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雯欢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张灏曾指出:传统中国的价值取向存在着“以仁为基础的德性伦理”这个形而上的层面和“以礼为基础的规范伦理”这个形而下的层面,“礼”的规范是“仁”的价值在从庙堂的国之大事到百姓的日用寻常间的具体展开,而这种规范的核心便是“三纲五常”之说。近代以来在西潮的冲击之下,纲常及其背后的礼制成为传统负面化之后被集中攻击的箭垛,[1](P114-115)并产生了不断激进化的浪潮。在孙中山去世后,长期跟随孙中山的戴季陶一改其在民初的激进面貌,先后写就《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儒家价值和中国固有文化出发,将三民主义的民族嫁接于传统道德之上,把孙中山定位于从尧舜到孔孟的道统继承人,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将政治与文化统摄在内,并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此后的戴季陶以道自任,力图用传统儒家的价值态度收拾人心、消弭社会中不断高涨的革命意识。但戴季陶及南京国民政府对民族固有道德的宣扬始终面临着这些价值本身缺乏“礼制”这样规范性的展开形式,因此非但不足以凝聚人心,更使得三民主义与民族固有道德沦为被新青年嘲讽的口号。1937 年全面抗战展开,国民政府在整合全国资源运用于抗战之时,也力图将抗战与建国化为一体。战时的巨大损失让物力维艰,惨痛伤亡更加重了人心的灰暗,中日之间物质层面的差距使得中国的精神伦理动员成为一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