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甘肃竹枝词中的陇右民俗文化

冉耀斌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竹枝词，古称“竹枝”“竹枝曲”“竹枝歌”等，是中国古代受民间歌谣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诗歌体裁。唐顾况《竹枝》诗序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1]977自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流行以后，历代创作竹枝词的诗人层出不穷，歌咏各地民情风俗的地方竹枝词也不断涌现，蔚为大观。任半塘先生曾说：“南迄僮俍，北届蒙古，均有竹枝词。”[2]3可见竹枝词流传地域之广。

有清一代，仕宦、从军、出使、漫游、流放甘肃或途经甘肃的外地文士相对较多，创作的甘肃竹枝词数量也很可观。著名的有清汪士鋐《岷州竹枝词》、宋弼《西行杂咏》、李殿图《番行杂咏》、王煦《兰州竹枝词》、祁韵士《陇右竹枝词》《河西竹枝词》、叶澧《甘肃竹枝词》等。清代甘肃本土诗人歌咏家乡的竹枝词也不断涌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雷和《正宁竹枝词》、张澍《槖驼曲》、牛树梅《正月思乡竹枝词》、马世焘《兰州竹枝词》、陈钟秀《洮州竹枝词》等。这些竹枝词歌咏甘肃风物，吟唱丝路风情，成为中华竹枝词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也是中国地形颇为复杂、生态较为多样的一个地区，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但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也有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和西域文化的影响，民风民俗极为丰富多彩，其节日民俗、日常民俗、少数民族民俗都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3]2本文将通过清代甘肃竹枝词中所描写的陇右民俗文化来探讨陇右民俗文化的特点和历史文献价值，为中华竹枝词的研究和陇右民俗文化的研究贡献一脔。

一、清代甘肃竹枝词中的陇右节日民俗

传统节日民俗活动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而来，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从中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陇右的节日民俗主要有元旦（新年）、元宵节、上巳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跟中原地区的节日活动大体一样，不过也具有自己的地方特点。

过新年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节日习俗。过新年的时候要贴对联，贴门神，放鞭炮，祭祖宗，穿新衣，亲友之间还要互相拜年。拜年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我国拜年习俗由来已久，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4]2宋吴自牧《梦梁录·正月》亦云：“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5]1拜年之时，还要向长辈磕头。康熙年间江南诗人金人望曾写到陇右过新年的情景。其《竹枝词十六首》其四云：“纸窗未白披衣起，北向朝参贺至尊。野老也来视礼数，提携童稚跪当门。”[6]570道光年间浙江诗人叶澧漫游陇右，其《甘肃竹枝词》也写了陇右地区过年的各种习俗。其一三云：“元旦纷纷庆贺人，题名门上对联新。年糕供奉香烟袅，未祭先人祭磨神。”[7]170陇右地区过年除了贴对联、做年糕之外，还要祭祀祖先和磨神。先人是甘肃农村对祖先的称呼。磨神为主管磨面的神。旧时大年三十晚上，很多地方民间有送灶爷、祭磨神的习俗。亲友互相拜贺之时，还用黄烟、黄酒、奶子茶、糕点等招待客人，充满着浓郁的陇右风情。叶澧《甘肃竹枝词》其二一云：“佳节芳辰客到家，新添炉火插瓶花。黄烟送罢斟黄酒，细碗盛来奶子茶。”[7]172奶子茶是西北特有的一种饮品。将茶水烧开后，再倒入新鲜的牛奶，加入适量的盐，即可饮用。奶子茶既有牛奶的奶香味，又有淡淡的茶香，是老少皆宜的饮品。道光年间甘肃诗人牛树梅《正月思乡竹枝词》九首也真实地记录了家乡通渭正月过年时的热闹情景和各种民情风俗。其一云：“对纸门神挨户鲜，都从除日说新年。火光缭绕初更候，村外家家接祖先。”[8]641通渭地区新年还有为祖先供纸的习俗。其六有句云：“初三送纸免烧香，直到元宵闹若狂。”自注：“除夕迎祖曰接纸，安纸钱于主后曰座纸，初三之夕焚化村外，曰送纸。”[8]641通渭新年还有摔扁担的习俗。其二云：“爆竹遗风自古行，于今拌柦却成名。逐家十拌连村响，争取鸡鸣第一声。”自注云：“或水柦，或扁柦，只待鸡鸣，而连掷之，以十为度。”[8]641拜年的时候，长辈还要给小孩子压岁钱。宣统年间长沙诗人阎雄《西固新年竹枝词》其四写道：“羞向人前学拜年，儿童生性自天然。流星花爆须重买，新得高堂压岁钱。”[9]新年时祭祖、拜年的习俗，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慎终追远和敦睦亲友的传统美德。

