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渠
——两千载不息润怀川

□温小国

五龙口广济渠渠首

一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中原大地，引领着华夏文明。原始社会时期，在今怀川平原的沁河沿岸，便有了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

怀川地区的引水灌溉，在华夏一直占据着引领位置。《镌刻在甲骨文上的史诗·殷商》载：“河南省孟县涧溪的商代遗址中发现了一条水沟，深1.2米，宽0.7 米，是人工挖掘的。这应该是商代的人们引溪水灌溉的农田。”这就是怀川先民开发水利的有力例证，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考古发现更具说服力呢？

战国时期，随着工商业和市场交易的发展，城市形态逐步形成。《战国策》中说：中原国家兴起的重要城市，据《盐铁论·通有》记载，有“燕之涿……魏之温（今温县西）、轵（今济源南），……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位于怀川的温、轵两城，能被记述为天下名都，必定有稳定的饮用水源。只可惜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记载了都江堰和郑国渠，润泽怀川的秦渠没有记载。

沁河最早的引水工程始建年代已无从可考，相传始于秦代，其引水口谓之“枋口”，渠道谓之“秦渠”。有文献可查的只有郦道元为沁水作的注了。《水经注》曰：“沁水南经石门，世谓之沁口。《魏土地记》曰：‘河内郡野王县西七十里，有沁水，左经沁水城西，附城东南流也。’石门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为魏野王典农中郎将之所造也。”从司马孚改枋口、建石门，即可肯定在三国以前就有了以枋木为门的引水工程。如非战国时期修建，那就必然是秦汉时期的了。

秦在战国时期就深受都江堰、郑国渠之利，统一六国后，一定会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大兴水利工程。我们可从当时的政治、经济、城镇分布与全国各地人口的密集程度等，来推测秦汉时的大致概况。秦汉时的河内郡郡治均在怀县（今武陟），郡辖18 个县，其中有10 个县在怀川区域，正在沁水、济水流域的古灌区内。西汉中期，河内郡人口超过百万，是全国重要的兵员、赋役征集区。因此，可以推断，若无水利工程做支撑，农业经济是不可能繁荣的。

二

自秦代起，智慧的沁河沿岸先民们就在这里“隔山取水”，修筑了第一个取水口——枋口，第一条引水渠——秦渠。2000 多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先民们照枋口堰的原理，又开凿出数十条大小各异的水渠。到了明代，已有大渠5条，小渠10 余条。5 条大渠犹如盘在怀川大地的5 条卧龙，“五龙口”之地名亦由此而来。

沁河在五龙口以上为山区河道，少有灌溉之利，而其下游仅占流域面积5%的冲积平原，却在水利开发中占据着主要地位。

秦渠修建要解决的关键性技术问题首先是引水口位置的选择，其次是防洪泄洪，控制引水量。引水口选择在沁河刚出山口的右岸，若想顺利引水，渠首必须开凿一段石渠，这在主要采用木石器工具时代非常困难。所以，渠首工程最早是用枋木垒成的，故称“枋口”，用以防洪泄洪，进行最初的灌溉，在司马孚请修枋口表即可窥知。由于上游“层岩高峻”，一到汛期，便洪水夹石，冲毁朽门，淹没桑田。在秦至三国的400 年间，枋口堰一定是经常被冲坏的。这是使用木门的必然，也是司马孚改木门为石门的动因。

沁河冲出山谷前，蜿蜒曲折，弯道较多。在古人看来，这里阴阳交融、相生相克，是老天赐予的契合阴阳学说的奇异之地，正好符合弯道取水的原理。枋口堰是我国水利史上第一个采用“暗渠”“隔山取水”的水利工程；也是首次利用“弯道取水”原理取水的工程实践。水流在经过弯道时会产生离心力，上层水流被“甩”到外侧，而下层的泥沙石块被旋到内测。枋口堰就是在弯道水流最急处开一个口子，利用离心力产生的势能，把沁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山的另一侧，而泥沙石块则不会被卷入隧洞堵塞暗渠。

