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论衡》“实”的文学批评观研究

聂新媚

内容摘要：“真实”和“实用”是王充“实”文学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真实”是王充文学批评标准的基本要求，“实用”是王充文学批评标准的核心。王充“实”的文学批评标准是以实际意义为核心，以实事求是、落实于众为辅线。王充要求文章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都要有实际意义，要求文章要颂主恢国，要劝善惩恶、质解疑难，要使作家能够流芳千古。王充“实”的创作观，是以真实为创作基础，要求作家要保持独立性、表达清晰，以发挥文章影响现实的作用。学习王充要求文章要有实际意义的批评标准，有助于唤起现代知识分子承担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的精神；要求实事求是的批评标准，对于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有借鉴意义；要求文章要落实于众的批评标准，对于当今某些“学院派批评”如何拥有广泛的受众面有提示作用；对作家独立性的要求，对于如何处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仍有着借鉴作用。

关键词：王充 《论衡》 “实”的文学批评观

已有关于王充《论衡》的研究不在少数，文学方向的研究大多基于以下角度：王充的文学思想、王充的“真美”思想、王充的文学创作观、王充的文学批评观、《论衡》的文学性、《论衡》的文体等。其中，以《论衡》的文学思想研究占多数，主要有张峰屹、张恩普、刘怀荣等人。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王充批评观的研究较少。侯迎华的《论王充的公文批评思想》从王充的公文意识切入，进而对王充的公文思想进行分析。侯迎华认为王充认可了公文的社会作用、强调了公文的真实性原则、主张文质并用但质重于文、提倡明白晓畅的公文语言、追求公文主体的修养。侯迎华的论证逻辑缜密，但并没有联系公文文体所独有的特点来谈王充的公文批评思想，换而言之，侯迎华认为王充所具有的公文批评思想一样可以看作是王充的文学批评思想。事实上，王充已经有了零散的文学思想，只是受士大夫文化所限制，他更多强调的是文学的实用功能。杨火枚的《王充<论衡>的文学批评观》从王充的概念范畴、文学创作论、文学批评标准展开，杨火枚将王充的批评标注总结为为世用的标准、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标准、审美的标准，是目前唯一一篇对王充的批评标准总结的文章。但杨火枚只是从整体意义上总结了王充的批评标准，未能从根源上对其标准作分析。基于对王充《论衡》文本的阅读，借助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是对王充“实”的文学批评观进行研究，先对《论衡》中“实”的内涵进行总结，进而指出王充“实”的文学批评标准，继而分析王充“实”的创作思想，最后总结王充《论衡》“实”的文学批评观对当今文学创作的启示。

一.王充“实”的内涵分析

提到王充之“实”，学者可能会误以为王充之“实”就是学界已有研究过的“真”。关于王充之“真”，孙宝妹最早提出了真实论，认为王充所说的真实指的是事、理、情三方面的真实[1]。而后蔡文静也将王充“真”的理论内涵分为事真、情真、理真三个方面[2]。田茉莉认为王充的“真美”观是实事求是，以真为美[3]。罗云霞认为王充的真，是合乎事实、不虚妄、不隐恶[4]。王充“实”的内涵固然有真实、实事求是的含义，但不止这两个层面的意思。

“实”，《说文》解释“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5]。《说文》将“实”解释为“富裕”。“实”字在《论衡》中出现了约289次。其“实”有如下意思：

1.事实、实际情况，如“如实论之，安得福佑乎？”[6]335

2.同样、一样，如“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6]1570

3.核实、证实，如“苟名一师之学，趋为教师，及时蚤饰，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6]1582

4.真实的，如“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无能名尧之德者，殆不实也。”[6]491

5.确实，如“传或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6]1463

6.充实、充分，如“《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国语》之辞以实。”[6]1632

7.实事求是，如“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非、斯同门，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为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6]1645

8.果实，如“夫华与实俱成者也，无华生实，物希有之。”[6]794

9.实体、实物，如“今先言尽出其腹实，内哀公之肝……”[6]462

10.代指道理、真情，如“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6]783

11.根据事实进行判断，如“夫实德化则周而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6]1106

除了以上意思，王充的“实”还包括实用的意思，王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但读者可以在其批评实践发现中。

二.王充“实”文学批评标准的分析

王充“实”内涵构成的两大部分，一是真实，二是实用。真实是其判断事物真伪的基础，实用是其文学批评标准的核心。《对作篇》“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用。故《论衡》者，所以銓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于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6]1654表明了王充创作《论衡》的目的是要权衡是非，确立标准。

