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蓝的眼睛》的个体心理学分析

【摘要】《最蓝的眼睛》是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惨故事。佩科拉及其父母均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滋生了自卑情结。本文通过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理论对宝琳、乔利和佩科拉三人自卑情结的成因以及他们采取的补偿措施进行分析，进一步挖掘她们三人悲剧命运发生的必然性。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自卑情结；补偿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8-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8.004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2019）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1970）是莫里森创作的第一部作品。该小说的创作背景为20世纪40年代，小说以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布莱德拉夫的悲惨故事为主线。在当时的美国，白人文化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并形成了白人文化优越论，这使得黑人在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文化霸权。[1]佩科拉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当时许多美国黑人的生活缩影。佩科拉的家庭一片混乱，母亲宝琳向往白人的高贵生活，漠视自己家庭，父亲乔利酗酒、放荡，夫妻两人常常大打出手，哥哥萨米为此经常离家出走。佩科拉一直忍受着家庭的冷漠和来自社会各方的歧视，她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认为蓝色的眼睛能让她在这黑暗压抑的生存环境得到救赎。但是幸运从未降临，佩科拉在11岁时被醉酒的父亲侵犯，怀孕后孩子早夭。佩科拉最后精神失常，她在幻想中拥有漂亮的蓝色眼睛。本文试图从个体心理学理论视角，对宝琳、乔利和佩科拉三人的进行分析，挖掘佩科拉一家悲剧发生的必然性。

个体心理学理论由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创立。在阿德勒看来自卑感本身并不可怕，每个人都有自卑感，也正是自卑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但是当人长期处于压抑的环境以及否定自我的状态时，就会形成自卑情结。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一书中指出，“一个人面对自己法适应或妥善处理的问题时，明确表示自己无法解决该问题，即为自卑情结……自卑感总会带来紧张感，同时也会带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性行为。”[2]51对于自卑的补偿也有成功与失败之分。成功的补偿是用直接、实际而完美的方法摆脱自卑感，优化身边的环境。而失败的补偿所采取的方法不是克服困难，因此导致自卑的环境没有改变，问题也依旧存在。[2]50宝琳、乔利与佩科拉都因种种原因滋生了自卑情结，为争取优越感，他们进行了许多补偿，但基本都是失败的补偿，他们最终也未能超越自卑。

二、宝琳的自卑情结

宝琳自卑情结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其幼年时期。宝琳在家中十一个兄弟姊妹中排第九个，且她自幼就是家中最受忽视的一个，兄弟姐妹中只有宝琳没有绰号。宝琳在两岁时被一枚生锈的铁钉刺穿了脚，但是家人对她的伤毫不关心。宝琳因此落下了残疾，虽然她的跛脚并不严重，但家人的漠视与身体的残缺让宝琳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之中，“她抬起那只跛脚的样子总像是在从威胁着要把它吸进去的小漩涡里往外拔。”[3]117阿德勒表示，“残疾的确造成了许多困难，但这些困难绝不是不可克服的，如果心灵积极应对，努力训练身体克服困难，那么这个人也可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成功。”[2]34宝琳面对身体缺陷的态度并不积极，她并没有试图提高自己能力来弥补跛脚的不足，反而陷入了自我否定之中，她把自己在家庭中遭受漠视的原因都归咎于自己的跛脚。因为被漠视，所以宝琳渴望被爱，渴望得到关注。宝琳逐渐长大，父母需要出门工作，哥哥姐姐们也相继离开了家，宝琳成为家中最大的孩子，操持家务和照料弟妹成了她的工作。宝琳热爱这份工作，因为它能带给宝琳被需要和肯定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宝琳的自卑感。此外，乔利的到来让宝琳感受到了他一直渴望的爱与关注。乔利会与宝琳调情，且他不会看不起宝琳的跛脚，反而“把它当成了某种别致甚至可爱的东西。”[3]123在乔利面前，宝琳甚至觉得她的跛脚都成了某种资本，而不是负担。爱情让宝琳获得巨大的优越感，但是建立在感情寄托上的优越感并不稳定，一旦感情出现问题，这份优越感也会随之消失。

