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战板门店

王秦怡

1953年7月27日，朝鲜板门店，朝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右侧）与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左侧）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与抗美援朝战争的诸多经典战役相比，人们或许对朝鲜停战谈判的了解不多。如果从1951年7月10日谈判正式开始之日算起，这场谈判历时两年零十七天，两易会场，共开58次双方代表团大会，733次各种小会，创造了历史纪录——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停战谈判。

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紧密交织，是朝鲜停战谈判最为特殊的一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后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它不单是朝中与美国纠集的所谓‘联合国军之间的战争，背后还牵涉苏联与众多域内外国家。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战争实质非常复杂，各方追求、意图地纠缠在一起。所以，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综合考量了国际格局、国内安全以及朝鲜战局等各方因素，是我们在当时各方博弈下能达到的最佳结果。”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日回看，朝鲜停战协定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胜的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进而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图谋，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就此奠定，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70年后的今天，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如何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抗美援朝战争以及朝鲜停战谈判中所蕴含的精神气魄和历史经验，依然给予我们诸多启示。

“李队长”和“乔指导员”

从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到1951年6月间，不到一年时间，经过5次战役，志愿军把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地区。迫于战争形势，美国率先开始寻求谈判机会。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回忆：“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最终，通过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搭线，美国政府向大洋彼岸发出停战谈判的信号。“原本应是战场主角的苏联却成了调停者。”原总参谋部（今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赵勇田在书中这样说。

这一次，朝中没有拒绝谈判的提议。而在此前的1950年底和1951年初，中国先后拒绝了亚洲13国提出的“朝中军队停止于三八线以北”的呼吁，以及美国投赞成票的先停火后谈判的“五步方案”。

苏浩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谈判时机的选择本身就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在1951年5、6月间美国当局调整朝鲜战争政策、放弃武装占领全朝鲜的军事目标之前，谈判时机都不成熟。在那之前，战争状态没有那么明朗，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不相信最终会被我军压制，不会甘心停火谈判，其抛出的‘五步方案更多是一种缓兵之计和战术诱导。直到5次战役后，双方基本稳定在‘三八线两侧，这时才迎来真正的谈判时机。”

美方的谈判信号一发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着手考虑中方的谈判主持人选，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年过半百，沉稳冷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重庆谈判等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人称“红色特工之王”的情报专家。他常说：“同敌人斗争，硬的我们不怕，软的也要斗得过人家。”

这次停战谈判，李克农的助手是年仅38岁的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任国际新闻局局长，对国际问题研究深入。“我父亲青年时期曾研读《战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开始撰写国际评论文章，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同国际问题打交道。”喬冠华的女儿乔松都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乔冠华曾回忆，1951年7月初，周总理突然找到他和李克农，说：你们准备一下，明天坐火车到安东，接着到平壤见金日成，准备谈判。“我个人没有想到形势发展那样快。”此时，距离谈判开始不到10天。

重任在肩，李克农马上组建起一个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主要抽调自外交部、媒体、中央机要局等部门和军队各总部。出于安全保密的需要，李乔二人皆不对外露面，称代表团为“工作队”，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直到谈判结束，美方也不知道中方主持谈判的是李乔二人。在代表团的筹划和支持下，与所谓“联合国军”谈判代表短兵相接的，则是朝鲜人民军代表南日大将、李相朝中将、张平山少将，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和解方将军。

1952年秋，乔冠华（右）和妻子龚澎在开城来凤庄。（乔松都供图）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职业外交官的人数还不足，加上朝鲜停战谈判带有强烈的军事性、政治性，这决定了代表团成员的构成以外交人员、媒体和军事人员为主。”苏浩说，邓华和解方作为谈判代表再合适不过。邓华是志愿军副司令员，可谓彭德怀的左膀右臂。解方是志愿军参谋长，精通日语，粗通英语，曾游说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抗日，有“解铁嘴”之名。

1951年7月3日，李克农和乔冠华经安东，在当地谈了代表团的后勤问题，随后入朝。“入朝后，走路主要靠晚上，白天不安全。晚上也不能开灯，一有情况车就停下。从安东到平壤，再到开城，就开始谈判。”乔冠华回忆道。星夜兼程，7月7日凌晨，朝中所有谈判人员都赶到了谈判地。

空气里的硝烟还没有散尽，但夜色下，开城，这座旧称“松都”的古高丽首都，比平日多了一分宁静。当时，无论是乔冠华还是李克农，都没想到这一谈，竟谈了两年多。从北京出发前，李克农想着“到不了冬天就回来了”，便没带冬衣。乔冠华问毛主席，要去朝鲜待多久，毛泽东说：三五个星期就够了。毛泽东当时估计“谈判是容易的”，因为“李奇微赞成就地停火”。

“如今好比是周瑜战赤壁，是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乍起，好戏便可开台了。”谈判前巡视会址时，解方笑着说。

