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新修辞学及其运作

杨维钰

一、引言

以肯尼斯·伯克为代表的新修辞学一直在当代美国修辞学中占主导地位。美国对伯克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图默（1924）最早开始对伯克的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而后海门和霍克马斯分别于1948年和1952年发表了早期研究伯克的著名论文（邓志勇，2011：17）。由于伯克的思想博大精深，在西方引发众多学者的狂热研究。美国甚至于1984年成立研究会，建立伯克研究网站，开办伯克研究杂志。国外对伯克的研讨系统全面，主要围绕伯克的元修辞学思想、伯克与其他哲学流派的相关性和伯克修辞理论中的“同一”及“五位一体”三方面展开。近年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人将焦点转向了伯克理论在文学批评等领域的应用。

我国最早对伯克进行撰文介绍的是顾曰国，而后胡曙中和温科学在其出版的专著中论述过伯克理论（邓志勇，2011：21）。近年虽有很多学者对伯克思想展现了兴趣，但全面且有深度的剖析不多，大多局限于“同一”和“五位一体”，忽视了伯克修辞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其实伯克理论吸收了众多学科成果，若不坚持跨学科原则，很难透彻地把握该体系（邓志勇，2011：23）。基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伯克新修辞理论中的跨学科性，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探析新修辞学的核心概念及运作原理，以弥补国内研究的短板。

二、新修辞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内涵阐述

（一）新修辞学的发展历程及构架

新修辞学指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大陆及美国产生并在60年代盛行的修辞学思潮。韦弗等新修辞学家紧密联系社会，从多领域汲取营养，使其成为一门有效使用话语的综合性语言理论（胡曙中，1999：1）。若要给其下定义，可说它是对可利用的明智处理社会问题的话语手段的寻求，可以促进和谐幸福（邓志勇，2016：41）。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就学会运用演讲以劝说，但作为学问的修辞学的奠基之作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而后，西塞罗等传承和发扬罗马希腊时期的修辞思想，使其在体系形态上达到顶峰。到了19世纪，西方修辞学主战场由英国转向美国，修辞学沦为写作教学。20世纪30年代，理查兹对其衰落感到不满，将修辞学视为哲学学科，提出研究意义的语境理论，但他虽意识到意义受语境制约，却未真正触及语言本身的修辞性（邓志勇，2015：16）。之后伯克开创新修辞学，提出具有解构意义的认识论方法，将修辞学融入社会学中，为美国修辞学迈上兴旺之道做出了卓越贡献（邓志勇，2001：93）。伯克新修辞学有三大组成部分：动机语法理论，它阐释了语言戏剧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动机修辞学理论，它阐释了修辞者的戏剧性话语运作的修辞策略；词语理论，它不仅论述了语言本身的特征，还从宏观层次概括了戏剧性修辞话语的运作（邓志勇，2016：41）。它们彼此交融，从不同角度对修辞行为进行了考量。

（二）认知语言学的定义及基本观点

术语“认知语言学”首先出现于1971年，指真正对大脑中的语言进行的研究（Lamb，1998：381）。但如今所说的认知语言学常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迅猛发展并于21世纪渐成主流的新兴语言学流派。认知语言学历史较短，尚未形成完整的系统，也未形成严密的定义，但据王寅（2006：11）所说，可将它视为坚持体验哲学观，以概念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认知方式的跨领域学科。和新修辞学一样，认知语言学不是一种单一语言理论，而是一种研究范式，由多种理论汇集而成，通过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推测人类思维中概念内容的特点、解释语言现象背后的认知理据（王寅，2006）。它主张从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研究语言，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它的构建基于“心智体验”“认知的无意识性”及“思维的隐喻性”三大哲学观点（王寅，2002：84）。

三、新修辞学中的认知语言学思想

虽然新修辞学和认知语言学在研究目的、内容及路径上都存在差异，但新修辞学中很多重要概念及运作原理明显与认知语言学思想，尤其是体验哲学观挂钩。

（一）新修辞学的哲学基础之人性论

新修辞学驳斥传统语言学“语言是工具”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建构社会现实的必需物，但语言毕竟是人的语言，人的动物性及因语言中的否定而产生的价值观特征决定了人的行为。伯克（1935：184-185）认为，“人身上好像有一种持续按照其特征形象用语言来塑造自己的趋势”，因此人的体验孕育了人的修辞行为。每个人都在世界这个等级社会里寻找位置，有等级就有隔阂，要求人们必须使用符号沟通去消除隔阂。伯克（1950：40-43）这样定义修辞：“修辞……是用作为符号手段的语言在那些本性上能对符号作出反应的动物身上诱发合作。”“诱发合作”在这里不仅暗示了社会成员间隔阂的存在，还反映了人们达成共识的潜在可能性。在《永恒与变化》（1935）中，伯克就指出，人具有普遍心理特征，正是这些永恒特征决定了人与人进行言语交际的可能。基于人的本质特征，包括体验性特征，新修辞学断言：“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Burke， 1950：172）

从前文的定义中可看出，认知语言学本身就以体验哲学观为基础，认为人类对世界的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才是语言的主要成因（王寅，2006：581）。认知语言学家坚信语言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我们的认知推理均建构在我们与客观世界的交互中，因此新修辞学和认知语言学在“人之体验”思想上有很大交集。

（二）新修辞学中的“动机”与戏剧五要素

新修辞学认为由象征手段诱发或进行的活动都涉及动机，因此都是象征行动。当人们用象征行动对环境作反应时，便不可避免地显露“动机”，表露自己对现实世界的阐释框架（邓志勇，2011：29）。语言渗透主观意志，我们对语言的每一次使用都暗指态度，而态度体现行动，哪怕最简单的事实陈述也隐含修辞动机。