新年时候还有各种民俗庆祝活动，甘肃最流行的是演戏、踩高跷和打太平鼓。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兰州之迎春赛会》云：“元旦后数日，市民举行迎春赛会，满街锣鼓喧阗。几许人妆扮若鬼怪，招摇过市。又十馀人负大鼓，鼓长形，且跳且击，曰太平鼓。闻此风惟兰州有之，他县所无。有高跷，与内地同。”[10]345金人望《竹枝词十六首》其一五写兰州新年赛会的盛况道：“迎春百戏兆丰年，匹练争飞五道泉。”[6]570百戏即指新年的各种赛会活动。清代张掖诗人曹学禹《张掖新年竹枝词》其四也写道：“鱼龙杂戏卸妆才，取次连番胜社开。闻得沿街锣鼓响，陕人岁岁闹春抬。”[11]这里写的是张掖新年闹社火演戏的热闹场景。春抬是民间社火之一种，俗称“抬阁”。有高抬、平抬之分，按剧中某一情节将人物固定于台上，并由多人抬着行走。后来的彩车即从此发展而来。兰州、张掖等地在新年还盛行踩高跷、打太平鼓，这种习俗在民国年间依然兴盛。民国高一涵《兰州绝句·题鸿汀〈兰州古今注〉卷后》其五云：“新年社火阵堂堂，锣队高跷杂剧妆。十八壮夫八面鼓，翻空腾击唱伊凉。”[12]321高跷是一种流传于全国各地的汉族民间舞蹈，因舞蹈时脚踩踏木跷而得名。“十八壮夫八面鼓”写兰州的太平鼓舞，是兰州地区非常著名的民间舞蹈。同治年间临潭诗人陈钟秀《新年词》还写了河湟地区独特的社火舞蹈“霸王鞭”。其一云：“声声爆竹焰冲天，惊起幽人坐不眠。曙色穿窗天渐晓，满城听响霸王鞭。”[13]13霸王鞭又名“金钱棍舞”“钱棍子舞”“敲金杠”等。霸王鞭融舞蹈、武术于一体，因粗犷豪放、铿锵有力、欢乐祥和、节奏明快的独特风格而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高跷、太平鼓、霸王鞭都具有非常浓郁的西北风情，是西北民俗文化的代表。

