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林白、林棹、葛亮等作家观地理动植以时变,察人文英华以成象,写就颇具特色的《北流》《潮汐图》《燕食记》等小说。这些作品以独特的地方视角、粤普共融的文字、浩瀚杂糅的民间古仔以及海洋性的目光,共同建构着“新南方写作”。学界对“新南方”的论述中,无论是杨庆祥的“地理版图”①、张燕玲的“地方性”②,还是王德威的“板块风土”③,皆与地域密切相关。而在关于“地域性”的文学表述中,粤语方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此,学术界有不少学者从普通语言学角度关注并剖析语言在“新南方”文学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例如:杨庆祥对“新南方写作”提出“语言本体”的期望④;刘欣玥认为“新南方写作”在养殖新的语言地层⑤;曾攀认为“新南方写作”因“地方性和对象性的差异形态”,可成为“现代汉语自我增殖”的一个历程⑥。这些研究都很及时、很必要,但仅从普通语言学角度还不能充分说明“新南方”写作区别于传统南方文学的特质。另外还有朱寿桐从汉语文学的角度研究南方文学与澳门文化写作,视角独特⑦;陈培浩则以当代汉语写作的语言危机为突破口再次审视“新南方”文学,敏锐、犀利,但仍未能从根本上深入粤语书写对“新南方”文学的突破性意义⑧。而应对小说所熔炼的粤普字词句、句段等语言文字的基础构造加以分析探讨,这样有助于对“新南方”文学书写特质的研究。与现代汉语相比,粤方言保留了大量古代词汇和语法,且词语次序、句型与现代汉语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