婚后宝琳与乔利来到了北方俄亥俄州的洛林。乔利每日出门工作后，家中便只剩下宝琳一个人，这让她觉得更加孤独。在这里，无论是白人还是有色人种对宝琳都十分并不友好。白人歧视她，身边的黑人妇女也嘲讽她的口音和土气的打扮，唯一可以依靠的乔利也开始排斥她的依赖，宝琳的自卑感在孤独和歧视中逐渐加重。宝琳开始学着化妆、打扮，她想通过改变自己的外在来减轻自卑感。但是宝琳不断购物的行为引起了乔利的不满，金钱让她们的矛盾逐渐加深，她和乔利开始经常争吵、打架。宝琳又试图从电影中寻求慰藉，电影中白人的生活深深吸引了宝琳，白人文化对宝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她开始用白人的审美观念来审视自己的外貌，并对自己的黑人特征产生了厌恶。宝琳模仿杂志中电影明星的发型，想让自己变得美丽，对美貌的幻想让她获得了一丝优越感。但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她的门牙掉了一颗，缺了一颗门牙的她更加不符合白人审美中的“美丽”形象了，她也因此失去了追求美的信心。宝琳在一次次失败的补偿中变得更加自卑。在医院生下了生第二个孩子，因为她是黑人，医生将她的生产过程比作下马驹儿，肆意的嘲笑她，而面对白人孕妇时，医生却态度有礼，在这份屈辱中宝琳对自己的黑人身份更加排斥，也因此她更加渴望白人的生活。她开始在自己的工作中寻求优越感。宝琳在一个有钱的白人家庭中做女仆，在这里，宝琳得到了她渴望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主人家开阔的厨房、溫馨的卧室、精致的家具满足了宝琳的幻想。她将主家打理得井井有条，经常地得到主家的赞美，甚至得到了她幼时一直希望拥有的昵称——波丽。在为自己家购物时，她只会得到店员们的羞辱，但是在为主家采买时，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工作成了宝琳生活的全部意义，她完全忽视了自己的家庭，对儿女漠不关心，这也促使了最终悲剧的发生。工作带给了宝琳优越感，但是并没能改变宝琳的真实处境。宝琳无法正视自己的黑人身份，并试图通过推崇白人文化而获得社会认同，最终的结果只是陷入身份迷失之中，无法超越自卑。

三、乔利的自卑情结

乔利是一个既可憎又可悲的人物，他是造成佩科拉悲剧的直接推手，但同时又是家庭创伤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乔利出生不久就成了“被抛弃的孩子”，他的母亲未婚先孕，并在他出生第四天就将他遗弃在了垃圾堆上，是姨婆发现并救回了他。在乔利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一直处于缺席状态，而姨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亲的身份。父亲的缺失使他对这一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幻想。不幸的是，在乔利十三岁那年，唯一给予他温暖与关怀的姨婆也病逝了。乔利在姨婆葬礼那天和达琳娜发生了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被两个白人发现，并被迫在那两个白人的注视下继续。这次性经历带给乔利带来了更深的自卑感。葬礼结束后，孑然一身的乔利突然陷入到了恐惧之中，他开始害怕达莲娜会怀孕，在不知所措时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他决定像他的父亲一样逃离这个地方。乔利幻想中的父亲是个巨人般的男子汉，但事实上，在他找到父亲时，看到的是一个矮小、有着一块秃斑的混混模样的男人。在他试图与父亲相认时，那个男人却忙着赌博而懒得搭理他，还把他当作催债人赶走了。幻想中的父亲形象在乔利心中骤然轰塌了。此后，无牵无挂的乔利进入了一种不惧生死、无所畏惧的自由状态，他自由的发泄自己的各种情绪，做着各种事，他甚至杀了三个白人。在这种状态下，乔利觉得自己如上帝般的无所不能，这给乔利带了巨大的优越感。但随后与宝琳的婚姻将这种优越感击碎了，乔利发现他并非无所不能，他无法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满足不了妻子的需求。在拥有孩子之后，乔利对新的家庭结构更加无所适从。乔利从未拥有过正常的亲子关系，这导致他完全无法适应父亲这个身份，他不知道该如何去抚养自己的孩子，也并未尝试去学习如何做一位合格的父亲。无能为力的感觉加深了乔利的自卑感，也致使他做出了无法换回的错事——他强暴了他的女儿。乔利给予了佩科拉畸形的爱，试图以此来补偿自己作为父亲的愧疚感与自卑感，但是很明显，乔利的行为只是让他和佩科拉共同走向毁灭的结局。

“个体心理学认为，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归类于三个主要问题的范畴内——职业问题、社交问题及两性问题。”[2]6乔利在面对这三个问题时明显表现得非常失败。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乔利无法负担起家庭的开支，他在被工厂裁员后并没有积极地求职，而是一味沉溺于酗酒。在与妻子的关系上，乔利总是与宝琳打架，他试图通过暴力来压制妻子宝琳，以获取优越感。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中指出，婚姻中婚姻双方是合作伙伴式的关系，因此不存在谁统治谁。[2]136乔利想用暴力统治妻子，这完全无法解决两人的矛盾，只会导致他们的关系持续恶化。在社交问题上，根本无人愿意与乔利交往。乔利的名声在小镇烂透了，尤其是在他烧了自家的房子后，他在众人眼中的形象成了“与牲畜为伍，成了货真价实的老狗、毒蛇、耗子一样的黑鬼。”[3]23乔利的生活中职业、社交与婚姻全都是一团乱麻，乔利的自卑感在生活的失败和打击中不断加重。乔利通过放荡的生活、酗酒以及向弱小者施暴来寻找优越感，但是这种优越感只能麻痹他精神。乔利的行为最终只是给他自己以及他的家人带来更深的伤害，死亡是他必然的结局。

