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摄影

顾明远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教育系学习，有一门课是电化教育。每周一节，上课地点是师大二院，即原女高师的旧址，现在的鲁迅中学。教师是廖永昌，教我们摄影、冲洗胶卷、洗印照片、做幻灯片、放电影。1951年，我到苏联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那里没有电化教育课。我由于爱好，省吃俭用，在第二年买了一架徕卡式费特牌相机，开始摄影。但是学校没有暗房，怎么办？

这里就要说一说我们在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生活条件了。当时，我们住在离学校两站路的乌萨乔夫街宿舍，主要是为留学生安排的，也有少数苏联同学。宿舍每间屋子住4个同学。我记得第一年同屋的有俄罗斯同学伊万诺夫、朝鲜同学李在生，还有一位蒙古同学，忘了他的名字，他们是高年级的同学。每间屋子中央有一张大桌子供四个同学使用。宿舍是公寓式，物业提供住宿用具，一条毛毯、二条被单，每两周会来换一次。

当时，我想到那张大桌子可以利用。于是我请同学帮忙，用床单把桌子围了起来。桌子下面就成了暗房，我猫在里面冲洗胶卷。用到廖老师教我们的技能，如何显影、如何定影。在北师大学习的都是手工操作，两只手提着胶片两头在显影水、清洗水、定影水里来回冲洗，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胶卷洗出来了。后来才知道苏联早已有冲洗胶卷的工具，于是去买了一套，就不用猫在桌子底下了。

徕卡式相机用135胶卷，胶片是很小的，照片要放大，也需暗房，这可无法在桌子底下操作了。想了一个办法，房间门口一边有一块小空间，也用床单挂起来，就在里面放印照片。可见当时摄影条件是很简陋的。

当年还没有自动照相机，摄影时要协调好焦距、光圈、速度。焦距要目测摄象与摄影者的距离，即对焦。光圈与速度要配合恰当，才能摄出理想的照片。照天空的云彩，有时要用黄色的滤光片。摄影首先要选好对象，是摄风景，还是摄人物，就要看摄影者的眼光了。所以摄影既是一项技术活，又是一项艺术创作。我当然不是摄影家，谈不上什么艺术创作，只是记录一些学习和生活的场景，但也需要有点技术和艺术眼光。有一次宿舍同學间自发组织一次摄影展览，请了一位苏联塔斯社摄影记者来评选。我送选的一张照片是莫斯科民众排队参观当时中国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举办的中国展览。中国式的琉璃瓦展览大门，上面飘扬着五星红旗，门口参观的人群排成长龙。这张照片竟然被评为最佳作品。但我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的很少。比较满意的是一张莫斯科大学的夜景。1953年，莫斯科大学新主楼在列宁山上落成，是一座高达240米、占地几十万平方米的宏大建筑。至今仍是欧洲最高的教学大楼。我住的乌萨乔夫街宿舍刚好在列宁山脚下不远处。一天晚上散步，看到列宁山上灯火辉煌的宏伟大厦，情不自禁地拿起相机照起来，没有用摄影架，徒手用了最大的光圈、2秒的速度，居然把莫斯科大学的夜景照了下来。

拍摄人像的要求更高，不仅要选好对象的姿态、表情、角度，还要精准地判断光的强度、照射的角度。黑白相机最大的特点是要在黑白两色之间照出层次来。我不喜欢用闪光灯，当年用闪光灯也很麻烦，另有一套设备。摄人像一般不能用正面直射的光，光线太强，照不出层次来。我试了多次，只有少数较为满意。

1954年暑假，俄罗斯高教部组织留学生旅游，我们200多人，主要是中国留学生，有个别的外国留学生，坐上一艘游轮沿伏尔加河到黑海边的阿斯特拉罕，来回行程20天，沿路参观了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二战战场，列宁（乌里扬诺夫）、高尔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故居等地。我是留学生会的干部，是队伍的指挥，也成了队伍的摄影师。这种群众场面的摄影又与一般摄影不同，需要选好场景，抓好时机抓拍。有时对象距离拉得太长，不容易聚焦。但我曾摄了一支长的队伍，效果还可以。

20世纪50年代已有彩色摄影。我买了一套冲洗彩照的设备，但冲洗的程序很复杂，我试验几次都不太成功。回国后我把它送给了喜爱摄影的海婴。后来彩照的技术发展很快，手工操作的设备也就用不着了。而且我发现海婴也喜爱黑白照相机。回国以后，我就把家里洗手间做暗房洗印照片，把照片贴在桌子的玻璃片板上曝光。不久以后，自动相机、数码相机出现，一切都自动化、电子化了。现在大家都可以用手机摄像了。但我始终觉得用手动的黑白照相机摄影较为有趣。

摄影是既花钱又花时间的活动。自动相机出现以后我就不再搞摄影了。但有时也用相机和手机留点纪念，偶尔也会有点收获，如2016年在黄山用手机摄的梦笔峰，有点水墨画的味道，自我欣赏吧。

2023年6月14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