑与恐慌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若相反，风险的确定性就会进一步放大公众的焦虑从而产生恐慌情绪的倍增效应。疫情初期，公眾焦虑与恐慌情绪迅速消除是基于对政府辟谣的信任，然而，随着疫情的发展，一些专家作出的 “不存在人传人的证据”等被证否，不满与质疑迅速在社会心理层面占据支配地位，从而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8]

（二）信息茧房的增力：情感渲染

信息的自由选择导致了 “无极限的过滤”，网络空间海量的信息远远超出了个人信息的接收量，自由选择的结果是每个人都接受与自己观念、兴趣、价值一致的观点，除此之外，都会被过滤。微信以独特的圈层化方式组建社会结构，在信息瞬时联系的网络空间建构出无数个社会群落。圈层化结构中，人与人之间联系不再依靠正式的社会制度，而是通过感情的沟通而连接在一起。对社交媒体时代尤其是微信传播广泛应用下 “再部落化”网络空间 “信息茧房”效应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网络谣言是如何通过微信平台而在圈层化网络社群中肆意疯传的。如果说，面对疫情的恐慌和焦虑是谣言传播的初始动力，社交网络传播则是谣言传播的增力，就如汽车的涡轮增压一样。只要少数人接受并转发此谣言，谣言造成的恐惧就会相互渲染，从而更多的人相信，更多的人相信又会导致转发的增多，最后，哪怕是辨识能力很强的人，由于没有信息证伪这条谣言，也会因为群体恐慌而接受。

（三）持续性推力：群体心理

前面对谣言动力机制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谣言是如何在个体之间传播以及如何被个人所接受，但是，还难以解释谣言为什么在社会层面持久不衰并且造成巨大的杀伤力。谣言为何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社会存在、成为社会对疫情的持续性应激反应？它对谣言的个体接受与传播又有何影响？只有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对网络谣言传播的内在机理有完整的理解。面对巨大的风险，公众对专家知识的信任以及对政治系统有效应对风险的确信，是风险社会秩序建构的最重要前提，也是公众摆脱恐慌的首要条件。这种抽象的信任或者说系统的信任，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认知，也影响公众面对风险的行为策略选择。突发疫情对社会秩序带来暂时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公共信任的 “塔西佗陷阱”中，公众对于疫情信息接收与反应难免被群体心理所支配，甚至政府辟谣也无济于事，以致理性被暗示、猜测以及公共质疑的刻板印象所遮蔽。群体心理下，公众易被暗示导致恐慌情绪在群体中被渲染，从引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这种恐慌的压力又再一次加剧个体恐慌情绪，从而更容易接受谣言，甚至出于对家人、同事、朋友等 “善意”提醒而编造或者再次传播谣言，给谣言持续传播提供 “续航力”。

四、结束语

三年新冠疫情给国家、社会及人民带来很多挑战，但中国在疫情防控治理过程中取得的优异成果是国际罕有的，这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观的引导。通过对新冠疫情期间网络谣言文本的种类、特点、传播动力进行详细的梳理、归纳，可以为后疫情时代的谣言治理提供研究基础，并以此给此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治理范式。

参考文献：

[1] 陈雪屏.谣言的心理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1939.

[2] 周裕琼.网络新谣言研究：以胡斌 “替身”说为例[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146.

[3]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1.

[4] 查尔斯·斯特林.媒介即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198.

[5] 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吴佳黛.微信传播中信息茧房现象探索[J].学习月刊，2019（08）：

48.

[7] 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6-57.

[8] 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