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

飞廉 唐不遇

1.缘何写诗？

飞廉：这大概跟我出生在颍河边，跟我故园所在的那根纬线（北纬33度），跟我母亲的蓝头巾和剪作鞋样的半本《红楼梦》，跟我少年时代热爱的李白和柳永，跟我1998年结识肖向云……密切相关。写了20多年诗，我更倾向于写诗是一种必然，甚至是命中注定，正是这种必然推动我继续写下去，去效法那些伟大的古典诗人，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唐不遇：我的诗歌练习始于中学时代。可以说，这是一个偶然接触文学的稚嫩少年的一次偶然尝试。而这次偶然性的尝试，就如同情窦初开一般，一下子让我坠入一种漫长的苦恋。而这种漫长的苦恋，又大抵是一个孤独自卑的少年的单相思，懵懂、稚嫩，热烈、盲目，充满了不自觉的冲动和激情，充满了渴望带来的痛苦和甜蜜。直到很久以后，我的写作开始慢慢成熟，就像开始有了真正的恋爱，也品尝了恋爱带来的甜蜜和幸福，这甜蜜和幸福已经多于失败和痛苦。即使遇到了失败，也因恋人那默契的支持，能带来重生的力量。如今，结婚多年，写作已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需要。我不希望它再掀起多大的波澜，而希望它带给我平静。

2.你的诗观是什么？

飞廉：塞外草白，独王昭君墓上的草色是青的。我一直致力于构筑一座诗的“青冢”，闪耀汉诗固有的青色。

唐不遇：我相信古人所说的，功夫在诗外。我也赞同米沃什对诗歌的定义：“诗是对真实的热情追求。”此刻，我还相信我所说的：诗不来自眼睛，也不来自耳朵，而仅仅来自于手。写吧，诗人。

3.故乡和童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飞廉：我这个离乡快30年的游子，对故乡依然怀有《古诗十九首》式的深情，尽管走在故乡的街头“天荒地老无人识”，尽管曾经热爱的很多美好的东西不复存在；对我来说，颍河四千年的长流就意味着永恒，就意味着故乡永在。古训“三岁看大”，童年对我们的一生起着决定意义，决定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写怎样的诗。童年时，半夜醒来，听到母亲在西屋织布，窗外满天繁星；秋收过后，母亲牵牛，父亲扶犁，大哥撒化肥，我照看三弟坐在田头，一家人在晴朗的早晨耕地；对今天的我来说，写诗就是织布，就是耕地，就是站在颍河千年不绝的流水里……

唐不遇：自从18岁离开故乡之后，我很少回去，也很少生出思念之情。而作为一个诗人，我又努力创造我的故乡，这让我感到幸运。南方有一种生命力强劲的树——榕树，它可以垂下无数气根，那些弱小的气根一旦接触土壤，就立即迅速生长，让它得以自我繁衍、独木成林。语言就是我的气根，让我在漫长的岁月里，寻找每一块诗歌生长的土壤。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宣称，我已经掌握了独木成林的秘诀。

4.诗歌和时代有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与对应关系？

飞廉：潘维兄在一次评论我的诗时说，飞廉“有非常独特的诗学观，我可以这样认为，他只是他自己的同时代人，这体现了他的力量”。我知道，他这是善意的提醒。事实上，正像万物按重力法则运转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挣脱不了时代的万有引力，一个严肃诗人的作品也一定处处带着时代的烙印。“杜诗里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杜甫诗里的自然，都是他亲身所历、亲目所睹，同时又往往和他的思想感情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混为一体。”冯至先生以杜甫为例（并非特例），很好地说明了诗人作品与时代的关联。

唐不遇：诗不可避免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因为诗人与生活都受到时代的裹挟；而诗对时代的影响却微乎其微。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诗，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只有在特定的时代，诗人才有希望成为英雄，影响时代。诗人注定是时代的影子，只能寄望于将来，时代这具肉身死去，而影子成为灵魂幸存。诗是敏感的，真正的诗人都是有赤子之心、有良知的人。无论身处怎样的时代，诗人都无法回避时代，无论他是勇敢还是懦弱，只要他在处理与语言、与生活的关系，就是在处理与时代的关系。他所要做的，就是发掘他的诗歌，让它变得日益深广。

5.对于当下的诗歌创作，你的困惑是什么？

飞廉：对于我个人当下的诗歌创作，我的困惑是如何避免“江郎才尽”，如何生发不断写下去的力量，如何“中年变法”甚至“衰年变法”？

唐不遇：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对诗歌最大的困惑，来自于我对生活的困惑——诗歌应该表现出应有的智慧，而智慧却离我尚远。在此，我愿意分享我近年写下的一首诗《一半》：“年近不惑，我的头发/白了一半。朋友消失了一半。/我的诗也删去了一半。/我一个人站在这半山腰上/捡起半块石头，用力扔向山谷，/像扔出剩下的半点迷惑。/我看它画着弧线，像夕阳/落在暮色的淤泥里，/溅起一只漆黑的鸟儿。/然后我走下山去，/没有了影子，仿佛半个人，/背后是刚刚升起的半个月亮。”

6.经验和想象，哪一个更重要？

飞廉：经验和想象，同等重要。“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古老的高加索故事，其中一部分是我亲眼目睹的，一部分是从目击者那里听来的，一部分是我想象出来的。现在我就根据回忆和想象编成下面这个故事。”就这样，经验和想象熔铸为一，托尔斯泰完成了伟大的《哈吉穆拉特》。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写诗远非自我表现，更多时候是想象和虚构；诗要抵达真实，经验的真实，想象力的真实，修辞上的真实，当你从虚无中把一块温暖或冰凉的石头铿然放到书桌上，如释重负，一首诗就完成了。韩愈名篇《听颖师弹琴》，过于想象，过于比喻，缺少现实（经验）的真切。当时代远去，经验无异于想象，《西游记》也正是《水浒传》。

唐不遇：经验和想象是不可割裂的。对于一个现代诗人来说，“诗是经验”已经成为常识。而作为想象艺术的国王，诗怎么能离开想象呢？即使是一首对日常生活进行简单白描的诗，想象也在其中发生关键的作用。

7.诗歌不能承受之轻，还是诗歌不能承受之重？

飞廉：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布罗茨基的一句诗：“涅瓦河面已溢满平庸，承受不起再多一个倒影。”诗歌只是我们承受人生的一种方式而已。

唐不遇：有一段时期，我常会在写作时生出一种虚无感，这是不是一种诗歌之轻？

8.你心中好诗的标准是什么？

飞廉：简洁，准确，神秘，平淡而山高水深。

唐不遇：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喜欢新颖、简洁的诗，语言鲜活、明晰、精确、朴素，有崭新的视角，有真實的情感，有触动人的意象和表达。最好是大巧若拙，言有尽而意无穷。

9.从哪里可以找到崭新的汉语？

飞廉：我不知道。就像雨后新月很美，可惜再也想不出新词来描绘，一代代人，为之穷尽了修辞和想象。

唐不遇：从当下。

10.诗歌的功效是什么？

飞廉：写诗之无用，正如磨砖作镜、积雪为粮。然而“磨砖”“积雪”足以消遣无涯之人生。

唐不遇：我们都熟知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是无限的。这就像在沙中写字，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并获得新生。”我相信，诗歌的确有一种“无用之用”，足以慰藉人心。这也是我能够继续写诗的理由。

11.你认为当下哪一类诗歌需要警惕或反对？

飞廉：为发表而写的诗。

唐不遇：那种表面看来高级，实际上装神弄鬼的诗歌。