旗子和椅子

1951年7月9日，正式谈判的前一天，李克农将谈判方略浓缩为4点，传达给代表团成员：一、旗帜鲜明地把我们的和平主张摆在世界人民面前；二、谈判是在朝鲜控制的区域内进行，开城地区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要保证在安全上不出问题；三、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对外表态要特别慎重；四、停战谈判一刻也脱离不开战场情况的变化，战场上的情况变化，及时告诉我们。

尤其是谈判桌上的对话，李克农强调“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不要抢先一分，要尽量使用已经准备好的稿子”。

每次谈判前夕，乔冠华都要主持开预备会。会上分析敌人第二天可能会提什么问题，应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整理。待交给李克农时已是深夜，抱病早歇的李克农会立刻醒来审核，再连夜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办公室里有一条电话专线，可直接和代表团通话。中央的意见回复过来一般都是次日凌晨了。这样，代表团的工作基本上是连轴转，唯一的休息时间是等待中央回电的空隙。

1951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前中）视察朝鲜开城来凤庄谈判会场。

秘书处的杨冠群对这种连轴转有深刻的印象。他说：“乔冠华有一套独特的工作方式，猛吸着烟，昂首沉思，来回踱步，时而嘬口酒，口授发言稿的内容。”这个工作习惯，乔冠华后来一直保持着，在乔松都看来：“父亲比较书生气、理想主义，和我母亲互相鼓励配合，毕生勤于工作，能为理想奋斗，他的精神是很振奋的。他工作时抽烟、喝酒，就是为了抵制困意。”

7月10日，开城来凤庄，双方10点准时步入会场。历史性的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天谈判的目的是确定谈判议程，结果，所谓“联合国军”代表一入座就擅自拿出一面联合国旗帜。“这一下将了我们的军，我们事先没有准备旗子。在谈判桌上就是这一点事也不能让步，于是我们马上回去准备。打什么旗子？当然得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解方很了解对方的花招，当天下午，一面比所谓“联合国军”旗帜大得多的朝鲜国旗就被送来，摆上了谈判桌。

1951年7月，解方在朝鲜参加停战谈判。

在更多细节上，朝中代表事先也做了充分准备。朝中代表所坐的椅子较对方代表的高出10厘米，解方等人的脸的位置较高，形成了俯视对方的架势。这看似没有实质意义的行为，其实正是一种政治角力。“谈判的核心条件是对等。无论是谈判人员的地位、军衔、人数，还是外交技巧、礼节，包括进出场的时间，任何细节都可以是政治的延续，在谈判场上表达出自身的立场、气势。”苏浩解释。

双方争辩最激烈的是议程本身的确定。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在听完朝中方的发言后，提出一个特别复杂的草案，涉及非军事区的建立、停战监督、战俘问题等9项议程。但朝中代表团发现，这份草案恰恰绕开了谈判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比如，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撤退外国军队。

在议程确定上，双方争论了十几天。“我们提出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算外国军队，应撤出，美国军队也要撤出……美国对撤退一切外國军队问题，无理地加以反对。”解方曾回忆，在划分军事分界线的议程达成后，为进一步推动谈判进度，朝中代表团决定适时变通，提出“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在朝鲜实现停战后召开双方高一级代表会议，协商撤退外国军队的问题。

对此提议，美方无法再找借口拒绝。苏浩认为：“这反映出中国政府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决心，为了朝鲜安全和半岛和平，在谈判桌上灵活调整方略，避免谈判僵持不下。”1951年7月26日，经过半个月的舌战，双方终于就谈判议程达成一致。

就这样“坐”下去

确定议程后，朝中代表团遭遇了停战谈判的第一大难题——军事分界线的划定。

1951年7月27日，会场上，美方提出一个方案，把军事分界线建立在朝中军队实际战线后方几十公里处，解方感到愤慨：“这怎么行！他们一拿出这个方案，我们的代表脸都气黄了，简直太无道理了！”如按此方案，相当于所谓“联合国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可净赚1.2万平方公里，这也违背了马立克和凯南最初的协定：双方从“三八线”撤离。

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声称，他们的理由是：“联合国军”的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朝中军队只有陆军，“联合国军”是三军，空军把朝鲜领空都控制了，停战时必须把双方实力体现出来。解方回敬道：“我们‘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如果是‘三军对三军，早就把你们赶下大海喂鱼了。”另一次，解方以对方的逻辑反提议：“停战时，只让双方数目相等的陆军停火，而我方多余的陆军不停火，你们的海、空军也不停止行动。这样好不好？”