陇右最热闹的节日民俗就是元宵节。元宵节起源于汉代，唐宋时期最为兴盛。元宵节最重要的活动是放花灯。清代陇右各地元宵节也有放花灯的活动，尤以兰州最为盛大。《（道光）皋兰县续志》载：“元宵前后四日……夜烟灯箫管，彩帐锦屏，秧歌社火，侲童番鼓，侈丽甲于陇右。”[14]卷四清代诗人陈中骐《兰州元夕竹枝词》、苏履吉《兰州元宵灯市竹枝词八首》《兰州元宵灯市竹枝词续八首》、陈炳奎《上元竹枝词》、陈子简《兰州上元竹枝词》、马世焘《兰州竹枝词》等都对兰州的元宵节闹花灯习俗有详细记载。陈中骐《兰州元夕竹枝词》其一云：“兰州城在四山中，佳节灯光映碧空。试向鼓楼楼下过，人如水涌马如风。”[15]卷二苏履吉《兰州元宵灯市竹枝词续八首》其六亦云：“夹道辉煌步障通，红灯笼间碧灯笼。就中看到琉璃盏，除是苏杭制未工。”[16]卷四可见当时兰州元宵节灯会的盛况。兰州元宵节的时候还有祭拜岳飞、火烧秦桧塑像的活动。陈中骐《兰州元夕竹枝词》其四云：“南梢门转小西门，彩塔高悬岳庙尊。底事千秋怀恨事，火烧奸相认煤痕。”自注：“庙前每岁元夕，用黑炭塑一秦桧像，用火燃烧，男妇大小聚观。”[15]卷二清代杭州诗人屠绍理《丁酉元旦竹枝词》还写了塞外回族同胞过元宵节的热闹景象。其二云：“箫鼓声连远近喧，回民歌舞几千村。月光更喜灯光盛，边塞人家庆上元。”[17]可见陇右地区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甘肃地区元宵节除了放花灯，还有一些独特的民俗活动。通渭地区元宵节有点面灯的风俗。牛树梅《正月思乡竹枝词》其九云：“蒸将面盏几盘笼，缠捻浸油入罐中。不是银花和火树，夜来处处满堂红。”自注：“十五夜俗也。”[8]641天水地区元宵节还有“转灯”的习俗。董平章《山村元夕纪事》其一云：“渊铿伐鼓闲摐金，鱼贯灯光绕远林。”自注：“村人夜击鼓吹迎龙神，环行四山，谓之转灯。”[18]486秦安地区还有元宵节剪彩灯的习俗。清代秦安诗人巨国桂《秦安竹枝词》其一四云：“纤纤指爪小姑矜，十样蛮笺挖剪能。含取怜红看不厌，梳头油点上元灯。”自注：“秦女剪彩灯甚精巧，上元节以索观，人多者为荣。”[19]493兰州地区元宵节还有祭厕神的风俗。道光年间苏履吉《兰州元宵灯市竹枝词》其八写道：“铜壶玉漏尚停催，会向灯前看罢回。谁赛紫姑问心事，夜宴温酿乐衔杯。”[16]卷三紫姑为民间传说的厕神。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五载：“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20]44－45这些竹枝词不但生动地描述了陇右地区丰富多彩的元宵节民俗活动，祭岳飞、烧秦桧、拜紫姑等习俗也反映了陇右民众崇尚正义、同情弱者、爱憎分明的淳朴民风。

端午节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据说为了纪念古代著名诗人屈原。端午节有吃粽子、挂艾草、戴钗符、浴兰汤、赛龙舟、插柳枝、饮雄黄酒、系五彩丝等习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按《大戴礼》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今人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是日竞渡，采杂药……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4]34－35陇右地区民间也非常重视端午节，许多习俗与中原相同。康熙年间著名诗人叶映榴《过皋兰八绝句》其七云：“生憎今日又芳辰，艾虎钗符压鬓新。”[21]卷十三可见陇右地区端午节也有戴艾虎和钗符以避邪的风俗。端午节还有饮菖蒲酒和雄黄酒的习俗。明谢肇淛《五杂组》载：“饮菖蒲酒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22]24叶澧《甘肃竹枝词》其一七亦云：“竞渡龙舟会莫随，浴兰采艾又何时。榴花未放菖蒲嫩，只见人家插柳枝。”[7]171竞渡龙舟指端午节赛龙舟的民俗活动。插柳枝也是端午节的习俗，原为纪念“教民稼穑”的神农氏。唐末黄巢起义时，约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宋元以后，清明节插柳枝的习俗非常兴盛，后来有些地方在端午节也插柳枝以辟邪避疫。嘉庆年间祁韵士《河西竹枝词》其五有句云：“扃户家家过节时，道琴争说鼓儿词。灵符艾叶都无用，窄窄门楣插柳枝。”[23]34这种风俗习惯至今还有留存。陇南一带端午节除了采艾之外，还流行“绊交”（摔跤）的游戏。清代陇南诗人刘士猷《西路竹枝词》其九云：“野花多媚草多姿，又到端阳采药时。斗尽芳华天未午，游人犹悔上山迟。”自注：“后山土人风俗，每于五月五日，士女结伴登山，采酿曲药，时则与前山少年绊交为戏，日昃方归。”[24]“绊交”游戏也反映了陇右地区尚武的民风，具有《秦风》“高上气力”的遗风[25]1644。这些风俗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是非常重要的民俗资料。