四、佩科拉的自卑情结

佩科拉生长在畸形的家庭中，她的父母从未给予她正面的影响。母亲忽视家庭，父亲酗酒暴躁。父母经常打架，面对二人的冲突，哥哥萨米“往往会咒骂片刻，或者索性离家出走，抑或自己也投入战斗。”[3]48但是受制于性别和年龄，佩科拉只能选择忍耐，努力地降低自己的存在，在幻想中让自己的身体“消失”。在这糟糕的家庭环境中，母亲宝琳对佩科拉的影响最大。阿德勒认为，母亲在孩子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她们是孩子通往社会的第一座桥梁。“母亲扮演何种角色在幼儿的认知发展、人格形成、自我概念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4]宝琳深受白主流人文化影响，她将这种文化灌输给了佩科拉。在当时的白人审美中，肤色黝黑的佩科拉丑陋无比，于是佩科拉从出生时就披上了“丑陋”的外衣。母亲宝琳的身份迷失也使得佩科拉迷失了身份。母亲的冷漠带给佩科拉巨大的心灵创伤和自卑感，相较于自己的亲生女儿，宝琳更喜欢白人雇主家的金发小女孩。白人小女孩可以亲昵地叫宝琳的昵称，佩科拉却只能称呼她为布里德洛夫人。当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宝琳雇主家的熱果浆，并被吓到尖叫时，宝琳立刻殴打并辱骂她，转身却柔声的安慰被吓哭的小女孩。在被父亲强暴后，母亲也没有给予她关爱与帮助，反而又一次殴打了她。除了母亲的否定，佩科拉还深受社会歧视的影响，她身边的总是充斥着厌恶的眼神。在杂货店买糖时，白人老板收钱时嫌弃地不想触碰到她。在学校中，老师和同学都不理睬她，她是班上唯一没有同桌的学生，男同学们甚至会胡诌打油诗来侮辱她。在持续的否定中，佩科拉深陷自卑，她渴望得到肯定。

佩科拉将自己遭遇的所有不幸都归因于自己“丑陋”的外表。她厌恶自己黑的皮肤，觉得“正是这身黑皮肤制造了白人眼睛里那带有嫌恶棱角的虚无”[3]54。她深信只要自己能够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切都会变得不同。蓝色的眼睛成了佩科拉的执念，她对糖纸上玛丽琴的头像十分着迷，漂亮的玛丽琴就是她渴望的形象。她喜欢吃玛丽琴糖，她觉得“吃了糖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琴，爱上玛丽琴，变成玛丽琴”[3]56。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正是她自卑情结的体现。为了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佩科拉每晚都会进行祷告，最后她还去找了皂头牧师，希望他能将她的眼睛变成蓝色，但是皂头牧师却利用她杀死了房东的狗。佩科拉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对她充满了恶意，她无法深受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最终陷入了精神幻想之中，她在幻想中拥有了最蓝的眼睛。佩科拉对于优越感的追求一直建立在错误的认知之上，她的补偿是失败的补偿。当佩科拉否认自己的种族身份，为追求社会认同将自己置身于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状态——拥有最蓝的眼睛，为白人审美所奴役时，这便注定了她无法实现超越。

五、结语

从个体心理学视角分析《最蓝的眼睛》，佩科拉及其父母均在自卑情结中采取了消极的补偿，最终都走向毁灭——宝琳身份迷失，乔利死亡，佩科拉陷入疯癫。受原生家庭影响，宝琳渴望被爱而乔利又不知道如何去爱，两个矛盾的人结合却又不愿为对方做出改变，因此他们的婚姻在短暂的甜蜜后就变得满目疮痍，这也导致佩科拉生长在一个畸形的家庭环境中。身为黑人，社会歧视和文化冲击更是这个家庭中的两代人都深陷自卑感之中，而这种自卑感是当时美国黑人普遍拥有的，是在白人文化侵蚀下逐渐累积起来的种族自卑感。宝琳和佩科拉都试图通过剥离自己的黑人性来追求认同，但是很明显，这并不能改变她们处境，她们只是用优越感麻痹自己，因此难以实现超越。与之相较，本书的叙述者克劳迪亚及其家人保持乐观、善良的品格，在白人的文化冲击中仍然坚守黑人文化，在歧视中依然学会欣赏自己的“美”，坚守本心，爱自己也爱家人，这才是积极的补偿。面对自卑，不应该以消极的态度持续地对自我进行否定，应该以超越困难为目标，坚守自我，增强自己的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

参考文献：

[1]周丽杰.从《最蓝的眼睛》追寻黑人文化之根[J].作家，2014，（16）：131-132.

[2]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韩阳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3]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M].杨向荣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

[4]张岚.自卑与超越：美国少数族裔个体心理学解读——以《最蓝的眼睛》《喜福会》为例[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02）：60-64.

作者简介：

汪珂鑫，女，汉族，河南洛阳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