由于语言是我们对场景的策略式反应，面对同一事物时，源自不同动机及体验，每个人也有不同表达。伯克认为要想完整描述事物，必须涉及五个基本戏剧要素：场景、行动、行动者、目的和工具。它们既彼此独立，又在事件中统一（邓志勇，2011：73）。另外，这五要素在不同问题中还可相互转化，表现在对同一事件，不同人对其体认不同，凸显的戏剧要素不一样及要素间的关系可以转化，如一个动作者的行动可变成另一动作者的场景。通过分析修辞者对五要素的不同搭配，我们就能窥探他的“动机”及体验，即他如何用语言阐释当前修辞情景。从这点看，新修辞学的戏剧五要素及“动机”理论也与认知语言学中“不同个体由于各自不同的身体经验和认知水平，对一件事物的评价也不尽相同”的体验观及其重要组成部分——认知语法——关于注意凸显的理论（同一情景由于不同的假设或期待、不同的立场或态度，会在大脑的认知语境中形成不同的意象，产生不同的表达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新修辞学中的“同一”修辞策略

有了动机，人们又如何具体实施以达成消融效果？新修辞学中关于修辞运作的核心原理“同一”也包含了丰富的体验认知思想。修辞者在实施“同一”时总以听众的体感为参照，使读者设身处地地感受修辞者的经历，最后与说客认知相同，便自然取得“同一”。

在伯克的修辞体系里有三种同一策略：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及无意识同一。“同情同一”指在思想情感等方面相同或相似。“对立同一”指修辞者与听众即使在某方面是对手，也会因有相同敌人而同一。“无意识同一”指修辞者使用包括听众在内的词语，如“我们”，使听众无意识认同修辞者。同一机制里的劝说原理与认知语言学中“人们在学习新观点时，往往与已形成的教育经验及认知作对比”的观点相似，事实证明同一策略的确可以在认知语言学中找到修辞成功的理据。如以“无意识同一”掩盖的认知规律为例，回想服装店的宣传海报，“让人美丽的东西值得购买”是人们潜意识里认可的一般价值观，加上海报中身着新款服饰而显得妖娆动人的模特图片，顾客很难不产生“这件衣服值得入手”的冲动，这种情况下，顾客便不知不觉跟着广告商的思绪，认为自己换了新衣服就如图中所示，无疑这正是一种地道的体验性同一。

（四）新修辞学中的“职业心理”“训练出的无能”及“术语屏”

人通过语言接受教育、参与交往，形成自己“训练出的无能”“职业心理”和独特的“术语屏”，这是新修辞学认识论中的主要内容。“训练出的无能”指由于人的教育训练等而形成的能力使人能做某事，但不能做其他事，如擅长绘画的人在音乐方面可能五音不全。由于教育背景等不同，人的“职业心理”也不同：木匠看木箱是看它的工艺，拾荒者则看它是否值钱。同理，由于成长经历不同，各人掌握的词汇也不同，形成了不同“术语屏”，决定了个人认识世界的视角，它就像一个过滤器，在允许某些事物进入视野时，其他事物就会被筛选遮蔽掉。

由上不难看出，它们归根结底都与人们在客观世界中各异的体验有关，人们习惯按照自身经验阐释事件。人在语言中思考，就必然导致拥有不同术语屏的人对世界的理解不尽相同。这正与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式理论相似，认知学表明人们认识事物时总是根据已有图式以某种视角认知它。如著名的图形与背景实验证明了人们倾向看到自己熟悉、感兴趣的东西：有人将视线聚焦在图片的黑色部分，会看到人的侧脸轮廓；有人则首先把视线聚焦在白色区域，看到一只花瓶。总之，人的认知受制于人脑中的图式，图式是在对事物间关系认知的基础上构成的结构，来源于人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具有体验性，从认知语言学视角佐证了“职业心理”“训练出的无能”及“术语屏”的运作原理。

（五）新修辞学中的“不协调而获视角”

伯克修辞学认识论的方法论是“不协调而获视角”，即破除思维定式。该认识论方法也体现了它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可从体验观中找到支持。尽管人们依据不同体验会获得“训练出的无能”“职业心理”和独有“术语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无法打破以往思维图式。新修辞学强调诱发合作，人们必不能固执己见，要换位思考，看到他人的处事依据。格式塔心理学表明，当认知者换用新视角看问题时，他会主动为观察的事物提供新的整体图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看图实验中不同视角均可被人们理解：最先看到侧脸轮廓的人将关注点从黑影转向白色时能获得对该图的新理解，即看到花瓶，最先看到花瓶的人在强制转换视角时则能看见人物轮廓。

四、结语

伯克的新修辞学丰富了西方修辞学的内涵，提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见解。从前文得知新修辞学与认知语言学有很多交汇，笔者认为这与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分不开。新修辞学与认知语言学具有相同后现代背景。后现代主义指20世纪上半叶以来哲学上反对主体性和主客体对立的哲学思潮（冯契，徐孝通，2000：316），用哲学家利奥塔的话说，它指“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姚大志，2000：1-2），即关于“人类解放”的故事。这与新修辞学的任务即促进社会和谐相呼应。而认知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秉承“意义基于体验”的体验观，认为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总会将主观态度带入其中，也与新修辞学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可看作对现代主义解构的武器。相比国外对伯克学说的研究热情，我国新修辞学研究还不成熟，如要完整把握其精髓，跨学科研究原则不容忽视，希望以后有更多学者投身伯克新修辞学研究中，从中吸收理论精华，为国内修辞学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