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文经学对两汉文风的影响

贾瑶

（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

自经学在西汉被立为官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深受经学的浸染和熏陶，经学成为支撑古代封建社会平稳运行上千年的思想支柱和道德准则。两汉之际，经学确立并初步发展，而此时的文学在继承先秦的基础之上又发展出了汉代特有的风格；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经学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自然是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所指出：“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1]23就今古文经学而言，西汉时今文经学为朝廷官学，几乎统治着思想界，极大地影响了文学的风貌。而后期古文经学在与今文经学的数次论争中，逐渐占得上风，东汉时期影响越来越大，最终优秀的经学家们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吸收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得到了统治者的肯定，使得文学的风格产生又一次明显的变化。本文论述的重点就在于探讨古文经学的崛起与汉代文风转变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古文经学的历史观和训诂方法对文风的影响

古文经学较今文经学的形成稍晚，其兴盛也晚于后者。西汉时期，今文经学一直占据着官学之位，五经博士皆为今文经学家，古文经学虽有传授，但未得到统治者肯定，影响甚微。刘歆上疏《移让太常博士书》标志着古文经学第一次向今文经学正式宣战，以其“皆有征验，外内相应”[2]1971的优势深责于今文经学“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2]1970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