随着时间推移，河床逐渐下切，古秦渠的渠首经过无数次重修、扩建，而今秦时的面貌已难以寻觅。这个史料上记载“灌溉万亩良田”的枋口堰，只有渠首闸室两扇石闸门的位置可见，为后人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秦渠枋口沁源通，凿透巉岩缵禹功。邻境邀恩知济广，郊圻被泽兆年丰。石门蓄泄奇猷著，玉带回环踵事同。自昔法施民有祀，披图谁与继流风？”这是清代济源知县萧应植写的一首《五龙口》诗，说的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利用沁水的历史。

三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中心在洛阳，河内郡拱卫京畿，在当局者的心目中，这一地区的经济地位必须得到提升。为了统一全国，粮食生产居首要地位。三国魏初期，秦渠得到改建。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硝烟迭起，百姓流离失所，村落为墟。往日富庶的河内郡饱受战火蹂躏，“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是曹操《嵩里行》中的名句。曹操这一乱世枭雄，深谙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之道，在拥汉献帝迁都许昌不久，就发布了屯田令。大规模屯田的第一年（196 年），即收谷百万斛，“数年之中，所在积栗，仓廪皆满”，“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史学家王仲荦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列举了23个曹魏较大屯田地区，包括洛阳、野王、上党……，这些地区都成为曹魏四方征战的后勤基地。野王属河内郡，由于农业基础好，很快就达到了在当时可称繁荣的局面。据《晋书》记载，286 年左右，晋国人口为246 万户、1616 万口。全国郡级人口数排第一位的是河南郡，即曹魏政权首都洛阳所在地，有11 万户，排在第二位的是河内郡，有5 万户。

此时，不仅人口繁衍，社会恢复了生机，名门望族也逐渐走向政治舞台。225 年，河内望族司马孚任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是个忠于职守的官吏，在任职之初，就产生了兴修河内水利之念头，带领晓知水工的技术人员走出衙门搞调查研究。他看到最严重的问题是秦渠渠首的木结构建筑已朽败，由于河道坡降大，若“天时霖雨，众谷走水，小石漂迸”，腐朽的木门根本无法控制进水量，结果造成“稻田泛滥，岁功不成”。问题找准后，他便上书魏文帝，建议就地取材，改木门为石门，使之真正发挥调节作用，同时再兴建配套的拦河溢水堰。若天旱，开水门使沁水入渠灌田，若天雨，则关门仅留雨水灌田，这样就可以“云雨由人”“暂劳永逸”。

魏文帝批准了他的计划，在225 年前后正式动工兴建。工程完成后，灌区焕发了青春，沿岸沁水（今济源）、野王、怀县、武德等地农田都得到浇灌。这次改建与扩建工程，使后来几朝都深受其益。直到270 年后，怀州刺史沈文秀为了扩大灌田面积，才又一次对工程实施了改造。

《水经注》还记述了灌区的渠系分布情况：“沁水于县南，水积为陂，通接数湖，有朱沟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于沁水县西北，自枋口东南流，奉沟水右出焉。又东南流，右泄为沙沟水也。”《水经注》文中的“沟水”，通常指人工开挖的渠道，用以引水灌溉、排泄涝水。

古时水资源较为丰富，耕地较后世为少，灌区低洼处陂湖较多。在今温县、武陟境内有多个陂湖，这些陂湖以沟水相连，调节旱涝。沟水的另一作用是“以周城溉”，也就是供给城市用水。《水经注》中供野王城的水源就是沁水，由支渠分朱沟水入城，余水再退入沁河。野王城内的渠系，应该在北魏以前很多年就形成规模了。

从《水经注》的记载可看出，其一，北魏以前“秦渠”这一古老名称不见了，这时的主干渠变成了“朱沟水”，何时变的不得而知。其二，可以看到朱沟水、奉沟水、沙沟水的流程都很长。朱沟水起于石门（今五龙口），终于武德（今武陟县东南）陂湖，长约80 千米，其灌溉面积之大可想而知。其三，各“沟水”都有稳定的退水处，朱沟水、沙沟水退入武德陂湖，奉沟水退入济水故渎，朱沟水支津退入沁水。这些网络化的渠系，必定有大量附属工程与之配套，尽管郦道元没有提到，但肯定不会没有。灌区规模之大，控制范围之广，在北魏以前绝不亚于后世。这一规模宏大、巧夺天工的工程，经过1500 多年岁月沧桑，至今依然遵循着它当初的大致流向与布局。

