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
——《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潘炜旻

（清华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084）

戴望（1837—1873）是晚清公羊学发展史中过渡性的重要人物，《戴氏注论语》是体现其公羊学思想的核心撰述。在其师宋翔凤的导引下，戴望曾深入研习刘逢禄的学说，其《戴氏注论语》继承《论语述何》发展而来。如戴望在《注论语叙》中这样写道：“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1]252。这使得《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的关系，成为戴望、刘逢禄研究中的热点议题。但细酌学界现有探讨《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的研究，往往是将《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作一鳞半爪的比勘，泛泛讨论二书具有密切的关联关系①如江瀚先生在《〈戴氏论语注二十卷释文二卷（同治十年刊本）〉提要》中指出：“望尝请业于陈奂，专力于考据训诂，最后乃留意古人微言大义，与刘逢禄、宋翔凤宗旨相近。是篇亦多本《论语述何》《论语发微》之说”，强调《戴氏注论语》与《论语述何》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但并没有具体分析二书存在哪些相同之处。江瀚先生的这一论断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如郑卜五先生在《常州公羊学派“经典释义公羊化”学风探源》中同样指出“戴望之说大半与刘、宋相同”，但亦没有具体探讨《戴氏注论语》与《论语述何》存在哪些共通之处。又如郭晓东先生同样强调，戴望在注解《论语》时往往取法刘逢禄、宋翔凤之意，但也没有深入探究《戴氏注论语》对《论语述何》做了哪些层面的继承，只是举例说明《戴氏注论语》与《论语述何》在个别论断上具有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