陇右自汉代以来，就是一个各民族杂居，宗教信仰繁多的地方，因此宗教民俗比较多，最重要的就是四月八日的“龙华会”，也叫“浴佛节”，为佛教重要节日之一。清褚人获《坚瓠集》云：“四月八日，俗传为释迦生辰。各建龙华会。以小盆坐铜佛，浸以香水，而复以花亭，铙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浇佛，提唱偈诵，布施钱财。”[26]179兰州五泉山建有浚源寺、千佛阁、燃灯寺、卧佛殿等，为著名的佛教圣地。五泉山四月八日庙会也极为兴盛隆重。叶澧《甘肃竹枝词》其一六云：“城南山上大开筵，盛会龙华浴佛天。卧佛燃灯千佛阁，清歌妙舞酒如船。”[7]171还有魏椿《四月八日游五泉山竹枝词》、王烜《四月八日五泉山浴佛会竹枝词》、李伯森《五泉山庙会竹枝词》等都详细记载了五泉山庙会的盛况。王烜《四月八日五泉山浴佛会竹枝词》其一云：“此日真皆大欢喜，红男绿女满南园。花花界有庄严地，个个人来拜世尊。”[27]160咸丰年间甘肃布政使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也记载了五泉山四月八庙会的热闹景象：“五泉山每年开庙数日，百货云集，游人如蚁，撞竿踩索，吹竹弹丝，极为喧闹。庙设酒肆多处，省城官员，颇有宴客者。”[28]212天水秦安的凤山也有“龙华会”，巨国桂《秦安竹枝词》其四云：“龙华会里宝陀龛，合掌低眉取次参。妾自爱男郎爱女，两般心事有谁谙？”自注：“龙华之会，秦妇祈子女者，皆行香凤山之娘娘庙。”[19]493可见佛教的节日又与陇右地区的民间信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国宗教和民俗互相影响的特征。

二、清代甘肃竹枝词中的陇右日常民俗

日常民俗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礼仪，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也有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的意义。陇右地区的婚丧嫁娶等日常民俗也颇与中原各地的风俗不同，引起了许多西行诗人的好奇和不解。清代甘肃一些地方有定“娃娃亲”的习俗。苏履吉《灵台竹枝词》其六云：“初生便许订姻亲，媳妇年多奈不均。女已及笄男未冠，闺中虚负度青春。”[16]卷四古代女子十五岁为及笄，可以结婚，但是男子二十岁才能结婚。《韩非子》云：“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29]374因此定“娃娃亲”的男女如果年龄相同，女方只能在闺中等待至少五年才能结婚。这是定亲比较早的风俗。还有洮州地区结婚又太迟。乾隆年间江苏诗人王世锦《洮州即事》其三云：“二十而嫁三十娶，圣贤制礼可微参。洮人不论年相若，长女将来匹少男。”[30]527《周礼》载：“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31]1034但是洮州地方女多男少，因此许多女子都比丈夫年龄大。

陇右地区因为深居西北内陆，社会发展比较缓慢，较好地保持了古代的一些婚葬习俗。《明一统志》引《元志》“巩昌府”云：“俗于婚葬之仪，多循古制。”[32]卷三十六例如古代结婚的时间都在晚上。《说文解字》：“婚，妇家也。《礼》：‘娶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33]9但是后来北方很多地区婚礼都改在中午举行，只有甘肃一些地方还保有古风，婚礼在晚上举行。清代平凉诗人王源瀚《平凉竹枝词》其四云：“成婚时必过黄昏，花烛辉煌迎入门。娶礼至今都异昔，郡城犹有古风存。”[19]493此外，甘肃地方民风淳朴，嫁女的聘礼要求也不多，而且这里的人重视信誉，如果定亲以后男方夭亡，女方会为守节。苏履吉《灵台竹枝词》其七云：“嫁女从无重聘资，淳良犹见古风时。那堪一死忘姻谊，忍报官来验朽尸。”[16]卷四当然这种“守节”的风俗有悖人情，后世也慢慢改变了。