四

西晋灭亡后，进入“五胡乱华”时期，秦渠不可避免地遭受厄运，灌溉效益锐减。秦渠的重修一直到隋代才得以实现。隋开皇十年（590 年），卢贲任怀州刺史，开创了引沁分渠的先例。他先修葺了秦渠、枋口，后又多方听取建议，新开了两条渠。《隋书》载：卢贲“决沁水东注，名曰利民渠；又流入温县，名曰温润渠，以灌泻卤，民赖其利”。这无疑是开创性的，是秦渠枋口堰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广利总干渠四号跌水闸

“摩云两壁夹寒流，谷邃天高爽簌幽；翠扑衣衫岚影动，凉浸肌骨水光浮；凿渠尚赞卢侯绩，作赋还生楚客悉；吹尽六尘清境界，胜游何必在清秋。”这是清代文人段景文的一首《沁河秋风》诗，诗中所颂的卢侯就是卢贲。

隋朝之前，秦渠虽灌田颇多，但不能水尽其用。卢贲所修的温润渠不仅是一条灌溉之渠，更是一条改良土壤之渠。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钮仲勋先生曾指出：“沁阳、温县一带处于黄沁之间，由于地势低洼，地下水位较高，土壤的盐碱化程度很高。引沁水改良盐碱化土壤，说明古人对于水资源的利用，已有了相当科学化、系统化认识。”

隋朝的历史是短暂的，当卢贲退出历史舞台后，秦渠的修复扩建并未停止，唐朝时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唐朝，修秦渠有记载的是在安史之乱时期。唐大将李光弼驻守河阳（今孟州），河阳为黄河北岸的军事要塞之一，也是拱卫东都洛阳的北大门。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李光弼在河阳城南北各修两座城池，三城互为犄角。781 年，唐设立河阳节度使，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并将济源、温县等地的租赋划归河阳三城收取使用。因此，秦渠能否发挥最大效益，就成为决定河阳财政收支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先后有三任节度使，在秦渠上下足了功夫。

唐贞元五年（789 年），怀州刺史李元淳开渠35 余千米。20 多年后的唐元和六年（811 年）碑文记载，因得秦渠灌溉之利，使“河内之人”达“无饥年之虑”的境地。

唐宝历元年（825 年），河阳节度使崔弘礼整修秦渠，“灌田千顷，岁收八万斛。”又“于秦渠下辟荒田三百顷，岁收粟二万斛。”

对灌区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温造了。有唐一代，灌区曾分属两州，济源、温县属河阳；河内、武德、武陟属怀州。一个灌区分属两个州，对其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唐太和七年（833 年），温造任河阳、怀州节度使统揽两州，为灌区发展提供了契机。

他首先兴修济水，清《济源县志》载：“千仓渠下堰，即千功渠，源出龙潭……二堰共利地六十一顷有零，开自唐河阳节度使温造”。《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记》载：“孟州、济源县旧有渠堰，传言为唐河阳节度使温造雍济水以溉民田，谓之千仓渠。”其次是兴修沁河水利。《新唐书·温造传》载：“大和五年，入为兵部侍郎，以病自言，出东都留守，俄节度河阳。奏复怀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溉济源等四县田五千顷”。这次整修，“役工四万”，修浚规模大，受益范围广，达到“溉田五千顷”的成就，涉及当时5 个县的耕地。

一些史料将济源的千仓渠（今济河灌区），河内的丹河古秦渠（今丹河灌区）也统称温造开浚，这“五千顷”很可能是当时总的灌溉面积。

五

宋金时期，北方战火连绵，淮河以北成了金的统治区。有关引沁灌溉的资料匮乏，只有引丹、济灌溉的少量记载。直到元代，怀州与孟州同属怀孟路，才为灌区发展创造了条件，秦渠先后两次得到较大规模的修复。