此照约摄于1935年，李克农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对峙最久的一次会议是8月10日。南日大将阐述完毕，所谓“联合国军”代表一言不发，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沉默，沉默，沉默……时间过去了近1小时。朝中代表团的联络官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走到离会场仅百米之远的一间民房里，向李克农汇报了场内情况。李克农没有思考太久，直接指示他：就这样“坐”下去。柴成文赶回座位，把写了指示的小纸条悄悄递给解方等代表。30分钟又过去了，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反倒开始烦躁，提议“休会”。

会场上的气氛依然僵持着，美方代表特纳·乔埃叫嚣着“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所谓“联合国军”在战场上发动攻势，同时还在开城中立区接二连三滋事：1951年8月18日，发起持续1个月的“夏季攻势”，后又发动空中“绞杀战”，各型飞机由战争初期的553架增加到1700余架；8月19日，中立区军事警察姚庆祥突遭枪杀，乔冠华悲痛地说：“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开城朝中代表团住所；8月29日，美军飞机在开城中立区投下照明弹；9月29日，所谓“联合国军”又发起“秋季攻势”……

谈判显然无法继续了。1951年8月23日，停战谈判中断。

苏浩分析：“这一时期的战役和谈判前相比，都不再是纯粹的军事行动、大兵团作战，而是打和谈配合，争取各自的政治目标。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陆军力量很强，逼着对方走到了谈判桌上，这造成了美方的错觉——如果他们继续打，获得了制空权，可能还会在战场上取得突破，把我方阵地再往北压缩，来进一步争取谈判优势。”

赵勇田的书中则注意到，美方之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屡屡生事，是因为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艾奇逊都需要这种“紧张”。“只要国际局势是紧张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就一定能通过，远东战略就能成功执行。”美方远东战略的重要一条，就是打造出一条北起日本群岛与琉球群岛、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与大巽他群岛的“岛链”，而《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的签署是其中重要一环。为此，美方“强行延缓了朝鲜战争谈判进程”，直到1951年9月8日签署《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后。

面对所谓“联合国军”的狂轰滥炸，彭德怀早就做好了和谈与战争的两手准备。1951年7月1日谈判未开始时，彭德怀就发电报给毛泽东：“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朝中军队将整体战略适时调整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所谓“联合国军”的子弹、枪炮全都付之东流，志愿军和人民军的阵地岿然不动。

9月10日凌晨，一架美军战斗机空袭开城满月里区域，无人伤亡。但意外的是，当晚，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即承认满月里事件是美方飞机造成的，并表示遗憾。自停战谈判以来，美方有这样的态度还是第一次。紧接着，美方就趁机提出双方代表团的联络官会晤。“当时，我们开玩笑说：‘你别看美国人个子大，他要弯腰的时候还很灵活哩！”解方曾回忆道。

1951年10月25日，中断两个月的谈判在新会址——板门店重启了。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又提出将朝中军队控制的开城划为非军事区，这遭到了朝中代表的坚决抵制。事后，对方回忆，“朝中方面显示了即使谈判破裂也不肯讓出开城的决心”。美方夏秋季攻势远未达到目的，施压战术一再破产，到11月下旬，所谓“联合国军”代表不得不接受朝中方面的提议，“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后撤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

美国想在战俘问题上“捞一把”

在军事分界线问题行将解决之际，李克农的身体情况却每况日下。1951年11月中旬，朝鲜中北部已是冰天雪地，李克农的哮喘和心脏病也更严重了，甚至几度病危。当年9月，中央曾派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接替李克农，但当伍修权来到开城，李克农硬是以“临阵不换将”为由，“抗命”留在了谈判一线。

这便有了名留史册的一次谈话。11月中旬的一次内部会议上，李克农将前一段的谈判状况归结为两个特点：一是谈判不是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谈判，只是战场上打了个平手的谈判。“从对方讲，他在打的时候想到谈，谈起来达不到目的又想打，打不出名堂来再来谈，谈起来又想拖。”所以我们的同志切不可急躁，急也没有用。二是针锋相对。战场上的压力，战场上予以回击；会场上的无理要求，会场上揭露、批驳；对会外的肆意挑衅，要一件一件地调查并抗议。“说针锋相对并不是不讲灵活性……如有机会，总要抓住机会予以‘诱导才好。”

接着分析当前的谈判形势。乔冠华谈及接下来要“碰”的战俘问题，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可我多少有些担心。”他的分析依据是对方军法处长发声明，污蔑志愿军杀害战俘，李奇微和杜鲁门也表示支持，“可能预示着美国决策集团要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文章”。乔松都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父亲是很敏锐的一个人，擅长从一些别人注意不到的微小迹象，判断战争和谈判的走向。”

李克农和乔冠华的判断在后来一一应验。1951年12月11日，停战谈判进入了第二个难点议题：战俘遣返。

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会场外景。

1953年7月28日上午，朝鲜开城，彭德怀在协定文本上签字。左三为李克农，左四为乔冠华。

1953年7月27日上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人民举着标语游行，热烈庆祝胜利的到来。