西北的丧事习俗也与南方不同。道光年间浙江诗人王煦《兰州竹枝词二十四首·闺孝》云：“晓起开奁理鬓鸦，无端缟素上香车。只因要带三分孝，便是邻丧吊也髽。”自注：“亲串有丧，必使妇人往吊，即疏属泛交，亦必遍身缟素，或曰：‘西属金，色尚白。’理或有之。”[34]680乾隆年间王世锦在洮州任职期间也看到当地丧礼的奇怪景象，其《洮州即事》其四写道：“丧家殡敛最酸辛，匍匐相将仰比邻。何事洮民忌哭泣，哄然五塞集诸亲。”[30]527洮州人遇到丧事需要去邻居家磕头请人参加，丧事期间也无人哭泣，而是大家一起赌博。五塞是古代一种赌博形式。宋程大昌《演繁露》云：“博，古固有之，然而随世更易，制多不同……鲍宏《博经》曰：‘用十二棋，六棋白，六棋黑，所掷头谓之琼，琼有五釆画，为一画者，谓之塞；刻为两画者，谓之白；刻为三画者，谓之黑；一边不刻者，五塞之间谓之五塞。’”[35]376这种丧事期间赌博的风气在甘肃部分地方至今犹存。

陇右百姓平常的服饰打扮也与其他地方不同。陇东一带百姓喜欢戴白头巾，俗称羊肚子手巾。康熙年间庆阳诗人雷和《正宁竹枝词》其九写道：“莫言花翠与绫绸，一尺红锦也索休。任是朱颜偕白发，四时相看白缠头。”[36]卷四十二苏履吉《灵台竹枝词十首》其三亦云：“不戴缨冠戴素冠，无冬无夏白衣单。相逢一揖犹知礼，忘作人家喜事看。”[16]卷四缨冠指用线或绳等做的装饰品的帽子。素冠指白色的帽子，古代遭凶丧事时所戴。这里指西北人戴的白头巾。《礼记·曲礼下》：“大夫、士去国，踰竟，为坛位，乡国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孔颖达疏：“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离君，故其衣、裳、冠皆素，为凶饰也。”[37]118西北地区一些地方人们常年戴白头巾，在别人家有喜事的时候依然如此，也引起了南方人的不解。此外，西北妇女出行还有戴面纱的习俗。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狄道女子之装饰》云：“甘肃狄道县风俗，男女之界极严。女子外出，必蒙布于面，盖犹不失我国之古礼。布之薄，可以见人，然人不之见也。”[10]346王煦《兰州竹枝词二十四首·面纱》云：“乌纱齐额罩如帘，雾里花枝云里蟾。一样娉婷车上坐，有谁知道是无盐。”自注：“土人妇女皆坐敞车出门，服饰鲜丽，面上却用乌纱罩之。可以见人，不令人见。”[34]680许多西行诗人对兰州地区小孩子戴的项索也很不解，王煦《兰州竹枝词二十四首·项索》写道：“乾坤本是炉锤手，六子都由一索成。缧绁之中可妻也，男儿尤要铁铮铮。”自注：“南中儿女，其父母以金银或丝绦作锁索，为观美也。西土则径以铁索索之，若缧绁然。”[34]680缧绁，指捆绑犯人的黑绳索。《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38]41诗人用幽默的笔法写了陇右奇异的风俗，读之令人解颐。

陇右地区长期比较贫困落后，俗信鬼神。《（道光）兰州府志》卷二云：“（兰州）番汉杂处，敬鬼神。”[39]《甘肃通志》卷二十一亦云：“（巩昌府）信巫尚鬼，习俗难移。”[40]陇右民间缺医少药，很多人生病都靠巫师跳神来治病，许多竹枝词都写了甘肃民间的迷信活动。叶澧《甘肃竹枝词》其三七云：“良医不用用端公，秋后西邻又复东。扮作女妆学彩舞，羊皮大鼓响蓬蓬。”[7]176光绪年间陆廷黻《阶州道中杂咏》其一八也写道：“事鬼何尝不事人，偶因小恙亦跳神。羊皮鼓里冬冬响，迎致村巫走一巡。”[41]292羊皮鼓是西北地区流传的一种用羊皮制作的鼓。羊皮鼓舞是古代羌族祭祀活动中主要的舞蹈形式，具有鲜明的羌族文化特色。这里指用羊皮鼓祭神鬼的活动。《（民国）禄劝县志》卷三云：“土人畏鬼，诵《白马经》以祈福，文字支离，不可辨识。夷巫曰大觋皤，汉巫曰端公。端公击羊皮鼓，婆娑以降神。”[42]虽然这种迷信活动不可取，但也可见古代羌族流传下来的羊皮鼓舞在西北比较流行。