（一）要有实际意义——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

王充作为一介士大夫，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一直萦绕在其心中，“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则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省略号为笔者所加）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也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6]1650（《对作篇》）王充认为作文不能妄作，作文的基本目标是对社会有益，终极目标是为政治服务。

王充认为作文的意义于国家层面而言，必须要起到颂主恢国的作用。王充在《佚文篇》中对“五文”的评价体现了他认为颂主恢国之于文章的重要性，“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其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今、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为上者。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6]1177五经六艺之文未能论发胸臆但是王充却将其将排在“五文”第二，是因为五经六艺之文有颂主恢国。诸子之文、上书奏记之文不如造论著说之文的原因是因为没有颂主恢国；讲究礼仪文饰之人只考虑了自己。

王充认为创作的实际意义之于社会而言，一是劝善惩恶，二是质解疑难，使得世人开心通意。王充在《佚文篇》中透露出他对于文章要求之一——能发挥文章的劝善惩恶之用。“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載，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溢，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于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6]1180王充认为文字具有传播的功能，这种功能鼓励人们行善，让人在行恶时有后顾之忧，能够间接地起着劝善惩恶的作用。此外，王充在《艺增篇》中总结了三种夸张，一是“经艺之增”，有其目的；二是“诸子之书，笔墨之文”；三是“蜚流传语”。在这三种夸张中，王充认为“经艺之增”虽然夸大了事实，但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必论之者，方言经艺之增与传语异也。经增非一，略举较著，令恍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6]483因为经艺之书还是起到了开通世人思想、质解疑难的作用。

王充认为，文章的实际意义之于作者自己而言是能够流芳千古。“立言”作为王充的人生目标之一贯彻在《论衡》全书中。王充曾在《自纪篇》中吐露出自己的追求，“偶合容说，身尊体佚，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扎，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言溶 而泉出，富材羡知，贵行尊志，体列于世，名传于千载，乃吾所谓异也。”[6]1710偶尔受到宠幸，身份显赫、生活安逸不是他所赞赏的，他所追求的是著文垂辞、名流千古。

（二）要实事求是——反对贵古贱今、文人相轻

《案书篇》将王充对已有著作的评价进行了集中收录。《案书篇》有载“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杨子云不能过也。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廻、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非、斯同门，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为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6]1645王充认为才能只有高低之分，没有古今之分，在反对世人贵古贱今、文人相轻时，以实事求是的批评标准对邹伯奇、袁太伯、袁文术、吴君高、周长生等非声名显赫之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并且赞扬了韩非、李斯、杨子云、侯铺子不“文人相轻”、不因作品出现的早晚而改变评价标准，不因为身份平庸、经历平凡而瞧不起对方的行为。

（三）要落实于众——情实文直，转虚为实

情实文直是王充对于文章语言的要求，这仍是出于对文章实用目的的需求。只有感情真实，文字直白，将事实、道理讲得浅显易懂，才会有广泛的受众面，才能更好地起到“普及教育”的作用，才能“有补于正”。王充在《自纪篇》中提出要根据受众的不同决定文之深浅，用“孔子失马于野，子贡妙称而怒，马圉谐说而懿”的例子指出“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的道理，强调为文要做到“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才能达到让读者产生“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6]1686的效果。

王充在《案书篇》评价公孙龙的《坚白》“析言剖直，务曲折之言，无道理之比较，无益于治。”[6]1634、齐三邹子之书“瀇洋无涯，岂文少验，多惊耳之言”[6]1634。王充认为这种创作没有实际感受、明确的主旨，只是玩弄文字，既没有用事实来验证虚实，又对政教没有利处，不能算的上是好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条标准是王充评价一部佳作时缺一不可的标准。王充“实”的批评标准实际上是以要求文章有实际意义为核心，实事求是、落实于众则是为了实现其现实意义而并行的两条辅线。

三.王充“实”批评观影响下的创作观

王充的“实”批评观影响了王充的创作观。王充的创作观有两个阶段的内容。为了创作能真实反映现实，在创作之前，王充要求作家要考订事实；为了能发挥文章对现实的影响作用，在创作之时，王充要求胸中要有眇思、保持作家的独立性；为了创作要发挥文章的教化作用，要求作者要表达清晰。

（一）创作前

1.作家要具备创作才能。

王充认为学识、才能是创作的基础。他在《书解篇》谈到“居不幽则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嚚顽之人，有幽室之思，虽无忧，不能著一字，盖人材有能，无有不暇。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著。有鸿材欲著而无起，细知以问而能记。”[6]1618王充认为如果是愚笨之人，即使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但还是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有具备才能、感触和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时，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2.作家要考之以心，效之以事。

