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村庄基础:开放抑或封闭?

2023-08-11 13:57景跃进
治理研究 2023年4期
关键词:村庄城乡流动

景跃进

新世纪以来,快速推进的城镇化、人口流动、高铁网络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大型工程正在极大地改变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人居地理面貌。从特大城市的繁荣、城市群的崛起和城市带的出现,到某些城镇无可奈何的衰落;从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村庄的城镇化和社区化,到遍地的空心村、留守村乃至部分村庄的消失;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变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在这一变化中,我们可以大致预见未来中国大地上的灯光带以及城乡关系的基本格局。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人们对于现代化的想象尚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那么今天人们对2035年和2050年的想象已经有了扎实的经验基础。事实上,2020年制定的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将2035年远景目标纳入进来,做统筹考量。

在这样的大变局中,我们或许可以“确切”地知道村庄的数量——根据城市化率来推算,究竟有多少农村人口会转化为城市人口,在美丽村庄建设的同时又有多少村庄会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但是,我们不能武断地下结论,哪些村庄注定要退出生命周期,这会涉及敏感的政策问题,处置不当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发展趋势日渐明朗的情况下,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必须保有“历史耐心”。一位受访的县委书记说,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乡村提供的公共物品不能中断,尽管从事后判断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浪费”,这大概是“历史耐心”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让市场机制和村民选择来决定这一最终的历史进程。当然,不能由此认为政府的角色是完全消极的,但政府确实不能硬来(不能用人为的规划来决定一切)。

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已进入了倒计时,城市化率、村庄数量、城乡连续体的基本布局已大致可判,那么,我们如何设想与这一现代化城乡关系相适应的乡村治理格局呢?真问题来源于实践。关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诸多思考已不再是遥远之事,对于一些具有眼光的地方官员来说,乃是政策制定的必要环节和内在要素了。

从那时起,一连串的问题便萦绕在心:哪些人会居住在现代化后的中国乡村?未来村庄社区会是怎样的?各种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吗?城乡人口可以双向迁徙吗?乡村社区的传统共同体还会持续吗?如何理解“乡愁”,只有生活在农村才有乡愁,才能守住中华文化之根吗?届时城乡社区治理是统一的,只是空间位置的差异,还是两套不同的治理结构?从政治学角度看,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或想象未来中国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总体格局,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如何看待未来的村庄社区:是将其视为一个天然封闭的乡民共同体,还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由愿意生活在乡村环境中的人们重构的居民共同体?显然,封闭还是开放,对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今年利用不同机会,跑了云南、江西和浙江的一些地方,对于变迁中的村庄有了比较的认知,各地表现出来的差异和共性值得思考。

在云南昭通考察时,沿途可以看到村庄里的新建住宅,鳞次栉比;有的已经完工,有的还差一层;有的门窗齐全,修葺一新,有的只是预留门窗框架,远望过去像是一个个黑洞。陪同的当地干部说,村民平时外出打工,蜗居在打工的城市,所挣的钱用在老家造房子。在不少情况下,即使是建好的房子有许多也是空壳,平时没人居住,或父母居住在新房的一个角落。这些被闲置的資源是否可以盘活?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教授及其研究团队配合当地官员搞试点,他们选择自然环境比较好或交通比较方便的贫困村庄(自然村落),将部分条件合适的农居打造成拥有现代设施的民宿,建咖啡馆/茶室,整治周边环境(包括道路),培训人才(乡村CEO,经营村庄的管理人员),以吸引城里人来乡村旅游观光,发展假日-休闲经济。用李小云老师的话来说,把农民投资于建房的砖头变成可以生钱的资产。他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村庄只有在与城市发生联系时(无论哪种方式),才能走出贫困;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城里人来村里只是过客一场,他们来村庄与农民进城不是一回事,至少不是我想象的城乡之间双向的自由流动。

第二个信息刺激来自一位年轻的公务员。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城市,结婚买房之后将农村的父母接来同住,乡下的老宅就一直空着,平时请亲戚帮助照看和打理。他说自己和父母肯定不会回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村里的老宅是否可以出租或买卖?是否可以和其他商品一样进入流通环节?实际上,在一些省份宅基地改革的探索一直在进行,流转范围从最初的村,扩展到乡,再从乡扩展到县,有的甚至范围更大。但总的来说,这些探索尚未制度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受制于城乡差别(影响城里人去农村生活的意愿)。到目前为止,农村宅基地流转导致的村庄开放程度是有限的。