自明代以来，陇右地区民间还盛行唱“花儿”。“花儿”又称“少年”，是一种流行于西北地区的高腔山歌。“花儿”按照流传的地域，又分为河湟花儿、河州花儿、洮岷花儿、宁夏花儿等。道光年间叶澧《甘肃竹枝词》其二九写道：“男捻羊毛女种田，邀同姊妹手相牵。高声各唱花儿曲，个个新花美少年。”[7]174清末文成蔚《永固竹枝词》其一八亦云：“月支城郭近祁连，山色纵横销翠烟。日夕牛羊饮北泉，行人一路唱少年。”[43]889可见“花儿”流传之广，传唱之盛。各地在一些重要的节日还有“花儿会”，届时各地的花儿歌手齐聚一堂，各逞技艺，热闹非凡。汪士鋐《岷州竹枝词》其三写道：“社鼓逄逄穰赛时，青旗白马二郎祠。踏歌游女知多少，齐唱迎神舞柘枝。”自注：“城南金童山二郎庙，俗以五月十五日赛神，游人毕会。”[44]卷十九此诗即写清代二郎山赛会唱“花儿”的盛况。

三、清代甘肃竹枝词中的陇右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陇右地区民族众多，除了汉族之外，还有回族、藏族、蒙古族、撒拉族、保安族等54 个少数民族同胞聚居生活，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民俗文化，许多清代甘肃竹枝词都有反映。陇右地区回族较多，回族同胞有戴白帽、做礼拜的习俗。王煦《兰州竹枝词二十四首·白帽》云：“嫁女婚男事正经，摘缨凉帽集盈庭。中原少见真多怪，道是丧门吊客星。”自注：“土人每逢吉庆，贺客满门。不论冬夏，皆戴白胎凉帽。相习成风，不以为怪。”[34]680叶澧《甘肃竹枝词》其二三云：“回教西方本太多，都从礼拜寺中过。休将老教攻新教，各诵真经意若何？”[7]172礼拜寺即清真寺，是穆斯林举行礼拜、宗教功课、举办宗教教育和宣教等活动的中心场所。甘肃各地的礼拜寺较多，宗教信仰还有新教、老教之分，其内部还有各种门宦。高一涵《河洮纪游》其八云：“天方门宦久分疆，华寺红门又白庄。稍喜穆扶提忽醒，阿訇知上读书堂。”[12]368华寺、红门、白庄都是陇右地区穆斯林的著名门宦。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职称谓。阿訇是对伊斯兰教宗教职业者的通称，负责讲授经典。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兰州之回教》云：“甘肃回教，往往自己分门别类，有旧教焉，有新教焉，有新新教焉，有再再新教焉，新旧不同，遂起仇视。迨官兵往平，官既不辨其为新为旧，于是遂牵入官回之争。兵火所及，遂独及无教之民。皆甘肃所以多事也。”[10]345叶澧诗中也寄托了希望民族团结的美好愿望。