元世祖面对百业待举之局面，首要任务就是“劝农桑、宽民力、兴水利”，以“使百姓安也力农”。他清楚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中统元年（1260 年），朝廷设立十路宣抚司，十道劝农使。“招集逃亡、鼓励开荒”，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衡量官员的标准。

怀孟路总管谭澄于1259 年冬至1260 年春，动员民工修复“唐温渠”。虽遇天旱，而未造成饥荒。1261 年，元世祖委派提举王云中和大使杨端仁负责整修4 条干渠，总长338.5 千米，流经济源、河内、孟县、温县、武陟5 县，浇灌463 个村庄的土地。次年8 月，中书省大臣忽鲁不花等上奏：“广济渠请示，沁水渠成，今已验工通水，但恐怕时间一久，权贵豪强侵占抢夺。”于是，皇帝下诏批准引沁官员所制订的用水方案，任何人不得侵占抢夺。

元至元十五年（1278 年），朝廷设怀孟路管渠副使一员。广济渠受益20 余年后，因豪族富家拦河筑堰，设立碾磨，壅高水位，又经暴雨洪水冲刷，渠口淤塞，堤堰废坏。后来，尚野为怀孟路河渠副使，“建言‘水利有成法，宜隶有司，不宜复置河渠官。’事闻于朝，河渠官遂罢”。由于解除了专管的官员，于是，每逢暴雨洪水，沁河北岸虽有减水河也不能容纳，漫溢的洪水沿渠漂没庄稼，并堵塞了渠首闸门。

广济渠这一“废”，竟达50 余年。怀庆路同知阿合马深入山区，实地调查，组织人力，多方筹划，将“旧广济渠依前疏通，减水河亦挖深开阔，禁安磨碾，设立闸堰，遇旱放闸浇田，遇涝闭闸”，做到了“涝旱有备，民能得利”。

元代修建石堰，设立石斗门，以及附有减水河，构成了有坝取水的枢纽工程。一方面反映了元代水利工程技术发展的高度；另一方面，由于沁河河床的逐年下切和渠系逐年淤高，渠首引水势必引水困难。古灌区若要持续发展，必须改建与扩建。

六

真正将秦渠枋口系统化整修，让其再放光彩者，当属明万历年间的水利专家袁应泰，当地百姓称颂其为“禹后一人”。

元末明初，连续17 年的战争，主战场就在黄河下游、黄淮平原一带。就连明太祖也不得不承认：“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民间至今仍有明大将常遇春“三洗怀庆”和“大槐树移民”的传说。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增加税赋，明代从洪武三年（1370 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 年），实施历三朝、近50 年大移民，怀川紧邻山西，自然安置了大量移民。直至明晚期，灌区才得到较大发展。

明晚期形成了5 个引水口和5 条引水渠道，分别是广济渠、永利渠、利丰渠、广惠渠、大利河与小利河。人们将这5 条渠道称为“五龙”，5 个引水口称为“龙口”，这就是五龙口地名之源出。

明万历二十七年（1659 年）夏，袁应泰调任河内知县。上任之初，正遇河内大旱，百姓流离失所。这个有山有水、土地肥沃之地，百姓却还在逃荒要饭，他便决心改变这一悲惨局面。到民间走访得知，自秦以来，秦渠枋口对该地民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便下定了修复枋口堰的决心。

首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众所周知，明廷对官员是“抠门”的，“历代官员俸禄之薄莫过于明”，七品知县一年的薪俸不过90 石小米。袁应泰是个清官，腰包自然羞涩。他拿出全部积蓄，在当地购买40 多亩地，雇佃户耕种，将每年收取的粮食用于河渠的修建和维护。

河渠渠首闸需有专人看护，袁应泰就在引水洞设两名闸夫看守，在减水河、分水闸各设一名闸夫管护。为解决4 名闸夫的薪资，他裁减衙中5 个编制，将其俸禄“改给闸夫工食”，“庶无加派之忧，而兴事用人，两为便宜。”这才是真正的“为民情怀”。