按照《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战俘应该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1949年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的国家有61个，以后又有一些国家陆续签字，“全部遣返”已是国际战争惯例。因此从一开始，朝中代表的核心倡议，即“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美方代表却坚决要求“自愿遣返”，污蔑“全部遣返”为“强迫遣返”，会损害人权、会增加朝中方的军事力量，等等，实际上是美方强迫扣留战俘。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坚持得最厉害，因为前面两个问题他们想占便宜没占到，所以一定要在战俘问题上捞一把。这一把如捞不到的话，整个谈判都失败了，所以他们拼了命，非争不可，而我们也是非争不可。”解方在文章中分析。从1951年12月谈至1952年4月，美国国内将迎来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赵勇田曾分析道，大选压力之下，杜鲁门虽然宣布不谋求连任，但还是要维护自己和民主党的政治形象，此时的要务就是寻求“光荣停战”。“于是，美军彻底穿上了全金属外壳，不但不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甚至加大了空袭力度，通过武力不断向朝中施压。”

1952年5月22日，哈里逊接替乔埃，成为美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哈里逊的风格是不满意就逃会、休会，参加代表团大会第一天，他就建议休会3天。3天后，听完朝中代表的质询，哈里逊又故技重施，说出一句“我建议休会”，起身就走。双方一直僵持不下，1952年10月8日，哈里逊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休会。

板门店谈判又一次长时间中断。

“一动不如一静”

在美国深陷朝鲜战争的泥潭之际，1952年深秋，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一场鼓动人心的演讲，向人们公开承诺：他当选了总统将“体面地”结束朝鲜战争，并“亲自去朝鲜一趟”。这帮助了他从竞选中胜出，成功入主白宫。

如何体面地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没有跳出前人的窠臼，一方面宣布加速训练和扩大韩国的军队，另一方面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轰炸中国东北等地，并同出兵朝鲜的国家协商封锁中国的问题。

周恩来让乔冠华等提出意见。1953年2月19日，乔冠华给出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这个分析。“这是基于当时的综合军事实力做出的理性选择。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方一度用原子弹威胁我们，但用核武器，他们也要背负严重的道义后果。所以，‘一动不如一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谨慎对待对方装备比我方强的事实，没必要再扩大战果；一是坚持我方的战俘方案，又不失灵活。”苏浩说。

2023年7月，乔松都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侯欣颖/摄）

虽然所谓“联合国军”代表一再坚持“自愿遣返”，但早在1952年5月7日，美方战俘营总司令杜德在巨济岛上自家营地中反被战俘擒获，战俘要求杜德签下声明，不再对他们进行强迫性的“甄别”，以确认所谓的个人遣返意愿。“杜德被扣押事件”让美方代表的“自愿遣返”真相彻底败露。此外，所谓“联合国军”在战场上也捞不到好处，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志愿军守住了阵地。所谓“联合国军”发起的其他战役也一样，都是折戟而终。

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就谈判问题发表声明，提议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遣返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周恩来的建议受到国际舆论的支持。4月26日，在板门店谈判中断半年之久后，双方代表大会重启。

在会议召开的两天前，毛泽东两次致电乔冠华，提出两套预案：一是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亚洲中立国，在规定时间内由朝中方面派专人前往做解释工作，二是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暂时安置在南朝鲜的某个岛上，由中立国委员会暂时管理。毛泽东明言，第二套方案更能为美方接受，因此乔冠华应先提出第一方案，并借此摸清美方意图，然后以第二方案与之谈妥。

4月26日，在代表大会上，中方代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案。与此同时，志愿军为配合谈判，以打促谈，发起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为最后的谈判争取最大利益。6月8日，双方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全部议程终于谈妥。

苏浩分析说：“无论从‘大政治还是‘小政治来说，1953年都是结束朝鲜战争的最佳时机。从世界格局来说，美苏博弈的战略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主要较量场在欧洲，而不是亚洲，在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全面竞争，也不是通过战争摧毁彼此。从我国国内局势来说，抗美援朝战争促使国内加速了工业化建设，苏联也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援助和支持，此时应该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朝鲜半岛局势来看，半岛短期无法完成统一已成定局。而美方也看到，越打下去，他们在战场上越不利，只是增加损失。”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整，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分别在板门店签约现场的会议桌前就座，在朝文、中文、英文共18本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字仪式于上午10时10分結束。整个过程，南日和哈里逊没有一句交谈。

当天，在美军帐篷里，接替李奇微的所谓“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他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甚至敌人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这名美国五星上将另一句更广为人知的名言是：“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同一天，签字一结束，朝中代表团马上驱车赶回开城，以最快的速度将朝鲜停战协定送到彭德怀手中。一天后的上午9点30分，开城松岳堂，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郑重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多年后，他在自述里回忆签字时的想法，写道：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来说，也是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