甘南地区的藏族同胞信仰藏传佛教，也有一些独特的民俗风情。王世锦《洮州即事》其八云：“佛法西方称最神，喇嘛原即是番民。当前多少名罗汉，棒喝何人悟宿因。”[30]527喇嘛是我国藏族、蒙古族对藏传佛教僧侣的尊称，意为上人、师傅。他们负责讲经说法，开悟信众。李殿图《番行杂咏》其一七也写道：“讲经讲法两途升，盖洛同参最上乘。郎俊阐经那楞法，于中选得坐床僧。”自注：“番僧谓之班第，搭千佛衣者谓之盖洛，即汉语之罗汉，犹云入门也。盖洛之阐明经旨者谓之郎俊巴，犹言文才。盖洛之长于符咒者谓之那楞巴，犹言武略。就二者之中推所共服者为坐床僧，谓之喇嘛出哇。喇嘛者高僧，出哇者法台也。”[45]叶澧《甘肃竹枝词》还记载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宗教仪式，对于我们了解陇右地区丰富的宗教民俗文化也很有裨益。其八四云：“活佛轩昂气不同，诵经曾侍雍和宫。自称超转凡三世，二品苏拉顶子红。”[7]172活佛是对藏传佛教修行人的尊称之一。这里指夏河拉卜楞寺嘉木样三世活佛嘉木样·洛桑图旦·久美嘉措（1792—1855），青海同仁县人。嘉庆三年（1798）被迎入拉卜楞寺。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廷封其为“扶法禅师”。拉卜楞寺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雍正年间，雍正帝敕赐嘉木样一世嘉木样·阿旺宗哲圆寂后可以活佛转世。

陇右地区的藏族同胞的服饰打扮也很有特色，宋弼《西行杂咏》、李殿图《番行杂咏》都有细致描述。宋弼《西行杂咏》其二四云：“番锦裁成贝作装，方圆雕镂缀衣裳。陌头十五盈盈女，顾盼心知满路光。”自注：“古人以贝为饰，今番民乃如是。常见路上女子，编缀衣裳，刻镂工巧，古人用物，因见一斑。”[46]卷八李殿图《番行杂咏》写甘南一带藏民的服饰打扮最为详细。其一四云：“双垂力则尚深闺，三辫平分迨吉兮。铁木普儿多益善，金钩斜映月生西。”自注云：“辫子谓之力则。女子两辫，妇人三辫。铁木、达喇等族周围作无数辫，金川亦然。普儿，妇人之称。番妇耳坠环大者，几似帘帐钩。”[45]此外，藏族同胞还有赤脚的习惯。李殿图《番行杂咏》其二九云：“袈裟拖地势蒙戎，此处原无五裤翁。客至不须容倒屣，延年只是避头风。”自注云：“渐近黑番，衣冠迥异，男、妇皆赤足无裤，氆氌毛褐曳地，冬夏皮毡为帽，竹冠草笠无有也。”[45]黑番，明清时将甘肃羌族称为黑番，因其服装多系黑色，故称“黑番”。不过近代以后藏族的这种风俗已经慢慢改变。

甘肃陇南一带还生活着白马氐羌的后裔，他们的服饰打扮和生活习惯也与汉族不同。汉朝末年，氐人杨氏率领部众至仇池，逐渐发展壮大，建立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曾经强盛一时，绵延三百多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47]2992陆廷黻《阶州道中杂咏》其二四云：“杨家难敌与难当，三百年来割据强。太息仇池山下路，居民犹自说杨王。”[41]292陆廷黻《阶州道中杂咏》还写了陇南羌族妇女的服饰打扮和风俗习惯。其一五云：“峨峨高髻古时装，左衽为衣裤作裳。自把犁锄理禾亩，不随少妇织流黄。”[41]292羌族妇女挽着高高的发髻，穿着古代“左袵”（衣襟向左）的衣服，袍子宽大，衣裤不分。她们勤劳辛苦，可以干耕田、锄地等繁重的农业劳动，跟汉族妇女织布裁衣的习俗大为不同。

甘肃临夏一带还生活着保安族、撒拉族等少数民族，他们的服饰打扮与生活习惯也很有民族特色。叶澧《甘肃竹枝词》其八五云：“勺挂纯良铁布蛮，番刀长短插腰间。卖完麝子牛黄后，上马飞腾各进山。”自注：“勺挂、铁布，西番族名。”[7]188《（道光）循化厅志》卷二：“哈麻沟水，源出于厅属铁布番寨之什达隆山，经保安城西至脱屯，西入保安大河。”[48]可见勺挂、铁布皆在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他们身上挂着著名的保安腰刀，主要靠打猎和畜牧为生，经常售卖麝香、牛黄等名贵药材。