“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是王充判断言、文是否真实的手段。王充在《对作篇》中提出“世间传书，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愤勇，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6]1661要求人们在谈论事物、发表看法之前就应该先用心思考，以事实来核对。

3.要有自己的真实感触。

王充在《超奇篇》提出“有根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6]783作者在心中产生了自己的独特感受，下笔才会流畅，这样文章才能表现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二）创作中

1.要有良好的创作环境。

一个好的环境能够直接影响创作，王充在《书解篇》就强调“居不幽则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6]1618如果创作环境不幽静，就会直接影响思维的展开，如果思维打不开，就不能做到文思泉涌，久之，灵感就会消失。

2.要有胸中之造。

王充在《书解篇》中提到，“夫禀天地之文，发于胸臆，岂为间作不暇日哉？感伪起妄，源流气烝。”[6]483文章是生于内心痛感虚妄，就像水源必须外流，热氣必然上升一样非写不可。但仅内心有感触是不能作出好文的，“以经明带徒聚众为贤乎？则夫经明，儒者是也。儒者，学之所为也。儒者学；学，儒矣。传先师之业，习口以说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6]1563（《定贤篇》）如果在心中没有自己的创见，那就不能判断论点是否正确。只有有自己的胸中之造，文章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才能成为佳作，即王充在《超奇篇》所说的“然应成纪前，无胸中之造，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己之才，不能成也。”[6]780

3.要保持作家的独立性。

从王充对虚文流俗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充对作家故意迎合读者进行创作的行为是持反对态度的。“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6]483王充在《艺增篇》指出世俗之人在论、述事情之时都喜欢夸大，认为只有把事情夸大，受众才会喜欢，但这种行为会导致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离奇，本来清楚明白的话变得自相矛盾。

4.表达要清晰。

在《论衡》一书中读者可以明确地感知到王充对文字的传播作用已经有了认识，不仅如此，王充还十分重视文章的表达，认为表达是否清晰对宣扬教化的效果有重要影响。“卿决疑讼，狱定疑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记，不肯明处，孰与剖破混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明其善以义其行；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6]1642王充在《案书篇》中批评狱吏时，要求作文表达要清晰，要褒扬则褒扬，要反对则反对，作文必须要主旨明晰。

王充《论衡》之“实”有丰富的内涵，就其对文章的批评标准而言，主要是以实用为核心，就其创作思想而言，主要是要求文章要“真实”以发挥文章的实用作用。“真实”和“实用”是王充“实”文学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真实”是王充评判文章是否符合逻辑的凭据，“实用”是王充文学批评标准的核心。王充对文章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都要有实际效用的要求，有助于唤起现代知识分子承担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的精神。王充要求实事求是，反对贵古贱今、文人相轻的批评标准，对于当今如何对待西方文化仍借鉴意义。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着涌入的西方文化，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不可贵西贱中；也要实事求是，不可谈西色变、闭关锁国，要将西方文化作为另一种思考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进行考证，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王充要求文章要落实于众的批评标准，对于当今某些“学院派批评”起着指引作用，只有表达明了，才能拥有更广泛的受众面，文学才能发挥其社会作用。王充“实”的创作思想之于当今，最重要的一点是“作家的独立性”。王充对作家独立性的要求，实际上与2014年习近平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要用艺术的观点来评判和鉴赏作品[7]相契合。文学有文学的特性，不为时代而转移，正如东汉时期王充要求作家不能为了迎合读者进行创作一样，当今时代，作家也不能为了迎合市场而扭曲文学本身的艺术属性。

参考文献

[1]孙宝妹.王充文学理论中的真实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2]蔡文静.论“真”范畴之美学意蕴与价值——王充美学思想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田茉莉.<论衡>真美观及其文学传承[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罗云霞.王充”真美“思想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5]（汉）许慎.说文解字.附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

[6]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335，1570，1582，491，1463，1632，1645，794，462，1106，1654，1650，1177，1180，1710，1645，1686，1634，1661，783，1618，780，1563，483，1642.

[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年10月.

注 释

[1]孙宝妹.王充文学理论中的真实论[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2]蔡文静.论“真”范畴之美学意蕴与价值——王充美学思想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3]田茉莉.<论衡>真美观及其文学传承[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罗云霞.王充”真美“思想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5]（汉）许慎.说文解字 附检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p150.

[6]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