第三个故事是在江西见闻的。某村青年在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后来去深圳发展,做网上外贸生意,经营不错,收入可观,三年疫情对他的影响似乎也不大。已生育一男一女,看上去家庭生活的小日子过得挺美满的。这几年刚花了近两百万元在老家建了一座三层别墅,外观挺豪华的;与此同时,在县城也买了房(妻子在县城的学校工作)。谈及今后打算时,他准备将男孩户口落在村里,将女孩户口落在深圳。走出他家的新楼,我颇为感慨,小伙子以一家两制的方式平衡了城乡之间的自由流转。

三地的故事虽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了城乡关系,涉及到了村庄的性质。

在人民公社时期,村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产——生活单元。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户口制度,不但隔绝了城乡,也在城市(镇)之间和乡村内部隔离开来。在乡村社会形成了许慧文(V.Shue)所谓的整齐划一的“蜂巢结构”,一种农村版的单位体制。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人员流动和户口制度的相应变化,使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动。不过仔细考察一下便可发现,这种流动尚不充分:一方面是大城市的围墙依然存在,对外来人口采取了选择性吸纳的政策(积分制),户口在就业、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人员流动具有明显的单向性,即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越来越多,城镇人口向乡村流动虽有发生,但缺乏制度化的通道。简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社区渐趋开放(尽管设置了高低不一的门槛),但农村社区依然是相对封闭的,虽然空心村和留守村从内部破坏了蜂巢结构,但其外壳依然保存完好。

在乡村生活条件普遍落后于城镇的情况下,这种现象的存在并不具有政策意义,因为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城镇人口不会产生去乡村生活的意愿。但随着乡村社会的进步,城乡差距的缩小,尤其是城市郊区农村和发达地区农村的现代化,原先的城乡关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根本的变化。当然这一变化是相当不平衡的,各地之间的差异很大,当A地的村庄建设已与欧洲看齐时,B地的村庄可能才刚刚脱贫。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渡期,任何言说都必须有自我克制的警醒:关于村庄开放性的讨论只在发达地区和发达农村才有现实意义;毕竟城乡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是以村庄基本现代化为前提的,欠发达地区的乡村依然是人口输出之地。在这一警示下,我们可以从事审慎的思考。从长远来看,中国村庄的现代化不但是一个必然过程,也是一个全覆盖的过程,因此对未来村庄及其治理结构的讨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是合适的。

到目前为止,来自经验世界的案例是多样的,在逻辑上大致可以区分两类:一类致力于探索村庄开放之路。由于大量务工人口的进入,村庄的社会治理已经很难按照传统模式进行了。在这种情况下,浙江一些地方采取了“村庄社区化”改革,将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社区剥离开来。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是封闭的(分配收益的排他性及资格要求/村籍),但村庄社区是开放的:外来人员可以居住、租房、工作,可以参与社区选举和村公共事务的管理。通过这种方式将传统村庄转化为现代农村社区,并尝试与城镇社区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当然受制于戶口制度,村庄的开放程度仍有各种局限。华中师范大学的项继权团队曾有精彩的相关研究,项继权教授本人也力主打破村庄的封闭性,让城乡资源自由流动。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另一类发达村庄。在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维持了村庄本身的治理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还突出了与城镇社区的差异性。通常情况下,政府以各种方式助力村庄能人发展集体经济(产业、旅游、文创、生态等),以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全面振兴乡村。就目前来看,这类村庄在发达村庄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就现实经验来看,经济发达程度与村庄开放性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发达村庄既可能是开放的,也可能是封闭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间位置、经济结构、人口流入数量、财政、制度安排、领导人思路等诸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采取何种政策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所谓的三农问题,政学两界展开了诸多争论:是维持公社体制,还是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城市工业化,还是就地工业化?发展小城镇,还是搞大城市化?土地私有化,还是集体化?村庄治理行政化,还是搞村民自治?撤销或精简乡镇,还是强化乡镇?是鼓励资本下乡,还是警惕与限制资本下乡?是维持家庭承包制,还是发展新集体经济?等等,不一而足。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一些争论退出了历史舞台(阶段性问题),有些问题则从后台走向前台,它们不但是阶段性问题,而且也是结构性问题。如何看待农村社区(村庄)的性质——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便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以前不显著,现在越来越突出。之所以需要(提前)讨论,是因为它不只事关农村社区本身,而且也涉及到城乡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关系到中国乡村实现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城乡关系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区域差异性,都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此而言,对现代化村庄的想象应当是多元的。另一方面,实现现代化的村庄当具有一些普遍特征,如公共服务设施的基本均等、公民权利的平等保障、城乡差别保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共同富裕)、户口制度取消等。一个现代化的村庄会有各种边界,但本质上它应当是开放的。现代化的村庄不是城乡二元格局中的构成单位,而是城乡一体化结构中的有机要素;不是蜂巢结构的封闭性单元,而是城乡连续体和资源大循环中的细胞;城乡社区成员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是这种开放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村庄的开放程度是衡量乡村现代化乃至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徐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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