四、清代甘肃竹枝词的历史文献价值

清代甘肃竹枝词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广泛地描写了陇右各地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气候、物产、民族、宗教和风俗民情，尤其是描写甘肃各地民情风俗的竹枝词仿佛一幅幅民情风俗画，生动地描述了陇右边地的民情风俗，可谓“有韵的地方志”，对于我们了解清代甘肃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清代甘肃竹枝词描写陇右民情风俗真实细致，可以以诗证史，堪称“诗史”。中国古代有“采诗”的优良传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依靠采诗制度而保存下来的各地民歌。《汉书·艺文志》曾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25]1708后来的汉乐府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历代诗人也重视这种传统，他们通过竹枝词来反映民情风俗，希望统治者能够“观风俗”以“知得失”。清代诗人袁学澜《姑苏竹枝词》跋云：“竹枝之作，所以纪土风之奢俭，表民俗之邪正，以备采风者之取择。”[49]李殿图《番行杂咏序》也说道：“至于番情土语，即事成咏，职在采风，道取征实。”[45]宋弼《西行杂咏》小序亦云：“自入甘省，耳目顿异……征其绪言，以广见闻，暇时颇录其事，并搜及琐屑，以绝句纪之。”[46]卷八可见他们创作竹枝词的目的也是记述风土，真实地反映当地的社会状况，因此其竹枝词有“征实”的特点。许多诗人在用竹枝词记述风土的时候，并不是机械地描摹，而是注意反映世态民情，也有劝惩人心、移风易俗的用意。清代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序》曾说：“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时尚也。然于嬉笑讥刺之中，亦必具感发惩创之意。”[50]49甘肃竹枝词中的许多诗歌在歌咏民情风俗的同时，都寄托了诗人的讽世之意。

因为竹枝词有“征实”的特点，能够广泛地反映当地的民情风俗，可以作为地方志有益的补充。清代诗人陈松龄即认为杨甲秀的《徙阳竹枝词》内容广泛、纪事真实，可以“补志乘之阙，以当文献之助”[51]458。民国时期周作人在《关于竹枝词》一文中更为明确地提出竹枝词是“韵文的风土志”。他认为竹枝词“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52]106。他还呼吁有志研究中国史志的学者们要“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与中国有重大意义”[52]106。

第二，清代甘肃竹枝词是研究清代陇右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文献。陇右地区僻处西北，社会发展缓慢，较好地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传统在甘肃竹枝词中都有反映，可以作为研究陇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料。民国时期学者山僧曾说：“古人‘礼失而求诸野’，于今则礼失可求之于西北……甘肃僻处西北，外力不易侵入，其文化还很坚强地保持着‘中国本位’。其在他处已经失掉了的宝贝，在此处尚巍然独存。”[53]131尤其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影响了中国各地的民情风俗，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地方出现了断层，但是甘肃一些地方的节日民俗、日常习俗都有古代传统文化的留存，这些风俗民情在甘肃竹枝词中也有反映，因此，这些甘肃竹枝词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许多甘肃竹枝词也确实作为重要的民俗文化资料被收入了各种地方志，如汪士鋐《岷州竹枝词》、雷和《正宁竹枝词》、吴之珽《陇西竹枝词》、陈裕民《阴平竹枝词》、王源瀚《平凉竹枝词》等。此外，甘肃地区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较多，他们也有自己独特的民风民俗，但是因为这些地方的文化、教育比较落后，记载少数民族风俗的文献资料相对较少，因此许多有关甘肃少数民族的竹枝词就显得弥足珍贵，成为学者研究陇右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如宋弼《西行杂咏》、李殿图《番行杂咏》、叶澧《甘肃竹枝词》等都被许多研究论著反复引用。

综上所述，陇右地区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这里地形复杂、生态多样、民族众多，受到中原文化、西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民风民俗多姿多彩，与中原、江南、山左等地多有不同。许多西行诗人和本土诗人在竹枝词中用优美的诗笔细致地描述了陇右民俗文化，不但丰富了中华竹枝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展现了陇右地区五彩缤纷的民俗风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悠久深远，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民俗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