此外，袁应泰还实施了引水条件较好且不会遭洪水漂没的上游孔山东北麓开凿永济洞引水的方案，并常去督工。《凿山创河记》碑载：山石质坚硬，操锤砸下，只是一个白点，工匠们就架火烧，烧烧凿凿，凿凿烧烧，石洞开凿三年才完工。三年间，他把自己的俸禄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河渠修建，“六年之内布衣素食，未闻有崇肉累帛之奉。”

《济源县志》载，袁应泰在孔山凿山开洞，“悬闸与洞内两崖间，闭闸阖水，永无崩塞之患”。他主持修建的这条渠，虽仍沿用元代广济渠之名，却是一条新修的渠道。石洞凿开后，他又及时修建闸门、桥梁，工程整整耗时5 年。使用暗洞暗闸的方式在中国古代水利史上非常罕见，几百年前修建的渠首到今天还在使用，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凿洞建闸的同时，沁河两岸掀起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热潮，最终形成“五龙分水”的壮举。渠道长达100 多千米，使下游5 县农田得到灌溉，《明史》载：“引水灌田，波及五邑，利被万家”。

袁应泰在水利上的出色表现，引起了朝廷的注意，不久就提拔为工部主事，也算人尽其才了吧。蹊跷的是在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他被莫名其妙地调到兵部，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辽东，这一调迁埋下了他人生悲剧的伏笔。

爱民如子的袁应泰在驻守辽阳时，正遇大旱，很多灾民拥向辽阳城讨饭，他下令打开城门，设立粥棚，救济灾民。部下劝他说：眼下战事频发，若城中灾民过多，一会引起混乱，二会混入奸细。袁应泰“不懂军事却又固执己见”，这是《明史》对其的评价。

袁公祠

明天启元年（1621 年）三月，努尔哈赤攻打辽阳。辽阳是辽东首府，是京师的屏障，若辽东失守则京师危急。后金军队兵临城下，袁应泰指挥军队数次出击均遭惨败，城内收留的流民情绪波动，不法者趁乱奸淫抢掠，军民人心惶惶。当后金军队发动总攻时，“流民”中的奸细打开城门，很快兵败城亡。袁应泰没有苟且偷生，也未叛国投敌，而是率妻子和子女在城楼自焚殉国，杀身成仁。

袁应泰殉国的消息传到济源后，百姓十分悲痛，全城罢市悼念。第二年，百姓自发组织并出资在广济渠渠首旁的石崖上开石凿洞，修建了袁公祠。洞中雕刻袁应泰石像，洞口镌刻的对联写道：“洞凿太行引沁水百里咸资润泽，河开广济溉民田万年永赖生成。”洞上方四个大字为“禹后一人”。

清怀庆知府沈荣昌在拜谒了袁公祠后，留下《谒袁公洞偕立齐大令》诗一首，歌颂他的功绩：“袁公疏凿处，遗迹至今传。驻马疑无地，穿山自出泉。百年青史在，万井绿云连。肖像岩扉里，殷勤嘱后贤。”今天，袁公祠依然屹立在焦枝铁路沁河桥下的渠首旁。祠下沁水滔滔，似在歌颂创造这一利在万代水利工程的先贤。

七

从明代始，沁河下游的陂湖逐渐消失殆尽，沁河由地下河逐步变成了地上河。河内、温县、武陟等县有了自流引水条件。尤其是清后期至民国年间，土豪、乡绅各自为政，私自在堤防上建闸引水，使之成为沁河频繁决口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龙口至河内上段的古灌区尽管依旧是地下河，灌区虽也间有疏浚，但总体呈萎缩状态。民国《沁源县志》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仅可灌田54000 亩。

日伪统治时期（1937—1945），在永利、利丰引水闸后修节制闸，欲抬高两渠水位入广济渠，造成下游渠道荒废，灌溉面积大减。新中国成立初期，秦渠仅能灌溉渠首附近万余亩土地，旧有渠道多无可辨认。

治水兴利，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建设家园的永恒主题。前人不断辛勤栽树，为后人换来无限凉荫。秦渠，就这样为怀川大地默默奉献了2000 多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